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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陈小铁拍完了300个胶卷。拍出了1TB数码照片存档。走过了国内超过十万公里的路，从黑龙江到海南，从云南到上海。他最敬重的偶像是致力于建筑保护的梁思成，和他的偶像梁思成不同的是，他说：“我的定位还是一个摄影师，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记录。”
当所有的旅游节目、旅游达人纷纷推出欧洲教堂游的纪录片、攻略、推荐目的地时，摄影师陈小铁默默地在中国拍了十年的教堂，然后在欧洲教堂游越来越热的时候，冷不丁的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看教堂”。他拍过山西泽州县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拍过上海全盘西化的徐家汇大教堂，拍过哈尔滨有俄式洋葱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拍过乍一看跟寺庙无异的大理古城圣三堂。天主堂、基督堂、东正堂，遍布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中西合璧在外形上就独一无二的中国教堂们，这一万多座教堂就足够一个教堂迷眼花缭乱了。鼓励大家“在中国看教堂”的陈小铁，计划着这辈子都要全身心投入“在中国拍教堂”的业余爱好，在这个十年如一日坚持拍教堂的无宗教信仰者看来，“有的时候，专注比技巧还重要”。
陈小铁这一专注，就专注了十年，从“摄影师陈小铁”变成了“中国教堂建筑研究员陈小铁”。“我没有想过会那么长时间，我没想到时间那么快就过去了，我就老了十岁，我真的没有想过。”
在这十年内，拍教堂也从陈小铁的一个个人的业余爱好，逐渐发展成为学术性的研究，“我很感谢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授，他对于我的研究很支持，他说我除了拍还要写，把历史脉络，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可以成为文章。”由此，“拍教堂”变成了“中国教堂田野调查”：“中国的教堂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设计，中国人利用就近的材料建造，教堂的主要部分例如大铜钟、神像和十字架则由国外定制运到中国，体现了近代中国匠师们的才能和在实际营造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智慧。比如，北京西什库教堂为三层哥特式建筑，围以传统中式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四座石狮子拱卫；大理白族天主教堂采用白族建筑的‘塔式三滴水’；而在云南德钦茨中的藏区天主教堂，则见到一个汉族民居常见的挑檐屋顶；涠洲岛盛塘村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用岛上的珊瑚、岩石、石灰拌海石花及竹木建成；岳阳的圣经学校，除却玻璃、高窗、壁炉，也有着滴水瓦、脊饰。” 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国教堂，拉着中国教堂建筑研究员陈小铁越陷越深，“我总是想描绘她的全部，但却只能记录她的一个片段。”
清华大学教授的鼓励其实并不是陈小铁第一次得到建筑业内人士的肯定和帮助，早在他的大学时代，就认识了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汤国华教授，两人缘起广州圣心大教堂的交往，颇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陈小铁用镜头记录下圣心大教堂从破败到重现辉煌，汤国华则带着学生，用笔头临摹下圣心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作为复原花窗的依据。“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昨日的教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袭，但今日的教堂却已演变成中国近代建筑的宝贵遗产，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中多元文化的见证，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句话，是“中国教堂建筑研究员”陈小铁和建筑学教授汤国华都认同的观点，也是支撑着小铁走过这十年的观点。
十年之前
说到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拍教堂，陈小铁说，是四个城市和四座教堂让他最后确定了教堂摄影的这条路，然后把这个当初的业余爱好坚持做了十年，做成了日常生活中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一座城是哈尔滨。陈小铁还记得当年18岁的自己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那瞬间的内心震动，红墙绿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鹤立鸡群的“站”在周围一堆灰扑扑的低矮民居中，“洋葱头，看起来好像一个城堡一样，就像过圣诞，她跟旁边的建筑是格格不入的，很突出”，即使是15年后的现在，说起当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陈小铁还是难掩语气的激动和兴奋。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拍照，陈小铁不甘心跟这座中东铁路上的“遗珠”保持“擦身而过”的状态，他在2003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回到哈尔滨，专程拍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终于圆了给“洋葱头”留影的梦。
第二座城是陈小铁读大学的广州，在这里他找到了哥特建筑风格的圣心大教堂（石室），不少于十次的参观和拍摄让他记录下石室不一样的方方面面，既有没修复时的破败景象，也有修复过程中的石室，和现在修旧如旧的完好如初。哈尔滨、广州，再加上青岛的德国教堂和湛江的法国教堂。“当我在这几个地方生活，发现这个题材以后，我发现在中国不是一个地方有，而是很多地方都有，我觉得这个题材可以深入地做，所以就开始跟踪拍摄了。”
