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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俑作为北魏葬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近年来墓葬考古的深入，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其中居于俑群中心位置的牛车模型自然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它不仅真实还原了墓主生前的出行场景，同时也是北魏礼仪制度的反映。本文通过对北魏不同地域牛车模型的形制变化分析，认为其变化本质其实在于北魏社会政策的改变与风俗变迁。
关键词：牛车模型、北魏、形制变化;
北魏一朝，自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始至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终，享国一百四十八年。现已发表的考古资料表明，北魏墓葬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此外，北魏时期的葬俗相较于两晋乃至之后的隋唐，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除墓葬形制的改变外，随葬品独特的地域、民族风格，使得北魏墓葬文化在历代丧葬文化中别具一格。魏晋南北朝时，墓葬随葬品以陶俑为大宗，随葬俑群主要由镇墓俑、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庖厨操作四类组成，牛车模型作为随葬俑群的核心，多摆放于俑群的中心位置，除陶俑外，牛车形象也集中出现于同时期的墓葬壁画之上。可以说，牛车的产生以及大量牛车形象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时丧葬习俗的一大特点。
关于牛车形象的分析，多有学者论述，如臧卓美《试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牛车》一文，通过对各时期牛车形象的整合比较，认为魏晋南北朝时牛车盛行的原因其实是古代中国社会贵族制度的表现。另外刘磐修《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层乘坐牛车风俗论述》、尹晓盟《牛车与奚车关系初论》皆从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牛车出现的原因以及所映射出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考古学、比较学等方法对北魏时各地区出土牛车模型进行综述整理，试图发现不同地域背景下牛车模型所产生变化的原因，同时结合文献记载对北魏牛车的源流发展做出探讨。为了便于总结，本文将所包含地区分为山西地区、河南地区、其它地区，所包括时间段为北魏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
一、北魏牛车模型考古发现概况
该时期出土牛车的墓葬多集中于山西、河南两地，内蒙古、山东、河北也有少量发现。
（一）山西地区
大同作为北魏平城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周边分布着大量该时期墓葬，其中包含牛车模型的墓葬有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雁北师院M2、宋绍祖墓、云波路北魏墓M10。
田村北魏墓牛车模型，牛与车分离，车顶呈拱形，车厢为长方体，厢体左右各开窗两扇，有挑檐，车轮施黑彩，陶牛四肢粗短，造型朴素，足下无踏板。
雁北师院M2出土牛车四件，陶牛憨厚有力，整体差异不大，均为曲颈伫立，笼套皆备，生有犄角，周身革带以红黑两色的网状线表示，革带末端有桃形或梨形装饰（图一），陶车依据车顶不同可分为卷棚顶与鳖甲顶两类，卷棚顶车厢呈长方体，左右两侧各开窗户两扇，窗下有三个小孔，原应插有羽葆等物，车窗无挑檐，车厢底板前方两侧各有一原形小孔，用来插入车辕，有前舆，应为御者驾驭之处，鳖甲顶车，车顶近似椭圆形，中间隆起状如鳖甲，除车顶外，形制近乎于卷棚顶车，车四隅各有一起支撑作用的方形柱子，车厢后开门两扇，两门间有长方形门槛。
宋绍祖墓中牛车模型数量较多，陶牛形制基本同M2，陶车则为单辕、双辕轺车，车厢均为长方体，单辕车车輢与屏泥呈轩状，双辕车车輢与后围呈轾状，其余部分基本相似（图二），此外，上述M2中出现的卷棚顶与鳖甲顶车也见于该墓之中，除纹饰不同外，造型差异并不明显。
（二）河南地区
孝文帝迁洛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更为完备的丧葬制度使得这一时期墓葬多有明确纪年，河南地区包含牛车模型的墓葬有元睿墓、郭定兴墓、染华墓、元邵墓、吕仁墓、王温墓、杨机墓、连体砖厂M2、偃师南蔡庄北魏墓。
元睿墓陶牛残损严重，陶车车顶为拱形，车厢呈长方体，车前镂空呈棂状，后开长方形门;染华墓陶牛身形肥壮，肩部高耸，车厢前部直棂窗与两侧窗户皆用彩绘出，车轮辐条亦然，车辆其余部分较元睿墓差别不大;元邵墓陶牛身形矫健有力，车前为镂空直棂窗，左右两侧各开假窗一扇，其余同染化墓;王温墓陶车为双辕，长方体车厢，车輢与后围呈轾状，车辐与车轴用墨线绘制;其余墓中陶车皆为拱形顶，车前直棂窗与左右开窗除表现手法不同外，整体造型趋同，差别甚微。
（三）其他地区
内蒙古地区多鲜卑早期墓葬但均无牛车随葬，随葬牛车模型的墓葬仅为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7，该墓陶牛为素面，造型简单，陶车为卷棚顶，长方体车厢，车厢左右两侧各开带挑檐方窗两扇，前后各開两口，车辐雕刻而成，整体形制同其它两地。
山东寿光贾思伯墓出土陶牛一件，不见陶车，从陶牛形制推断，应为牛车模型组合，由于墓葬损毁严重，故不存。
二、北魏牛车模型的分期研究
依上文所述，以孝文帝迁洛为界，可将北魏牛车模型分为前后两期，分别为平城期与洛阳期，其中以河阴之变为界，洛阳期牛车又可分明显的前后两段。
平城期以大同地区牛车模型为例，制作手法为分制牛车不同部位后进行拼接，最后入窑焙烧。陶牛多有犄角，角下有孔，用以安插耳朵，周身装饰因墓葬等级高低而有所不同，陶车依据车顶形制不同分为无顶轺车、拱形顶车、卷棚顶车、鳖甲顶车四类，陶牛与陶车均有彩绘，颜色以黑红白三色为主，另外陶车周身多施繁复纹饰，如雁北师院M2卷棚顶车车身用墨线勾勒出“回”字型图案（图三），鳖甲顶车车身有墨线勾勒的长方形图案，车厢后门内侧有白线绘制的四个边框，框内绘门钉和铺首，门钉记八排，每排有钉子五个（图四）。除宋绍祖墓有纪年外，其余三座墓葬均无纪年，通过对各类牛车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牛车在制作手法、形制等方面均有所类似，故其年代当与宋绍祖墓相近，约为公元五世纪下半叶。
