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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无疑是全球高等教育值得纪念的年度——柏林大学走过整整两个世纪。为此，该校于2009年10月启动了长达15个月的校庆，林林总总活动共计150余项，轰轰烈烈绵延至2010年年底。
恢弘的校庆徐徐落下帷幕之际，恰是回眸2010年庆典与盘点200年轨迹之时。
“折戟”校庆
柏林大学，学界公认为开现代大学制度之滥觞，不仅新大陆美利坚的高校竞相效仿乃至复制，不仅1948年分裂之后的柏林大学，其本体于第二年众望所归地改称为洪堡大学，甚而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言必称洪堡，于是便有“洪堡神话”一说。
200年来，这所受全球顶礼膜拜的学府，其脚步迈得并非飘逸洒脱，甚至有些懵懵懂懂踉踉跄跄。值大庆之际，试图跨越式一跃，却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于对何去何从而浑浑噩噩。
这跨越式一跃便是题为“洪堡模式：科研世界中的大学未来”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10月7日~9日在该校召开，充当200周年校庆活动的收官之作。原定在会议落幕之日以《洪堡备忘录2010》为校庆画上圆满甚或点睛之笔，却因分歧而遥遥无期。
《洪堡备忘录2010》草案由七大准则组成：①基于科研的教学与从教学获取灵感的科研作为大学之核心；②以大学自治来保障科研自由；③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取决于所有学科的合力；④教学与科研之外，知识的交流与传播被视作大学第三项核心使命；⑤研究型大学必须使创新型的科研项目不为功利所役；⑥大学应该作为保存与呵护记忆的场所，否则学术无以进步；⑦为跨学科事业，大学应该与校外机构展开合作。草案最后说道：“我们相信，这七个准则为思考明日之大学提供了坚实基础。这并非意味着对所珍爱的传统之生存加以保护，但作为对沿着洪堡所荐并被证实为相当成功的道路锲而不舍地重塑大学的一种贡献。”
“太保守”、“太谨慎”、“来自象牙塔”，甚至对德国高等教育存有“危险性”，沸沸扬扬，莫衷一是，感性超乎理性。质疑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大学有无必要涵纳所有学科；“研究型大学”的表述是不是一种亲美倾向；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否仅为单行道；可否把终身学习列为第八条；该备忘录是为洪堡大学还是为全球所有大学而撰写。
《洪堡备忘录2010》的难产，其“祸根”或许在百年前便已播种。
百年“祸种”
1910年10月11日，柏林大学建校百年大庆翌日，以威廉二世皇帝命名的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在柏林大学新大礼堂轰然诞生，1911年1月11日举行首次实质性会议，科研实力主体尤其是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精英从大学大规模撤离，汇聚到促进会旗下的学术机构，设备先进人力雄厚，纯科研攻坚无教学义务。该协会首任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所倡导的“作为自主的社会系统的学术”公然与大学分庭抗礼。
历史的吊诡在于，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是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补充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700年7月11日，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决意设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泛学科的科学院，并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设计的方案上签字。而恰恰这家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因1812年1月24日新章程的颁布而名存实亡，其旗下的科研机构逐渐并入新创立的柏林大学。此事件背后的推手正是洪堡兄弟，人文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与其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便成全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可见，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的成立，对于柏林大学而言，无疑釜底抽薪。自此以后，柏林大学与洪堡理念从同床异梦走向分道扬镳，1949年改名为洪堡大学也无力回天。
如果说，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以柏林大学百年校庆为机缘冒然在柏林大学新大礼堂高调“称霸”，那么，恰恰在1910年，《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特芬斯论大学之本质》一书出版，作为百年校庆献礼，洪堡的篇目却缺位。把对柏林大学建立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3篇论著结集出版并配以长篇引论的是日后成为德国20世纪教育学巨擘的爱德华·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诡异的是，就在之前1年，施普朗格在柏林大学以500多页著作《威廉·冯·洪堡与人文理念》获取教授资格。
难道洪堡本该游离于柏林大学之外？
十页“遗言”