黄金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拍摄中难免遇到失败的经历，但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找不到教堂、找到了又不合适拍的坏时代，随着越来越多人关注教堂摄影而过去了，现在的陈小铁，正处在他的黄金时代。
“我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者来说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年轻，我有这样的体力，这样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能每次背着50公斤的设备、为省钱坐着火车去拍教堂。”陈小铁不无得意地说。每次拍摄前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确定下一次要拍哪座教堂，然后在网上、在地图上甚至在地方志上找资料，确定教堂的位置，再和当地的相关人士联络，确保教堂的现状是适合拍摄的。这一大串的准备工作都齐活了，才能前去拍摄，尽量避免失败的案例。
“我还是有失败的例子，比如2003年在网上看到湖北襄樊下面的村有中国四大教堂之一。中国四大，这一句话太吸引我了，我凭着网上的文字，就直接出发了。”心里装着对中国四大教堂之一满满的期待，陈小铁的这趟旅程极其折腾，“坐了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还得再坐摩托车才能上山找教堂。到了半山腰司机突然停下车，跳下去就跑了，后来才知道他着急地去抓路上的野兔了。”历尽艰难，他终于来到这座木盘山，找到了传说中的中国天主教第二大教堂，沈垭天主堂。却发现原来大规模的教堂只剩下一些附属建筑，拍出来效果并不理想。
早期失败的案例让陈小铁在这之后愈发认真谨慎地做行前准备，终于换来了最让他引以为豪的作品之一，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圣母玫瑰堂。“我去之前的半年跟当地的杨忠义神父用纸笔书信联系，我去了两封信，他回了两封。”陈小铁带着这四封信，去到晋城，找到了这个屹立在天然巨石上的大箕教堂，“这是中国中部唯一的欧洲城堡式教堂。82岁的神父杨忠义每天12点准时敲响钟楼上的大钟。我现在还保留着杨神父用拉丁文写给我的祝福语。”
十年之后
“中国有上万座教堂，我就算拍一辈子，也是拍不完的。”摄影师陈小铁的性格里再一次显现出学术研究人员式的坚持和韧性，全国的上万座教堂，他拍了其中的300座。“我总是想描绘它的全部，但却只能记录它的一个片段。”陈小铁在他首个教堂影展《筑/迹》的序言里写到。十年过去，家里最值钱得的东西有三样“太太、相机和书”。陈小铁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网游，全部的钱都投到这三样东西上，加起来8万块的器材，三个大书架都装不下的相关书籍。他还计划着要出一本自己的教堂摄影图集，在300卷胶卷和1TB的数码照里精选出1000张，配上自己文字，写出一本“适合大众看的书，不希望这本书是只给建筑学者看的小众读物”。
陈小铁计划着将来拍教堂从两个方向走，一个是记录性的拍摄，供日后研究记录下一些史料；一个是故事性的拍摄，拍出教堂和教堂所在地，当地人的关系，吸引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关注这些充斥着老故事的老教堂。将“在中国看教堂”这件小众的事，变成一件大众的事，让更多的人跟着陈小铁一起“在中国拍教堂”，一起“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记录”。
当所有的旅游节目、旅游达人纷纷推出欧洲教堂游的纪录片、攻略、推荐目的地时，摄影师陈小铁默默地在中国拍了十年的教堂，然后在欧洲教堂游越来越热的时候，冷不丁的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看教堂”。他拍过山西泽州县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拍过上海全盘西化的徐家汇大教堂，拍过哈尔滨有俄式洋葱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拍过乍一看跟寺庙无异的大理古城圣三堂。天主堂、基督堂、东正堂，遍布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中西合璧在外形上就独一无二的中国教堂们，这一万多座教堂就足够一个教堂迷眼花缭乱了。鼓励大家“在中国看教堂”的陈小铁，计划着这辈子都要全身心投入“在中国拍教堂”的业余爱好，在这个十年如一日坚持拍教堂的无宗教信仰者看来，“有的时候，专注比技巧还重要”。
陈小铁这一专注，就专注了十年，从“摄影师陈小铁”变成了“中国教堂建筑研究员陈小铁”。“我没有想过会那么长时间，我没想到时间那么快就过去了，我就老了十岁，我真的没有想过。”
在这十年内，拍教堂也从陈小铁的一个个人的业余爱好，逐渐发展成为学术性的研究，“我很感谢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授，他对于我的研究很支持，他说我除了拍还要写，把历史脉络，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可以成为文章。”由此，“拍教堂”变成了“中国教堂田野调查”：“中国的教堂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设计，中国人利用就近的材料建造，教堂的主要部分例如大铜钟、神像和十字架则由国外定制运到中国，体现了近代中国匠师们的才能和在实际营造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智慧。比如，北京西什库教堂为三层哥特式建筑，围以传统中式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四座石狮子拱卫；大理白族天主教堂采用白族建筑的‘塔式三滴水’；而在云南德钦茨中的藏区天主教堂，则见到一个汉族民居常见的挑檐屋顶；涠洲岛盛塘村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用岛上的珊瑚、岩石、石灰拌海石花及竹木建成；岳阳的圣经学校，除却玻璃、高窗、壁炉，也有着滴水瓦、脊饰。” 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国教堂，拉着中国教堂建筑研究员陈小铁越陷越深，“我总是想描绘她的全部，但却只能记录她的一个片段。”
