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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德的村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住了几百年的旧屋、吹了几百年的芦笙，随着旅游的到来一下子成了能赚钱的“文物”。
“我们是文物”
在贵州，郎德寨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规模比不上西江千户苗寨，游客人数和市场宣传不及名声在外的天龙屯堡，但它仍因起步最早、名气最大、模式最有特点而被很多人誉为贵州乡村旅游的“第一寨”。
1984年秋，供职于贵州省文物处的吴正光到黔东南考察侗族村寨的特色建筑：鼓楼和风雨桥，路上偶然发现一条小溪蜿蜒注入巴拉河。凭着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吴正光推测小溪上游一定有村寨。果然，溯溪而上不到1公里，就发现了郎德上寨(以下简称郎德)。“寨子不大，植被蛮好，吊脚木楼掩映在竹木葱茏中”。
这是一次《桃花源记》般的邂逅。对这位“误入藕花深处”的陌生客人，贫困的郎德人毫不吝啬他们的美酒、稻鱼和苗歌。寨老说：“你是客人，要热情才好，这是苗家的规矩。”被郎德人的真诚和风情深深打动的吴正光决心帮助这个寨子保存民族文化。
在吴正光的帮助下，郎德获得的第一笔政府投资、第一个荣誉称号，都来自文物部门。发动村民整修寨子时，文物部门给了一万元经费，并对整修进行指导。1986年郎德成为国家文物局命名的全国第一个露天民族风情博物馆，并因文物博览会一举成名。此后，郎德又被文物部门列入“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更升格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但吴正光并未止步于此，他希望郎德能够利用历史民族文化资源搞旅游，探索一条文物文化保护和群众生活改善相互促进的路子。这个想法得到郎德村支书陈正涛的积极回应。“当时其他的村寨都不敢，可我当时就决定干，于是就干了起来。”陈正涛说。
1986年，在贵州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郎德人投工投劳整修村寨开始接待游客，成为贵州省最早兴办乡村旅游的村寨。其时，中国旅游业发轫未久，尚处于观光游一统天下的初级阶段。
老支书陈正涛是当时挑头人之一。回想起刚开始办旅游时候，他说：“省里有个文物局的领导叫吴正光，来建议我们搞旅游，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旅游，说是可以改善生活有收入，就摸索着搞起来了。吴正光还说要搞旅游就是要从寨容寨貌搞起，还要把道路搞好。”
村寨整修历时一年，非常艰苦。最大的工程是要把村寨所有的道路由泥巴路修成石子路，在陈正涛的动员下，人们到四五公里以外的河边去挑选合用的鹅卵石，妇女负责挑回村，男人则负责用巴掌大的石子铺路，还要铺出各种图案。
全村人都很卖力。35岁的陈素兰当时只有十来岁，也天天跟着大人去拣石头。她记得自己的妈妈为了挑石子，“草鞋穿坏了五六双，挑石子肩膀磨破皮，后来变成老茧。附近河边的石头捡完了就越走越远，最后挑一趟就要走上半天。”一些妇女还要背着孩子去挑石头。
对陈正涛而言，当时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整修村寨，而是苗族古俗在春天泡谷种后至当年收割前，不允许吹芦笙，跳舞，放鞭炮，否则将会遭到祖先的降灾处罚，庄稼减产，还会有灾祸。
寨里一度弥漫着恐惧人们议论纷纷，怕是要得罪祖宗哦。“特别是邻近村寨得知郎德要破古俗时，都很生气，怕我们连累了他们，说我们是让鬼迷了。”一些村民回忆，“他们的鬼师和寨老天天在郎德寨门口杀鸡、叫骂，上游村寨还把田水卡住不给我们用，村里的人也都很担心，不敢参加吹芦笙。”
为了解开这个心结，传统的问题还要用传统来解决，老支书陈正涛找到了郎德的鬼师，说服他出面当“指挥长”。鬼师跟村民们说，现在山河不一样了，吹一下芦笙也没有关系，他还对这个古老习俗做了新的解释——不让吹芦笙是希望年轻人专心耕作，是为了子孙有吃穿，现在搞旅游，也是劳动，也是为了把生活过好，祖先不会为此生气，只会高兴。加上陈正涛跟政府部门疏通后向村民们保证，如果真的出现天灾，政府会负责全部补偿。郎德人下决心打破古俗，用苗家最高礼仪——放炮、吹芦笙、跳舞以及十二道拦门酒，迎接了第一批客人——来自北京的30多位全国文物博览会代表。
文物这东西，只有保护才是永远的财富
