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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国周刊》
A=汤竹丽
即便过去了15年，说起那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联合国妇女署中国项目“当家人”汤竹丽（Julie Broussard）仍然略显激动。
1997年，身为联合国志愿者的汤竹丽，住在云南省金平县，负责协调一个德国在当地的扶贫项目。在那里，這个来自美国的女人遇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卫生院门口，一群人在等待着一个16岁的女孩，女孩的父母都是智力残疾者，他们错误地使用了某种药物，导致漂亮的女儿听不到，也不会说话。夫妻俩是一所小学的校工，女儿跟着他们一起在学校里。学校老师发现女孩怀孕了，报警以后，查出是附近一个57岁的男人干的。女孩被送进卫生院，流产，我无法想象她以后的生活。”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汤竹丽对《中国周刊》记者感叹道，“女孩肯定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她不会说话，她能怎么做？智障父母不能给她相关教育，谁应该承担保护她的责任？”
“应该是学校，应该是政府。”这是汤竹丽的答案。
很遗憾会有这样一项法律
Q：对于近段时间中国频频爆出的性侵害女童案件，你怎么看？
A：一方面，我感到很遗憾，因为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所有的故事都让我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事情积极的一方面，性侵女童案件被媒体爆出后，民众知道了，对此有呼吁有发声，会促进政府拿出相关应对措施，对于解决问题绝对有好处。以我的了解，以前也有很多女童被侵害的事情发生，可是大家都keep silent（保持沉默），实际上媒体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只是极少的一些例子。
Q：中国在1992年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在你看来，加入这个公约，对所在国家的儿童保护工作，有什么影响？
A：一旦加入这个公约，所在国家必须每五年向《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一个报告，来具体说明按照公约的每一条，他们都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有什么数据能够证明他们的贡献。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缔约国委员会还没有特别不满意的报告，他们会指出哪些方面你这个国家还没有考虑到，在哪些方面，你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
像今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的性侵儿童事件，委员会一定会询问相关情况。我估计中国政府报告里也会提到。
Q：你如何看待中国性侵儿童案件里出现的公职人员的身影？
A：中国的官员也是人类，有的好，有的不好。我认为在对他们进行惩罚时，应该更严厉，因为他们的责任更大。如果他们是在滥用自己的职权，法律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惩罚。
Q：你如何看待中国存在的“嫖宿幼女罪”？
A：It is a pity！很遗憾会有这样一项法律。在美国，不管幼女是否自愿，都是强奸罪。在德国，与年龄在14岁以下未成人发生性行为一概视为强奸。在中国香港，“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属刑事罪行，由于未成年人都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因此对于一定年龄以下的幼女，即使是自愿的性行为，也不被法律所认可。
我觉得这个法律是留下来的很古老的一个传统，它需要被改变，媒体要发出更多声音，传递公民的需求，我相信政府会听见的。
政府的责任不可推卸
Q：政府在保护儿童方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A：保护儿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都要负起相应责任来，而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Q：在保护儿童方面，在政府层面，有没有好的经验和措施？
A：很难说哪一个国家做得更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在法律层面做得不错，美国有国家层面的《消除儿童暴力法》，因为国家有这个法律，每个州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实施自己的法律，最严格的惩罚是有的州会判死刑。
Q：美国有没有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做法？
A：我觉得其中最有特色的方法是信息公开，“罪犯信息公布上网”，将曾经有过性侵儿童犯罪的人的信息公之于众，你会知道谁是一个Children molester（儿童性侵者）。他所在社区的警方，将包括姓名、照片、地址等在内的个人信息放到网上，供民众读取，对于此类人的信息公开非常全面而透明，不单单是强奸，连性骚扰的都被记录进去。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还小。2008年，在大女儿上幼儿园时，我查我居住的城市，想知道有没有曾经的儿童性侵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家附近就有一个，我能知道他住的地方。所以，你能知道你的邻居里有没有曾经的性侵者。美国也有发生在幼儿园的性侵案，我就去查我大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她的幼儿园是安全的。
Q：索马里和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至今未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美国为什么没有加入？
A：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美国没有加入，不是因为美国不想保护儿童，而是因为有非常保守的议员，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即如果美国政府批准这个公约，那么我们必须按照别人的标准来安排自己家庭的生活，他们认为是一种干预。
