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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子善（1899-1969），又名沈六峰，我国现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曾任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主席。
沈子善先生祖籍江苏六合，世居南京。曾祖与祖父有功名，做过官，父亲还设过塾馆。家藏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与名人字画之丰厚，远近闻名。他从小耳濡目染，喜读书，爱写毛笔字。父母对他管教极严，除必读书籍和背诵诗文外，每日临池不辍。
沈子善先生中师毕业后当了两年小学老师，接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科，次年转入东南大学教育科，26岁时大学毕业。先生大学期间主攻教育学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中央政治学校、河南大学、第一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执教4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先生桃李天下，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沈子善先生作为教育学名教授在教学与学术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和声誉。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常国武先生曾称其为“享誉国内外的教育专家”。
沈子善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好翰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书宗“二王”，在帖学上溯源导流，挖掘既深，探索又远，故所得很多。其中对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赵孟頫手札用功最勤，正如他在临《十七帖》后所云：“右军草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势似奇而反正，意若断还连……虽临愈百通尚不能窥山阴之堂奥于万一。”仅临写《十七帖》就超过百余通，可见他在书法上花费的功夫。他在临孙过庭《书谱》时云：“右军草书无不多见，因辗转摹拓，真形已失。惟孙过庭《书谱》全法右军，草法笔致俱全。”“孙虔礼草书用笔专法右军，唐以后书家莫之及也。”若临摹不到千数百遍是无法有此体悟的。沈先生一生致力于孙过庭草书研究，建树极高，时人誉为“沈书谱”，行草书与沈尹默并称“二沈”。沈先生笔情墨韵，点画饱含学养，字格人格超出尘俗，给人一种虚和、纯真的书卷气味。
沈子善先生的书学理论在吸收古代优秀书学思想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创新，先后写出了《孙虔礼书谱序注释》《王羲之研究》《十七帖疏证》《中国书学论文索引》等论著。
沈子善还十分重视写字教学方法的研究，他认为“儿童学书，重在指导，指导得宜，不至走入歧途，而终身受用不尽。”新中国成立后，沈子善先生在大学教书仍心系基础教育，对中小学书法教育提出很多思考，《关于提高小学写字教学质量问题》《中小学的写字教学问题》《教师的文字书写》等一系列文章先后发表于1959年、1961年、1963年的《江苏教育》。沈子善先生于书法教育方面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后世影响极大，朱兴邦先生评价其是“现代书法教育的先驱”。
沈子善先生是一位教育学专家，又精通书法，所以书法课开得十分生动引人。他在教学中还强调练好毛笔字的必要，他认为：“就是不想成为一个书家，如果练一练毛笔字，对于写好钢笔字或是铅笔字、粉笔字都是有较大作用的。”他特别强调书法与人民教师的关系，认为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应用书法的地方很广泛，把字写得正确、美观、迅速，可以提高威信和工作效率。他认为语文教师学好书法尤其重要，美术教师“除一般性需要书法外，更需要利用书法基础画好画”。他认为教师以好的字展示在学生面前，可以从形式美达到内容美的教育价值。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人民教师还有“培养下一代学好书法的任务。”为了帮助学生练好书法，他更加注重碑帖临摹环节，指导学生学会读帖，从理论上把握碑帖的特点，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数十年来，经他指导的学生不计其数，后来成名的也很多，如赵绪成、尉天池、冯仲华、季伏昆、孙洵、王冬龄、王宜早、李百忍、齐昆等。