郎德一举成名，保存完好的木头吊脚楼、整洁寨貌和浓郁苗族风情让郎德成为苗族文化的“名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家领导人和海外贵宾访问贵州的必到之地。同时，当年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因为首次施用化肥而丰收。更让穷困了几辈子的老百姓开眼的是，真的靠唱歌跳舞挣到了钱——每场表演500多块钱。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勃兴，郎德的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于周边村寨，游客数量也逐年增加，20多年来累计接待100多万人，旅游收入也逐年增长。2008年，全村131户表演收入160万，户均逾万元。
郎德不仅成为贵州东线旅游的“王牌”，也是贵州拥有最多“高级荣誉”的村寨：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全国第一个露天民族博物馆，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入选中国景观村落。
同时，作为苗族文化的第一扇窗口，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第一块试验田，郎德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郎德的旅游发展之路被总结为“巴拉河模式”，在连续几届的“世界乡村旅游论坛”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热议。
2008年6月，郎德成为“奥运圣火走过的地方”，是贵州唯一享此殊荣的村寨，并被媒体誉为全国113个火炬传递接力站中“最美丽和最具民族风情”的一个，风头一时无两。
目前，郎德是贵州省“巴拉河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区”重点建设的民族旅游村寨之一，雷山县政府亦在酝酿对郎德进行“二次开发”。
这段因缘在郎德人心中留下深刻痕迹，并且形成这样的逻辑：“我们是文物，所以要保护，搞旅游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而旅游是什么呢?老百姓说：“旅游就是跳舞，游客来看，送钱。”
这种认识和逻辑，在郎德20多年的旅游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因为村寨本来就是大家的，而且要发动全村人都来保护“文物”，所以郎德采用并坚持“人人参与、家家受益”的“工分制”。郎德还成立了历史文化保护领导小组和旅游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保护村寨的“榔规”和“保护公约”，并规定在寨内所有建筑物不能随意乱搭乱建，新建的民居必须与原有的建筑风格一致，更不准滥砍寨子周围的“保寨地”，违者除罚款外，还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肉、米，酒请全寨人吃一顿。不过村民个个自觉守约，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被罚的。
前村长陈民军说：“发展旅游重点是保护好我们的文物，如果没保护好，就没有旅游。光从经济收入来看我们可能比不上别的寨子，但我们必须考虑长远，他们是搞商品，我们是搞文物，旅游只是一段时期的，但文物是我们永远的财富。”
同样出于保护第一，郎德人对旅游“顺其自然”，对农耕“一直不放”。老支书陈正涛说“现在是边劳动边接客，有客人就接客，没有客人就干活，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旅游赚再多的钱也要把田种上，那些田都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如果丢荒的话就变成生地了，以后什么时候想种的话还得重新开荒。而且旅游总归是副业，形势好客人就多点，形势不好客人就少，靠不住的。还是粮食稳靠些，土地是保底的，起码能管吃饱。”
随着郎德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外来的大企业大公司也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希望进入投资，大手笔开发旅游。面对外来资本，郎德人却很清醒，一律采取“关门政策”。
老支书陈正涛说：“县旅游局的领导组织开会，给群众打包票，说让外面的公司先试着来搞。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这里是要搞保护的，如果外面来人来搞的话会变昧，盖砖房。另外，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大，他们要来的话就要占土地，那我们就没有地种水稻了。而且外面老板来安排节目他肯定要挑选演员，那些老人他们肯定不要，这样就不公平了。我们不用他们来投资，要老百姓自己慢慢发展起来才好。”
