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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潘毅，1970年出生在汕头。1992年本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4年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1998年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女工》、《大工地》、《我在富士康》、《煤矿工人调研报告》等书。
12月3日，一个晴朗的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潘毅——这位社会学家瘦小却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T恤衫、不施粉黛，似乎随时准备出发。潘毅这次到广州是参加“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暨致丽火灾二十周年纪念会议”。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工厂发生大火，导致87名工人丧生。这一或许早被人忘却的事件，不但催生了《劳动法》，也让潘毅从此将个人的关注点对准了底层工人。20年里，女工、建筑工人、尘肺病、富士康、煤矿工人……相继出现在她的视线。在做调查的过程中，她睡农家的泥土地、像矿工一样灰头土脸，和建筑工人一起吃两元钱的盒饭。
与其他学者不同，潘毅调研的目的不是出成果，而是改变现实。作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她没招过一个香港学生，她的学生都来自内地。因为对学生，她有一个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他们毕业后待在高校，而是去当基层干部、办民间公益组织。这种死磕的精神、接地气的生活，让潘毅成了学术界一朵“奇葩”。
不知道这本书写给谁看
21岁的晓明躺在病床上，除了一张脸，全身被严重烧伤。她看上去十分虚弱，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却非常平静。病房外，她的父亲焦虑地来回走着。1993年致丽大火后，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历史的潘毅跟随社团前去探望被烧伤的工人，晓明是其中之一，她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
如今说起20年前病房里的那一幕，潘毅依旧感到震撼。“我之后做的研究，我对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其实都离不开我早期去探访晓明留下来的记忆。”
1995年，潘毅以工人的身份，到深圳一家工厂打工，花了一年多时间与打工妹同吃同住，跟着她们探亲访友、回乡过年，也看着她们苦苦挣扎。打工妹也愿意接纳这个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但很诚恳的朋友，当她们遇到人生困惑时，她会是最好的听众；当她们思念亲人时，她会陪着她们一起沉默；她们也不介意与她分享日记。
在完成调研后，潘毅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务中心”，即现在“女工关怀”的前身；二是写了一本书，《中国女工》。2005年，该书获得有“社会学奥斯卡”之称的米尔斯奖最佳书籍奖，潘毅也成为该奖项1964年成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如今不管是学界还是公众，提到潘毅，通常就会提到这本成名作。但在她本人看来，这本书极不成功，因为“不知道写给谁看，女工们根本看不懂”。所以这本1997年就完成的书被她束之高阁，直到需要参评学校终身聘用资格时才拿出来发表。“现在我的目标很清晰，所有书都是写给大众看的，我希望农民工都能看懂我的书。”
他们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
9岁时，潘毅跟随父母从汕头搬到香港。那个时候，汕头与香港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地域转换带来的心理冲击，让小小的她体会到一种兴奋和不适，“就像女工们初次进城”。大学时，她选择读历史，就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现实。但很快她发现这并不能让她更好地认识社会，于是，读硕士时她改选了社会学，并开始了一系列民工调查。
从第一本研究女工问题的《中国女工》到考察建筑工生存境遇的《大工地》，从研究大型企业集团劳工状况的《我在富士康》，到今年远赴东北双鸭山所做的《煤矿工人调研报告》，潘毅告诉记者，她没有刻意挑选研究对象，只是紧跟当下的热点问题。“2008年兴办奥运，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修建鸟巢等各种场馆的建筑工人。2010年，富士康爆发‘九连跳’，我就想去看看那里工人们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潘毅最常用的调查方式是跟工人一起工作，直接却有效。“大部分工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社会研究意味着什么，他们把我想象成一个专门写打工者真实生活的小说家。”潘毅告诉记者：“工人们一直处在失语的境地，尽管他们要的不多，但他们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我有一种使命感，把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记录下来。”
正是这份悲悯之心，让潘毅异乎寻常地执着。就像如今，富士康的新闻热度已经过去了，她和学生们仍活跃在富士康工厂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做培训。“自从涉足农民工的研究，这个群体的问题就一直缠绕着我，我无法停下来。”潘毅如是说。
看到别人的痛苦却离开，让她很内疚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事打工者研究20年了。和20年前比，现在打工者的境遇有什么变化？
潘毅：现在积累了更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工人一个月拿200多元，和公务员差不太多。20年后，他们赚的钱只够城市基本生活。而且，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拉大，虽然表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多了，生活条件也提高了，可是他们内心累积的不满和焦虑也在增加。正是因为期望与现实落差更大了，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极端现象，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
