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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杰，1945年11月生，山东莱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顾明远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80-1982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学习：1991-i992年获“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讲学。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纽召集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套会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大学学位课程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和美国教育。多年来，王英杰教授先后主持多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取得了多项优秀科研成果，代袁性的著作包括：《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专著)；《中国基础教育的实施一一富裕、贫穷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与展望》(英文版专著，合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合著)；《比较教育》(合著)；《世界教育大事典》(美国、加拿大卷主编)等。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五大因素促使我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您上大学时最初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葡萄牙语专业，后来您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顾明远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至今已经在比较教育领域耕耘多年，学养深厚，成果卓著。首先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的?
王英杰：我是学外语出身，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培养的人本来是为外交战线服务，但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这批学生就被派到部队农场劳动。后来，我爱人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则到天津工作，并没有进入教育战线。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够解决我们两人两地分居的问题，于是我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的专业是葡萄牙语，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并没有葡萄牙语专业。非常感谢我们学校外国教育研究所的书记毕淑芝老师，可以说是她当时收留了我。就我而论，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感恩的心情。我当时就想，既然到了这里，既然所里收留了我，我就应该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多努力。当时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开始恢复工作。恢复工作以后，我尽自己所能，补习了教育方面的课程。在师范大学当然要学习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教育学、外国教育史、教育哲学这些课程，我都去旁听并进行了补习。葡萄牙语在当时中国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很有限，加之所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自然而然地就去自学英语了。所幸的是，我学习英语还有点基础。因为我们那时的中学主要是学俄文，但当时我所在的中学班上有半个班学英语，我有幸学习了英语，有点基础，我自己也比较刻苦努力。另外，那时候外国教育研究所的老教师对我帮助很大，比如符娟明老师、翻译室的赵宝恒老师等。这样，我一方面学习了英语，一方面学习了教育，自然就开始做美国教育方面的研究。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我比较早地通过了有关的考试，所里派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学习进修。从此，我开始真正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我之所以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总结起来，一是社会的安排，二是我自己确实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所里对比较教育研究非常关注、非常投入，同时又体恤年轻人，支持年轻人的学习。在当时，所里把年轻人安排去学习，而不是乱安排，顾明远老师录取了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我非常感谢当时所里的领导和老教师。此外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才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学习。最后，自己也得抓住机遇吧。就我而论，当时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了，但进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各方面都得从头学起。所以，这是社会、时代、好的领导、好的导师和个人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促使我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行走在比较教育这条道路上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多起来了，外交部、国防部外事局、外文出版社等单位都让我回归，那时候叫做“归队”，回到外事战线上去，回到外交领域去。同时，北师大外教所已经开始了比较教育研究，所里希望我能留下。就我个人来说，一是出于对所里的老领导、老教师的一种感恩：二是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也感到非常有兴趣；三是我感到自己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在大学里工作。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坚持要离开，从那以后，就开始终身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了。
二、教育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潮流，
教育应该引领整个社会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扩大教育开放”专列一章，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您如何看待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教育国际化的问题?
王英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扩大教育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提法。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从边缘向中心的过渡，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教育而论，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据我看到的有关统计，我们中国每年大约培养出15万的工程师，不足10％的人有能力在跨国企业工作，这说明我们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甚至包括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都把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以耶鲁大学而论，耶鲁大学校长把国际化作为大学评价的主要指标，要求该校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有国际交流的经验。有人可能说，只有耶鲁大学这样的名校才能做到这一点。那看看一般的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州立大学，但这所学校也很明确地提出来：地方问题的解决要有国际性的视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种提法。
我们现在培养出的人，缺乏国际的视野、国际的意识，缺乏对国际事务的理解能力，缺乏国际交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重大问题。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讲，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现在可以说，我们讲国内一流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把大学放在国际竞争的平台上，才能看到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国际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具有国际性的，不受国界的限制，知识是无国籍的，学生是无国籍的，教师是无国籍的。后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高等教育逐渐有了国家的界线。现在的世界不同了，虽然国家界线依 然存在，但是对教育而言，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应当是在社会各行各业、在国际化中处于引领的地位。要把高等教育定位在这里，不能被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拉着你、拖着你进入国际化大潮当中，而是应当站在前沿，引领整个社会走向国际。