书学主张
1.学书可以从欧颜柳等唐楷入手，但尽量按各人自身条件选择拓本
沈子善先生认为，欧字笔力险劲瘦硬，奇巧间发，愈到晚年体例完备。其淳古处乃植根于篆隶，习此字者当审度本人资质，不必轻率为之。对于颜字，先生认为已是唐楷进入规范化的标志，一是因为颜字堂宇宽博，字划刚劲，不袭前迹而能挺然奇伟，与其气节、人品相契合；二是此体四平八稳，学者容易入手，故历代以此入门者最为常见。但不必每人皆仿《多宝塔碑》，亦可参照颜氏不同年龄的作品如《夫子庙堂记残碑》《东方朔画赞碑》等，找出异同为己所用。关于柳字盖其法虽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用笔结字之法略胜颜，虽健劲而势松，然绝不散，有一些北齐造像墓志遗韵。但无论你初步涉及哪一家，仅仅是入门途径，意欲“入室操戈”必须“上溯”。先生以为“上溯”不仅是提高品位，也是追寻源头。
2.竭力推崇《兰亭序》
沈子善先生明确无误地要求学生学王羲之。他认为上述诸家皆不同程度自王字入手，然后感悟其神采，实践于笔墨，方能自立门户。他竭力推崇《兰亭序》，有学子问学神龙本好，还是定武本好，他答曰：“皆精道又各有特色，悉心揣摩便有领会。”他曾在不少习作上题道“古人作书落笔一圆便圆到底，各成一种章法。《兰亭》用圆，《圣教》用方。正锋取劲，侧笔取妍。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并告诫学生侧笔不是不可用，而是要有分寸。他最反对学书法走“终南捷径”，即模仿今人。他说这样既无扎实功力，又会落入“依样画葫芦”的邪门旁道。
3.重视书法神韵
神韵又称气韵、神采。中国书画历来重视神韵问题。南齐时代杰出的评论家谢赫提出了中国画的六大准则——“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后来成为中国画的品评依据，其中“气韵生动”成为品评第一标准。沈子善先生非常重视书法的神韵。他在《学书捷要》中多处写到神韵，如“临写时不仅注意法书之用笔，尤须注意法书之神韵”“法书名帖，除临写外，宜时加观摩，始可得其神韵。”他在《怎样写毛笔字》中亦云：“要想把成篇的字写得好，除遵循上述各要点勤加练习外，还要从碑帖、名人法书中细心观察，多多揣摩、领会，日久自然能够学到写成篇字的气韵。如果不在这一方面下功夫，只是一个个字练习，绝不能写好成篇的字。” 总之，沈子善先生的书学观影响着先生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其中最能系统地体现他的书学理论的读物是《学书捷要》和《怎样写毛笔字》，这也是沈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集中代表。
书法教育主张
现代书法教育的开展有赖于具备现代书法教育观念。沈子善先生的书法教育观是全方位的，是颇具现代意识的：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既重视个体行为，又重视群体行为；既重视普及，又重视提高；既重视讲台教学，又重视师徒授受；既重视在基础教育阶段，又重视在高等教育阶段开展书法教育。
1.小学书法教育
沈先生在编辑《小学生应用写字范本》中说：“在抗战前与抗战后，我们要想找一套便于儿童学习而合乎教育原理的写字范本，其困难实为每一个小学老师，每一个儿童家长所深切感到的。子善从事教育研究近卅年，此一问题无日不在脑海中悬而未决。近年因主持中国书学研究会，一心提倡书法教育，益感此事之迫不及待，乃决心从事于小学写字范本之研究与编辑。”在范本的选取上，先生主张既要适合儿童学习，又要符合教育原理。先生认为：
（l）利用历代优良碑帖上之字迹，选取可以为儿童效法者，编为新范本；
（2）凡旧字帖上“帖写”字及“避讳省写”字，均为不正确之字，应一概不取；
（3）所选编之字，应顾及儿童之学习能力；
（4）儿童写字速率，依年俱进，故范本中之字数，亦应先少后多；
（5）易写之字，排在范本之前面，难写之字排在范本之后面；
（6）字体相近或笔画相似之字，宜设法排在一起；
（7）范本所选之字，其排列应依各种笔画之学习难易程度，排其先后；