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郎德长期被外界批评为“保守”。包括对政府的投资，郎德人也表示了担心。“主要是政府要搞的和我们想搞的不一样嘛。”会计陈光胜说：“政府的意见是小钱不投，要投就投大钱，搞大工程。我们就怕发展太快，反而把寨子搞坏了，把生活和人心搅乱了。”
在贵州，郎德是少数民族村寨依靠旅游新经济脱贫致富的典型。奥运圣火在郎德传递时，新华社、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纷纷在报道时选用这样的标题——《郎德：从落后小山村到旅游王牌村》《郎德从偏僻苗寨到旅游胜地》。
郎德，苗语为“尼德”，意为地形狭窄，山高谷深，土少岩多，平地极为有限。旅游开发前，郎德和贵州其他农村一样，基本上依靠传统农业为生。由于耕地少而破碎，地表崎岖，气候变化莫测，自然灾害频发，郎德“年成好时有饭吃，但是没有钱用，交个电费还要上山挖折耳根(鱼腥草)卖。遇到灾年就要饿饭。”
老村干陈正洲今年58岁，说起以前困难的时候，眼里还是会汪满泪水：“我小时候苦。1958年饿饭，我父亲带我和二哥去要饭，他后来饿死了。现在我得吃了，想起我父亲不得吃死的，心里头就难过。我小时候爱读书，读了几年，都是第一名。我父亲死了读不起书，就没读。要是得读，现在我也不会是农民。所以后来我家三个娃娃，都喊他们读，只要他们读得走，读到大学我都供。没得钱去贷款也行。”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对以前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以前不会挣钱，都买不到油。油盐都买不起，别的就不用说了。肉要过年才吃。粮食主要是玉米、红苕。几乎不买鞋，都是自己编草鞋，后来好了一点，一年才能买一双解放鞋。小孩上学只要5块钱，家里稍有些积蓄的话就能上，生病一般都不去看，只是村里的巫医来看看，除非特别恼火(严重)时才借钱看。”
开发乡村旅游以来，郎德变化很大。早在2004年我第一次访问郎德时，就亲身体验到意外的便利和舒适：随身携带的睡袋没有派上用场，大部分人家都有空闲的床铺和房间：日用品和袋装食品在寨里的4个小卖部都能买到，电视机、电饭煲、电磁炉等家电和自来水已经普及，部分农户家里甚至装备了电冰箱和消毒碗柜，并且在木楼里改建出淋浴间。超过一半的农户安装了固定电话，很多居民拥有手机，村招待所还安装了插卡公用电话。
“我们是文物”
在贵州，郎德寨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规模比不上西江千户苗寨，游客人数和市场宣传不及名声在外的天龙屯堡，但它仍因起步最早、名气最大、模式最有特点而被很多人誉为贵州乡村旅游的“第一寨”。
1984年秋，供职于贵州省文物处的吴正光到黔东南考察侗族村寨的特色建筑：鼓楼和风雨桥，路上偶然发现一条小溪蜿蜒注入巴拉河。凭着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吴正光推测小溪上游一定有村寨。果然，溯溪而上不到1公里，就发现了郎德上寨(以下简称郎德)。“寨子不大，植被蛮好，吊脚木楼掩映在竹木葱茏中”。
这是一次《桃花源记》般的邂逅。对这位“误入藕花深处”的陌生客人，贫困的郎德人毫不吝啬他们的美酒、稻鱼和苗歌。寨老说：“你是客人，要热情才好，这是苗家的规矩。”被郎德人的真诚和风情深深打动的吴正光决心帮助这个寨子保存民族文化。
在吴正光的帮助下，郎德获得的第一笔政府投资、第一个荣誉称号，都来自文物部门。发动村民整修寨子时，文物部门给了一万元经费，并对整修进行指导。1986年郎德成为国家文物局命名的全国第一个露天民族风情博物馆，并因文物博览会一举成名。此后，郎德又被文物部门列入“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更升格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但吴正光并未止步于此，他希望郎德能够利用历史民族文化资源搞旅游，探索一条文物文化保护和群众生活改善相互促进的路子。这个想法得到郎德村支书陈正涛的积极回应。“当时其他的村寨都不敢，可我当时就决定干，于是就干了起来。”陈正涛说。
1986年，在贵州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郎德人投工投劳整修村寨开始接待游客，成为贵州省最早兴办乡村旅游的村寨。其时，中国旅游业发轫未久，尚处于观光游一统天下的初级阶段。
老支书陈正涛是当时挑头人之一。回想起刚开始办旅游时候，他说：“省里有个文物局的领导叫吴正光，来建议我们搞旅游，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旅游，说是可以改善生活有收入，就摸索着搞起来了。吴正光还说要搞旅游就是要从寨容寨貌搞起，还要把道路搞好。”