施普朗格钟情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两位先贤，并非空穴来风。18世纪末19世纪初，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已是教育改革的弄潮儿，呼风唤雨，名噪一时。在其改革理念的影响下，1809年2月，威廉·冯·洪堡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这位普鲁士执掌教育政策的最高长官设计了一所“典范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使大学生能够接受全面的人文主义熏陶并展开广泛的研究性学习，大学不再是中小学的延伸和学校教育的另一层面，而是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师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学术而共处”。1809年8月16日，国王威廉三世采纳洪堡方案，决定创建柏林大学。是年12月1日，洪堡向国王递交《文化与公共教学司报告》。翌年9月28日，首任校长特奥多尔·施玛尔兹（Theodor Schmalz）上岗，10月6日，首批学生入学，10月10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后人称之为“现代大学之母”和“现代之原型”。
然而，就高校办学理念而言，洪堡在短短16个月的司长任期上仅留下10页文字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这一份未注明写作时间的未完成稿，常年湮没在故纸堆中，直到1903年，历史学家布鲁诺·格布哈特（Bruno Gebhardt）受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委托整理洪堡的政治文献时偶然发现这份手稿并公诸于众，遂成为洪堡遗言。这些有关大学的只言片语遂成为所谓的洪堡模式之理念源泉，其核心价值浓缩于“学术为一尚未完全解答并可永无止境去求索之物”，此言篆刻于大学主楼第二层的洪堡纪念铜牌。
对洪堡而言，大学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学术机构。大学可视作其教育改革蓝图的顶层设计，与之配套的文科中学应提供充分的通识教育，以便青年学子进入大学便径直投身于“自由不可或缺，寂寞大有裨益”的学术。然而，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当初所期待的以“哲学头脑”来替换“面包学生”，在柏林大学建校初期便止步于梦想。当初，教育的非功利主义面对的是以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冉冉上升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双方冲突一触即发。早在1818年，时任柏林大学校长菲利普·康拉德·马莱讷克（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在一次动员报告中批判了学生学习的“功利取向”，认为他们把精力消耗在学习那些“未来实践生涯必备的东西”。此时的洪堡对柏林大学现状亦忧心忡忡哀愁戚戚，但身为旁观者，只得望洋兴叹。此后，尽管柏林大学的科研实力使它一度成为世界学术圣殿，而1882出任普鲁士宗教、教学与医学事务部大学司司长的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Theodor Althoff）试图以行政铁腕来介入与干预学术自由与自治，却落得一个“德国高等教育的俾斯麦”诨号。“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off）宣告“告别洪堡”的时代已至。
大学教育的学校化，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外部的行政掌握替代内部的学术自治，这三大异化从柏林大学建校伊始便腐蚀着洪堡理念的实质。在不少德国学者眼中，洪堡理念仅为“乌托邦”而已，有学者竟然惊呼：“德国大学死了”！
告别“洪堡”
洪堡从未执掌柏林大学，上任仅16个月的洪堡在柏林大学开学前4个月便毅然辞职。告别何以匆匆？
柏林大学建校时设立的四大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论资排辈，并没有借鉴施莱尔马赫的设想以哲学院来领衔，更没有传承康德“系科之争”所倡导的学术之纯粹性、自由性和自主性。可见，柏林大学虽为新设却无创新，仍然屈服于18世纪流行的那些视大学为输送“国家臣仆之学校”的观念。而思想根植在新人文主义与德国古典浪漫主义土壤的洪堡，其所倡导的大学为国家服务但远离政府的观点，在封建极权主义的普鲁士触礁，何况，1807年普鲁士惨遭拿破仑铁蹄践踏，民族屈辱使国民热盼民族复兴而非个体觉醒，从而一方面直接导致洪堡理念未能化诸于实践，另一方面注定柏林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尤其是1810年3月31日的内阁指令彻底“摧毁了（洪堡）作为部门主管的作用”，于是，这一出走，洪堡便再没有回归柏林大学，哪怕“洪堡”两字于1949年嵌入校名。2010年10月18日就职仪式上，新任校长扬-亨德利克·奥尔伯兹（Jan-Hendrik Olbertz）重申，柏林大学200年前的建校理念直到今天一直在为必要的改革提供一定的路径，这些路径是启蒙式的，是学术性的。“要告别的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一种准则。洪堡对我们来说不是项目而是标杆（reference）。”不过，德国有专家认为，柏林大学的历史性声誉更多的是来自于它作为19世纪一系列新兴学科的诞生地。难道煌煌洪堡理念仅存区区有形遗产？果真如此，何以树标立杆？
如若有朝一日，《洪堡备忘录2010》得以顺产，那么，其功用恰似文物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马公约》，旨在把失散200年的洪堡理念“追缴”回来。
参考文献：
[1] Benner，D. Wilhelm von Humboldts Bildungstheorie. 3. erw. Aufl.，Weinheim/München： Juventa，2003.
[2] Bruch，R. v. Gelehrtenpolitik，Sozialwissenschaft und akademische Diskurse in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h. Stuttgart: Franz Steiner，2006.
[3] Henning，E.；Kazemi，M. Chronik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Bd. 1. Berlin：MPG，1988.
