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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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屋顶焚烧落叶之前,他把一个不锈钢小锅坐到电磁炉上。小锅里错杂塞着七个茶杯:三个青花敞口,一个带把的、印着粉色小碎花,一个德化厚胎白瓷,两个柴火烧。青花敞口的是清理上一批成套茶具后择优留下来的,小碎花的是太太自己网购的,厚胎白瓷是几年前去德化玩瓷时闺女的手作,柴火烧是厦门茶叶博览会时跟一个创业的大学生买的。“应该支持一下年轻人,哪怕仅仅买两个杯子。”太太当时这样悄悄说。他摁开了电磁壶。“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下来了,”他心里估算着,“顶多两分钟,把屋顶昨天傍晚收集的落叶、枯草再拢一拢,点把火——对了,要带几张旧报纸做火引——就可以下来看电磁炉怎么烧煮茶杯了。”
  屋顶有点风,做火引的旧《南方周末》拿在手上轻飘飘的。真是有心啊,当年看到《南方周末》报型瘦身,他很是赞叹了一番:你看人家广东,连报纸的外形都要改革。他用打火机点了报纸的一角。着了,但是火苗太小,燃不开,瞬间就熄了。把报纸卷成一个小圆筒,再点,还是烧不起来。应该一分钟过去了吧?他蹲了下来,摊开那张《南方周末》,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星,浓眉阔嘴,长发长腿,黑白印刷的大图上,双唇如火焰……哦,钟楚曦啊。“姚晨和汤唯的合体”,《南方周末》并没有这样写,是哪个自媒体上这样扯的。真是胡扯,钟楚曦就是钟楚曦嘛,他随手把报纸的一端撕成几瓣细长条,再点火,火苗迅速燎开,钟楚曦的长腿着了火。好了,他把剩下的钟楚曦扔进落叶堆里,噗嗤,整堆枯黄的杂草和落叶顷刻间燃烧了起来。下扶梯的时候,他听到了七个茶杯在小钢锅里跳跃的声音。


  明年就不需要再订阅《南方周末》了吧?手机上什么都有,指尖轻轻一点,世界如在眼前,别说是千门万户、千山万水,就是一个人打嗝、呼气、咂嘴的声音,只要你好奇,点点滴滴都可以送到耳畔。“移动终端时代”,这是一个新名词,有一期《南方周末》还专门探讨过这个话题。也许不是《南方周末》,是《新周刊》。真是难为传统媒体了,一边记录着读屏时代的来临,一边惆怅着纸本空间的萎缩。这是一种尴尬吗?他有时不免要替他们唏嘘一把。然而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优秀出挑的纸媒大咖,早已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安营扎寨。况且,还是有人固守着手捧书册灯下阅读的美好习惯。“手机太刺眼了,我要瞎了。”他太太总是这样嚷道。太太爱看《新周刊》,说是微信公众号派送的内容太少,“这不就是信息茧房吗?老这样看手机肯定会变傻。”太太的床头有个木架子,专门用来摆放各种杂志的过刊。“过刊”,两个古典而陌生的字眼,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了。更多新的词语从手机里涌了出来,“朋友圈”“饭圈”“夸夸群”“阿婆主”……“过刊”最初对应的甚至不是“电子文本”,而是“手写稿”。他想起老家围庄拆迁前抱回来的那些手写旧稿,圆珠笔、钢笔,大白纸或中学生写作文的方格纸。那时候,他还没有字数的规划概念,灵感倾巢而出,一管钢笔墨水可以写满一整本作文簿,甚至可以写两本。他记起在老家古井边清洗钢笔内胆的某些情景,从墨水内管末端往外吹气,笔尖那里噗噗冒出的泡泡彻底透明了,那把钢笔才算是真正通了。他爱做这件事,旋开钢笔外管,轻捏塑料内胆,吸水,吸得满满的,轻挤内胆,浑浊的、沉郁的、带着细微颗粒的墨水咕咕而出。再来,吸水,挤干,一遍两遍,五遍六遍,终于,一种内在的绝对清澈出现了。他把内管末端凑近嘴边,轻轻一吹……阳光照在笔尖的泡泡上,这个画面充满了象征的意味。