（8）全部小学写字范本，应包括“笔顺”“影写”（即映写）“临写”（即仿写）“结构”等练习；
（9）小学生写字，除范本练习外，并应注意“执笔”“运腕”“写字姿势”“毛笔使用”及“用墨”“用砚”“选纸”等指导。
先生还特别注重小学写字教学方法研究，他认为：儿童学书重在指导，指导得宜，不致走入歧途，而终身受用不尽。他曾约请对书法有研究的小学教育专家共同探讨小学写字教学方法，同时亲自撰写《小学写字教学法》。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继续进行小学写字教学方法研究，并于1958年6月出版了小学写字教学研究专著《怎样教学写字》。
2.中等学校书法教育
沈先生在《学书捷要》里主张：“初中以上学生，除注意小字练习外，其书写能力可以深造者，宜就其笔姿相近，任择一体从事于大字及行书之练习。”他对中等学校书法教育要求是：在小学书法教育基础上的温故和提高。温故指执笔、运腕、毛笔之使用、墨之使用、纸之使用、砚之使用、写字之姿势；提高指写字之大小、写字之方法、选帖、学书宜忌要点。他主张：
（1）选临法书不可见异思迁，宜就笔姿及性情相近之优良碑帖，选择一种，作长时期之临写，始见功效；
（2）临写以前，宜晨夕观摩，悟其笔意点画，所谓“读帖”。学者宜切记“多读胜于多写”之秘诀。
关于选帖，先生主张：古来碑帖之多，浩如烟海，选择临摹，不可草率，因一堕歧途，则终身难返。至于草书、篆书、隶书，虽非一般学生所宜临写，但如学者感觉兴趣，亦不妨加意练习。
关于学书宜忌要点，先生主张：
（1）写字时须心气和平，聚精会神；
（2）写字须先求笔画平正，结构稳当，不可欹侧草率；
（3）写字必笔顺合法，毫无颠倒；
（4）写字不可或作或辍，更不可用力纷杂；
（5）写字不可求速，致失规矩；
（6）初学写字，宜用九宫格或米字格练习大字（或中字）正楷，用小字格练习小楷；
（7）写字不仅注意临摹法书，更须观察书家作书；
（8）历代碑帖，往往因时间较久剥蚀不清，学者宜选其字迹清爽，原形未失者临写；
（9）法书名帖，除临写外，宜时加观摩，始可得其神韵；
（10）写字忌俗，凡字有妇气、兵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酒肉气者，均谓之俗。
我是书痴不是官迷
沈子善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绝不攀附权贵而毕生教书治学，以弘扬民族书学为主业。他的子女们有如下的回忆：20世纪40年代，父亲在重庆筹建中国书学研究会和创办《书学》杂志期间，经人介绍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陈立夫等人。如果父亲有意仕途，这些人物无疑是绝好的靠山。可是父亲只和他们讨论书法，从不有求于他们。记得父亲有一次为发起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之事去拜访于右任，于右任丢下一屋子等候接见的官员，而与父亲海阔天空大谈书法，然后亲自送父亲离去。父亲感慨地对我们说：“幸亏我不是国民党官员，否则，我也得排着队等候他的接见。”父亲在大学时的同窗好友、抗战爆发前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的吴俊升，有意举荐父亲出任江西教育厅长，被父亲坚辞。他常常不无自负地说：“我是书痴，而不是官迷，振兴书法艺术才是我的正业。”
一件衬衫
为推进“中国书学研究会”的工作和《书学》杂志的刊行，沈子善先生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先后举办三次个人书法展，并将作品销售的全部款项作为杂志筹办基金。1946年重庆展览期间，当时读高中的长子南园随侍在侧，帮忙父亲照料书展，曾私下请求父亲准许在销售作品的收入中拿出一点钱买件衬衫，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并说，这些钱已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了。沈先生用自己办个展得来的几十万元支持书学事业，而不允许儿子买一件衬衫，真是无私奉献啊！相反，在当时却有不少人到处专空子，搞经营，大发“国难财”，与沈先生的敬业精神形成巨大的反差。先生曾幽默地说：“抗战胜利了，不少人发了国难财，携带大量金钱回家买地置产，我只带回几本《书学》杂志和书稿，由此落得一身清白。否则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成了地主和资本家了。”
画红圈
