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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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纪人和艺人之间,信任是基石。设身处地,规划艺人,同时亦要『武装』自己,和艺人赛跑,『并且一定要比他们跑得快,不然他很快就会觉得不再需要你』。这就是大意不得的娱乐圈,既温情又残酷。
  “她掌心的温度,我现在闭上眼还能回想起来。” 年满60岁的宋文善,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服,清瘦,优雅,向记者回忆见到邓丽君的那一刻,他仍深情款款。那天老板喊他去办公室,说:“这位就是邓丽君小姐,以后你做她的助理。”其时邓丽君留着中长的头发,戴着草帽、墨镜和手套。“我很紧张地站着,她站起来,脱掉手套,摘掉墨镜和帽子,主动和我握手。”
  宋文善生于台湾南部,父亲是位音乐爱好者,耳濡目染,他亦爱上音乐。在台北上大学时,宋文善课余间或去唱片公司兼职。1975年,退役后的宋文善如愿入职唱片公司,做“企宣”。次年,宋文善遇到了和他同年同月同一个星座的邓丽君。当梦寐以求的偶像站在面前,他有点不敢相信,甚至有点“害怕”。
  和邓丽君一起工作的那段经历,让宋文善受益匪浅。后来,他还带过凤飞飞、刘文正、蔡琴、费玉清、姜育恒等巨星。“那时台湾的媒体不多,歌手录好专辑上电视打歌、上电台做访问就可以了。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演艺圈才开始学日本、韩国,慢慢有了经纪人的概念。”
  从台湾到北京,第一代经纪人现身
  吴翊凤是台湾第一位送艺人到大陆拍戏的经纪人。当年她第一次到内地拍《苍天有泪》时,就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极大兴趣:“一个艺人和经纪人在面对2000万观众和面对10多亿观众的时候,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是无法形容的。”
  “我在台北101,见证2012过去,2013曙光来临。”2013年1月1日,零点的钟声响起。宋文善登上微博,宣告一个崭新的开端。身边一众俊美少年,是他准备打造的新组合。他拒绝外界将这个令人期待的组合称为“新小虎队”。
  1988年,宋文善与张小燕、苗秀丽成功推出的经典组合“小虎队”,成就了华语乐坛第一偶像团体的奇迹。虽然“小虎队”如今仅存于回忆,但对宋文善而言,“小虎队”仍是他心中的永恒经典。
  作为台湾第一代经纪人,宋文善真正的经纪人生涯正是从带“小虎队”开始的。从那时起,有了和艺人的抽成,“大概是二到三成,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刚入行时,他的月薪只有2000台币。“每次我送邓丽君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打车先把她送到地方。1976年过年时,邓丽君给我包红包,1万台币,相当于我五个月的收入。1982年以后月薪才开始有1万台币。”
  出道当年,苏有朋15岁,陈志朋17岁,吴奇隆18岁。三个小伙子在台湾著名音乐人李子恒的带领下秘密训练了一年,在1989年推出了《新年快乐》、《青苹果乐园》两首歌,从而一夜暴红。
  “那时他们都是学生,白天上课,晚上训练。学业要照顾,歌舞方面要很拼。”宋文善当时管教“小虎队”甚为严厉,要求守时,待人有礼。衣服脱下来要用衣架挂好进行透风,这样才不会有汗味。他承认,苏有朋曾因迟到被他踢过,吴奇隆曾因谈恋爱不按时排练被打过,而陈志朋则因多吃东西被骂过。
  几乎与此同时,台湾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的一个女生也正在向经纪行业冲刺,她叫吴翊凤。大三暑假,她去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开始做模特经纪。因为人缘不错,又肯下功夫跑业务,没毕业吴翊凤就成了年薪过百万台币的“富姐”。
  当时吴翊凤对一个叫林立慧的16岁女孩印象深刻,她就是后来的舒淇。“她那时经常翘课跑来公司玩,很天真可爱,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帮她接了不少Case。”