村寨整修历时一年，非常艰苦。最大的工程是要把村寨所有的道路由泥巴路修成石子路，在陈正涛的动员下，人们到四五公里以外的河边去挑选合用的鹅卵石，妇女负责挑回村，男人则负责用巴掌大的石子铺路，还要铺出各种图案。
全村人都很卖力。35岁的陈素兰当时只有十来岁，也天天跟着大人去拣石头。她记得自己的妈妈为了挑石子，“草鞋穿坏了五六双，挑石子肩膀磨破皮，后来变成老茧。附近河边的石头捡完了就越走越远，最后挑一趟就要走上半天。”一些妇女还要背着孩子去挑石头。
对陈正涛而言，当时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整修村寨，而是苗族古俗在春天泡谷种后至当年收割前，不允许吹芦笙，跳舞，放鞭炮，否则将会遭到祖先的降灾处罚，庄稼减产，还会有灾祸。
寨里一度弥漫着恐惧人们议论纷纷，怕是要得罪祖宗哦。“特别是邻近村寨得知郎德要破古俗时，都很生气，怕我们连累了他们，说我们是让鬼迷了。”一些村民回忆，“他们的鬼师和寨老天天在郎德寨门口杀鸡、叫骂，上游村寨还把田水卡住不给我们用，村里的人也都很担心，不敢参加吹芦笙。”
为了解开这个心结，传统的问题还要用传统来解决，老支书陈正涛找到了郎德的鬼师，说服他出面当“指挥长”。鬼师跟村民们说，现在山河不一样了，吹一下芦笙也没有关系，他还对这个古老习俗做了新的解释——不让吹芦笙是希望年轻人专心耕作，是为了子孙有吃穿，现在搞旅游，也是劳动，也是为了把生活过好，祖先不会为此生气，只会高兴。加上陈正涛跟政府部门疏通后向村民们保证，如果真的出现天灾，政府会负责全部补偿。郎德人下决心打破古俗，用苗家最高礼仪——放炮、吹芦笙、跳舞以及十二道拦门酒，迎接了第一批客人——来自北京的30多位全国文物博览会代表。
文物这东西，只有保护才是永远的财富
郎德一举成名，保存完好的木头吊脚楼、整洁寨貌和浓郁苗族风情让郎德成为苗族文化的“名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家领导人和海外贵宾访问贵州的必到之地。同时，当年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因为首次施用化肥而丰收。更让穷困了几辈子的老百姓开眼的是，真的靠唱歌跳舞挣到了钱——每场表演500多块钱。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勃兴，郎德的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于周边村寨，游客数量也逐年增加，20多年来累计接待100多万人，旅游收入也逐年增长。2008年，全村131户表演收入160万，户均逾万元。
郎德不仅成为贵州东线旅游的“王牌”，也是贵州拥有最多“高级荣誉”的村寨：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全国第一个露天民族博物馆，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入选中国景观村落。
同时，作为苗族文化的第一扇窗口，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第一块试验田，郎德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郎德的旅游发展之路被总结为“巴拉河模式”，在连续几届的“世界乡村旅游论坛”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热议。
2008年6月，郎德成为“奥运圣火走过的地方”，是贵州唯一享此殊荣的村寨，并被媒体誉为全国113个火炬传递接力站中“最美丽和最具民族风情”的一个，风头一时无两。
目前，郎德是贵州省“巴拉河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区”重点建设的民族旅游村寨之一，雷山县政府亦在酝酿对郎德进行“二次开发”。
这段因缘在郎德人心中留下深刻痕迹，并且形成这样的逻辑：“我们是文物，所以要保护，搞旅游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而旅游是什么呢?老百姓说：“旅游就是跳舞，游客来看，送钱。”
