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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莫言小时候是个非常喜欢说话的孩子，但言多必失，也曾因为说话招来过麻烦，还因此受过家人的惩罚。后来他就自觉少说话，取莫言这个笔名就是警戒自己少说话，他甚至还专门以《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为题接受过一次访谈。但他作为一个在国际上也有影响的作家，演讲是少不了的。他的成功路上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对曾给予自己帮助过的人说声谢谢也是少不了。莫言虽不想言，但言起谢来，却常有巧招，常使听者为之动容。
福克纳：
你让我想起了爷爷
莫言创作早期曾被人誉为“先锋派作家”，因为他的创作深受了外国作家的影响。福克纳也是这众多外国作家中的一个，对他影响很大。莫言自己说，1984年12月他借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记住了福克纳大叔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从此莫言也学着开创了他的“高密东北乡”写作。2000年，他到美国加州大学演讲，他做了一个名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福克纳表达了自己的深深谢意。
“看着福克纳穿着破衣服、破靴子站在一个马棚前的照片，他的这副形象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东北乡，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父亲和许多的老乡亲。这时，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在一起谈论天气、庄稼、牲畜，我们在一起抽烟喝酒，我还听到他对我骂美国的评论家，听到他讽刺海明威，他还让我摸了他脑袋上那块伤疤，他说这个疤其实是让一匹花斑马咬的，但对那些傻瓜必须说是让德国的飞机炸的，然后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脸上布满顽童般的恶作剧的笑容。他告诉我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历。”
细节传递谢意。莫言与福克纳是两个时代的人，莫言也并未亲身接受过福克纳的教导，对这样的前辈表达感谢之情很容易流于形式，但在这一段文字中，作家没有用一个谢字，但对福克纳的谢意却溢于言表，让人深深地感受到莫言真切的谢意。
原因何在？那是因为作家善用细节描述。莫言把福克纳定位为一个老爷爷的形象，说自己和他是一对忘年交，一起谈论过天气、庄稼，牲畜，一起听他讽刺海明威，听他说自己脑袋上的那块疤的故事……莫言从这些细节中感知了小说创作的真谛——大胆虚构。这种虚构的细节描写，让莫言与福克纳一下子贴得那么近，听众也因此感知到福克纳对莫言深入细致的影响，这个年代有些久远的作家在莫言巧妙的感谢声中，一下子走到了听众的面前。
大江健三郎：
你是亚洲文学的守望者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多次在各种场合盛赞莫言，甚至预言莫言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大江先生又亲自到莫言家乡采访莫言，了解莫言的创作情况，与莫言畅谈文学的发展。高密东北乡之行，莫言对大江先生的赞赏表达了自己最真挚的谢意。他说：
“八年前，您在瑞典演讲时曾经提到了我的名字。作为一个晚辈，我感到很荣幸，心中忐忑不安。我当时想，就我那点作品怎么值得您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大作家表扬呢？那时，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待到2000年在北京见到您，才发现您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的人。您那样质朴、谦虚，在北京的文学圈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也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但我没有想到，您能撇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千里迢迢地跨过大海，不辞劳苦地来到中国的高密东北乡。我想这种力量肯定来自于文学，来自您对中国文学或者说是您对亚洲文学的关切。因为您曾经多次地提到过作为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的概念。您对中国作家和韩国作家的了解和关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文学的重视，正是您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具有超越眼光的大作家的突出表现。”
提升彰显胸怀。这种感谢很容易带上个人情感色彩，而使之显得意境狭小，缺乏深度。在这段感谢词中，作家历数大江先生对自己的关怀——在瑞典演讲中的表扬，北京的交往，东北乡的访问。莫言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大江先生的平易近人，质朴谦虚的本性。这既盛赞了大江先生，也很好地体现了莫言本人谦虚谨慎的品格。
莫言同时还把大江的行为放到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看到他不仅关心着自己，同样也关心着韩国文学的发展，这样就把大江先生对自己个人的关注提高到了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对亚洲文学的关注，从而更彰显出大江先生作为一个世界级作家的超越眼光。这种感谢提升了大江先生的品格，也显出了莫言的谦虚。
张艺谋：
你是中国最后一个读者
张艺谋与莫言很难说谁对谁的帮助更大一些。莫言借电影《红高粱》的火爆走进了电影观众的视野，张艺谋借“红高粱家庭系列小说”大红大紫，两个人可谓是相得益彰，相互成就。在一次有包括张艺谋在内的三方会谈中，莫言这样对访谈者说：
“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的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花力气的部分提取了出来。真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在谈到文学的困境，即严肃文艺作品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少这个问题时，张艺谋对现状深感忧虑，他说：“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
莫言马上接上去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
戏谑道出真情。这种感谢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从莫言的巧妙比喻中听出了感谢之意，赞赏之情。他说《红高粱》电影对“红高粱系列小说”的改编就像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张艺谋电影所作浓缩提纯等创造性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言谢，但谢意尽在其中。
当张艺谋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深切关注时，莫言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这句话很明显是一句调侃的话，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莫言还是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假设。这个假设里有玩笑的成分，但更有对张艺谋导演的肯定——据说无论多忙，张艺谋每年都要把各大文学刊物的重点小说通读一遍，他密切关注着中国小说的创作，为自己挑选着拍摄题材，所以说张艺谋是个严肃勤勉的读者一点也不过分。同时这种玩笑里也包含了对张艺谋把“红高粱系列小说”拍成电影的知遇之恩的感谢——没有张艺谋的发现，这部小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莫言的创作也没有那么快走近中国读者。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天过后，处处能听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歌声了。