  吴翊凤在毕业后就留在那家广告公司。之后去了一家台湾知名的演艺公司。“公司的经纪部门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懂做艺人经纪,以前只是做模特经纪。两者不太一样,公司有人也瞧不起我,每天总被老板叫去骂,薪水很低,感觉自己从云端跌入凡间。”但她坚持多做功课,每天看六份报纸,然后做剪报,熟悉台湾演艺圈大大小小的掌故。其间,她发掘了两个新人—吴辰君和林心如。
  林心如那时还在念高二,吴翊凤就带她拍广告。年仅17岁、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吴辰君,被她推荐成了成龙电影《简单任务》的女一号。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她做到了。“看到成龙选女主角的五个条件:18—25岁,会跳舞,面貌姣好,会英文,会游泳。我想到吴辰君不就很适合吗?”吴翊凤找人带着器材到吴辰君家里拍她跳舞、游泳、自我介绍的录音带,然后寄到香港。她接到剧组确认的电话后,“简直想在忠孝东路上狂叫”。
  帮吴辰君确定了大银幕的路线后,吴翊凤带着林心如进入琼瑶的演艺公司。入职前洽谈,吴翊凤提出“不要太多人管,要有自己的空间”。得到的回复是“你放心,经纪部门就你一个人”。就在一个人的演艺经纪部,她签下第一个艺人焦恩俊,随后签了刘德凯、刘雪华等。被王晶看中去香港发展的舒淇,在临走之前找到吴翊凤,想让其做自己的经纪人。但舒淇拍过一些比较大胆的写真照片,按照琼瑶公司的规定,不可能签走艳星路线的艺人,于是她们失去了合作机会。
  与吴翊凤和宋文善的职业生涯相比,大陆第一代经纪人常继红的入行,则来自一次自然而然的事业转型。属于50后的常继红,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因为喜欢电影偶然被朋友介绍进一个剧组,做导演助理,认识了时为大四学生的蒋雯丽。
  “蒋雯丽有一次说:我要是能做成演员,你就做我的经纪人吧。”常继红笑着答应了。没有前辈的指点,没有现成的样板,常继红开始了兼职经纪人的工作。常继红记得当时蒋雯丽要按国际惯例给她报酬,必须得要,否则就没办法做。“那行吧,你说多少,我打个对半折。”常继红向记者回忆,“不记得具体比例了,如果说佣金是10%,那我就只要5%。”
  勇于做艺人的“外脑”
  每个艺人有其特质,经纪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规划,塑造属于艺人独具特色的标签。“谁能演戏,谁是钻营的,谁合不合经纪人的气场,签约前,大致都要了解。而对新人的规划,要慢一点,别着急,帮他们找感觉。”   1995年“小虎队”解散后,宋文善做了苏有朋的经纪人,让他从歌手成功地向演员发展,一直带到2006年。“不管苏有朋做什么,我都要求他态度诚恳,对这个行业要热爱。因为这行是需要实力的—不管唱歌还是演戏。唯有热爱,才会让他们不以为苦。要对自己和观众负责,而不只是用演艺来挣钱。”
  “当苏有朋的唱片业绩到了瓶颈期,我建议他去演琼瑶剧—不管琼瑶剧的口碑如何,收视率至少是无话可说的。”苏有朋接受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还珠格格2》、《情深深雨蒙蒙》等。约满的时候,宋文善建议苏有朋离开,“因为我当时在内地的人脉一般,但如果他去华谊的话,当时还没有黄晓明、张涵予等男星加盟,他就是一哥。”到了华谊,苏有朋凭借《风声》成为了第一个获得金鸡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港台艺人。
  而常继红对演员的“开发”,自有独特的常氏风格。2000年,海润影视欲成立演艺部做演员经纪,他们就找到常继红。常继红咨询蒋雯丽的意见,蒋其时处于生养孩子期间,她支持常继红去海润发展新演员。在海润,《玉观音》筹拍在即,常继红四处寻找合适的演员。在朋友的推荐下,常继红飞赴上海见到孙俪。第一面印象不错,常继红给了孙俪一本《玉观音》。在来北京的飞机上,孙俪看完了小说,向常继红表示“很喜欢”。很自然,孙俪成了常继红到海润后第一个签约的演员。孙俪有舞蹈天分,但没有影视表演的经验,常继红就四处给她寻找专业老师,按剧本去导演一些戏和小品,训练孙俪的应变与表达能力。最终,《玉观音》的安心一角落在孙俪身上。凭此,孙俪一举成名。
  2010年6月,常继红带领自己的品牌经纪公司离开海润,加盟星美传媒,这是她以“经纪”作为核心出发点,布局上游产业链的第一步,现在旗下拥有25位国内知名艺人,个个独当一面。常继红对于新艺人的要求:第一,要有特点;第二,眼睛里干净。“谁能演戏,谁是钻营的,谁合不合经纪人的气场,签约前,大致都要了解。对新人的规划,要慢一点,别着急,帮他们找感觉。”