画红圈是书法教师批改作业常用的方法，可沈子善先生的画红圈，绝不限于一般意义的对某个字的肯定，而是体现出学书阶段性的要求、递进中的举措，并有着使学生入帖、出帖、创变，直至过渡到创作等丰富的内涵。但凡沈先生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是极意临之，着力于形似的字，极少能得到红圈。据尉天池回忆，当时他临王羲之《圣教序》送给沈先生批改，开始得到不少红圈，后来得的红圈反而少了，他问先生是不是自己退步了，沈先生答曰：“不算退步，是没有进步。关键是只注重写形，忽略了传神，多有意气不畅处。现在要多读胜于多临。思之，思之，自然知之。”尉天池反复揣摩老师的话，将《圣教序》中的楷书、草书字用行书笔法来写，并将有的行书字增加一些婉转连绵的笔法以增加行气，结果得的红圈大增，有的简直不像帖中的字，往往得到两个红圈，甚至三连环。沈先生问他：“何以圈得多了？”尉天池答道：“临帖不能抄帖，要理解加发挥，力求意连势全、神融气畅。”这时沈先生满意地笑了。他说：“这就对了，有如此体验，今后临帖就不难直入门径了。”
名落孙山
当今的“书法热”可谓盛极一时，各类“书法名人”大辞典和专集汗牛充栋。然而，曾为推进中国书法事业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一代书家名家、书法教育家沈子善先生却被久久湮灭，名不见典集经传。他的学生冯仲华先生曾回忆道：“记得数年前，一家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部书家《名典》，向我约稿。我当时郑重地向编辑提出应将沈子善先生入编《名典》的建议。结果《名典》出版了，众多的学生居然登榜入‘典’，而沈老师却‘名落孙山’了。事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殊觉悚愧。当时我不敢怀疑编辑者的‘孤陋寡闻’，猜想或许是出版社‘厚今薄古’，更注重活人的‘广告效应’，真可谓寓意深远啊！”
不忘初心
1934年春节前，苏州“正社”书画作品展来南京下关绣球公园公开展出，还给沈子善寄来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剪彩仪式。他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社团是吴湖帆、陈子清、叶恭绰、王同愈等人在苏州创立的，该社的宗旨是“切实研究艺术”。这个请柬对他来说一是震动，二是启发，促使沈子善想到，要在书法教育事业做出一些成绩，必须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等待一个良机方可成功。
沈子善先生祖籍江苏六合，世居南京。曾祖与祖父有功名，做过官，父亲还设过塾馆。家藏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与名人字画之丰厚，远近闻名。他从小耳濡目染，喜读书，爱写毛笔字。父母对他管教极严，除必读书籍和背诵诗文外，每日临池不辍。
沈子善先生中师毕业后当了两年小学老师，接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科，次年转入东南大学教育科，26岁时大学毕业。先生大学期间主攻教育学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中央政治学校、河南大学、第一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执教4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先生桃李天下，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沈子善先生作为教育学名教授在教学与学术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和声誉。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常国武先生曾称其为“享誉国内外的教育专家”。
沈子善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好翰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书宗“二王”，在帖学上溯源导流，挖掘既深，探索又远，故所得很多。其中对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赵孟頫手札用功最勤，正如他在临《十七帖》后所云：“右军草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势似奇而反正，意若断还连……虽临愈百通尚不能窥山阴之堂奥于万一。”仅临写《十七帖》就超过百余通，可见他在书法上花费的功夫。他在临孙过庭《书谱》时云：“右军草书无不多见，因辗转摹拓，真形已失。惟孙过庭《书谱》全法右军，草法笔致俱全。”“孙虔礼草书用笔专法右军，唐以后书家莫之及也。”若临摹不到千数百遍是无法有此体悟的。沈先生一生致力于孙过庭草书研究，建树极高，时人誉为“沈书谱”，行草书与沈尹默并称“二沈”。沈先生笔情墨韵，点画饱含学养，字格人格超出尘俗，给人一种虚和、纯真的书卷气味。