如果我们不主动做这些，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那幺就会更加落于人后。其他国家的学生已经走进来了，比如美国决定派10万学生留学中国；另外，其他国家也在我们国家大量招生，中国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我们的大学如果还关着门，有什么意义?香港的大学在目前的大学入学竞争中占优势了，为什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学生从香港的大学毕业，可以比较方便地走向国际，不管是到国际化企业还是到国际组织就业，或者到世界其他国家攻读研究生，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我们自己在国际化问题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一个不可回避的潮流，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薄弱环节。
至于什么叫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或者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我觉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认识和理解国际重大的问题，比如战争、反恐、贫穷、环境污染等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重大问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都要面临这些问题。面对这样的国际重大问题，我们要有国际的视野、国际的理解能力，要学会关心这些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再有，从教育这个行业来讲，对于教育目标、教育质量、教育思想等的理解，都要具有国际的视野、要放在国际的平台上去认识。比如，从国际比较角度来讲，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哪些是精华，值得发扬、值得介绍到世界当中去?哪些是落后的、糟粕的，而我们现在却还在提倡?对这些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除了讲要具有国际理解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国际交流的能力、国际对话的能力、理解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能力，我觉得这些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到。比如，在当今世界，我们通常讲的沟通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决定着个人生活的质量，决定着个体在职场中的表现，决定着一个企业发展的能力。作为个人来讲，沟通能力不仅仅局限在你所熟知的语言文化背景中，还要具有在多种文化背景中的沟通能力。
我觉得，不是说你身在其中，懂得某种语言了，就自然地理解了重大的国际事务。比如“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我当时正在国外，和学校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在一起，我说赶快打电话回去问问，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我们校园的留学生当中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只把“9·11”看作是一种孤立的事件，看作是美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对抗，看作是不同宗教的对抗，没有把它看成重大的国际事件，没有去理解这个事件会给整个国际政治地图、国际斗争、国际事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觉得，这就是缺乏国际视野、缺乏国际理解能力的表现。再比如，我们现在建孔子学院，确实很有必要，但在实践中我发现有人经常用“推广汉语”这样的词汇，这是把中国语言和文化不自觉地放在了中心的位置，要去推广，而你却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上平等对话的位置，是缺乏国际意识和缺乏国际理解力的表现。我希望我们在建设孔子学院、向国外传播汉语的时候，尽可能避免这种不平等对话的思维。
到底什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这应当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个人觉得，可能应当有若干个指标，比如留学生数量，这肯定是一个指标。但就我们国家而言，目前光考察留学生数量不可取，这不是一个主要的指标，光凭这个指标不行。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我讲几点个人的看法。一是从构成来讲，我们目前大学中的留学生多数是语言类留学生和非学位的学生，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处在边缘的位置，不是中心位置。二是这些留学生在我们国家仍然是孤守一隅的特殊群体，并没有和我们的学生融合在一起，这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既隔断了外国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又隔断了中国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提高自己国际理解力、欣赏不同文化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国际化是有缺陷的。三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中，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学生非常少、比例很低。现在和前几年不同了，情况有所改善，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层面、博士研究生层面，即便这样，具有国际经验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四是我们的课程，除了语言、历史方面的一些选修课程，在大学的课程设计当中，有多少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力?有多少课程是真正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五是从大学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多少成果从知识生产体系的边缘进入到中心地带?有多少成果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有多少合作项目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国际化仍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总之，我认为，讨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要抓住大学的核心使命；我们不能离开大学的核心使命，只用有多少留学生这样片面的指标来理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问题。
三、比较教育要引领教育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在当前教育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结合您长期的研究和管理工作经验，您认为比较教育学科能够在其中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王英杰：我觉得，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比较教育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应用学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比较教育要使我们对教育的本质特征、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明确的、真实的认识，要帮助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把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放在整个国际的平台上去认识、去比较，知道它的优势、弱势和不足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国际化就是有思想的国际化、有意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个方向明确的国际化，这是比较教育在国际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具体来讲，在培养人才方面，比较教育学科要培养具有国际化意识、国际交流能力的专门人才，同时要在世界教育对话当中建立起我们的话语系统，融入世界，能够跟世界平等对话，这是我们比较教育的宿命、我们的使命。
我们现在已经培养出一些人到国际组织中工作，可是你到国际组织去看看，不说发达国家，看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有多少人在国际组织工作?我们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人，有多少在国际组织中工作?一比就相形见绌，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化角度来谈，这是我们比较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使命。当然，比较教育还要提高我们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在国际比较当中的质量，不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质量。另外，引入新的教材、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思想等，把我们取得的教育成就以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话语介绍出去，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做法。刚才我讲，我们的教育要引领国际化的发展，引领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国际化，要起引领的作
一、五大因素促使我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您上大学时最初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葡萄牙语专业，后来您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顾明远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至今已经在比较教育领域耕耘多年，学养深厚，成果卓著。首先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的?