  常继红带艺人的手法曾被诟病为“家庭作坊式的经营”。常继红对此解释,经纪公司一定要有情分在里面。因为经营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才华和思想的人。“所以,对于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好艺人也好,我都想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别人说是‘家庭作坊’,我无所谓,我就是要营造一个大家庭,让艺人有归属感。在管理上,我们有一套完整的配合协调监督各个部门的运作体系。”
  “经纪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规划,塑造属于艺人独具特色的标签。这种规划要得到艺人的认可,因为是她去演。作为演员,在市场里要把一种颜色要演足,标签形象要饱满,别人一想到某个颜色,譬如橙色,就想到王珞丹;提及紫色,就想到梁静。”常继红强调对艺人的定位。
  2005年10月14日,这是穆小勇的历史时刻。与宋文善同为台湾第一代经纪人的夏玉顺交给他一个小册子,上面是伊能静、马景涛、萧蔷、林志颖、钟汉良等艺人的资料。因为脑子灵光,腿脚勤快,穆小勇被夏玉顺钦点为其在内地经纪公司的总经理,从此走上经纪人的道路,从报纸上找剧组电话、坐公交车去推荐演员开始做起。“我当年就是挨骂过来的。当时别人都跟我说,夏哥那儿是咆哮山庄,他是咆哮庄主。其实他的人特别好,但就是脾气急。”
  伊能静主演的电视剧《大瓷商》曾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热播,而当初开拍时定下的女一号是蒋勤勤,伊能静在开机前变成了女一号,这与穆小勇在剧组上上下下的斡旋、疏通工作分不开。“经纪人就是中介,周旋在艺人、剧组、媒体、客户中间,必须要懂得多方博弈。”穆小勇把经纪人定义为艺人的“外脑”—艺人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有些东西他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那我就能希望做他的“外脑”,这正是艺人需要经纪人的地方。
  近两年,离开华谊的黄晓明开始变得成熟淡定,他直视自己“不是演技派”,也淡然面对恋情,甚至自己当老板,当投资人,制片人。他从一个偶像,向一个全能选手出发,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公司的产品。在他的背后,经纪人黄斌是最有力的推动者。
  黄斌的目标是通过整合运作让黄晓明的品牌价值最大化。在他的尝试中,让黄晓明变成凡客,就是为凡客拍摄广告。“黄晓明,七岁立志当科学家,长大后却成为一个演员,被赋予外貌、勤奋和成功,但也被赋予讥讽、怀疑和嘲笑,人生即是如此。你可以努力,却无法拒绝,哪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没错,我不是演技派,NOT AT ALL,我是凡客。”黄晓明在这段台词中表现出来的“勇敢、诚实,面对自己”,让其身上堆积许久的误解、嘲讽和恶搞,得以成功释放。黄斌说:“艺人需要让别人看到真性情,这个广告拍出了晓明最真实的东西,把艺人的故事和产品的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而且是由他自己来传播。”这个广告最终也让黄晓明本人感到开心。
  从凡客到2013年贺岁档的《大上海》、《血滴子》,以及新拍的广告《放肆笑,你敢不敢》中,黄晓明尽力展示着不同的可能性。在黄斌看来,艺人经纪是这个行业最高级的一个板块,包罗万象,要懂法律,懂财务,懂业务,还要懂宣传。比如选剧本,他尤其会注重剧本的文学性,能在故事层面打动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我们一起运营一个叫做黄晓明的品牌。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尝试和冒险,未来会在那么多的可能性里选择最适合他的最好的方面。”
  “真的在乎她,才有可能做好”
  经纪人和艺人之间,彼此信任是合作基础。设身处地,为艺人考虑,同时亦要“武装”自己,和艺人赛跑,“并且一定要比他们跑得快,不然他很快就会觉得不再需要你”。