沈子善先生的书学理论在吸收古代优秀书学思想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创新，先后写出了《孙虔礼书谱序注释》《王羲之研究》《十七帖疏证》《中国书学论文索引》等论著。
沈子善还十分重视写字教学方法的研究，他认为“儿童学书，重在指导，指导得宜，不至走入歧途，而终身受用不尽。”新中国成立后，沈子善先生在大学教书仍心系基础教育，对中小学书法教育提出很多思考，《关于提高小学写字教学质量问题》《中小学的写字教学问题》《教师的文字书写》等一系列文章先后发表于1959年、1961年、1963年的《江苏教育》。沈子善先生于书法教育方面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后世影响极大，朱兴邦先生评价其是“现代书法教育的先驱”。
沈子善先生是一位教育学专家，又精通书法，所以书法课开得十分生动引人。他在教学中还强调练好毛笔字的必要，他认为：“就是不想成为一个书家，如果练一练毛笔字，对于写好钢笔字或是铅笔字、粉笔字都是有较大作用的。”他特别强调书法与人民教师的关系，认为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应用书法的地方很广泛，把字写得正确、美观、迅速，可以提高威信和工作效率。他认为语文教师学好书法尤其重要，美术教师“除一般性需要书法外，更需要利用书法基础画好画”。他认为教师以好的字展示在学生面前，可以从形式美达到内容美的教育价值。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人民教师还有“培养下一代学好书法的任务。”为了帮助学生练好书法，他更加注重碑帖临摹环节，指导学生学会读帖，从理论上把握碑帖的特点，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数十年来，经他指导的学生不计其数，后来成名的也很多，如赵绪成、尉天池、冯仲华、季伏昆、孙洵、王冬龄、王宜早、李百忍、齐昆等。
书学主张
1.学书可以从欧颜柳等唐楷入手，但尽量按各人自身条件选择拓本
沈子善先生认为，欧字笔力险劲瘦硬，奇巧间发，愈到晚年体例完备。其淳古处乃植根于篆隶，习此字者当审度本人资质，不必轻率为之。对于颜字，先生认为已是唐楷进入规范化的标志，一是因为颜字堂宇宽博，字划刚劲，不袭前迹而能挺然奇伟，与其气节、人品相契合；二是此体四平八稳，学者容易入手，故历代以此入门者最为常见。但不必每人皆仿《多宝塔碑》，亦可参照颜氏不同年龄的作品如《夫子庙堂记残碑》《东方朔画赞碑》等，找出异同为己所用。关于柳字盖其法虽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用笔结字之法略胜颜，虽健劲而势松，然绝不散，有一些北齐造像墓志遗韵。但无论你初步涉及哪一家，仅仅是入门途径，意欲“入室操戈”必须“上溯”。先生以为“上溯”不仅是提高品位，也是追寻源头。
2.竭力推崇《兰亭序》
沈子善先生明确无误地要求学生学王羲之。他认为上述诸家皆不同程度自王字入手，然后感悟其神采，实践于笔墨，方能自立门户。他竭力推崇《兰亭序》，有学子问学神龙本好，还是定武本好，他答曰：“皆精道又各有特色，悉心揣摩便有领会。”他曾在不少习作上题道“古人作书落笔一圆便圆到底，各成一种章法。《兰亭》用圆，《圣教》用方。正锋取劲，侧笔取妍。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并告诫学生侧笔不是不可用，而是要有分寸。他最反对学书法走“终南捷径”，即模仿今人。他说这样既无扎实功力，又会落入“依样画葫芦”的邪门旁道。
3.重视书法神韵
