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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发生了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事件被曝光后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山东商报》在头版发问“我们应该如何向孩子解释？”
还未来得及解释，在万宁事件发生之后的20天内，国内又至少有8起校园内性侵害女孩的案件发生。这些案件为何频频发生？孩子如何才能自保？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与社会应当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6月15日下午，由《中国周刊》杂志社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共同举办的“世说·公益沙龙”第三期活动，在北京雨枫书馆举办。联合国妇女署协调员郭瑞香、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红枫中心督导王玲、《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与台下听众共同探讨了保卫女孩的相关话题。
原因·冰山一角
一个月之内，被媒体报道的性侵女童事件就有9起，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类事件密集发生？
红枫中心督导王玲认为性侵事件在过去也频频发生，红枫曾调查过1037名女大学生，数据显示其中22%的人在少年时代都曾被性侵。在她看来，现阶段性侵事件密集爆发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大批的农民工进城，产生了很多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由于缺少家长的监管与保护；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现实中贪官污吏的可怕欲望，他们正把黑手伸向无辜的女童。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也肯定了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他还援引了中国公安大学的一个调查报道，数据显示一个报案的儿童性侵害案件背后是7个没有被报案的隐案，报案率与隐案率之比是1：7。“其实，被曝光的案件只是所有案件的冰山一角”。
对于这一点，联合国妇女署协调员郭瑞香认为性侵女童和隐案率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球都普遍存在。“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每年有1.5亿个女童遭受性侵害，在美国就有83%的女童在18岁之前遭受过性侵害。但是，在强调这个事实的同时，我想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实也有男童在遭受暴力，占比达10%。”她说。
追问·政府职能的缺位
在讨论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學副教授荣维毅指出，在多起性侵幼女案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缺位。她说，如在海南万宁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就曾追问“妇联在哪里？教育部在哪里？到底谁该为这类恶性事件的社会责任买单？”
对此，郭瑞香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应由政府来保护。在国际上，有很多国家出台了非常好的法律，如美国各州的州法都明确认定只要是未成年女性或儿童，遭受了性暴力全部定罪为强奸，而且强奸罪要接受严重的惩罚的，措施之一就是化学阉割。”
在现场，有观众直言其对政府目前的作为并不很满意，在很多案件发生后，推诿的现象严重。“我个人认为在海南事件发生以后，教育部门应该站出来，但教育部门不发声，公安部门也不发声，当地政府也不发声，他们希望尽量把事情压下去。但压下去就是真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吗？我想政府在执政理念上需要进行反思”。
在政府责任问题上，吕孝权律师则提出“中国法律对于和强奸案相关的一些罪责应该进行明确。”
他介绍说，在中国，1997年的《刑法》将强奸罪细分出嫖宿幼女罪，这一罪责本是要与奸淫幼女罪进行区别，如侵害的对象都是未满14岁的女孩，是否自愿、是否在双方发生性关系后存在金钱交易是两罪区别的标准。吕孝权进一步解释说，嫖宿幼女罪产生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它又产生了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即该罪按照刑法本身的立法体例优先保护的不是幼女的合理健康，在从1997年至今16年的时间内，被曝光的典型的嫖宿幼女罪案件都量刑过轻。
同时，吕孝权还提出，大多数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实施主体通常是社会上有钱有权的人，这也使得嫖宿幼女罪成为这类人逃避法律的借口。
现状·成年人的责任
有部分听众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凸显出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的少女过早地接受了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她们的世界不再纯洁”，但几乎所有听众都把这种‘不再纯洁’归咎于‘成人世界的不负责任’。”也有听众表示：“其实，不管这个孩子的发育情况或者是被成人世界污染得怎么样，作为大人我们都应该给她划一条线，为孩子划定安全的范围是成年人的责任”。
根据手机腾讯网所做的《<中国周刊>预防儿童性侵害调查数据》显示，占比超过2/3的家长从未同孩子聊过“性”方面的知识，而占比超1/2的学校并未对孩子进行过预防性侵害方面的教育。
对于如何教育孩子，红枫中心督导王玲讲述了红枫项目组在石家庄赵县某农村小学的实践，该教育实践分学生课堂、家长课堂和老师课堂。在学生课堂上，项目组的老师为孩子讲解了“身体什么位置是不能碰”，“对熟人坏叔叔怎么说不”，“如何报警”等问题。在家长和老师课堂上，则明确告知如何防止让孩子受性侵害，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遭遇性侵后会有什么症状，以及如何避免对孩子的第二次伤害。“最后，学校决定要把女童性侵害教育纳入正式的教学”。
河北省北京农家女文化比较中心秘书长陈琼更是直言，在农村，“预防女童遭受性侵害”项目其实非常难以开展，“有一次，项目讲座示范课是给小学的孩子讲隐私部位，在城市，小班孩子就已经知道。但在农村，我们和孩子的父母讲了以后，父母马上打了电话给校长说这是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作为成人在教育孩子之前，更要净化自己内心的环境。”
