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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头质疑法律不完善，
牵头撰写《自然保护地法》草案，
奔波一年在今年两会得到13个省份
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她要保护的不只是野生动物，
而是整个生态环境。
一头雌虎正常生存需要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连续18头雌虎组成的稳定种群就要接近1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区域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保护法，那兽类之王的家族在人类狩猎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面前只能坐等崩塌瓦解。保护这些动物的命运也是我牵头撰写《自然保护地法》草案的初衷。” 解焱说。
守住中国生态安全底线
解焱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前中国项目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的她正忙得不可开交。3月3 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而为了使自己所牵头撰写的《自然保护地法》草案能够通过，她已经在外奔波了整整一年，最终在今年两会期间，该法律草案得到了来自13个省份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对于普通人来说，觉得这可能没有什么，因为两会正是各个代表提出提案的时候。可解焱本身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她所提出的这个草案其实是在质疑去年两会上由国务院法制办所提出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当时该法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外行看来，立法是好事一件，而解焱等专家却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作为我国自然保护方面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自然遗产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只包括了保护地的前两种：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并且排除了地方性的保护区，只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就是说，对于如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以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其他保护地类型没有涉及，剩下的7000多个保护地将无法可依。
“这样的分割保护是对自然规律的不尊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解焱说。
自然保护区保护不力，首先遭殃的就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是一个方面，非法捕猎更是直接威胁野生动物生存。此外，湿地经济利用价值高，最易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
《自然遗产保护法》的问题很多，对它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也有很多，但苦于没有带头人，这时性格豪爽的解焱当仁不让地担起了这个责任。“我们四川人平时可能是谨小慎微的，但到了危急关头，却又都是行侠仗义的。目前我国的生态底线就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解焱对记者说。不过，她强调，自己并不是完全反对，而是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法律出现。
“去年9月份，我牵头找了260多个专家，其中包括7位院士，一起建议对《自然遗产保护法》做重大修改。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然遗产保护法》被延迟审议了，这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关系。”解焱告诉记者。
其实，《自然保护地法》不是面向她的老本行——动物保护，而是针对中国最基本的生态安全底线。今年初，整个中东部地区都被雾霾覆盖。从根源上讲，这与中东部自然保护地覆盖率小有很大关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我国自然保护区不少，但是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它们大多集中在西部、北部。而在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多的中东部，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覆盖率不足5%，对保护地的投入也很小，这些都是保护力度弱的表现。谈及此，解焱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重。
“这些地区人口众多，保护地圈起来不让人进入是不可能的。一旦《自然保护地法》能够通过，国家可以根据保护严格程度和主要利用方式的不同，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严格保护类、栖息地/物种管理类、自然展示类、限制利用类共四类。保护地会允许一定量的捕捞、养殖，但是不能使用农药、化肥等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工具及物资。”
而这一年来为了让《自然保护地法》这部法律更加科学实用，解焱发起成立了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经过大量的保护地实地调研、研讨会和网络调研，在来自全国环保、生物、法律等领域的100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研究组终于起草完成了《自然保护地法》草案专家建议稿。