围绕这个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干预。儿童应该受到更好的保护，与是否加入公约并不矛盾。实际上，《儿童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加入国家最多的国际公约，而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公约》，在美国也没有被批准加入，美国是世界上没有加入的八个国家之一。
最迫切的事
Q：联合国妇女署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有哪些？
A：合作主要是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一个大方面是宣传消除对妇女和儿童的歧视和暴力，从每年的11月25日到12月10日，为一个活动周期，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会联手倡导一些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对女童和妇女的暴力是违法的，不能被容忍的。
除了大众宣传，我们还建立了多部门合作的机制。比如性侵儿童问题，单纯一个机构是做不了的，我们会和教育、公安、卫生等部门合作。比如和公安部门的合作，如果遇到性侵儿童案件，一旦出警，要怎么减少和避免二次伤害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反复询问细节，对儿童的伤害程度是不亚于性侵本身的。所以，对警察进行培训就很重要。
Q：对警察培训有什么特点？
A：对警察培训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现在在湖北一个市做的一个项目，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当地妇联合作，联合国妇女署作为技术力量参与其中，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从2011年到2013年，整三年，针对离社区最近的派出所和110报警台，培训他们如何做这方面案子的接警，如何询问。一开始，他们特别紧张，有抵触情绪，说我们这里没有案子，你们来是不是有特殊目的。
Q：这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吗？
A：中国人的一大特色是坏事不愿意说出来，这并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我们希望做震区女童保护的项目，当地妇联、公安和民政部门会比较谨慎，他们喜欢做的是比较容易做的，容易看到效果，比如搞一些宣传，比如做小额信贷，是好事儿，没有负面的影响。
不过，近段时间，我们感觉到政府的态度有一个变化在里面，感觉到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增加，当然还有很大空间，还可以继续进步。
Q：在你看来，在保护儿童方面，中国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A：制定法律。制定全面的、可操作的法律，而不是框架。它应该明确每个部门的责任是什么，出现情况，谁负责，怎么负责，出现情况如何惩罚。美国的法律为什么有效？因为有可操作性，在我看来，中国有时候的法律不够详细。
A=汤竹丽
即便过去了15年，说起那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联合国妇女署中国项目“当家人”汤竹丽（Julie Broussard）仍然略显激动。
1997年，身为联合国志愿者的汤竹丽，住在云南省金平县，负责协调一个德国在当地的扶贫项目。在那里，這个来自美国的女人遇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卫生院门口，一群人在等待着一个16岁的女孩，女孩的父母都是智力残疾者，他们错误地使用了某种药物，导致漂亮的女儿听不到，也不会说话。夫妻俩是一所小学的校工，女儿跟着他们一起在学校里。学校老师发现女孩怀孕了，报警以后，查出是附近一个57岁的男人干的。女孩被送进卫生院，流产，我无法想象她以后的生活。”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汤竹丽对《中国周刊》记者感叹道，“女孩肯定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她不会说话，她能怎么做？智障父母不能给她相关教育，谁应该承担保护她的责任？”
“应该是学校，应该是政府。”这是汤竹丽的答案。
很遗憾会有这样一项法律
Q：对于近段时间中国频频爆出的性侵害女童案件，你怎么看？
A：一方面，我感到很遗憾，因为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所有的故事都让我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事情积极的一方面，性侵女童案件被媒体爆出后，民众知道了，对此有呼吁有发声，会促进政府拿出相关应对措施，对于解决问题绝对有好处。以我的了解，以前也有很多女童被侵害的事情发生，可是大家都keep silent（保持沉默），实际上媒体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只是极少的一些例子。
Q：中国在1992年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在你看来，加入这个公约，对所在国家的儿童保护工作，有什么影响？
A：一旦加入这个公约，所在国家必须每五年向《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一个报告，来具体说明按照公约的每一条，他们都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有什么数据能够证明他们的贡献。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缔约国委员会还没有特别不满意的报告，他们会指出哪些方面你这个国家还没有考虑到，在哪些方面，你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
像今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的性侵儿童事件，委员会一定会询问相关情况。我估计中国政府报告里也会提到。
Q：你如何看待中国性侵儿童案件里出现的公职人员的身影？
A：中国的官员也是人类，有的好，有的不好。我认为在对他们进行惩罚时，应该更严厉，因为他们的责任更大。如果他们是在滥用自己的职权，法律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惩罚。
