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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4日，“齐鲁银行案”，这个刺激了中国银行业两三年之久的滑稽案件，再次成为各媒体的重头新闻。当天，案件主角刘济源一审判决落下帷幕。
十年间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的刘济源，被判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到2010年间，刘济源骗取银行、企业资金共计101.3亿余元。
此时距离案发已有两年半。在这期间，齐鲁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中国重汽、淄博矿业、枣矿集团等企业均被曝有资金牵连。
受影响最深的便是齐鲁银行。刘济源骗取的百亿资金中，70%都与齐鲁银行有关。坊间一度传言齐鲁银行因此亏损60亿。直到今年四月，齐鲁银行才公布此案带来的损失额为22.59亿，比其2010年的经营利润还多出近9个亿。
案发后，齐鲁银行原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均被免职。
回望过去，刘济源勾结银行职员大量骗取齐鲁银行资金的时间，也正是齐鲁银行快速扩张的三年。银行高歌猛进时，却未曾料到后院起火，风险控制已然失灵。
大规模扩张也是近年多数城商行的共同路径。迄今，不少城商行仍然在增资扩股、扩大资产规模的道路上昂首前进，谋求上市仍是目标。
但疑问仍然存在：朝着扩张上市狂奔的城商银行，是否已具有了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健康抵达终点，成为真正让人信赖的公众银行？
扩张者与骗子
齐鲁银行，前身为济南市商业银行。早在2002年，原董事长邱云章（齐鲁银行案发后于2011年被免职）即开始动脑筋思考国际资本合作，并在两年后与澳洲联邦银行实现战略合作，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全国第四家实现中外合作的城市商业银行。
2002年，也正是刘济源开始动“歪脑筋”的时候。据检方指控，自2002年开始，刘济源即与银行人员等勾结，用不同手法诈骗银行资金。2008年，随着他长期合作的齐鲁银行明星客户经理调至总行营业部，他的“资本运作”战地也转移至齐鲁银行，并瞄向了山东国企淄矿集团。
据报道，2012年2月，淄矿集团原董事长马厚亮案的庭审现场，他称与刘济源在山东省国资委某副主任的介绍下认识，并且得知刘是山东省省委组织部某领导的亲属，基于领导的压力，他将钱存入了齐鲁银行的账户。不过检方指控称，马厚亮也收受了刘三千多万的回报。
从2008年到2010年，淄矿集团投入本金14亿元，滚动存款19亿元。刘济源据此质押办理了近20亿元的贷款。
如果没有作假，那么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对于正在推进异地扩张的齐鲁银行来说是一件好事。
而齐鲁银行的异地扩张，也始自2008这一年。
2008年3月，齐鲁银行在聊城设立首家异地分行；当年11月，齐鲁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开始跨省经营。截至2010年底，其分支机构已达79家，是其成立之初数量的近五倍。
被无视的风险
然而，有水分的存贷款规模，却是悬在齐鲁银行头顶的双刃剑。刘济源为齐鲁银行拉来的巨额存款，以及他以此为抵押所获得的贷款，却不完全是干货。
事后看来，刘济源作案的基本手法并不复杂：先是动用中国式的关系网，打通政商两界，以此拉动存款，将国企资金揽至银行作为定期存款，并以自身公司名义向国企支付补偿金或向国企领导输送个人利益；拉来存款后，刘济源再与齐鲁银行总行的业务经理勾结，通过伪造手续和企业印鉴等，以目标存款为担保，获得抵押贷款；再然后，通过贷款获得的现金再去存款，循环往复，以此做大存贷款规模或直接用于投资。
这显然是一个灰色的链条。但灰色，也许正是中国市场上皆大欢喜的色调。
在2013年3月的二次庭审中，刘济源曾自辩称，在他与银行、企业三方的利益共同体当中，他只是“替罪羊”。银行和企业对于他使用企业的存款，是知情的，甚至银行内部的人长期给予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此链条的操作，早已露出马脚，但并未引起重视。
有媒体援引一位未具名企业人士的说法，称刘济源曾以存单方式向济南另一家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对此存疑，未予放贷，并向监管部门做了汇报。
至于齐鲁银行内部的问题，也早被银行聘请的普华永道所发现。
2009年，普华永道对齐鲁银行出具了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称“贵行部分贷款及承兑汇票业务，由第三方共计48亿元人民币的存款作为质押。我们从独立渠道获取的上述业务借款人2008年度财务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与贷款规模不能匹配，且与贵行信贷业务系统中的信息存在较大不一致。”
“此外，我们注意到由担保人提供的存款质押的合法性也存在疑问。”
但齐鲁银行对此做出的回应却是：换掉普华永道，另找他人。
于是，风险被无视了，齐鲁银行的账面数字却是越来越漂亮。
据齐鲁银行2010年底发布的消息，资产总额达到82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3%；各项存款余额近65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了两成。
打击与监管
资产规模做得越大，齐鲁银行上市的可能性越大。上市，则是齐鲁银行在2007年就已制定的目标。