  他用装高级茶叶的礼盒存放那些围庄旧手稿。这些旧稿中的一小部分已经发表,更多的断简残篇停留在半生不熟的青涩状态。他有过闭门专心整理这些文献的念头,也许从里面,多少能打捞出某些值得再造的灵感。他老是有这种幻觉,说是信心也可以。然而这件事一拖再拖,那两个崭新精致的茶叶包装盒甚至有点褪色了,他还是没有动手。有一天,在微信上跟一个大学女同学聊天,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话头,他突然不高兴了。女同学在美国多年,他们之间其实并未有过激烈的辩论或争执,他只是很平静地表达了某种观点,甚至那都不叫观点。这几年,他尽量克制自己,已经很少跟别人争辩什么了。他好长时间不吭声,对方可能刚好在忙,也没有继续说下去。这之前,他还半开玩笑地答应她,等她回国探亲,他要去福州国际机场接她。实际上机场就在她老家长乐,离她母亲家仅三公里,却离他这里有一百多公里。她聽出了他玩笑里的用心,一个劲地说好啊好啊,我有二十年没回家了,就坐你的车回家吧。“还要我给你带圆珠笔吗?”她接着说道,这句话后面跟了一个调皮的微信表情。圆珠笔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美好记忆,当时她还在日本。她写信问他,有老乡要回国,需要给你带什么?他回信说,圆珠笔。日本的圆珠笔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是当时《南方周末》告诉他的,他是《南方周末》创刊年代的忠实读者。他用她托老乡带回来的日本圆珠笔在大白纸上写作,这种圆珠笔笔尖温和,出水柔顺,“特别适合写散文”,他在下一封信里这样告诉她。他没有告诉她的是,用圆珠笔在大白纸的光面上写字,那种感觉就像大学时和她在黄昏散步的那种惬意和从容。
  他终于打开了那两个茶叶礼品盒里尘封多年的旧手稿。他择取了一些字句,用楷体分节编排出来。每一节的后面,他慢慢拓展了开来,那是一些说明、勾连和生发,看起来就像是和二三十年前的自己的一次漫长对话。这个部分用了正统的宋体。这项工作进展得很快,他原来以为至少要一两个月的,没想到一个星期就整理好了。再过几天,集中焚烧屋顶花园角落那株百香果的落叶时,他把那些旧手稿一把火烧了。那把火烧得特别快,实际上他只点了一片旧纸的一个角,呼,整堆落叶和旧手稿瞬间燃起,里里外外痛痛快快,不出一分钟就烧光了。
  太太爱看的《新周刊》是她自己邮购的。新刊贵,过刊便宜,她总是在第二季度通过微信购买。快递一次送来一大包,没几个月,家里东一本西一册,随处都是花花绿绿的杂志。有一天,他随手抓过一本《新周刊》,漫不经心地翻着。太太经过他身旁,随口说道:“你怎么把旧手稿都给烧了啊,我还想看看你年轻时候写的钢笔字呢!”“啊?”他茫然地抬头看她。“不管你了,可你别发神经把这些《新周刊》都烧了。”太太甩甩手走开了。“这是铜版纸,烧不开的。”他放下杂志,拿过手机点开微信,刚好看见厦门茶博会上认识的那个做杯子的大学生发出来一条朋友圈:一张他们创意工作室窗外的芭蕉树图片,芭蕉树宽大的叶片横过了窗户,上面用漂亮的字体设计了几句诗:“她剪一头齐耳短发/眼珠乌黑/有两条健康而匀称的长腿/她的名字动人/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敏感词。”   那是他写给那个美国女同学的一首诗,之前发在朋友圈。他嘴角悄悄动了一下,嘟囔道,这孩子,引用别人的诗句也不标注一下。


