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经典”画面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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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丽江的束河古镇——一个为旅游而全新打造出来的纳西族村寨,一幅画面跃入眼中一位穿着纳西族传统服饰的老妇人手举树枝遮住面庞,坐在一幢被包装得精致而又带乡土情调的屋前,守着自己的小小果摊,屋上一幅牌匾写着“老字号川菜馆”,屋内有游客在悠闲用餐。这房子不知是她家的,还是同村村民的(全村民房都已出租给了外来商家,一些村民在自己租出的屋前摊售小商品),当时已是日落时分,无需遮阳,老人为什么要用树枝遮住脸?后来,与各屋前摆摊的村民聊天听到的多是无奈和抱怨,外来老板们用他们的房子挣了大钱,村民们虽然得了一笔租金,却丢了主人身份。原来,那树枝背后掩盖的是一种失去的尊严!相信任何一个人在丢失了自己本应有的主人身份时,都会感到这种尊严的失落。然而,这一幕却发生在以旅游带动乡村发展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之下。为什么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良好愿望的同时,却又屡屡走偏?这是本期所关注的话题。
  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的特征之一,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跨越障碍:人员流动与发展”。在世界性的人员大流动中,旅游因为它的一系列特点需引起特别关注它主要是满足城市人需求的流动,其它的人员流动如移民和打工,多是从边远地区进入城市,而旅游往往与之方向相反。同时旅游又是一个带动产业链的流动,能给所到之地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如今它已经深入到边远的村寨和角落,影响和改变着那里的生计和发展,被中国的许多地方视为乡村新一轮开发的重要产业。
  这一产业目标是基于游客、政府、商家、村民多赢的愿望而设计的:游客是这盘“游戏”的原动力,他们对城市生活疲惫、厌倦,有了暂时逃离的需求:政府希望依靠乡村旅游既实现乡村发展的政绩,又增加财政收入,商家看到的是它带来的利润机会:村民则要通过它脱贫致富。然而,在这个多赢的目标背后展开的是截然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博弈,天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无数案例里纷纷倾斜
  在许多村寨里,表演成了那里的生活主题,换句话说:生活成了表演:
  沿袭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一夜之间被变成了商品,文化“遗”产变成了“现”产,生态、文化、社区相融合的古朴村落,在一些人眼里成为只有经济价值的地产而被抢圈,
  一些投资方以先期设施投入为由在村寨前设卡收票,获取利益,而村寨文化的拥有人却形同“外人”,感到家不成家;
  一个个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村庄,被置换成游人的主题公园或富人的别墅山庄,而当地人被搬迁移民,他们的家园在“空巢”化;
  在金钱交易中,游客自然而然成了上帝和主人,而村民由主人变成了仆人,城乡二元关系被扩大进入了乡村;
  乡村在得到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却在丢失自己的文化,人的全面发展在被简单的物质发展所取代。
  这一切仅从商业和资本的角度看来都不足为怪,甚至再顺理成章不过,并且在实践中大行其道。“多赢”便在这样的逻辑中成为幻象。
  然而,上述逻辑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停止于此。对于乡村旅游,旅游业界的一个普遍预期是,城市越是发展,人们越是需要到乡村去旅游,而乡村旅游还可以促进乡村向城市化发展,于是乡村旅游的需求会更大和更有前景。但是这样的逻辑再继续推演下去的时候,却必然走到一个令人愕然的悖论面前:这个商业化的旅游模式正在异化和极大地侵蚀着它所追求的自然而古朴的目的地,并使之不可避免地在人工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最终消失,人们将不再有逃离城市的地方可寻。而这样的逻辑正在乡村旅游的现实中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犹如一条载着各种利益人群的大船即将在深水区触礁而不知。
  人们会继续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悖论,这样的悖论又为何被乐此不疲地逐而不舍?本刊将乡村旅游作为选题的目的也正是出于对此问题的追问。乡村旅游可以把我们带到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面前,因为它使当今世界构架中的主流与边缘两大人群直接遭遇在一起,许多在其它领域和产业里被遮蔽的关系都在这里暴露无遗,所揭示出问题复杂而深刻,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那幅”经典”画面里的故事,它与电影“阿凡达”讲述的故事是同一个主题。
  乡村旅游为我们提供了超出它本意的有力视角——认识我们自己搭构的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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