好的一点是，现在工人的权利意识比原来提高了。比如说女工吧，早期的女工遭到性骚扰都不敢讲。肚子被搞大了，回家还被父母打。但现在不一样，很多女工会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收入可能只是衡量打工者境遇的指标之一，您认为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潘毅：最主要的是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可是又没法回农村了。随着农村土地的流失，即便他们回到农村也失去了谋生手段。很多我们研究的情形就是，农民工本来想回乡发展，但是收入太低、没有保障，只能跑回城市生活，可目前城市的发展模式又不可能把他们长期留下来。今天农民工的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就是因为一代比一代更清楚，城市很难容纳他们；而他们想要在城市生活的欲望又比上一代更加强烈。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这是发展中的必然。
潘毅：有不少学者甚至是官员们认为，现在的种种问题只是“阵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监管不力，如果继续开放市场，问题就解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该如何保障工人的权利？提供更好的福利？
潘毅：第一步，在企业成立工会。今天我们选出的代表大多是企业家，工人缺乏真正能代表他们的人，缺乏话语平台，没有自我保护能力，而社会对他们的保护也很不够。另外，国家应当制定政策、投入资源，让农民工有可能在城市里长期生活。当然，现实情况是我们国家人口太多，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来实现国家层面的福利覆盖，所以，把社会福利都压在国家身上是不可能的。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已经大量欠债，这也告诉我们，这种模式是走不通的。我的建议是调整模式，用社会经济的方式来搞企业，就像当年的“单位”来统筹福利，考虑医疗和教育等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研究对象都是最普通的劳工，您也一直强调要改变现实，但作为学者是否有很大的局限性？
潘毅：我的个人生活比较简单，除了看书和音乐，没有其他追求。但就像你说的，有时我会感到很内疚，接受不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了别人的痛苦，却只是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离开。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我现在的书或者研究的问题可能更接地气了。同时，我也努力去培养一批学生，让他们跟底层社会接触、对话，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想作为一名研究者，关键在于你会不会为这个群体寻找出路——光呈现现象，是不够的。
潘毅，1970年出生在汕头。1992年本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4年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1998年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女工》、《大工地》、《我在富士康》、《煤矿工人调研报告》等书。
12月3日，一个晴朗的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潘毅——这位社会学家瘦小却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T恤衫、不施粉黛，似乎随时准备出发。潘毅这次到广州是参加“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暨致丽火灾二十周年纪念会议”。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工厂发生大火，导致87名工人丧生。这一或许早被人忘却的事件，不但催生了《劳动法》，也让潘毅从此将个人的关注点对准了底层工人。20年里，女工、建筑工人、尘肺病、富士康、煤矿工人……相继出现在她的视线。在做调查的过程中，她睡农家的泥土地、像矿工一样灰头土脸，和建筑工人一起吃两元钱的盒饭。
与其他学者不同，潘毅调研的目的不是出成果，而是改变现实。作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她没招过一个香港学生，她的学生都来自内地。因为对学生，她有一个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他们毕业后待在高校，而是去当基层干部、办民间公益组织。这种死磕的精神、接地气的生活，让潘毅成了学术界一朵“奇葩”。
不知道这本书写给谁看
21岁的晓明躺在病床上，除了一张脸，全身被严重烧伤。她看上去十分虚弱，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却非常平静。病房外，她的父亲焦虑地来回走着。1993年致丽大火后，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历史的潘毅跟随社团前去探望被烧伤的工人，晓明是其中之一，她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
如今说起20年前病房里的那一幕，潘毅依旧感到震撼。“我之后做的研究，我对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其实都离不开我早期去探访晓明留下来的记忆。”
1995年，潘毅以工人的身份，到深圳一家工厂打工，花了一年多时间与打工妹同吃同住，跟着她们探亲访友、回乡过年，也看着她们苦苦挣扎。打工妹也愿意接纳这个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但很诚恳的朋友，当她们遇到人生困惑时，她会是最好的听众；当她们思念亲人时，她会陪着她们一起沉默；她们也不介意与她分享日记。