  他有一处漂亮的房子。是一处,不是一套。在一些对家居装修怀有好奇心的朋友眼里,那处居所还颇有名气。十三年前,新居落成举家入住时,当地一家地产杂志以《在城市复刻乡村》为题做了一期报道。“房子位于小城最为热闹现代的街区新涵大街北段,隔街百米,离地五六层,隐身于面目复杂的楼群之中,却独得一份别样情趣。复式两层250个平米的房子和150平米的两层露台……此处也成为朋友们平日‘流水般雅集’的一个心仪去处。”那篇文章这样描述。更具体的细节还有:“杉木门框门扇、杉木栏杆、杉木楼梯、杉木餐桌餐椅、杉木衣柜、杉木台子,所有的木头一一裸露着原木的素朴和温馨。”“如果说在一层生活起居空间,主人侧重的是温馨简约,那么在这个二层的空间里,主人的文人雅趣得到了充分表达,黄色主基调之外,红砖和‘白灰砌缝’这种最经典的莆田建筑工艺被广泛使用,北面墙壁,东南向弧形阳台立地柱子,阳台、露台地板,到处都是暖人心眼的莆田传统四角、六角红地砖,它们和青石片、梅花状砖雕老窗格、老水缸、筷子笼、民俗金木雕花板、鱼篓草帽竹管制作的灯罩等,共同营造了浓郁的莆田乡土文化氛围。”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作家主人的一本新书。”做这个专题采访的是这家杂志的新任年轻女主编,第一次见面,她特别强调,“我姓周,周迅的周,不是邹韬奋的邹。”他听了哈哈一笑。这个地方的人普通话方言口音重,常常分不清翘舌音和平舌音,她特意这样介绍自己,显然是在强调自己的某种特质:女性的、文化的、时尚的、活泼的、幽默的。后来周主编邀请他去她们公司给员工们讲述地方文化。他去之前做了一番功课,但是听众却只有三位,另外一位年轻的主笔、一位摄影师,这两位小伙子比年轻的周主编更年轻。周主编很忙,先是摁掉几个不依不饶的来电,后来终于出去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等她回来时,他暗暗把之前准备的内容掐掉了一大部分……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后来听说杂志停办了,周主编她们转向房产营销,比过去更忙了。在她的朋友圈各类销售广告多起来以后,有一天,他顺手把她的微信设置成了“不看她的朋友圈”。
  铺砌红砖,白灰砌缝,这是他二叔的手艺。榫卯结构,老料旧工,所有的木作是他姐夫的工艺。二叔和姐夫,老家传统建筑工匠的杰出代表,说他们身怀绝技也不为过。是的,那是一些快断绝了的手艺,当初谋划这样营建自己的家居空间,他正是怀了这样的愿望:把他们的技术保留下来,这才是真正的乡村记忆。
  是这样的吗?有一天他在顶楼整理菜地,下架的丝瓜枯藤,顺手扔到一旁已经发黄的杂草,各种各样虫子啃噬得乱七八糟的菜叶片,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垃圾归拢到菜地的一角,下楼去找旧报纸引火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跟二叔在老家围庄田野上看火烧土的情景:二叔点起了火,满满一大堆的旧稻草在田地里燃烧起来,稻草热起来了,火堆热起来了,泥巴热起来了,整片田野都热起来了。人也热起来了,一直到夜里睡觉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脚丫底下有着暖暖的余温。那天在自己家屋顶焚烧那些菜地垃圾时,他忽然有了一些感伤:他能感到屋顶水泥地上,靠近火堆的地方,涌动着一些温热,但是晚风吹拂衣袂,他身上只有春夏之交突袭而来的寒意。