[4] Tenorth, H.-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t Unter den Linden 1810-2010：Biographie einer Institution，Praxis ihrer Disziplinen. Bd. 4：Genese der Disziplinen. Die Konstitution der Universit?t. Berlin: Akademie，2010.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留德哲学博士，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编辑：陈敏
恢弘的校庆徐徐落下帷幕之际，恰是回眸2010年庆典与盘点200年轨迹之时。
“折戟”校庆
柏林大学，学界公认为开现代大学制度之滥觞，不仅新大陆美利坚的高校竞相效仿乃至复制，不仅1948年分裂之后的柏林大学，其本体于第二年众望所归地改称为洪堡大学，甚而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言必称洪堡，于是便有“洪堡神话”一说。
200年来，这所受全球顶礼膜拜的学府，其脚步迈得并非飘逸洒脱，甚至有些懵懵懂懂踉踉跄跄。值大庆之际，试图跨越式一跃，却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于对何去何从而浑浑噩噩。
这跨越式一跃便是题为“洪堡模式：科研世界中的大学未来”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10月7日~9日在该校召开，充当200周年校庆活动的收官之作。原定在会议落幕之日以《洪堡备忘录2010》为校庆画上圆满甚或点睛之笔，却因分歧而遥遥无期。
《洪堡备忘录2010》草案由七大准则组成：①基于科研的教学与从教学获取灵感的科研作为大学之核心；②以大学自治来保障科研自由；③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取决于所有学科的合力；④教学与科研之外，知识的交流与传播被视作大学第三项核心使命；⑤研究型大学必须使创新型的科研项目不为功利所役；⑥大学应该作为保存与呵护记忆的场所，否则学术无以进步；⑦为跨学科事业，大学应该与校外机构展开合作。草案最后说道：“我们相信，这七个准则为思考明日之大学提供了坚实基础。这并非意味着对所珍爱的传统之生存加以保护，但作为对沿着洪堡所荐并被证实为相当成功的道路锲而不舍地重塑大学的一种贡献。”
“太保守”、“太谨慎”、“来自象牙塔”，甚至对德国高等教育存有“危险性”，沸沸扬扬，莫衷一是，感性超乎理性。质疑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大学有无必要涵纳所有学科；“研究型大学”的表述是不是一种亲美倾向；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否仅为单行道；可否把终身学习列为第八条；该备忘录是为洪堡大学还是为全球所有大学而撰写。
《洪堡备忘录2010》的难产，其“祸根”或许在百年前便已播种。
百年“祸种”
1910年10月11日，柏林大学建校百年大庆翌日，以威廉二世皇帝命名的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在柏林大学新大礼堂轰然诞生，1911年1月11日举行首次实质性会议，科研实力主体尤其是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精英从大学大规模撤离，汇聚到促进会旗下的学术机构，设备先进人力雄厚，纯科研攻坚无教学义务。该协会首任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所倡导的“作为自主的社会系统的学术”公然与大学分庭抗礼。
历史的吊诡在于，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是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补充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700年7月11日，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决意设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泛学科的科学院，并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设计的方案上签字。而恰恰这家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因1812年1月24日新章程的颁布而名存实亡，其旗下的科研机构逐渐并入新创立的柏林大学。此事件背后的推手正是洪堡兄弟，人文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与其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便成全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可见，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的成立，对于柏林大学而言，无疑釜底抽薪。自此以后，柏林大学与洪堡理念从同床异梦走向分道扬镳，1949年改名为洪堡大学也无力回天。
如果说，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以柏林大学百年校庆为机缘冒然在柏林大学新大礼堂高调“称霸”，那么，恰恰在1910年，《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特芬斯论大学之本质》一书出版，作为百年校庆献礼，洪堡的篇目却缺位。把对柏林大学建立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3篇论著结集出版并配以长篇引论的是日后成为德国20世纪教育学巨擘的爱德华·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诡异的是，就在之前1年，施普朗格在柏林大学以500多页著作《威廉·冯·洪堡与人文理念》获取教授资格。
难道洪堡本该游离于柏林大学之外？
十页“遗言”