还未来得及解释，在万宁事件发生之后的20天内，国内又至少有8起校园内性侵害女孩的案件发生。这些案件为何频频发生？孩子如何才能自保？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与社会应当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6月15日下午，由《中国周刊》杂志社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共同举办的“世说·公益沙龙”第三期活动，在北京雨枫书馆举办。联合国妇女署协调员郭瑞香、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红枫中心督导王玲、《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与台下听众共同探讨了保卫女孩的相关话题。
原因·冰山一角
一个月之内，被媒体报道的性侵女童事件就有9起，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类事件密集发生？
红枫中心督导王玲认为性侵事件在过去也频频发生，红枫曾调查过1037名女大学生，数据显示其中22%的人在少年时代都曾被性侵。在她看来，现阶段性侵事件密集爆发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大批的农民工进城，产生了很多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由于缺少家长的监管与保护；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现实中贪官污吏的可怕欲望，他们正把黑手伸向无辜的女童。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也肯定了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他还援引了中国公安大学的一个调查报道，数据显示一个报案的儿童性侵害案件背后是7个没有被报案的隐案，报案率与隐案率之比是1：7。“其实，被曝光的案件只是所有案件的冰山一角”。
对于这一点，联合国妇女署协调员郭瑞香认为性侵女童和隐案率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球都普遍存在。“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每年有1.5亿个女童遭受性侵害，在美国就有83%的女童在18岁之前遭受过性侵害。但是，在强调这个事实的同时，我想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实也有男童在遭受暴力，占比达10%。”她说。
追问·政府职能的缺位
在讨论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學副教授荣维毅指出，在多起性侵幼女案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缺位。她说，如在海南万宁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就曾追问“妇联在哪里？教育部在哪里？到底谁该为这类恶性事件的社会责任买单？”
对此，郭瑞香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应由政府来保护。在国际上，有很多国家出台了非常好的法律，如美国各州的州法都明确认定只要是未成年女性或儿童，遭受了性暴力全部定罪为强奸，而且强奸罪要接受严重的惩罚的，措施之一就是化学阉割。”
在现场，有观众直言其对政府目前的作为并不很满意，在很多案件发生后，推诿的现象严重。“我个人认为在海南事件发生以后，教育部门应该站出来，但教育部门不发声，公安部门也不发声，当地政府也不发声，他们希望尽量把事情压下去。但压下去就是真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吗？我想政府在执政理念上需要进行反思”。
在政府责任问题上，吕孝权律师则提出“中国法律对于和强奸案相关的一些罪责应该进行明确。”
他介绍说，在中国，1997年的《刑法》将强奸罪细分出嫖宿幼女罪，这一罪责本是要与奸淫幼女罪进行区别，如侵害的对象都是未满14岁的女孩，是否自愿、是否在双方发生性关系后存在金钱交易是两罪区别的标准。吕孝权进一步解释说，嫖宿幼女罪产生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它又产生了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即该罪按照刑法本身的立法体例优先保护的不是幼女的合理健康，在从1997年至今16年的时间内，被曝光的典型的嫖宿幼女罪案件都量刑过轻。
同时，吕孝权还提出，大多数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实施主体通常是社会上有钱有权的人，这也使得嫖宿幼女罪成为这类人逃避法律的借口。
现状·成年人的责任
有部分听众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凸显出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的少女过早地接受了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她们的世界不再纯洁”，但几乎所有听众都把这种‘不再纯洁’归咎于‘成人世界的不负责任’。”也有听众表示：“其实，不管这个孩子的发育情况或者是被成人世界污染得怎么样，作为大人我们都应该给她划一条线，为孩子划定安全的范围是成年人的责任”。
根据手机腾讯网所做的《<中国周刊>预防儿童性侵害调查数据》显示，占比超过2/3的家长从未同孩子聊过“性”方面的知识，而占比超1/2的学校并未对孩子进行过预防性侵害方面的教育。
对于如何教育孩子，红枫中心督导王玲讲述了红枫项目组在石家庄赵县某农村小学的实践，该教育实践分学生课堂、家长课堂和老师课堂。在学生课堂上，项目组的老师为孩子讲解了“身体什么位置是不能碰”，“对熟人坏叔叔怎么说不”，“如何报警”等问题。在家长和老师课堂上，则明确告知如何防止让孩子受性侵害，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遭遇性侵后会有什么症状，以及如何避免对孩子的第二次伤害。“最后，学校决定要把女童性侵害教育纳入正式的教学”。
河北省北京农家女文化比较中心秘书长陈琼更是直言，在农村，“预防女童遭受性侵害”项目其实非常难以开展，“有一次，项目讲座示范课是给小学的孩子讲隐私部位，在城市，小班孩子就已经知道。但在农村，我们和孩子的父母讲了以后，父母马上打了电话给校长说这是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作为成人在教育孩子之前，更要净化自己内心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