在完成调研后，潘毅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务中心”，即现在“女工关怀”的前身；二是写了一本书，《中国女工》。2005年，该书获得有“社会学奥斯卡”之称的米尔斯奖最佳书籍奖，潘毅也成为该奖项1964年成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如今不管是学界还是公众，提到潘毅，通常就会提到这本成名作。但在她本人看来，这本书极不成功，因为“不知道写给谁看，女工们根本看不懂”。所以这本1997年就完成的书被她束之高阁，直到需要参评学校终身聘用资格时才拿出来发表。“现在我的目标很清晰，所有书都是写给大众看的，我希望农民工都能看懂我的书。”
他们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
9岁时，潘毅跟随父母从汕头搬到香港。那个时候，汕头与香港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地域转换带来的心理冲击，让小小的她体会到一种兴奋和不适，“就像女工们初次进城”。大学时，她选择读历史，就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现实。但很快她发现这并不能让她更好地认识社会，于是，读硕士时她改选了社会学，并开始了一系列民工调查。
从第一本研究女工问题的《中国女工》到考察建筑工生存境遇的《大工地》，从研究大型企业集团劳工状况的《我在富士康》，到今年远赴东北双鸭山所做的《煤矿工人调研报告》，潘毅告诉记者，她没有刻意挑选研究对象，只是紧跟当下的热点问题。“2008年兴办奥运，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修建鸟巢等各种场馆的建筑工人。2010年，富士康爆发‘九连跳’，我就想去看看那里工人们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潘毅最常用的调查方式是跟工人一起工作，直接却有效。“大部分工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社会研究意味着什么，他们把我想象成一个专门写打工者真实生活的小说家。”潘毅告诉记者：“工人们一直处在失语的境地，尽管他们要的不多，但他们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我有一种使命感，把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记录下来。”
正是这份悲悯之心，让潘毅异乎寻常地执着。就像如今，富士康的新闻热度已经过去了，她和学生们仍活跃在富士康工厂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做培训。“自从涉足农民工的研究，这个群体的问题就一直缠绕着我，我无法停下来。”潘毅如是说。
看到别人的痛苦却离开，让她很内疚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事打工者研究20年了。和20年前比，现在打工者的境遇有什么变化？
潘毅：现在积累了更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工人一个月拿200多元，和公务员差不太多。20年后，他们赚的钱只够城市基本生活。而且，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拉大，虽然表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多了，生活条件也提高了，可是他们内心累积的不满和焦虑也在增加。正是因为期望与现实落差更大了，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极端现象，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
好的一点是，现在工人的权利意识比原来提高了。比如说女工吧，早期的女工遭到性骚扰都不敢讲。肚子被搞大了，回家还被父母打。但现在不一样，很多女工会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收入可能只是衡量打工者境遇的指标之一，您认为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潘毅：最主要的是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可是又没法回农村了。随着农村土地的流失，即便他们回到农村也失去了谋生手段。很多我们研究的情形就是，农民工本来想回乡发展，但是收入太低、没有保障，只能跑回城市生活，可目前城市的发展模式又不可能把他们长期留下来。今天农民工的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就是因为一代比一代更清楚，城市很难容纳他们；而他们想要在城市生活的欲望又比上一代更加强烈。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这是发展中的必然。
潘毅：有不少学者甚至是官员们认为，现在的种种问题只是“阵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监管不力，如果继续开放市场，问题就解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该如何保障工人的权利？提供更好的福利？
潘毅：第一步，在企业成立工会。今天我们选出的代表大多是企业家，工人缺乏真正能代表他们的人，缺乏话语平台，没有自我保护能力，而社会对他们的保护也很不够。另外，国家应当制定政策、投入资源，让农民工有可能在城市里长期生活。当然，现实情况是我们国家人口太多，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来实现国家层面的福利覆盖，所以，把社会福利都压在国家身上是不可能的。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已经大量欠债，这也告诉我们，这种模式是走不通的。我的建议是调整模式，用社会经济的方式来搞企业，就像当年的“单位”来统筹福利，考虑医疗和教育等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研究对象都是最普通的劳工，您也一直强调要改变现实，但作为学者是否有很大的局限性？
潘毅：我的个人生活比较简单，除了看书和音乐，没有其他追求。但就像你说的，有时我会感到很内疚，接受不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了别人的痛苦，却只是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离开。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我现在的书或者研究的问题可能更接地气了。同时，我也努力去培养一批学生，让他们跟底层社会接触、对话，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想作为一名研究者，关键在于你会不会为这个群体寻找出路——光呈现现象，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