神韵又称气韵、神采。中国书画历来重视神韵问题。南齐时代杰出的评论家谢赫提出了中国画的六大准则——“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后来成为中国画的品评依据，其中“气韵生动”成为品评第一标准。沈子善先生非常重视书法的神韵。他在《学书捷要》中多处写到神韵，如“临写时不仅注意法书之用笔，尤须注意法书之神韵”“法书名帖，除临写外，宜时加观摩，始可得其神韵。”他在《怎样写毛笔字》中亦云：“要想把成篇的字写得好，除遵循上述各要点勤加练习外，还要从碑帖、名人法书中细心观察，多多揣摩、领会，日久自然能够学到写成篇字的气韵。如果不在这一方面下功夫，只是一个个字练习，绝不能写好成篇的字。” 总之，沈子善先生的书学观影响着先生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其中最能系统地体现他的书学理论的读物是《学书捷要》和《怎样写毛笔字》，这也是沈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集中代表。
书法教育主张
现代书法教育的开展有赖于具备现代书法教育观念。沈子善先生的书法教育观是全方位的，是颇具现代意识的：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既重视个体行为，又重视群体行为；既重视普及，又重视提高；既重视讲台教学，又重视师徒授受；既重视在基础教育阶段，又重视在高等教育阶段开展书法教育。
1.小学书法教育
沈先生在编辑《小学生应用写字范本》中说：“在抗战前与抗战后，我们要想找一套便于儿童学习而合乎教育原理的写字范本，其困难实为每一个小学老师，每一个儿童家长所深切感到的。子善从事教育研究近卅年，此一问题无日不在脑海中悬而未决。近年因主持中国书学研究会，一心提倡书法教育，益感此事之迫不及待，乃决心从事于小学写字范本之研究与编辑。”在范本的选取上，先生主张既要适合儿童学习，又要符合教育原理。先生认为：
（l）利用历代优良碑帖上之字迹，选取可以为儿童效法者，编为新范本；
（2）凡旧字帖上“帖写”字及“避讳省写”字，均为不正确之字，应一概不取；
（3）所选编之字，应顾及儿童之学习能力；
（4）儿童写字速率，依年俱进，故范本中之字数，亦应先少后多；
（5）易写之字，排在范本之前面，难写之字排在范本之后面；
（6）字体相近或笔画相似之字，宜设法排在一起；
（7）范本所选之字，其排列应依各种笔画之学习难易程度，排其先后；
（8）全部小学写字范本，应包括“笔顺”“影写”（即映写）“临写”（即仿写）“结构”等练习；
（9）小学生写字，除范本练习外，并应注意“执笔”“运腕”“写字姿势”“毛笔使用”及“用墨”“用砚”“选纸”等指导。
先生还特别注重小学写字教学方法研究，他认为：儿童学书重在指导，指导得宜，不致走入歧途，而终身受用不尽。他曾约请对书法有研究的小学教育专家共同探讨小学写字教学方法，同时亲自撰写《小学写字教学法》。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继续进行小学写字教学方法研究，并于1958年6月出版了小学写字教学研究专著《怎样教学写字》。
2.中等学校书法教育
沈先生在《学书捷要》里主张：“初中以上学生，除注意小字练习外，其书写能力可以深造者，宜就其笔姿相近，任择一体从事于大字及行书之练习。”他对中等学校书法教育要求是：在小学书法教育基础上的温故和提高。温故指执笔、运腕、毛笔之使用、墨之使用、纸之使用、砚之使用、写字之姿势；提高指写字之大小、写字之方法、选帖、学书宜忌要点。他主张：
（1）选临法书不可见异思迁，宜就笔姿及性情相近之优良碑帖，选择一种，作长时期之临写，始见功效；
（2）临写以前，宜晨夕观摩，悟其笔意点画，所谓“读帖”。学者宜切记“多读胜于多写”之秘诀。
关于选帖，先生主张：古来碑帖之多，浩如烟海，选择临摹，不可草率，因一堕歧途，则终身难返。至于草书、篆书、隶书，虽非一般学生所宜临写，但如学者感觉兴趣，亦不妨加意练习。
关于学书宜忌要点，先生主张：
（1）写字时须心气和平，聚精会神；
（2）写字须先求笔画平正，结构稳当，不可欹侧草率；
（3）写字必笔顺合法，毫无颠倒；
（4）写字不可或作或辍，更不可用力纷杂；
（5）写字不可求速，致失规矩；
（6）初学写字，宜用九宫格或米字格练习大字（或中字）正楷，用小字格练习小楷；
（7）写字不仅注意临摹法书，更须观察书家作书；
（8）历代碑帖，往往因时间较久剥蚀不清，学者宜选其字迹清爽，原形未失者临写；
（9）法书名帖，除临写外，宜时加观摩，始可得其神韵；
（10）写字忌俗，凡字有妇气、兵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酒肉气者，均谓之俗。
我是书痴不是官迷