  “跟晓明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缘分。我们都姓黄,各方面都很合,比如星座。我们俩在性格上是互补的。”在黄斌眼里,黄晓明是一个很NICE的人。他说:“明星和经纪人有多重关系的可能,比如夫妻、情侣、师生、生意伙伴,但我和晓明更愿意变成同一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补交叉,可能是一个人的两面。”他说现在两个人经常同时蹦出一个词来,但两人之间的互补又很微妙,“可能他更感性,我更理性,但我们的共同点是,乐于成长这件事本身”。   宋文善投身娱乐界38年,细数一起工作过的明星,他说自己从蔡琴那学到了聪明和机灵;从潘安邦那学到了不要欺负别人;从姜育恒那学到了要做自己,不要怕出身低。
  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明星,宋文善说毫无疑问是邓丽君,他入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自己是邓丽君的歌迷,并且他是在邓丽君的影响之下开始学佛,后来做慈善,做公益。“那时候她已经是超级天后,而我只是小企宣。她非常的和善,对我很客气,而且把她的人际关系、她的影视资源都很放心地交给我。她真的好谦虚。”
  念及邓丽君和凤飞飞的逝去,宋文善不免唏嘘:名人有名人的光鲜亮丽,同时也有名人的不幸。她们两个那么漂亮,但却英年早逝。“邓丽君给我说过她有两个遗憾:第一,羡慕和我一样能够大学毕业、有知识的人,因为她十三四岁就出来唱歌了。第二,她想谈恋爱。我曾介绍过身边的一些朋友给她,但一个都没撮合成。邓丽君永远都温柔,春风拂面的,人人都喜欢,但是如果谈感情,别人就退缩了,毕竟她是大明星啊。所以,明星的内心还是很孤独和寂寞的。”
  “小虎队”解散后,宋文善和三位成员还保持很深的联系。每个人的生日还有逢年过节都会互传短讯。在他脑血栓住院时,其中一只“虎”送了一大笔慰问金当医药费。端午节的时候,因宋文善属蛇,某只“虎”传短信来:“老爹,别喝太多酒哦,小心显形。”
  苏有朋被宋文善特意提及,“有朋比我小20岁,我反而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另外,我这个年岁已经不避讳谈死了,有朋有次对我说,如果哪天我百年入土,他会像亲儿子一样,跪守在灵堂前替我打理身后事。”
  常继红将经纪人与艺人之间的关系比喻成谈恋爱。“你得关注她,真的在乎她,才有可能做好。”公司二周年庆时,主持人设计了抓周的环节—明星抓住哪样东西,就以此讲述自己与公司的关系。蒋雯丽抓了一个蜡烛,她说:“我跟常姐二十年,是老夫老妻了。我希望我们就像蜡烛一样,慢慢地变老。”常继红说那时她特别感动。“这个圈是名利场,挺容易让人变态的。但我真的是特别幸运,遇到的第一个演员是蒋雯丽,我们不是纯粹的演员与经纪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亲人的关系,缘太深了。”
  “羊群里跑出几头骡子”
  如今的经纪人,太多考虑利益问题,想着怎么才能快速挣钱回本,这往往导致艺人演艺生命的缩短。“娱乐圈就像北京的交通。分内环,外环,燕郊。最核心的,是最干净的。越到外面,越乱,成本越高。反而越往里走,成本越低,也没有乱七八糟的问题,也没有城管。”
  爱笑的吴翊凤曾为一次“潜规则”落泪。“我们曾经有艺人被选上女一号,进剧组一个礼拜了,对方拖着不打款。有一天晚上导演约女艺人出去吃饭,在楼上开了一间房,把钥匙推到艺人面前。艺人不愿意就走了。第二天我们就得到通知说女艺人不适合那个角色。导演找各种理由,发来解约书,还让我们赔偿服装费用。在内地以前只听过潜规则,那次就碰到了,对我和艺人打击很大。艺人后来暴瘦。她哭,我陪着她哭。她不想做这个行业了,我也没有挽留。”
  “我们带艺人的时候经常有不正当的社交诱惑,比如港台很多富婆,要求和明星共处一夜,吃饭,买房子。内地还有富商要为苏有朋投一亿拍戏,让我从中得到两成,我绝对不会接这样的事情。这个情况在别的明星身上发生很多。媒体的有些报道,空穴不来风。金钱、权力、桃色交易,经纪人如果急功近利希望跟艺人一起挣到很多的钱,艺人意志不坚定想迅速上位,同样的因为这样的上位和收入的话就会心一横,陷下去了。这是一个黑洞。我已经六十岁了,我要是做一次,我三十年间的功力就全砸了。”宋文善坦言经纪人这个职业的变迁,“过去靠爱,现在为利”。本来经纪人应该走在艺人前面,在思想、文化方面都起到带动作用。“而如今的经纪人,则更多考虑利益问题,想着怎么才能快速挣钱回本,这往往导致艺人演艺生命的缩短。”