Q：你如何看待中国存在的“嫖宿幼女罪”？
A：It is a pity！很遗憾会有这样一项法律。在美国，不管幼女是否自愿，都是强奸罪。在德国，与年龄在14岁以下未成人发生性行为一概视为强奸。在中国香港，“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属刑事罪行，由于未成年人都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因此对于一定年龄以下的幼女，即使是自愿的性行为，也不被法律所认可。
我觉得这个法律是留下来的很古老的一个传统，它需要被改变，媒体要发出更多声音，传递公民的需求，我相信政府会听见的。
政府的责任不可推卸
Q：政府在保护儿童方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A：保护儿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都要负起相应责任来，而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Q：在保护儿童方面，在政府层面，有没有好的经验和措施？
A：很难说哪一个国家做得更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在法律层面做得不错，美国有国家层面的《消除儿童暴力法》，因为国家有这个法律，每个州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实施自己的法律，最严格的惩罚是有的州会判死刑。
Q：美国有没有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做法？
A：我觉得其中最有特色的方法是信息公开，“罪犯信息公布上网”，将曾经有过性侵儿童犯罪的人的信息公之于众，你会知道谁是一个Children molester（儿童性侵者）。他所在社区的警方，将包括姓名、照片、地址等在内的个人信息放到网上，供民众读取，对于此类人的信息公开非常全面而透明，不单单是强奸，连性骚扰的都被记录进去。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还小。2008年，在大女儿上幼儿园时，我查我居住的城市，想知道有没有曾经的儿童性侵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家附近就有一个，我能知道他住的地方。所以，你能知道你的邻居里有没有曾经的性侵者。美国也有发生在幼儿园的性侵案，我就去查我大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她的幼儿园是安全的。
Q：索马里和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至今未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美国为什么没有加入？
A：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美国没有加入，不是因为美国不想保护儿童，而是因为有非常保守的议员，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即如果美国政府批准这个公约，那么我们必须按照别人的标准来安排自己家庭的生活，他们认为是一种干预。
围绕这个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干预。儿童应该受到更好的保护，与是否加入公约并不矛盾。实际上，《儿童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加入国家最多的国际公约，而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公约》，在美国也没有被批准加入，美国是世界上没有加入的八个国家之一。
最迫切的事
Q：联合国妇女署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有哪些？
A：合作主要是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一个大方面是宣传消除对妇女和儿童的歧视和暴力，从每年的11月25日到12月10日，为一个活动周期，联合国妇女署和全国妇联，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会联手倡导一些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对女童和妇女的暴力是违法的，不能被容忍的。
除了大众宣传，我们还建立了多部门合作的机制。比如性侵儿童问题，单纯一个机构是做不了的，我们会和教育、公安、卫生等部门合作。比如和公安部门的合作，如果遇到性侵儿童案件，一旦出警，要怎么减少和避免二次伤害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反复询问细节，对儿童的伤害程度是不亚于性侵本身的。所以，对警察进行培训就很重要。
Q：对警察培训有什么特点？
A：对警察培训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现在在湖北一个市做的一个项目，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当地妇联合作，联合国妇女署作为技术力量参与其中，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从2011年到2013年，整三年，针对离社区最近的派出所和110报警台，培训他们如何做这方面案子的接警，如何询问。一开始，他们特别紧张，有抵触情绪，说我们这里没有案子，你们来是不是有特殊目的。
Q：这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吗？
A：中国人的一大特色是坏事不愿意说出来，这并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我们希望做震区女童保护的项目，当地妇联、公安和民政部门会比较谨慎，他们喜欢做的是比较容易做的，容易看到效果，比如搞一些宣传，比如做小额信贷，是好事儿，没有负面的影响。
不过，近段时间，我们感觉到政府的态度有一个变化在里面，感觉到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增加，当然还有很大空间，还可以继续进步。
Q：在你看来，在保护儿童方面，中国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A：制定法律。制定全面的、可操作的法律，而不是框架。它应该明确每个部门的责任是什么，出现情况，谁负责，怎么负责，出现情况如何惩罚。美国的法律为什么有效？因为有可操作性，在我看来，中国有时候的法律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