沈子善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绝不攀附权贵而毕生教书治学，以弘扬民族书学为主业。他的子女们有如下的回忆：20世纪40年代，父亲在重庆筹建中国书学研究会和创办《书学》杂志期间，经人介绍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陈立夫等人。如果父亲有意仕途，这些人物无疑是绝好的靠山。可是父亲只和他们讨论书法，从不有求于他们。记得父亲有一次为发起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之事去拜访于右任，于右任丢下一屋子等候接见的官员，而与父亲海阔天空大谈书法，然后亲自送父亲离去。父亲感慨地对我们说：“幸亏我不是国民党官员，否则，我也得排着队等候他的接见。”父亲在大学时的同窗好友、抗战爆发前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的吴俊升，有意举荐父亲出任江西教育厅长，被父亲坚辞。他常常不无自负地说：“我是书痴，而不是官迷，振兴书法艺术才是我的正业。”
一件衬衫
为推进“中国书学研究会”的工作和《书学》杂志的刊行，沈子善先生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先后举办三次个人书法展，并将作品销售的全部款项作为杂志筹办基金。1946年重庆展览期间，当时读高中的长子南园随侍在侧，帮忙父亲照料书展，曾私下请求父亲准许在销售作品的收入中拿出一点钱买件衬衫，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并说，这些钱已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了。沈先生用自己办个展得来的几十万元支持书学事业，而不允许儿子买一件衬衫，真是无私奉献啊！相反，在当时却有不少人到处专空子，搞经营，大发“国难财”，与沈先生的敬业精神形成巨大的反差。先生曾幽默地说：“抗战胜利了，不少人发了国难财，携带大量金钱回家买地置产，我只带回几本《书学》杂志和书稿，由此落得一身清白。否则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成了地主和资本家了。”
画红圈
画红圈是书法教师批改作业常用的方法，可沈子善先生的画红圈，绝不限于一般意义的对某个字的肯定，而是体现出学书阶段性的要求、递进中的举措，并有着使学生入帖、出帖、创变，直至过渡到创作等丰富的内涵。但凡沈先生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是极意临之，着力于形似的字，极少能得到红圈。据尉天池回忆，当时他临王羲之《圣教序》送给沈先生批改，开始得到不少红圈，后来得的红圈反而少了，他问先生是不是自己退步了，沈先生答曰：“不算退步，是没有进步。关键是只注重写形，忽略了传神，多有意气不畅处。现在要多读胜于多临。思之，思之，自然知之。”尉天池反复揣摩老师的话，将《圣教序》中的楷书、草书字用行书笔法来写，并将有的行书字增加一些婉转连绵的笔法以增加行气，结果得的红圈大增，有的简直不像帖中的字，往往得到两个红圈，甚至三连环。沈先生问他：“何以圈得多了？”尉天池答道：“临帖不能抄帖，要理解加发挥，力求意连势全、神融气畅。”这时沈先生满意地笑了。他说：“这就对了，有如此体验，今后临帖就不难直入门径了。”
名落孙山
当今的“书法热”可谓盛极一时，各类“书法名人”大辞典和专集汗牛充栋。然而，曾为推进中国书法事业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一代书家名家、书法教育家沈子善先生却被久久湮灭，名不见典集经传。他的学生冯仲华先生曾回忆道：“记得数年前，一家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部书家《名典》，向我约稿。我当时郑重地向编辑提出应将沈子善先生入编《名典》的建议。结果《名典》出版了，众多的学生居然登榜入‘典’，而沈老师却‘名落孙山’了。事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殊觉悚愧。当时我不敢怀疑编辑者的‘孤陋寡闻’，猜想或许是出版社‘厚今薄古’，更注重活人的‘广告效应’，真可谓寓意深远啊！”
不忘初心
1934年春节前，苏州“正社”书画作品展来南京下关绣球公园公开展出，还给沈子善寄来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剪彩仪式。他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社团是吴湖帆、陈子清、叶恭绰、王同愈等人在苏州创立的，该社的宗旨是“切实研究艺术”。这个请柬对他来说一是震动，二是启发，促使沈子善想到，要在书法教育事业做出一些成绩，必须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等待一个良机方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