对于这部《自然保护地法》的前景，解焱乐观地表示，她希望每一个支持这部法律的省份都能提一个议案，今年开始进入调研阶段，起草正式草案，到2015年正式颁布。
从山村走出的动物学家
看得出，解焱的“野心”不小，《自然保护地法》要保护的可不只是野生动物，而是整个生态环境，也就是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就包括解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她出生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居住区，稍大点来到三苏故里眉山上小学，这都是自然环境极好的地方。那时，山上的小动物都是童年伙伴，周末她还时常采摘野果，从家走到学校经过的农田、河流也是她心中大自然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这些年家乡也遭到了破坏。当年清澈的溪流已很难看到，农田虽然还在，却已经被农药污染，周围的动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日渐稀少。回忆过去，让解焱不得不再次感慨“生态系统保护确实没跟上啊。”
家乡环境的破坏，是她走上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道路的根源。与不少久居城镇的人不同，生活在乡间的小解焱学到的是“与自然做朋友”。野外不干净、蚊子太讨厌了、蛇很危险……这些恐怕是城市小朋友接受的教育，难免对自然有所惧怕，站在对立面上，而解焱却体会到了自然的美好。
在家乡，她读到了一本终生受益的书：珍妮·古道尔的《我和大猩猩》。书中这位女动物学家对自然界无限的好奇以及充满传奇的野外经历，都引领着年少的解焱走向动物研究之路。有趣的是，当年的珍妮是读了杜立特写的动物故事书而痴迷这一领域的。
尤其难得的是，书中展示的并非单一的温情。珍妮发现大猩猩并非大众所认为的素食动物而是杂食的，吃野果外还爱吃动物，有时由于嫉妒，猩猩还会把其他猩猩的婴儿抢过来残忍地吃掉。这些很“残忍”的事实告诉解焱，生态系统自有其食物链，“以前欧洲缺乏食肉动物，鹿群数量激增，植被不堪重负。这些鹿也因为没有压力而肥胖、虚弱。直到引入狼群才解决问题。”解焱理性地告诉记者。 正是这份理性看待自然界的态度，让她离动物专业更近了一步。这其中，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她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上中学时她养了一只不吃不喝却活了1个多月的昆虫，就去问父亲。虽然父亲也答不出，却鼓励她的“研究”，还把这个问题寄到了《少年报》。至今想起《少年报》给她的回信，她还是有点小得意。
野外科考大有意义
对自然的热爱，家人的支持，解焱的科研之路还算顺当。按她的话说，“我今天的工作状态似乎17岁填高考志愿时就定了。那时，我的志愿是动物、地质、考古，都是希望到野外工作。”就这样，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说起来，野外科考多少还有些“性别歧视”，如今有的同行还是会优先挑选男学生。当然，解焱不会这样。在WCS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很多出色的女动物学家。在她看来，野外工作需要的不是想象中与野兽搏斗的体力，而是细心与耐心，不做危险的事，别让动物感到你的威胁，这些似乎女性更具优势。“当年，珍妮·古道尔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慢慢接触猩猩，跟它们同住同食，而不是一上去就制服它们。”解焱又讲起了前辈的经历。
在工作中，尤其是担任WCS中国项目主任的7年里，她野外科考的经历很多。在帕米尔高原、东北珲春、长江中下游，她长期与藏羚羊、东北虎、扬子鳄和斑鳖零距离接触，推动了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项目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有效开展。特别是她发起成立的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为有效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她依然遗憾“在野外工作的时间不够多”。科学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实验室工作多是从分子、遗传等微观角度出发，但是动物保护也需要宏观工作，这就离不开野外科考。“WCS不少同事都是每年有半年多的时间在野外。”她不无羡慕。
“有人把动物保护专家形容为‘穿着带泥巴的靴子在野外行走的研究者’，这还是挺准确的。”解焱说，“野外科考很多时候没有实验室里的现代设备，单凭罗盘、照相机、纸、笔这些简单工具进行工作，就能收集到动物保护的有用资料，希望今后二三十年能有更多野外科考机会，实现儿时从珍妮·古道尔书中得到的对大自然的感觉。”
保护动物多股“哲学”味
2012年，解焱辞去了WCS的职务。在这之前两年，她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每个人精力有限，怎么才能为保护野生动物做更多工作？比如那时她在珲春保护东北虎，就很难再有精力帮助其他地方的动物。因此，她重新回归动物学家的身份，就是不想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物种的保护，而是着力于整个中国的保护事业，凭着过去的经验，做些推动性工作，让更多人加入进来。这也就有了质疑不完善法律、牵头撰写更好法律的行为。
同时，她也更多地思考了一些“哲学”问题，比如面对自然生态我们用的是“改造”“建设”这样的词，而外国更多地说“生态恢复”“生态维护”，这其实就反映了“人工”与“自然”的不同。解焱娓娓道来，“我们习惯把其他生物都看做资源，中医就是建立在野外资源利用的基础上，‘这种动物有什么药用价值、是不是滋补、味道怎么样’成了人们对动物的第一印象。如此才有了冬虫夏草的过度挖掘，有了虎骨的非法买卖。”
可喜的是，近年来人们的意识已有改进。比如越来越多食客拒食鲨鱼翅，鱼翅交易量有所下降，更多的人意识到鱼翅只含有少量胶原蛋白，营养成分并不突出。
有了动物保护的意识，还要有正确方法。如今解焱也经常对公众做宣传，讲解怎么正确保护动物。“现在宠物种类很多，包括蛇、龟、虫子等野生动物，这必然导致野生动物的过度捕杀。而放生虽然充满爱心，却容易造成外来物种入侵，放生动物也难以适应新环境，前段时间后海放生鱼大量死亡就是如此。”因此，正确之道还是既不要过度捕杀也不要过度保护动物，应当让野生动物自由地生存在属于它们的家园，“自然的归自然，人类的归人类。”