福克纳：
你让我想起了爷爷
莫言创作早期曾被人誉为“先锋派作家”，因为他的创作深受了外国作家的影响。福克纳也是这众多外国作家中的一个，对他影响很大。莫言自己说，1984年12月他借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记住了福克纳大叔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从此莫言也学着开创了他的“高密东北乡”写作。2000年，他到美国加州大学演讲，他做了一个名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福克纳表达了自己的深深谢意。
“看着福克纳穿着破衣服、破靴子站在一个马棚前的照片，他的这副形象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东北乡，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父亲和许多的老乡亲。这时，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在一起谈论天气、庄稼、牲畜，我们在一起抽烟喝酒，我还听到他对我骂美国的评论家，听到他讽刺海明威，他还让我摸了他脑袋上那块伤疤，他说这个疤其实是让一匹花斑马咬的，但对那些傻瓜必须说是让德国的飞机炸的，然后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脸上布满顽童般的恶作剧的笑容。他告诉我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历。”
细节传递谢意。莫言与福克纳是两个时代的人，莫言也并未亲身接受过福克纳的教导，对这样的前辈表达感谢之情很容易流于形式，但在这一段文字中，作家没有用一个谢字，但对福克纳的谢意却溢于言表，让人深深地感受到莫言真切的谢意。
原因何在？那是因为作家善用细节描述。莫言把福克纳定位为一个老爷爷的形象，说自己和他是一对忘年交，一起谈论过天气、庄稼，牲畜，一起听他讽刺海明威，听他说自己脑袋上的那块疤的故事……莫言从这些细节中感知了小说创作的真谛——大胆虚构。这种虚构的细节描写，让莫言与福克纳一下子贴得那么近，听众也因此感知到福克纳对莫言深入细致的影响，这个年代有些久远的作家在莫言巧妙的感谢声中，一下子走到了听众的面前。
大江健三郎：
你是亚洲文学的守望者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多次在各种场合盛赞莫言，甚至预言莫言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大江先生又亲自到莫言家乡采访莫言，了解莫言的创作情况，与莫言畅谈文学的发展。高密东北乡之行，莫言对大江先生的赞赏表达了自己最真挚的谢意。他说：
“八年前，您在瑞典演讲时曾经提到了我的名字。作为一个晚辈，我感到很荣幸，心中忐忑不安。我当时想，就我那点作品怎么值得您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大作家表扬呢？那时，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待到2000年在北京见到您，才发现您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的人。您那样质朴、谦虚，在北京的文学圈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也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但我没有想到，您能撇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千里迢迢地跨过大海，不辞劳苦地来到中国的高密东北乡。我想这种力量肯定来自于文学，来自您对中国文学或者说是您对亚洲文学的关切。因为您曾经多次地提到过作为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的概念。您对中国作家和韩国作家的了解和关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文学的重视，正是您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具有超越眼光的大作家的突出表现。”
提升彰显胸怀。这种感谢很容易带上个人情感色彩，而使之显得意境狭小，缺乏深度。在这段感谢词中，作家历数大江先生对自己的关怀——在瑞典演讲中的表扬，北京的交往，东北乡的访问。莫言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大江先生的平易近人，质朴谦虚的本性。这既盛赞了大江先生，也很好地体现了莫言本人谦虚谨慎的品格。
莫言同时还把大江的行为放到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看到他不仅关心着自己，同样也关心着韩国文学的发展，这样就把大江先生对自己个人的关注提高到了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对亚洲文学的关注，从而更彰显出大江先生作为一个世界级作家的超越眼光。这种感谢提升了大江先生的品格，也显出了莫言的谦虚。
张艺谋：
你是中国最后一个读者
张艺谋与莫言很难说谁对谁的帮助更大一些。莫言借电影《红高粱》的火爆走进了电影观众的视野，张艺谋借“红高粱家庭系列小说”大红大紫，两个人可谓是相得益彰，相互成就。在一次有包括张艺谋在内的三方会谈中，莫言这样对访谈者说：
“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的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花力气的部分提取了出来。真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在谈到文学的困境，即严肃文艺作品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少这个问题时，张艺谋对现状深感忧虑，他说：“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
莫言马上接上去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
戏谑道出真情。这种感谢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从莫言的巧妙比喻中听出了感谢之意，赞赏之情。他说《红高粱》电影对“红高粱系列小说”的改编就像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张艺谋电影所作浓缩提纯等创造性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言谢，但谢意尽在其中。
当张艺谋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深切关注时，莫言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这句话很明显是一句调侃的话，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莫言还是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假设。这个假设里有玩笑的成分，但更有对张艺谋导演的肯定——据说无论多忙，张艺谋每年都要把各大文学刊物的重点小说通读一遍，他密切关注着中国小说的创作，为自己挑选着拍摄题材，所以说张艺谋是个严肃勤勉的读者一点也不过分。同时这种玩笑里也包含了对张艺谋把“红高粱系列小说”拍成电影的知遇之恩的感谢——没有张艺谋的发现，这部小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莫言的创作也没有那么快走近中国读者。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天过后，处处能听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歌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