那一年，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三家城市商业银行上市成功。仅在上市第一天，南京银行便通过A股募资69.3亿元。上市后的异地扩张，更是三家银行的相同选择，异地分行也成为了它们的高成长动力。
上市也催生了一批银行业富豪。按照上市后两个月的股价计算，宁波银行董事长、行长持股账面价值均过亿。
这对其他城商银行来说，自有巨大的激励效果。此后几年，排队等着上市的城商银行数不胜数。
当年，时任齐鲁银行董事长的邱云章便定下了“转型、扩张、上市”的2008-2010三年发展规划，并一路沿着这个规划前行。
但一切在2010年12月6日后陷于停滞。这一天，一张伪造的“存款证实单”在齐鲁银行营业部被发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刘济源的作案手段才渐渐被揭穿。
齐鲁银行的上市步伐也从此停滞。
在齐鲁银行案爆发以前，不少地区的城商行都处在异地扩张的热潮中。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监管部门推进的结果。
早在2005年的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中，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曾表示，对于满足各项监管要求，且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2006年，上海银行在宁波设立分行，成为第一家开设异地分行的城商银行。
2009年4月，银监会下发通知，城商行开分支行不再有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省内分支机构审批权也下放给了各省银监局。此后，城商银行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几成井喷之势。
齐鲁银行案爆发后，不仅齐鲁银行受损，全国城商银行的异地扩张均受重挫。银监会加强了对城商银行的监管，异地设分行一度被禁止，跨省开分行的大门至今仍未完全打开，IPO开闸更是遥遥无期。
对于城商银行的监管，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未来几年资本市场对银行持续融资的承受能力会逐渐降低，因此从规模向质量转变，才是城商银行的正途。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曾稱，城商银行扩张冲动背后是体制的症结，不盲目求大，追求特色服务，才是可行之路。
事实上，刘济源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有为此案画上句号。齐鲁银行损失的20多亿巨额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除了部分涉案人员被查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处在这个灰色链条中？中国式政与商的边界，到底该如何厘清？
一只苍蝇盯上了一只有缝的鸡蛋。苍蝇好拍死，可鸡蛋的裂缝该怎样去修补？
十年间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的刘济源，被判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到2010年间，刘济源骗取银行、企业资金共计101.3亿余元。
此时距离案发已有两年半。在这期间，齐鲁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中国重汽、淄博矿业、枣矿集团等企业均被曝有资金牵连。
受影响最深的便是齐鲁银行。刘济源骗取的百亿资金中，70%都与齐鲁银行有关。坊间一度传言齐鲁银行因此亏损60亿。直到今年四月，齐鲁银行才公布此案带来的损失额为22.59亿，比其2010年的经营利润还多出近9个亿。
案发后，齐鲁银行原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均被免职。
回望过去，刘济源勾结银行职员大量骗取齐鲁银行资金的时间，也正是齐鲁银行快速扩张的三年。银行高歌猛进时，却未曾料到后院起火，风险控制已然失灵。
大规模扩张也是近年多数城商行的共同路径。迄今，不少城商行仍然在增资扩股、扩大资产规模的道路上昂首前进，谋求上市仍是目标。
但疑问仍然存在：朝着扩张上市狂奔的城商银行，是否已具有了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健康抵达终点，成为真正让人信赖的公众银行？
扩张者与骗子
齐鲁银行，前身为济南市商业银行。早在2002年，原董事长邱云章（齐鲁银行案发后于2011年被免职）即开始动脑筋思考国际资本合作，并在两年后与澳洲联邦银行实现战略合作，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全国第四家实现中外合作的城市商业银行。
2002年，也正是刘济源开始动“歪脑筋”的时候。据检方指控，自2002年开始，刘济源即与银行人员等勾结，用不同手法诈骗银行资金。2008年，随着他长期合作的齐鲁银行明星客户经理调至总行营业部，他的“资本运作”战地也转移至齐鲁银行，并瞄向了山东国企淄矿集团。
据报道，2012年2月，淄矿集团原董事长马厚亮案的庭审现场，他称与刘济源在山东省国资委某副主任的介绍下认识，并且得知刘是山东省省委组织部某领导的亲属，基于领导的压力，他将钱存入了齐鲁银行的账户。不过检方指控称，马厚亮也收受了刘三千多万的回报。
从2008年到2010年，淄矿集团投入本金14亿元，滚动存款19亿元。刘济源据此质押办理了近20亿元的贷款。
如果没有作假，那么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对于正在推进异地扩张的齐鲁银行来说是一件好事。
而齐鲁银行的异地扩张，也始自2008这一年。