施普朗格钟情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两位先贤，并非空穴来风。18世纪末19世纪初，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已是教育改革的弄潮儿，呼风唤雨，名噪一时。在其改革理念的影响下，1809年2月，威廉·冯·洪堡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这位普鲁士执掌教育政策的最高长官设计了一所“典范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使大学生能够接受全面的人文主义熏陶并展开广泛的研究性学习，大学不再是中小学的延伸和学校教育的另一层面，而是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师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学术而共处”。1809年8月16日，国王威廉三世采纳洪堡方案，决定创建柏林大学。是年12月1日，洪堡向国王递交《文化与公共教学司报告》。翌年9月28日，首任校长特奥多尔·施玛尔兹（Theodor Schmalz）上岗，10月6日，首批学生入学，10月10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后人称之为“现代大学之母”和“现代之原型”。
然而，就高校办学理念而言，洪堡在短短16个月的司长任期上仅留下10页文字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这一份未注明写作时间的未完成稿，常年湮没在故纸堆中，直到1903年，历史学家布鲁诺·格布哈特（Bruno Gebhardt）受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委托整理洪堡的政治文献时偶然发现这份手稿并公诸于众，遂成为洪堡遗言。这些有关大学的只言片语遂成为所谓的洪堡模式之理念源泉，其核心价值浓缩于“学术为一尚未完全解答并可永无止境去求索之物”，此言篆刻于大学主楼第二层的洪堡纪念铜牌。
对洪堡而言，大学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学术机构。大学可视作其教育改革蓝图的顶层设计，与之配套的文科中学应提供充分的通识教育，以便青年学子进入大学便径直投身于“自由不可或缺，寂寞大有裨益”的学术。然而，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当初所期待的以“哲学头脑”来替换“面包学生”，在柏林大学建校初期便止步于梦想。当初，教育的非功利主义面对的是以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冉冉上升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双方冲突一触即发。早在1818年，时任柏林大学校长菲利普·康拉德·马莱讷克（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在一次动员报告中批判了学生学习的“功利取向”，认为他们把精力消耗在学习那些“未来实践生涯必备的东西”。此时的洪堡对柏林大学现状亦忧心忡忡哀愁戚戚，但身为旁观者，只得望洋兴叹。此后，尽管柏林大学的科研实力使它一度成为世界学术圣殿，而1882出任普鲁士宗教、教学与医学事务部大学司司长的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Theodor Althoff）试图以行政铁腕来介入与干预学术自由与自治，却落得一个“德国高等教育的俾斯麦”诨号。“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off）宣告“告别洪堡”的时代已至。
大学教育的学校化，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外部的行政掌握替代内部的学术自治，这三大异化从柏林大学建校伊始便腐蚀着洪堡理念的实质。在不少德国学者眼中，洪堡理念仅为“乌托邦”而已，有学者竟然惊呼：“德国大学死了”！
告别“洪堡”
洪堡从未执掌柏林大学，上任仅16个月的洪堡在柏林大学开学前4个月便毅然辞职。告别何以匆匆？
柏林大学建校时设立的四大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论资排辈，并没有借鉴施莱尔马赫的设想以哲学院来领衔，更没有传承康德“系科之争”所倡导的学术之纯粹性、自由性和自主性。可见，柏林大学虽为新设却无创新，仍然屈服于18世纪流行的那些视大学为输送“国家臣仆之学校”的观念。而思想根植在新人文主义与德国古典浪漫主义土壤的洪堡，其所倡导的大学为国家服务但远离政府的观点，在封建极权主义的普鲁士触礁，何况，1807年普鲁士惨遭拿破仑铁蹄践踏，民族屈辱使国民热盼民族复兴而非个体觉醒，从而一方面直接导致洪堡理念未能化诸于实践，另一方面注定柏林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尤其是1810年3月31日的内阁指令彻底“摧毁了（洪堡）作为部门主管的作用”，于是，这一出走，洪堡便再没有回归柏林大学，哪怕“洪堡”两字于1949年嵌入校名。2010年10月18日就职仪式上，新任校长扬-亨德利克·奥尔伯兹（Jan-Hendrik Olbertz）重申，柏林大学200年前的建校理念直到今天一直在为必要的改革提供一定的路径，这些路径是启蒙式的，是学术性的。“要告别的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一种准则。洪堡对我们来说不是项目而是标杆（reference）。”不过，德国有专家认为，柏林大学的历史性声誉更多的是来自于它作为19世纪一系列新兴学科的诞生地。难道煌煌洪堡理念仅存区区有形遗产？果真如此，何以树标立杆？
如若有朝一日，《洪堡备忘录2010》得以顺产，那么，其功用恰似文物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马公约》，旨在把失散200年的洪堡理念“追缴”回来。
参考文献：
[1] Benner，D. Wilhelm von Humboldts Bildungstheorie. 3. erw. Aufl.，Weinheim/München： Juventa，2003.
[2] Bruch，R. v. Gelehrtenpolitik，Sozialwissenschaft und akademische Diskurse in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h. Stuttgart: Franz Steiner，2006.
[3] Henning，E.；Kazemi，M. Chronik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Bd. 1. Berlin：MPG，1988.
[4] Tenorth, H.-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t Unter den Linden 1810-2010：Biographie einer Institution，Praxis ihrer Disziplinen. Bd. 4：Genese der Disziplinen. Die Konstitution der Universit?t. Berlin: Akademie，2010.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留德哲学博士，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编辑：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