  他忽然察觉到了那篇家居访谈背后的虚妄。如果这样的复刻是“真正”的乡村记忆,那什么是“虚假”的?到头来谁来勘误,谁来厘定,谁来评判?自从不断地在朋友圈看到各类有关地方文化的胡说八道后,他赌气一般地把厚达一千多页的明代《兴化府志》翻了个遍。他终于写起了乡土文化散文,几年的时光里深陷其中,耗尽了所有少年时代积攒而来的少年气。“你真是一个老少年啊。”有一天,他那位美国女同学这样说他。他笑笑,心里暗暗告慰自己:可以了,终于可以放下了,和解了,真和假,虚和实,从此无需再做什么辩解了。
  那些乡土文化散文里有一篇写到了他的老家围庄后山古寺里的一种无尾螺。
  “从前,紫霄寺有一个小沙弥,趁师父下山,偷偷去溪里捞了溪虾和溪螺来煮,那溪螺还一个个剪去了尾巴。不巧的是,虾和螺刚刚煮熟,师父却突然回来了,犯戒的小沙弥吓得赶紧把那荤腥之物倒进了寺旁的溪涧里。师父一看,阿弥陀佛,造孽啊造孽啊,立馬为那溪虾溪螺做了超度。师父法力超常,那虾呢,翻个肚皮,又活了过来,身子却还是煮熟的样子,红通通的。螺也复活了,缓慢蠕动如初,就是从此没了尾巴。
  “十年前,我在小城获得了一处有露台的寓所。做设计的朋友热情筹划,露台角落里造了个小鱼池。二叔帮忙从老家运来了田土,撒下去,融开来,软软铺着,池里养了荷花和花鱼姑。荷花当年夏天就开了,虽然才三两株,花瓣次第展开,也有了一番小景致。花鱼姑投放了十来条,最后只剩一条无精打采地悬浮着。那时我开始在屋内长案上读《兴化府志》,知道花鱼姑就是斗鱼,群居则斗,捉对厮杀,擂台车轮战,不把对手干掉不罢休。但是等到把对手都斗死了,英雄寂寞,自个儿也失去了生的乐趣和意义。
  “大概是两年之后,我们才突然发现,鱼池里居然有螺,附壁而生,粘连成串,阳光下唇微启,舌轻吐,似静却动,似动却静,呆呆萌萌,煞是可爱。细细一看,它们居然都没有尾巴!呀,原来紫霄的无尾螺顺溪流而下围庄,跟着家乡田野里的泥土,迁居到我家来了!
  “紫霄山虽然离我栖居的小城不远,然而我已数年不登。围庄拆迁做大学城,去年就拆光光了。从此我已无老家,无家山,无村庙,唯剩山上溪涧里寡寡瘦瘦的山泉偶然入梦。那要搬迁到围庄的大学里,有怜惜我的领导,看我整天婆婆妈妈念叨围庄,有一次就笑问我,干脆调你来我们学校,圆你一个梦,借此回老家?当时是酒后,我有些动情,有些浮想联翩,于是慨然道:不了,谢谢领导好意,我已经找到我的老家了。那无尾螺虽然没有尾巴,小小的壳里,却就是我的大学城邦。”


  围庄旧手稿里有两篇散文的开头,十几二十年前的他总是那样,因为一个跃动却模糊的念头,快速抓起圆珠笔或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唰唰唰写起来。三百字,五百字,甚至只有几十个字,慢慢却停了下来。在这次集中整理这些旧文稿的那一周里,他常常因之而不断走神叹息。他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没能继续写下去,虽然早已过了与人辩解的心境,但是好几次他拿起手机想给美国的那位同学发微信,他想这样告诉她:“我是出不去,确实出不去了。”“可是留下来又有什么不好。”“还有,你……真的回得来吗?”   他用手机拍下了那两篇散文的片段,其中1999年10月23日草就的《秋天的火爐》里这样写道:
  “母亲五月发病,六月来城中检查,六月底确诊为贲门癌晚期,放弃治疗之后回乡,一眨眼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回家和父亲一同守护临终母亲的这些日子里,父亲一遍又一遍絮叨着:要看好煤炉,一定要小心,塌了炉重新起火多么多么麻烦。有一天我终于发火了:这句话你已经重复了几百遍,我多少岁了你不知道?我三十岁了还看不好一个煤炉!