2008年3月，齐鲁银行在聊城设立首家异地分行；当年11月，齐鲁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开始跨省经营。截至2010年底，其分支机构已达79家，是其成立之初数量的近五倍。
被无视的风险
然而，有水分的存贷款规模，却是悬在齐鲁银行头顶的双刃剑。刘济源为齐鲁银行拉来的巨额存款，以及他以此为抵押所获得的贷款，却不完全是干货。
事后看来，刘济源作案的基本手法并不复杂：先是动用中国式的关系网，打通政商两界，以此拉动存款，将国企资金揽至银行作为定期存款，并以自身公司名义向国企支付补偿金或向国企领导输送个人利益；拉来存款后，刘济源再与齐鲁银行总行的业务经理勾结，通过伪造手续和企业印鉴等，以目标存款为担保，获得抵押贷款；再然后，通过贷款获得的现金再去存款，循环往复，以此做大存贷款规模或直接用于投资。
这显然是一个灰色的链条。但灰色，也许正是中国市场上皆大欢喜的色调。
在2013年3月的二次庭审中，刘济源曾自辩称，在他与银行、企业三方的利益共同体当中，他只是“替罪羊”。银行和企业对于他使用企业的存款，是知情的，甚至银行内部的人长期给予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此链条的操作，早已露出马脚，但并未引起重视。
有媒体援引一位未具名企业人士的说法，称刘济源曾以存单方式向济南另一家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对此存疑，未予放贷，并向监管部门做了汇报。
至于齐鲁银行内部的问题，也早被银行聘请的普华永道所发现。
2009年，普华永道对齐鲁银行出具了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称“贵行部分贷款及承兑汇票业务，由第三方共计48亿元人民币的存款作为质押。我们从独立渠道获取的上述业务借款人2008年度财务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与贷款规模不能匹配，且与贵行信贷业务系统中的信息存在较大不一致。”
“此外，我们注意到由担保人提供的存款质押的合法性也存在疑问。”
但齐鲁银行对此做出的回应却是：换掉普华永道，另找他人。
于是，风险被无视了，齐鲁银行的账面数字却是越来越漂亮。
据齐鲁银行2010年底发布的消息，资产总额达到82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3%；各项存款余额近65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了两成。
打击与监管
资产规模做得越大，齐鲁银行上市的可能性越大。上市，则是齐鲁银行在2007年就已制定的目标。
那一年，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三家城市商业银行上市成功。仅在上市第一天，南京银行便通过A股募资69.3亿元。上市后的异地扩张，更是三家银行的相同选择，异地分行也成为了它们的高成长动力。
上市也催生了一批银行业富豪。按照上市后两个月的股价计算，宁波银行董事长、行长持股账面价值均过亿。
这对其他城商银行来说，自有巨大的激励效果。此后几年，排队等着上市的城商银行数不胜数。
当年，时任齐鲁银行董事长的邱云章便定下了“转型、扩张、上市”的2008-2010三年发展规划，并一路沿着这个规划前行。
但一切在2010年12月6日后陷于停滞。这一天，一张伪造的“存款证实单”在齐鲁银行营业部被发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刘济源的作案手段才渐渐被揭穿。
齐鲁银行的上市步伐也从此停滞。
在齐鲁银行案爆发以前，不少地区的城商行都处在异地扩张的热潮中。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监管部门推进的结果。
早在2005年的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中，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曾表示，对于满足各项监管要求，且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2006年，上海银行在宁波设立分行，成为第一家开设异地分行的城商银行。
2009年4月，银监会下发通知，城商行开分支行不再有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省内分支机构审批权也下放给了各省银监局。此后，城商银行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几成井喷之势。
齐鲁银行案爆发后，不仅齐鲁银行受损，全国城商银行的异地扩张均受重挫。银监会加强了对城商银行的监管，异地设分行一度被禁止，跨省开分行的大门至今仍未完全打开，IPO开闸更是遥遥无期。
对于城商银行的监管，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未来几年资本市场对银行持续融资的承受能力会逐渐降低，因此从规模向质量转变，才是城商银行的正途。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曾稱，城商银行扩张冲动背后是体制的症结，不盲目求大，追求特色服务，才是可行之路。
事实上，刘济源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有为此案画上句号。齐鲁银行损失的20多亿巨额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除了部分涉案人员被查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处在这个灰色链条中？中国式政与商的边界，到底该如何厘清？
一只苍蝇盯上了一只有缝的鸡蛋。苍蝇好拍死，可鸡蛋的裂缝该怎样去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