  从行业里信手拈来章子怡的“诈捐门”和董洁潘粤明的“离婚门”,宋文善无奈地表示,“以前经纪人文化素养要高过艺人,要给艺人起表率作用,而现在的经纪人一切都是为了钱;艺人陷于负面新闻时,经纪人却缺乏危机公关能力。”他强调,恰当地进行危机公关是专业经纪人的素质之一。“如果错误已经发生,那么经纪人一定要和艺人共同面对。认错不丢脸,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我是这么形容娱乐圈的,就像北京的交通一样。分内环,外环,燕郊。最核心的,是最干净的。我们就是花了很多年才走到核心的圈子里来的。越到外面,越乱,成本越高。反而越往里走,成本越低,也没有乱七八糟的问题,也没有城管。”在穆小勇看来,娱乐圈是被放大镜看着的行业。譬如出现有一两个败类,羊群里跑出几头骡子,这类现象肯定会有,而且永远存在,但一定不是大趋势。
  浪费生命,牺牲健康,糟蹋美丽。这是吴翊凤对经纪行业的评价。“我原来很瘦,做这个行业变得很胖,就再也没有瘦下来过。我曾经压力大到会过敏,内分泌失调。没有热情,我奉劝不要做这个行业。”因为被艺人伤过心,她曾试着做过制片人,也曾投资做生意,但发现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虽然做制片人还做的不错,但制片不是自己最专业的,那种享受的程度和成就感也不及做经纪人。
  因为在娱乐圈太长时间,宋文善看懂了太多是非。台湾某谈话类栏目多次请他去爆料,但他没有—他不想伤害任何人。有人劝他写一些明星的隐私,他则嗤之以鼻,“我又不是宋祖德,我叫‘宋文善’,‘善’字当先”。他在北京郊区办了福利院,时常去做义工,给老人们洗澡、擦背。“假如可以重来,你会选择当明星吗?”宋文善明确回答:“人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定位—我很乐意当绿叶。不会选择当红花,是因为我觉得当艺人很辛苦,他们收获了名利,可是失去了自由。在我看来,自由比名利更重要。”
  2009年1月1日,穆小勇在北京成立天宝华映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签下了一批艺人、导演、编剧后,他还瞄准出版领域,走向“源头”,破解“题材荒”、“剧本荒”的问题,并慢慢勾勒出一个“大经纪”的概念。穆小勇现在努力培养着新人,“在艺人的梳理和调整上,我觉得越从小抓起,可能他的价值观、思维和逻辑就会可能与经纪人更加保持一致。”
  常继红对经纪工作的乐趣从未减少。她把家安在北京的郊区,屋外有大片的树丛,养了两只狗。“我现在头天再忙,睡得再晚,早上都有一个小时的喝茶时间,和鄙视娱乐圈的丈夫聊天,听他冷眼热论。”
  “刘烨在公司二周年庆典上还承诺,让我八十岁时哆嗦嗦地给他签合约呢。”对见证了中国经纪人行业诸多变迁的常继红而言,她显然不反对自己未来成为祖母级的明星经纪人。她的传奇,仍将继续。
  经纪人修养术
  家长式管教 我对“小虎队”的管教方式是爱的教育、铁的纪律。他们那时还小,我就是一个家长,小孩不乖,不能偶尔打下pp么?
  —“小虎队”经纪人宋文善
  投入要舍得 要公平对待艺人,在心里边把艺人当家人一样看待。从心里去爱他们。不能算作产品。你能做吗?能,就可以做。如果没这个准备,就一定不会成功的。
  —谢霆锋、容祖儿经纪人霍汶希
  看漫画韩剧减压 年轻时的减压方法是跳舞,喝酒,如今则是看漫画,看韩剧。如果有一天不做经纪人了,我也许就环游世界去了。
  —吴辰君、林心如前经纪人吴翊凤
  做立体规划 跑到演员的前面,做剧本的开发,就是跑到源头上了,而不是被动地和艺人签个合约,拿个佣金。我掌握了源头,我就主动了。我是牵着演员的鼻子走,我就成了一个策划者,对于演员的规划就更立体了。
  —蒋雯丽、刘烨经纪人常继红
  走到艺人的心里去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走进彼此的内心。我们朝夕相处,一直在不停地沟通。当然我们也会有争执,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一直都非常坦诚地互相表达。虽然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是那么长,但我们很快速地建立起了一种亲情。
  —黄晓明经纪人黄斌
  做艺人的外脑 艺人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有些东西他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那我就能希望帮他做到一个他的“外脑”,这正是艺人需要经纪人的地方。
  —田亮经纪人穆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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