  结果那天晚上,煤炉却真的塌了……”
  这篇散文写到这里就断了。母亲在一个星期后去世,他不知道她的生日,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活满五十二周岁。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跟他到了城中。城中不用煤炉,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用担忧煤炉垮塌这样的意外了。他要担忧的是别的新的麻烦:液化气到底关了没有;下雨了,要不要去一公里外的小学接孙女;学校放学的时候孩子们一下子涌出来,如果错过了,孙女先回家进不了门怎么办;市场里有那么多摊位,摊位上有那么多鱼,哪种鱼是新鲜的,少刺的,可口的;是不是得去买一个指甲钳了,儿子说过,指甲钳不能混用,儿子说他要去买,但是过了两个月还没买回来;黑熊家今年元宵做“福首”,来电话说要提前回老家帮忙,回去了要住哪里,被褥怎么办,今年冬天这么冷;回到老家了,那个煤炉要不要重新点起来,不然洗漱喝水就是个问题……
  父亲是在母亲去世十三年后去世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老家那个火已熄、煤成灰的凉飕飕的煤炉。煤的灰和灶灰一样,可以用来洗涤各种碗具。以前在围庄,母亲在晴和的天气里总要拎一大堆大碗小碗到古井边集中清洗。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柴火灶里扒拉出来的灶灰,后来用的是煤灰。几十个大盆小碗,还有调羹筷子,全部拿丝瓜络沾着灶灰煤灰半干半湿地仔细擦拭过,最后用清水反复漂洗,等到收回家时,一个个光洁得能照见孩子们刚刚长出来的半截虎牙。
  他记得这个来自乡村的生活常识,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习惯用超市里买的洗涤液清洗茶具。每次来家里喝茶的客人走后,他总要去屋顶角落抓一把火烧土,揉碎了,泡在水里,变成烂泥,一些没有烧透的草木细梗浮在了水面。他慢慢擦拭着,杯底、杯壁、杯口、杯子的鼓型的外侧。茶垢无声无息脱落下来,混进乌黑的软泥里,夹杂了明显的黄。黄越来越多,黑渐渐减少。再沾一些火烧土,黄又添加了一些,但是没能淹没黑……水龙头强大的水流把它们都冲去了,黄的茶垢,黑的泥巴,全都不见了。一个洁白无瑕的瓷出现在了掌中,宛如新生,新如初生,他的心里有了一种淡到几乎难以察觉的余温。
  另外一篇题为《兰花》的旧稿写于2010年7月1日:
  “家里三盆兰花开了花。是祖母的兰花,从老家围庄搬过来的。‘兰花疼叶不疼根’‘取女人的头发埋在根下,兰花就会长得旺’……奶奶的话,奶奶去了,不知在那边还养兰花不。
  去年春天的时候,给兰花分过盆,今年春天太忙,忘了,好几盆就长得杂乱。奶奶在世的时候说过,每年春天都要给兰花分盆,就像兄弟长大了要分家一样,合着,大家都长不大。父亲的兄弟们很早就分了家,分着分着,大家越分越开,一家在北京,一家在深圳,我们也离开了围庄。前几天夜里一个人开车回去看老屋,门前角落里,邻居盖了一间小屋给孩子做新房,灰壁刷得新新的,荧光灯亮亮地从屋里射出来……”
  奶奶过世后,从围庄老屋移了四盆兰花、两棵三角梅、一株天竹、一株楦到城中来养。三角梅、天竹、楦都活着,兰花分着分着,只剩下一小盆活着。秋天的时候吐蕊开了花,那时候闺女在北京参加秋季招聘,每天他们都盯着那盆兰花看,呀,王者之香,又开了一朵,又开了一朵。这个秋天兰花开了四朵,其中一朵结了果。最后闺女收到了四张offer,签约的那家特别满意。
  奶奶去世已经十年,父亲去世已经八年,二叔去世已经七年,围庄也消失两年了。如今想起老家,也就剩下这些寂寞的小花小草了。也不知道兰花在北京好养不,如果闺女愿意,他想,春天来的时候,应该分一小盆让她带走。
  为此,他愿意用心去侍弄一些火烧土出来。不用《新周刊》做火引,答应过太太的。再找找,一个家这么大,找些旧纸张还是有的。
  黎晗,作家,现居福建莆田。主要著作有《朱红与深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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