王英杰：我是学外语出身，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培养的人本来是为外交战线服务，但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这批学生就被派到部队农场劳动。后来，我爱人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则到天津工作，并没有进入教育战线。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够解决我们两人两地分居的问题，于是我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的专业是葡萄牙语，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并没有葡萄牙语专业。非常感谢我们学校外国教育研究所的书记毕淑芝老师，可以说是她当时收留了我。就我而论，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感恩的心情。我当时就想，既然到了这里，既然所里收留了我，我就应该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多努力。当时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开始恢复工作。恢复工作以后，我尽自己所能，补习了教育方面的课程。在师范大学当然要学习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教育学、外国教育史、教育哲学这些课程，我都去旁听并进行了补习。葡萄牙语在当时中国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很有限，加之所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自然而然地就去自学英语了。所幸的是，我学习英语还有点基础。因为我们那时的中学主要是学俄文，但当时我所在的中学班上有半个班学英语，我有幸学习了英语，有点基础，我自己也比较刻苦努力。另外，那时候外国教育研究所的老教师对我帮助很大，比如符娟明老师、翻译室的赵宝恒老师等。这样，我一方面学习了英语，一方面学习了教育，自然就开始做美国教育方面的研究。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我比较早地通过了有关的考试，所里派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学习进修。从此，我开始真正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我之所以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总结起来，一是社会的安排，二是我自己确实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所里对比较教育研究非常关注、非常投入，同时又体恤年轻人，支持年轻人的学习。在当时，所里把年轻人安排去学习，而不是乱安排，顾明远老师录取了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我非常感谢当时所里的领导和老教师。此外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才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学习。最后，自己也得抓住机遇吧。就我而论，当时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了，但进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各方面都得从头学起。所以，这是社会、时代、好的领导、好的导师和个人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促使我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行走在比较教育这条道路上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多起来了，外交部、国防部外事局、外文出版社等单位都让我回归，那时候叫做“归队”，回到外事战线上去，回到外交领域去。同时，北师大外教所已经开始了比较教育研究，所里希望我能留下。就我个人来说，一是出于对所里的老领导、老教师的一种感恩：二是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也感到非常有兴趣；三是我感到自己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在大学里工作。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坚持要离开，从那以后，就开始终身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了。
二、教育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潮流，
教育应该引领整个社会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扩大教育开放”专列一章，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您如何看待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教育国际化的问题?
王英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扩大教育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提法。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从边缘向中心的过渡，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教育而论，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据我看到的有关统计，我们中国每年大约培养出15万的工程师，不足10％的人有能力在跨国企业工作，这说明我们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甚至包括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都把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以耶鲁大学而论，耶鲁大学校长把国际化作为大学评价的主要指标，要求该校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有国际交流的经验。有人可能说，只有耶鲁大学这样的名校才能做到这一点。那看看一般的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州立大学，但这所学校也很明确地提出来：地方问题的解决要有国际性的视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种提法。
我们现在培养出的人，缺乏国际的视野、国际的意识，缺乏对国际事务的理解能力，缺乏国际交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重大问题。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讲，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现在可以说，我们讲国内一流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把大学放在国际竞争的平台上，才能看到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国际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具有国际性的，不受国界的限制，知识是无国籍的，学生是无国籍的，教师是无国籍的。后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高等教育逐渐有了国家的界线。现在的世界不同了，虽然国家界线依 然存在，但是对教育而言，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应当是在社会各行各业、在国际化中处于引领的地位。要把高等教育定位在这里，不能被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拉着你、拖着你进入国际化大潮当中，而是应当站在前沿，引领整个社会走向国际。
如果我们不主动做这些，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那幺就会更加落于人后。其他国家的学生已经走进来了，比如美国决定派10万学生留学中国；另外，其他国家也在我们国家大量招生，中国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我们的大学如果还关着门，有什么意义?香港的大学在目前的大学入学竞争中占优势了，为什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学生从香港的大学毕业，可以比较方便地走向国际，不管是到国际化企业还是到国际组织就业，或者到世界其他国家攻读研究生，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我们自己在国际化问题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一个不可回避的潮流，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薄弱环节。
