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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一生致力探讨两性平等、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女性独立等社会问题。吉尔曼作为先锋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和社会活动家创作了多篇优秀女性文学作品，其中《黄色墙纸》是吉尔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短篇小说以“我”—一位在生育后患有“精神衰弱”疾病的女性为视角，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对女性从身体桎梏到精神压迫，从而唤醒女性意识觉醒，倡导女性独立。
一、吉尔曼与《黄色墙纸》
夏洛特·帕金森·吉尔曼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具有《先驱》月刊出版人、社会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演讲人、商业艺术家、教师等多重职业身份。吉尔曼曾嫁给一位艺术家，在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不久，她就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但当时的医生建议她避免与人交往，禁止外出工作，甚至不许她做家务和亲近自己的女儿。痛苦不堪的婚姻和不近人情的疗法迫使吉尔曼最终选择离婚，并根据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下了著名短篇小说《黄色墙纸》—家里黄色的墙纸下，囚禁着一个失语的女性。
玛格丽特·富勒的《十九世纪女性》一书是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书籍，她指出社会与政府应当提高女性地位，同时女性应追求自我需求，反抗外界强加于女性的思想限制。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主人公以“我”第一视角讲述了自己在产后的种种遭遇与精神压迫，由于生产后出现的精神衰弱等症状，被身为医生的丈夫强行送到郊区一所无人居住的别墅里进行疗养。女主人公在那里接受所谓的当时流行的“休息疗法”，即隔离所有的社交，不许思考，不许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行动，过着囚徒般的生活。用于疗养的房子是一间被废弃的婴儿房，门窗是禁锢的，而墙面是令“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的黄色墙纸。主人公在这充满黄色墙纸的房子里被丈夫、医生、兄长三位男性剥夺了社交与话语权，最终在黄色墙纸中失去自我而走向精神崩溃。
二、“我”与三位男性的对立
《黄色墙纸》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掺杂了作家吉尔曼自身经历，并且加入大量心理独白与描写的小说。在小说中，作者没有对女主人公的背景和职业进行太多描述，只是以“我”这第一视角来描述整个故事。同时小说中出现了三位男性人物，分别是丈夫、医生、兄长。当“我”被医生诊断为所谓的精神疾病后，丈夫以“身体康复”为由把“我”囚禁在一所无人居住的别墅里“养病”，而兄长也十分赞同丈夫的做法。小说中出现的三位男性实质即是对当时男权社会的写照，女性在一个男性占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中成为所谓的失语者。在小说中，没有人去试图询问“我”在生产之后患有所谓神经衰弱的“精神疾病”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一位男性医生确定为需要隔绝休养的“精神疾病”。小说在此处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非常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女性身处社会生活之中，却皆由男性来下定义和给予结论，即女性的存在意义是需要男性对其进行肯定，所以“我”的精神疾病也是由男性来定义的。小说中“我”本是一位热爱写作的知识女性，作者对主人公的设定也恰恰影射了作者自己的人生遭遇，小说中的“我”对写作充满憧憬与热情，但这寫作的才华与热情被三位男性所代表的男权社会一致认为是“我”患病的原因，因为女主人公的“离经叛道”，不遵守男权社会为女性定义的规则，所以才会生病。因此别墅的休息疗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男性对于这些不守规矩的女性安排的监狱，压抑女性的思想，迫使女性最终妥协回归到男权社会中，继续扮演男性的好伴侣形象。在小说中，“我”被带到隔离社交的别墅休息疗养，被安排住在阁楼的婴儿房中，女主人公曾要求住在楼下“有阳台”“窗户上布满玫瑰花”的房间，但是丈夫假装没有听见。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占据了主导话语权，女性的话语权却被一次次漠视。又如“我”提议外出探访堂兄堂妹，同样以“身体虚弱”为由，被丈夫拒绝。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一次次尝试建立自我的话语权，但最终都被无情否决，因为在男性眼中，女性本就是低于男性的生物，需要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因此也不需要话语权。小说中“我”的遭遇也恰恰影射了当时美国的男权社会思想。
三、“我”与黄色墙纸