牵头撰写《自然保护地法》草案，
奔波一年在今年两会得到13个省份
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她要保护的不只是野生动物，
而是整个生态环境。
一头雌虎正常生存需要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连续18头雌虎组成的稳定种群就要接近1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区域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保护法，那兽类之王的家族在人类狩猎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面前只能坐等崩塌瓦解。保护这些动物的命运也是我牵头撰写《自然保护地法》草案的初衷。” 解焱说。
守住中国生态安全底线
解焱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前中国项目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的她正忙得不可开交。3月3 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而为了使自己所牵头撰写的《自然保护地法》草案能够通过，她已经在外奔波了整整一年，最终在今年两会期间，该法律草案得到了来自13个省份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对于普通人来说，觉得这可能没有什么，因为两会正是各个代表提出提案的时候。可解焱本身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她所提出的这个草案其实是在质疑去年两会上由国务院法制办所提出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当时该法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外行看来，立法是好事一件，而解焱等专家却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作为我国自然保护方面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自然遗产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只包括了保护地的前两种：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并且排除了地方性的保护区，只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就是说，对于如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以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其他保护地类型没有涉及，剩下的7000多个保护地将无法可依。
“这样的分割保护是对自然规律的不尊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解焱说。
自然保护区保护不力，首先遭殃的就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是一个方面，非法捕猎更是直接威胁野生动物生存。此外，湿地经济利用价值高，最易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
《自然遗产保护法》的问题很多，对它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也有很多，但苦于没有带头人，这时性格豪爽的解焱当仁不让地担起了这个责任。“我们四川人平时可能是谨小慎微的，但到了危急关头，却又都是行侠仗义的。目前我国的生态底线就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解焱对记者说。不过，她强调，自己并不是完全反对，而是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法律出现。
“去年9月份，我牵头找了260多个专家，其中包括7位院士，一起建议对《自然遗产保护法》做重大修改。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然遗产保护法》被延迟审议了，这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关系。”解焱告诉记者。
其实，《自然保护地法》不是面向她的老本行——动物保护，而是针对中国最基本的生态安全底线。今年初，整个中东部地区都被雾霾覆盖。从根源上讲，这与中东部自然保护地覆盖率小有很大关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我国自然保护区不少，但是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它们大多集中在西部、北部。而在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多的中东部，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覆盖率不足5%，对保护地的投入也很小，这些都是保护力度弱的表现。谈及此，解焱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重。
“这些地区人口众多，保护地圈起来不让人进入是不可能的。一旦《自然保护地法》能够通过，国家可以根据保护严格程度和主要利用方式的不同，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严格保护类、栖息地/物种管理类、自然展示类、限制利用类共四类。保护地会允许一定量的捕捞、养殖，但是不能使用农药、化肥等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工具及物资。”
而这一年来为了让《自然保护地法》这部法律更加科学实用，解焱发起成立了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经过大量的保护地实地调研、研讨会和网络调研，在来自全国环保、生物、法律等领域的100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研究组终于起草完成了《自然保护地法》草案专家建议稿。