这种认识和逻辑，在郎德20多年的旅游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因为村寨本来就是大家的，而且要发动全村人都来保护“文物”，所以郎德采用并坚持“人人参与、家家受益”的“工分制”。郎德还成立了历史文化保护领导小组和旅游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保护村寨的“榔规”和“保护公约”，并规定在寨内所有建筑物不能随意乱搭乱建，新建的民居必须与原有的建筑风格一致，更不准滥砍寨子周围的“保寨地”，违者除罚款外，还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肉、米，酒请全寨人吃一顿。不过村民个个自觉守约，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被罚的。
前村长陈民军说：“发展旅游重点是保护好我们的文物，如果没保护好，就没有旅游。光从经济收入来看我们可能比不上别的寨子，但我们必须考虑长远，他们是搞商品，我们是搞文物，旅游只是一段时期的，但文物是我们永远的财富。”
同样出于保护第一，郎德人对旅游“顺其自然”，对农耕“一直不放”。老支书陈正涛说“现在是边劳动边接客，有客人就接客，没有客人就干活，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旅游赚再多的钱也要把田种上，那些田都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如果丢荒的话就变成生地了，以后什么时候想种的话还得重新开荒。而且旅游总归是副业，形势好客人就多点，形势不好客人就少，靠不住的。还是粮食稳靠些，土地是保底的，起码能管吃饱。”
随着郎德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外来的大企业大公司也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希望进入投资，大手笔开发旅游。面对外来资本，郎德人却很清醒，一律采取“关门政策”。
老支书陈正涛说：“县旅游局的领导组织开会，给群众打包票，说让外面的公司先试着来搞。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这里是要搞保护的，如果外面来人来搞的话会变昧，盖砖房。另外，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大，他们要来的话就要占土地，那我们就没有地种水稻了。而且外面老板来安排节目他肯定要挑选演员，那些老人他们肯定不要，这样就不公平了。我们不用他们来投资，要老百姓自己慢慢发展起来才好。”
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郎德长期被外界批评为“保守”。包括对政府的投资，郎德人也表示了担心。“主要是政府要搞的和我们想搞的不一样嘛。”会计陈光胜说：“政府的意见是小钱不投，要投就投大钱，搞大工程。我们就怕发展太快，反而把寨子搞坏了，把生活和人心搅乱了。”
在贵州，郎德是少数民族村寨依靠旅游新经济脱贫致富的典型。奥运圣火在郎德传递时，新华社、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纷纷在报道时选用这样的标题——《郎德：从落后小山村到旅游王牌村》《郎德从偏僻苗寨到旅游胜地》。
郎德，苗语为“尼德”，意为地形狭窄，山高谷深，土少岩多，平地极为有限。旅游开发前，郎德和贵州其他农村一样，基本上依靠传统农业为生。由于耕地少而破碎，地表崎岖，气候变化莫测，自然灾害频发，郎德“年成好时有饭吃，但是没有钱用，交个电费还要上山挖折耳根(鱼腥草)卖。遇到灾年就要饿饭。”
老村干陈正洲今年58岁，说起以前困难的时候，眼里还是会汪满泪水：“我小时候苦。1958年饿饭，我父亲带我和二哥去要饭，他后来饿死了。现在我得吃了，想起我父亲不得吃死的，心里头就难过。我小时候爱读书，读了几年，都是第一名。我父亲死了读不起书，就没读。要是得读，现在我也不会是农民。所以后来我家三个娃娃，都喊他们读，只要他们读得走，读到大学我都供。没得钱去贷款也行。”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对以前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以前不会挣钱，都买不到油。油盐都买不起，别的就不用说了。肉要过年才吃。粮食主要是玉米、红苕。几乎不买鞋，都是自己编草鞋，后来好了一点，一年才能买一双解放鞋。小孩上学只要5块钱，家里稍有些积蓄的话就能上，生病一般都不去看，只是村里的巫医来看看，除非特别恼火(严重)时才借钱看。”
开发乡村旅游以来，郎德变化很大。早在2004年我第一次访问郎德时，就亲身体验到意外的便利和舒适：随身携带的睡袋没有派上用场，大部分人家都有空闲的床铺和房间：日用品和袋装食品在寨里的4个小卖部都能买到，电视机、电饭煲、电磁炉等家电和自来水已经普及，部分农户家里甚至装备了电冰箱和消毒碗柜，并且在木楼里改建出淋浴间。超过一半的农户安装了固定电话，很多居民拥有手机，村招待所还安装了插卡公用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