在小说中“我”被安排住进一间贴满黄色墙纸的阁楼婴儿房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从此和这黄色墙纸产生了紧密联系。起初“我”厌恶这黄色的墙纸，并且提议换掉墙纸。但是丈夫却说更换墙纸后，就要更换粗笨的床架、上了闩的窗户等理由拒绝了“我”，最终“我”只能与这黄色的墙纸生活在一起。黄色墙纸是小说中最大的象征符号，它暗示着强大的男权思想控制着女性的生活。女主人公刚刚搬进这间婴儿房时，就对着黄色的墙纸而心生厌恶，这就暗示了强大压抑的男权文化让女性难以呼吸。被剥夺写作与交流的权利后，“我”只能与黄色墙纸孤独地生活在一起，此时主人公的精神状况也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在一个窗户上装了木条，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我”开始慢慢对这黄色墙纸产生了兴趣，墙纸的图案令主人公开始着迷发狂，她开始昼夜不息地探索这图案中的隐秘符号，想要探寻这符号背后的秘密。“我”终于发现这墙纸的秘密，这墙纸背后是无数被囚禁想要获得自由的女性，于是“我”奋不顾身地撕毁了这黄色墙纸，让这墙纸背后无数的女性得以恢复自由，而“我”也最终和那些获得自由的女性一样，疯狂地从那墙纸中冲出来，趴在地上满屋爬行。小说中女主人公从开始的精神衰弱到最终精神疯狂，都与这黄色墙纸息息相关，这黄色墙纸便是主人公“疯”的根源。压抑的男权社会，被剥夺的话语权与自由，被压抑的思想与灵魂，女性最终只能用疯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抗衡男权社会。被撕破的墙纸代表了女性冲破男权社会的桎梏，最终重获自由。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疯狂举动与《简·爱》中阁楼中的疯女人伯莎的形象具有相似性，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中被剥夺话语权的失语者，为了让世界听到女性心中的声音，她们最终选择用疯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她们所处的社会。小说中的“我”最终通过疯的方式逃脱了丈夫的控制，变成了墙纸背后的疯女人。
吉尔曼不仅把墙纸设定为压迫女性的牢笼，同时特意使用黄色的墙纸，这黄色墙纸意味着年代久远，暗淡发黄，透露这房子年代久远。黄色同样代表腐朽传统，暗示着女性在这传统压抑的男权文化中被禁锢了几百年，一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同时作家使用太阳与月亮、明与暗，和黄色墙纸形成对应关系。太阳象征着男权文化与权力，而月亮象征着女性文化与阴柔。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白天几乎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而夜晚却是自己的私密空间用来思考写作，畅想未来。女主人公颠倒作息的生活方式恰恰印证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只能以休眠的方式来生存。而黄色墙纸中幻化出来的女性，在阳光下会一动不动，而在阴暗处就会挣扎想要挣脱墙纸。然而随着小说发展，黄色墙纸中的女人即使在阳光下也似乎要挣脱这枷锁，这也预示着女性最终要摆脱男尊女卑的枷锁，勇敢地与父权社会抗争到底。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具有很强的自述性，篇幅虽短，却表达了女性对于自我意识觉醒的迫切需求，并且奋勇抗争的内心独白，是寻求女性思想独立的里程碑式作品。
一、吉尔曼与《黄色墙纸》
夏洛特·帕金森·吉尔曼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具有《先驱》月刊出版人、社会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演讲人、商业艺术家、教师等多重职业身份。吉尔曼曾嫁给一位艺术家，在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不久，她就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但当时的医生建议她避免与人交往，禁止外出工作，甚至不许她做家务和亲近自己的女儿。痛苦不堪的婚姻和不近人情的疗法迫使吉尔曼最终选择离婚，并根据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下了著名短篇小说《黄色墙纸》—家里黄色的墙纸下，囚禁着一个失语的女性。
玛格丽特·富勒的《十九世纪女性》一书是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书籍，她指出社会与政府应当提高女性地位，同时女性应追求自我需求，反抗外界强加于女性的思想限制。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主人公以“我”第一视角讲述了自己在产后的种种遭遇与精神压迫，由于生产后出现的精神衰弱等症状，被身为医生的丈夫强行送到郊区一所无人居住的别墅里进行疗养。女主人公在那里接受所谓的当时流行的“休息疗法”，即隔离所有的社交，不许思考，不许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行动，过着囚徒般的生活。用于疗养的房子是一间被废弃的婴儿房，门窗是禁锢的，而墙面是令“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的黄色墙纸。主人公在这充满黄色墙纸的房子里被丈夫、医生、兄长三位男性剥夺了社交与话语权，最终在黄色墙纸中失去自我而走向精神崩溃。
二、“我”与三位男性的对立
