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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赦免制度是一种关于宽容的制度，是一种国家性质的宽恕行为。赦免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被统治者频繁的适用。赦免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究竟扮演者何种角色，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是什么，其对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什么作用。在此通过考察中国古代赦免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功能分析，肯定其在古代社会的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进行探讨在现代法治语境下，赦免制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赦免制度 历史沿革 启示
一、赦免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赦免制度的起源
我国赦免制度的起始年代，学者间存在争议。一种认为赦免起源于周，根据在于《周礼》中有“三赦”的提法，《周礼•秋官•司刺》上说：“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并且《尚书•吕刑》中也有论道：“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即根据“罪疑从轻的原则进行赦免。”因此，以上典籍表明，西周已有赦免制度。第二种说法认为，从制度化成熟的程度来看，赦免制度非创始于周代，而是承自商代甚至夏代。第三种观点，认为赦免产生于上古时代。《尚书》中有“眚灾肆赦”的说法,“眚，过；灾，害；肆，缓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意指因为过失或不幸而犯罪可以得到赦免。虽然以上三学说尚未占据权威的地位，但可以说明，在上古至夏商周三代之时，我国已有赦免制度。
夏商周时期，赦免制度得到发展。诸侯之间的频繁征战是君主颁布赦令的主要原因。西周时期，形成了“司刺”“司谏”“司市”以及八辟、赦疑等多种赦宥方式，“司刺”“司谏”“司市”在周礼中都有记载。
（二）赦免制度的发展
在春秋时期时期，赦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赦免的适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赦过失到赦一切犯罪行为。春秋时期，统治者习惯“遍赦天下，无论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又无论罪之大小，或赦除之。”秦朝统治者开始对赦免制度作出全面的否定。秦始皇登基后，来奉行法家思想。史载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史书有“久而不赦”的记载。
到了汉朝，汉初统治者“对秦之教训的反思，经学治国原则的施行以及种种的现实要求的驱动，使得赦的应用空前兴盛。”在汉朝，可谓无所不赦，始受命、改年号、获珍禽奇兽、河水清、刻章玺、立皇后或太子、平叛乱、开境土、遇自然灾害、有疾病、郊社天地、行大典礼，都行赦免，赦免的次数极其多。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在位期间赦免9次，汉景帝在位期间赦免5次，汉武帝在位55年赦免18次。在东汉继续保持西汉“大赦天下”的传统，至东汉末年，大汉帝国岌岌可危之时，赦令更是多到几乎每年一赦的境地。
三国时起，曹魏蜀汉等政权纷纷推行无赦政策，但到了吴国孙皓执政时期，赦免制度重新得到推崇，因此，这时期的赦免有了泛滥之势。因此有后世学者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起滥赦之远，盖时局动荡，帝王们不得已而为之。”
（三）赦免制度的定性
在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逐渐稳定，君主施行赦免制度的次数逐渐减少，多数统治者持慎赦态度。隋文帝时期，把重罪十条定型为“十恶”不予赦免。唐太宗认为，汉代至南北朝赦免过于泛滥，其认为“金四海安静，礼仪大行，数赦即愚人常冀辛，惟欲犯法，不能改进，当须慎赦”，因而，反对统治者滥用赦权。唐朝后世的帝王们，对赦的控制较严格，对不适用赦免的情形有详细的制度性规定。
五代两宋以及辽金西夏蒙元时期，赦免的程式仍然基本遵从唐时的赦免制度，但这一时期的数量有所增多。五代时期，滥刑与滥赦并存，赦免制度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明清时期，统治者推行“重点治乱世”的思想，认为赦免是法外之仁，执行刑法时“协中，毋枉毋弛”，只有遇到“庆覃大典，或逢水旱偏灾”，才实行赦免。这一时期，“赦不妄下”的态度，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赦免制度从君王的随意行为，演变成一种逐渐体现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定性化制度。
二、对赦免制度的评价
赦宥制度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调节作用，起缓和作用，弥补法律的不足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赦免制度，在中国古代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感化作用。刑罚与赦免构成了恩威的两只手，君王上下其手，假施恩惠，当用刑之时，予以赦免。这往往能够收视人心，感化政敌，为己所欲安抚作用。儆诫作用。赦免的儆诫功能，通过调节不赦的范围来实现。罪归不赦则应严惩以待，非特殊情况难以赦免，但是不赦的范围可以随着当前的政治、军事情况而增加或减少范围。除旧布新。天下动荡之后，归于一统，或者一朝之内大宝易。为了除旧，赦文中有“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等内容。因此，在即位、改元之时大赦的赦免的幅度、范围最大，同时赦文中说“与民维新”“与民更新”即在赦罪免租之后，把百姓纳入并让其服从新的通知秩序。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鲜明的提出了“非赦”的观点。反对者的理由如下：
频繁的大赦，破坏了法律的威严。汉代思想匡衡认为，大赦原意在于表现皇帝“与民更始”，且事实上却不如人愿，“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这种法外之仁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大赦不能惩罚罪犯，却伤及良民，王符认为“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良民之家，从孝悌为本，修身慎行，不犯王法，犯法者多为恶徒，赦令则恰恰是将皇上的恩泽力在恶人身上，于是恶人昌。