至于什么叫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或者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我觉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认识和理解国际重大的问题，比如战争、反恐、贫穷、环境污染等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重大问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都要面临这些问题。面对这样的国际重大问题，我们要有国际的视野、国际的理解能力，要学会关心这些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再有，从教育这个行业来讲，对于教育目标、教育质量、教育思想等的理解，都要具有国际的视野、要放在国际的平台上去认识。比如，从国际比较角度来讲，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哪些是精华，值得发扬、值得介绍到世界当中去?哪些是落后的、糟粕的，而我们现在却还在提倡?对这些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除了讲要具有国际理解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国际交流的能力、国际对话的能力、理解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能力，我觉得这些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到。比如，在当今世界，我们通常讲的沟通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决定着个人生活的质量，决定着个体在职场中的表现，决定着一个企业发展的能力。作为个人来讲，沟通能力不仅仅局限在你所熟知的语言文化背景中，还要具有在多种文化背景中的沟通能力。
我觉得，不是说你身在其中，懂得某种语言了，就自然地理解了重大的国际事务。比如“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我当时正在国外，和学校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在一起，我说赶快打电话回去问问，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我们校园的留学生当中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只把“9·11”看作是一种孤立的事件，看作是美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对抗，看作是不同宗教的对抗，没有把它看成重大的国际事件，没有去理解这个事件会给整个国际政治地图、国际斗争、国际事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觉得，这就是缺乏国际视野、缺乏国际理解能力的表现。再比如，我们现在建孔子学院，确实很有必要，但在实践中我发现有人经常用“推广汉语”这样的词汇，这是把中国语言和文化不自觉地放在了中心的位置，要去推广，而你却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上平等对话的位置，是缺乏国际意识和缺乏国际理解力的表现。我希望我们在建设孔子学院、向国外传播汉语的时候，尽可能避免这种不平等对话的思维。
到底什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这应当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个人觉得，可能应当有若干个指标，比如留学生数量，这肯定是一个指标。但就我们国家而言，目前光考察留学生数量不可取，这不是一个主要的指标，光凭这个指标不行。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我讲几点个人的看法。一是从构成来讲，我们目前大学中的留学生多数是语言类留学生和非学位的学生，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处在边缘的位置，不是中心位置。二是这些留学生在我们国家仍然是孤守一隅的特殊群体，并没有和我们的学生融合在一起，这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既隔断了外国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又隔断了中国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提高自己国际理解力、欣赏不同文化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国际化是有缺陷的。三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中，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学生非常少、比例很低。现在和前几年不同了，情况有所改善，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层面、博士研究生层面，即便这样，具有国际经验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四是我们的课程，除了语言、历史方面的一些选修课程，在大学的课程设计当中，有多少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力?有多少课程是真正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五是从大学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多少成果从知识生产体系的边缘进入到中心地带?有多少成果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有多少合作项目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国际化仍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总之，我认为，讨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要抓住大学的核心使命；我们不能离开大学的核心使命，只用有多少留学生这样片面的指标来理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问题。
三、比较教育要引领教育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在当前教育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结合您长期的研究和管理工作经验，您认为比较教育学科能够在其中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王英杰：我觉得，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比较教育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应用学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比较教育要使我们对教育的本质特征、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明确的、真实的认识，要帮助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把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放在整个国际的平台上去认识、去比较，知道它的优势、弱势和不足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国际化就是有思想的国际化、有意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个方向明确的国际化，这是比较教育在国际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具体来讲，在培养人才方面，比较教育学科要培养具有国际化意识、国际交流能力的专门人才，同时要在世界教育对话当中建立起我们的话语系统，融入世界，能够跟世界平等对话，这是我们比较教育的宿命、我们的使命。
我们现在已经培养出一些人到国际组织中工作，可是你到国际组织去看看，不说发达国家，看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有多少人在国际组织工作?我们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人，有多少在国际组织中工作?一比就相形见绌，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化角度来谈，这是我们比较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使命。当然，比较教育还要提高我们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在国际比较当中的质量，不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质量。另外，引入新的教材、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思想等，把我们取得的教育成就以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话语介绍出去，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做法。刚才我讲，我们的教育要引领国际化的发展，引领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国际化，要起引领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