《黄色墙纸》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掺杂了作家吉尔曼自身经历，并且加入大量心理独白与描写的小说。在小说中，作者没有对女主人公的背景和职业进行太多描述，只是以“我”这第一视角来描述整个故事。同时小说中出现了三位男性人物，分别是丈夫、医生、兄长。当“我”被医生诊断为所谓的精神疾病后，丈夫以“身体康复”为由把“我”囚禁在一所无人居住的别墅里“养病”，而兄长也十分赞同丈夫的做法。小说中出现的三位男性实质即是对当时男权社会的写照，女性在一个男性占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中成为所谓的失语者。在小说中，没有人去试图询问“我”在生产之后患有所谓神经衰弱的“精神疾病”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一位男性医生确定为需要隔绝休养的“精神疾病”。小说在此处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非常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女性身处社会生活之中，却皆由男性来下定义和给予结论，即女性的存在意义是需要男性对其进行肯定，所以“我”的精神疾病也是由男性来定义的。小说中“我”本是一位热爱写作的知识女性，作者对主人公的设定也恰恰影射了作者自己的人生遭遇，小说中的“我”对写作充满憧憬与热情，但这寫作的才华与热情被三位男性所代表的男权社会一致认为是“我”患病的原因，因为女主人公的“离经叛道”，不遵守男权社会为女性定义的规则，所以才会生病。因此别墅的休息疗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男性对于这些不守规矩的女性安排的监狱，压抑女性的思想，迫使女性最终妥协回归到男权社会中，继续扮演男性的好伴侣形象。在小说中，“我”被带到隔离社交的别墅休息疗养，被安排住在阁楼的婴儿房中，女主人公曾要求住在楼下“有阳台”“窗户上布满玫瑰花”的房间，但是丈夫假装没有听见。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占据了主导话语权，女性的话语权却被一次次漠视。又如“我”提议外出探访堂兄堂妹，同样以“身体虚弱”为由，被丈夫拒绝。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一次次尝试建立自我的话语权，但最终都被无情否决，因为在男性眼中，女性本就是低于男性的生物，需要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因此也不需要话语权。小说中“我”的遭遇也恰恰影射了当时美国的男权社会思想。
三、“我”与黄色墙纸
在小说中“我”被安排住进一间贴满黄色墙纸的阁楼婴儿房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从此和这黄色墙纸产生了紧密联系。起初“我”厌恶这黄色的墙纸，并且提议换掉墙纸。但是丈夫却说更换墙纸后，就要更换粗笨的床架、上了闩的窗户等理由拒绝了“我”，最终“我”只能与这黄色的墙纸生活在一起。黄色墙纸是小说中最大的象征符号，它暗示着强大的男权思想控制着女性的生活。女主人公刚刚搬进这间婴儿房时，就对着黄色的墙纸而心生厌恶，这就暗示了强大压抑的男权文化让女性难以呼吸。被剥夺写作与交流的权利后，“我”只能与黄色墙纸孤独地生活在一起，此时主人公的精神状况也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在一个窗户上装了木条，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我”开始慢慢对这黄色墙纸产生了兴趣，墙纸的图案令主人公开始着迷发狂，她开始昼夜不息地探索这图案中的隐秘符号，想要探寻这符号背后的秘密。“我”终于发现这墙纸的秘密，这墙纸背后是无数被囚禁想要获得自由的女性，于是“我”奋不顾身地撕毁了这黄色墙纸，让这墙纸背后无数的女性得以恢复自由，而“我”也最终和那些获得自由的女性一样，疯狂地从那墙纸中冲出来，趴在地上满屋爬行。小说中女主人公从开始的精神衰弱到最终精神疯狂，都与这黄色墙纸息息相关，这黄色墙纸便是主人公“疯”的根源。压抑的男权社会，被剥夺的话语权与自由，被压抑的思想与灵魂，女性最终只能用疯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抗衡男权社会。被撕破的墙纸代表了女性冲破男权社会的桎梏，最终重获自由。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疯狂举动与《简·爱》中阁楼中的疯女人伯莎的形象具有相似性，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中被剥夺话语权的失语者，为了让世界听到女性心中的声音，她们最终选择用疯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她们所处的社会。小说中的“我”最终通过疯的方式逃脱了丈夫的控制，变成了墙纸背后的疯女人。
吉尔曼不仅把墙纸设定为压迫女性的牢笼，同时特意使用黄色的墙纸，这黄色墙纸意味着年代久远，暗淡发黄，透露这房子年代久远。黄色同样代表腐朽传统，暗示着女性在这传统压抑的男权文化中被禁锢了几百年，一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同时作家使用太阳与月亮、明与暗，和黄色墙纸形成对应关系。太阳象征着男权文化与权力，而月亮象征着女性文化与阴柔。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白天几乎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而夜晚却是自己的私密空间用来思考写作，畅想未来。女主人公颠倒作息的生活方式恰恰印证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只能以休眠的方式来生存。而黄色墙纸中幻化出来的女性，在阳光下会一动不动，而在阴暗处就会挣扎想要挣脱墙纸。然而随着小说发展，黄色墙纸中的女人即使在阳光下也似乎要挣脱这枷锁，这也预示着女性最终要摆脱男尊女卑的枷锁，勇敢地与父权社会抗争到底。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具有很强的自述性，篇幅虽短，却表达了女性对于自我意识觉醒的迫切需求，并且奋勇抗争的内心独白，是寻求女性思想独立的里程碑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