对于这部《自然保护地法》的前景，解焱乐观地表示，她希望每一个支持这部法律的省份都能提一个议案，今年开始进入调研阶段，起草正式草案，到2015年正式颁布。
从山村走出的动物学家
看得出，解焱的“野心”不小，《自然保护地法》要保护的可不只是野生动物，而是整个生态环境，也就是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就包括解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她出生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居住区，稍大点来到三苏故里眉山上小学，这都是自然环境极好的地方。那时，山上的小动物都是童年伙伴，周末她还时常采摘野果，从家走到学校经过的农田、河流也是她心中大自然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这些年家乡也遭到了破坏。当年清澈的溪流已很难看到，农田虽然还在，却已经被农药污染，周围的动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日渐稀少。回忆过去，让解焱不得不再次感慨“生态系统保护确实没跟上啊。”
家乡环境的破坏，是她走上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道路的根源。与不少久居城镇的人不同，生活在乡间的小解焱学到的是“与自然做朋友”。野外不干净、蚊子太讨厌了、蛇很危险……这些恐怕是城市小朋友接受的教育，难免对自然有所惧怕，站在对立面上，而解焱却体会到了自然的美好。
在家乡，她读到了一本终生受益的书：珍妮·古道尔的《我和大猩猩》。书中这位女动物学家对自然界无限的好奇以及充满传奇的野外经历，都引领着年少的解焱走向动物研究之路。有趣的是，当年的珍妮是读了杜立特写的动物故事书而痴迷这一领域的。
尤其难得的是，书中展示的并非单一的温情。珍妮发现大猩猩并非大众所认为的素食动物而是杂食的，吃野果外还爱吃动物，有时由于嫉妒，猩猩还会把其他猩猩的婴儿抢过来残忍地吃掉。这些很“残忍”的事实告诉解焱，生态系统自有其食物链，“以前欧洲缺乏食肉动物，鹿群数量激增，植被不堪重负。这些鹿也因为没有压力而肥胖、虚弱。直到引入狼群才解决问题。”解焱理性地告诉记者。 正是这份理性看待自然界的态度，让她离动物专业更近了一步。这其中，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她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上中学时她养了一只不吃不喝却活了1个多月的昆虫，就去问父亲。虽然父亲也答不出，却鼓励她的“研究”，还把这个问题寄到了《少年报》。至今想起《少年报》给她的回信，她还是有点小得意。
野外科考大有意义
对自然的热爱，家人的支持，解焱的科研之路还算顺当。按她的话说，“我今天的工作状态似乎17岁填高考志愿时就定了。那时，我的志愿是动物、地质、考古，都是希望到野外工作。”就这样，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说起来，野外科考多少还有些“性别歧视”，如今有的同行还是会优先挑选男学生。当然，解焱不会这样。在WCS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很多出色的女动物学家。在她看来，野外工作需要的不是想象中与野兽搏斗的体力，而是细心与耐心，不做危险的事，别让动物感到你的威胁，这些似乎女性更具优势。“当年，珍妮·古道尔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慢慢接触猩猩，跟它们同住同食，而不是一上去就制服它们。”解焱又讲起了前辈的经历。
在工作中，尤其是担任WCS中国项目主任的7年里，她野外科考的经历很多。在帕米尔高原、东北珲春、长江中下游，她长期与藏羚羊、东北虎、扬子鳄和斑鳖零距离接触，推动了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项目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有效开展。特别是她发起成立的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为有效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她依然遗憾“在野外工作的时间不够多”。科学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实验室工作多是从分子、遗传等微观角度出发，但是动物保护也需要宏观工作，这就离不开野外科考。“WCS不少同事都是每年有半年多的时间在野外。”她不无羡慕。
“有人把动物保护专家形容为‘穿着带泥巴的靴子在野外行走的研究者’，这还是挺准确的。”解焱说，“野外科考很多时候没有实验室里的现代设备，单凭罗盘、照相机、纸、笔这些简单工具进行工作，就能收集到动物保护的有用资料，希望今后二三十年能有更多野外科考机会，实现儿时从珍妮·古道尔书中得到的对大自然的感觉。”
保护动物多股“哲学”味
2012年，解焱辞去了WCS的职务。在这之前两年，她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每个人精力有限，怎么才能为保护野生动物做更多工作？比如那时她在珲春保护东北虎，就很难再有精力帮助其他地方的动物。因此，她重新回归动物学家的身份，就是不想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物种的保护，而是着力于整个中国的保护事业，凭着过去的经验，做些推动性工作，让更多人加入进来。这也就有了质疑不完善法律、牵头撰写更好法律的行为。
同时，她也更多地思考了一些“哲学”问题，比如面对自然生态我们用的是“改造”“建设”这样的词，而外国更多地说“生态恢复”“生态维护”，这其实就反映了“人工”与“自然”的不同。解焱娓娓道来，“我们习惯把其他生物都看做资源，中医就是建立在野外资源利用的基础上，‘这种动物有什么药用价值、是不是滋补、味道怎么样’成了人们对动物的第一印象。如此才有了冬虫夏草的过度挖掘，有了虎骨的非法买卖。”
可喜的是，近年来人们的意识已有改进。比如越来越多食客拒食鲨鱼翅，鱼翅交易量有所下降，更多的人意识到鱼翅只含有少量胶原蛋白，营养成分并不突出。
有了动物保护的意识，还要有正确方法。如今解焱也经常对公众做宣传，讲解怎么正确保护动物。“现在宠物种类很多，包括蛇、龟、虫子等野生动物，这必然导致野生动物的过度捕杀。而放生虽然充满爱心，却容易造成外来物种入侵，放生动物也难以适应新环境，前段时间后海放生鱼大量死亡就是如此。”因此，正确之道还是既不要过度捕杀也不要过度保护动物，应当让野生动物自由地生存在属于它们的家园，“自然的归自然，人类的归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