清华大学教授的鼓励其实并不是陈小铁第一次得到建筑业内人士的肯定和帮助，早在他的大学时代，就认识了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汤国华教授，两人缘起广州圣心大教堂的交往，颇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陈小铁用镜头记录下圣心大教堂从破败到重现辉煌，汤国华则带着学生，用笔头临摹下圣心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作为复原花窗的依据。“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昨日的教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袭，但今日的教堂却已演变成中国近代建筑的宝贵遗产，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中多元文化的见证，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句话，是“中国教堂建筑研究员”陈小铁和建筑学教授汤国华都认同的观点，也是支撑着小铁走过这十年的观点。
十年之前
说到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拍教堂，陈小铁说，是四个城市和四座教堂让他最后确定了教堂摄影的这条路，然后把这个当初的业余爱好坚持做了十年，做成了日常生活中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一座城是哈尔滨。陈小铁还记得当年18岁的自己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那瞬间的内心震动，红墙绿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鹤立鸡群的“站”在周围一堆灰扑扑的低矮民居中，“洋葱头，看起来好像一个城堡一样，就像过圣诞，她跟旁边的建筑是格格不入的，很突出”，即使是15年后的现在，说起当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陈小铁还是难掩语气的激动和兴奋。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拍照，陈小铁不甘心跟这座中东铁路上的“遗珠”保持“擦身而过”的状态，他在2003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回到哈尔滨，专程拍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终于圆了给“洋葱头”留影的梦。
第二座城是陈小铁读大学的广州，在这里他找到了哥特建筑风格的圣心大教堂（石室），不少于十次的参观和拍摄让他记录下石室不一样的方方面面，既有没修复时的破败景象，也有修复过程中的石室，和现在修旧如旧的完好如初。哈尔滨、广州，再加上青岛的德国教堂和湛江的法国教堂。“当我在这几个地方生活，发现这个题材以后，我发现在中国不是一个地方有，而是很多地方都有，我觉得这个题材可以深入地做，所以就开始跟踪拍摄了。”
黄金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拍摄中难免遇到失败的经历，但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找不到教堂、找到了又不合适拍的坏时代，随着越来越多人关注教堂摄影而过去了，现在的陈小铁，正处在他的黄金时代。
“我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者来说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年轻，我有这样的体力，这样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能每次背着50公斤的设备、为省钱坐着火车去拍教堂。”陈小铁不无得意地说。每次拍摄前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确定下一次要拍哪座教堂，然后在网上、在地图上甚至在地方志上找资料，确定教堂的位置，再和当地的相关人士联络，确保教堂的现状是适合拍摄的。这一大串的准备工作都齐活了，才能前去拍摄，尽量避免失败的案例。
“我还是有失败的例子，比如2003年在网上看到湖北襄樊下面的村有中国四大教堂之一。中国四大，这一句话太吸引我了，我凭着网上的文字，就直接出发了。”心里装着对中国四大教堂之一满满的期待，陈小铁的这趟旅程极其折腾，“坐了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还得再坐摩托车才能上山找教堂。到了半山腰司机突然停下车，跳下去就跑了，后来才知道他着急地去抓路上的野兔了。”历尽艰难，他终于来到这座木盘山，找到了传说中的中国天主教第二大教堂，沈垭天主堂。却发现原来大规模的教堂只剩下一些附属建筑，拍出来效果并不理想。
早期失败的案例让陈小铁在这之后愈发认真谨慎地做行前准备，终于换来了最让他引以为豪的作品之一，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圣母玫瑰堂。“我去之前的半年跟当地的杨忠义神父用纸笔书信联系，我去了两封信，他回了两封。”陈小铁带着这四封信，去到晋城，找到了这个屹立在天然巨石上的大箕教堂，“这是中国中部唯一的欧洲城堡式教堂。82岁的神父杨忠义每天12点准时敲响钟楼上的大钟。我现在还保留着杨神父用拉丁文写给我的祝福语。”
十年之后
“中国有上万座教堂，我就算拍一辈子，也是拍不完的。”摄影师陈小铁的性格里再一次显现出学术研究人员式的坚持和韧性，全国的上万座教堂，他拍了其中的300座。“我总是想描绘它的全部，但却只能记录它的一个片段。”陈小铁在他首个教堂影展《筑/迹》的序言里写到。十年过去，家里最值钱得的东西有三样“太太、相机和书”。陈小铁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网游，全部的钱都投到这三样东西上，加起来8万块的器材，三个大书架都装不下的相关书籍。他还计划着要出一本自己的教堂摄影图集，在300卷胶卷和1TB的数码照里精选出1000张，配上自己文字，写出一本“适合大众看的书，不希望这本书是只给建筑学者看的小众读物”。
陈小铁计划着将来拍教堂从两个方向走，一个是记录性的拍摄，供日后研究记录下一些史料；一个是故事性的拍摄，拍出教堂和教堂所在地，当地人的关系，吸引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关注这些充斥着老故事的老教堂。将“在中国看教堂”这件小众的事，变成一件大众的事，让更多的人跟着陈小铁一起“在中国拍教堂”，一起“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