虽然，古代思想家对赦免制度持有不同的态度。然而，赦免制度却长期存在的，赦免以推恩为名，或者收拾人心，稳定统治；或者为感化政敌，为己所用；或者儆诫臣民，防患于未然，赦免能够灵活的适应政治局势的需要，充当了解决广泛社会问题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2] 杨国善《汉代赦制略论》[J]，《学海》2004年第3期，第127页
[3] 陈文强《魏晋南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关键词：赦免制度 历史沿革 启示
一、赦免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赦免制度的起源
我国赦免制度的起始年代，学者间存在争议。一种认为赦免起源于周，根据在于《周礼》中有“三赦”的提法，《周礼•秋官•司刺》上说：“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并且《尚书•吕刑》中也有论道：“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即根据“罪疑从轻的原则进行赦免。”因此，以上典籍表明，西周已有赦免制度。第二种说法认为，从制度化成熟的程度来看，赦免制度非创始于周代，而是承自商代甚至夏代。第三种观点，认为赦免产生于上古时代。《尚书》中有“眚灾肆赦”的说法,“眚，过；灾，害；肆，缓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意指因为过失或不幸而犯罪可以得到赦免。虽然以上三学说尚未占据权威的地位，但可以说明，在上古至夏商周三代之时，我国已有赦免制度。
夏商周时期，赦免制度得到发展。诸侯之间的频繁征战是君主颁布赦令的主要原因。西周时期，形成了“司刺”“司谏”“司市”以及八辟、赦疑等多种赦宥方式，“司刺”“司谏”“司市”在周礼中都有记载。
（二）赦免制度的发展
在春秋时期时期，赦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赦免的适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赦过失到赦一切犯罪行为。春秋时期，统治者习惯“遍赦天下，无论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又无论罪之大小，或赦除之。”秦朝统治者开始对赦免制度作出全面的否定。秦始皇登基后，来奉行法家思想。史载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史书有“久而不赦”的记载。
到了汉朝，汉初统治者“对秦之教训的反思，经学治国原则的施行以及种种的现实要求的驱动，使得赦的应用空前兴盛。”在汉朝，可谓无所不赦，始受命、改年号、获珍禽奇兽、河水清、刻章玺、立皇后或太子、平叛乱、开境土、遇自然灾害、有疾病、郊社天地、行大典礼，都行赦免，赦免的次数极其多。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在位期间赦免9次，汉景帝在位期间赦免5次，汉武帝在位55年赦免18次。在东汉继续保持西汉“大赦天下”的传统，至东汉末年，大汉帝国岌岌可危之时，赦令更是多到几乎每年一赦的境地。
三国时起，曹魏蜀汉等政权纷纷推行无赦政策，但到了吴国孙皓执政时期，赦免制度重新得到推崇，因此，这时期的赦免有了泛滥之势。因此有后世学者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起滥赦之远，盖时局动荡，帝王们不得已而为之。”
（三）赦免制度的定性
在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逐渐稳定，君主施行赦免制度的次数逐渐减少，多数统治者持慎赦态度。隋文帝时期，把重罪十条定型为“十恶”不予赦免。唐太宗认为，汉代至南北朝赦免过于泛滥，其认为“金四海安静，礼仪大行，数赦即愚人常冀辛，惟欲犯法，不能改进，当须慎赦”，因而，反对统治者滥用赦权。唐朝后世的帝王们，对赦的控制较严格，对不适用赦免的情形有详细的制度性规定。
五代两宋以及辽金西夏蒙元时期，赦免的程式仍然基本遵从唐时的赦免制度，但这一时期的数量有所增多。五代时期，滥刑与滥赦并存，赦免制度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明清时期，统治者推行“重点治乱世”的思想，认为赦免是法外之仁，执行刑法时“协中，毋枉毋弛”，只有遇到“庆覃大典，或逢水旱偏灾”，才实行赦免。这一时期，“赦不妄下”的态度，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赦免制度从君王的随意行为，演变成一种逐渐体现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定性化制度。
二、对赦免制度的评价
赦宥制度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调节作用，起缓和作用，弥补法律的不足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赦免制度，在中国古代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感化作用。刑罚与赦免构成了恩威的两只手，君王上下其手，假施恩惠，当用刑之时，予以赦免。这往往能够收视人心，感化政敌，为己所欲安抚作用。儆诫作用。赦免的儆诫功能，通过调节不赦的范围来实现。罪归不赦则应严惩以待，非特殊情况难以赦免，但是不赦的范围可以随着当前的政治、军事情况而增加或减少范围。除旧布新。天下动荡之后，归于一统，或者一朝之内大宝易。为了除旧，赦文中有“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等内容。因此，在即位、改元之时大赦的赦免的幅度、范围最大，同时赦文中说“与民维新”“与民更新”即在赦罪免租之后，把百姓纳入并让其服从新的通知秩序。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鲜明的提出了“非赦”的观点。反对者的理由如下：
频繁的大赦，破坏了法律的威严。汉代思想匡衡认为，大赦原意在于表现皇帝“与民更始”，且事实上却不如人愿，“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这种法外之仁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大赦不能惩罚罪犯，却伤及良民，王符认为“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良民之家，从孝悌为本，修身慎行，不犯王法，犯法者多为恶徒，赦令则恰恰是将皇上的恩泽力在恶人身上，于是恶人昌。
虽然，古代思想家对赦免制度持有不同的态度。然而，赦免制度却长期存在的，赦免以推恩为名，或者收拾人心，稳定统治；或者为感化政敌，为己所用；或者儆诫臣民，防患于未然，赦免能够灵活的适应政治局势的需要，充当了解决广泛社会问题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2] 杨国善《汉代赦制略论》[J]，《学海》2004年第3期，第127页
[3] 陈文强《魏晋南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