洛阳期以洛阳地区牛车模型为例，与平城期相比陶牛形制相较于平城期更显丰壮矫健，洛阳期陶牛车较前期出现了较大变化，就车顶形制而言，平城期流行的卷棚顶、鳖甲顶已经不见，拱形顶流行开来，该种车顶在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中曾经出现，但仅此一例，此外，平城期少有的无顶轺车在洛阳王温墓中亦发现一例，除车顶变化外，车身细部也出现了明显差异，如平城期陶车前部有长方形开口，后部开门两扇，洛阳期车前则多直棂窗，后部以长方形大口代替车门，车前驭手坐厢带围栏，陶车车身装饰性纹饰减少，其功能多以拟物性为主。洛阳期前段以元睿墓为代表（图五），车前直棂窗为镂空手法，后段以杨机墓为代表 （图六），牛与车一体成型，车前直棂窗用红彩绘出，车辐亦然。
三、北魏牛车模型源流
先秦以来，出行以马为贵，牛车作为低等级车具，除载人外，多用来运输辎重，《周易·系辞下》中就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汉书·食货志》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朝初定，历经多年战乱，国家经济凋敝，王侯将相必须乘坐牛车，但这仅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晋书·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由此可见，东汉末，牛车已经作为“常乘”被上层社会所接受。魏晋时，牛车则取代马车得到社会上层的全面承认，故《新唐书·车服》载：“古大夫乘车，以马为騑服，魏、晋朝士驾牛车。”就已发掘的南北朝墓葬而言，频繁出现的牛车模型表明，乘坐牛车已经成为上层社会的标志。唐天宝后，墓葬中陶牛車数量逐渐减少乃至消失，《旧唐书·舆服》有载：“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牛车自六朝始一直作为权贵阶层代表，其消失也说明，从六朝兴起的“贵族政治”历经多个世纪后，在唐中期渐趋消亡。
四、结论
综上，不难发现，北魏牛车模型的流行其实是对魏晋以来贵族乘坐牛车风气的继承与发展。魏晋牛车形象，多出现于墓葬壁画之中，北魏时，除壁画外，更多的是以陶俑作为此形象的媒介，两种表现手法虽有不同，但其实质内涵并无改变。而对于北魏平城期与洛阳期牛车模型的差异，其变化的本质更多为北魏社会政策的改变与风俗变迁。
参考文献：
[1]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A].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68—276.
[2]臧卓美.试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牛车[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6（03）：11-19.
[3]刘磐修.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层乘坐牛车风俗述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04）：96-101.
[4]尹晓盟等.牛车与奚车关系初论[J].黑龙江史志，2015（09）：77-79+81.
[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05）：4-18.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J].考古，1991（09）：818-831.
[7]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J].文物，1977（05）：38-41
[8]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J].文物，1992（08）：15-19.
[9]（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上）——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23-324.
关键词：牛车模型、北魏、形制变化;
北魏一朝，自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始至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终，享国一百四十八年。现已发表的考古资料表明，北魏墓葬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此外，北魏时期的葬俗相较于两晋乃至之后的隋唐，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除墓葬形制的改变外，随葬品独特的地域、民族风格，使得北魏墓葬文化在历代丧葬文化中别具一格。魏晋南北朝时，墓葬随葬品以陶俑为大宗，随葬俑群主要由镇墓俑、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庖厨操作四类组成，牛车模型作为随葬俑群的核心，多摆放于俑群的中心位置，除陶俑外，牛车形象也集中出现于同时期的墓葬壁画之上。可以说，牛车的产生以及大量牛车形象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时丧葬习俗的一大特点。
关于牛车形象的分析，多有学者论述，如臧卓美《试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牛车》一文，通过对各时期牛车形象的整合比较，认为魏晋南北朝时牛车盛行的原因其实是古代中国社会贵族制度的表现。另外刘磐修《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层乘坐牛车风俗论述》、尹晓盟《牛车与奚车关系初论》皆从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牛车出现的原因以及所映射出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考古学、比较学等方法对北魏时各地区出土牛车模型进行综述整理，试图发现不同地域背景下牛车模型所产生变化的原因，同时结合文献记载对北魏牛车的源流发展做出探讨。为了便于总结，本文将所包含地区分为山西地区、河南地区、其它地区，所包括时间段为北魏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
一、北魏牛车模型考古发现概况
该时期出土牛车的墓葬多集中于山西、河南两地，内蒙古、山东、河北也有少量发现。
（一）山西地区
大同作为北魏平城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周边分布着大量该时期墓葬，其中包含牛车模型的墓葬有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雁北师院M2、宋绍祖墓、云波路北魏墓M10。
田村北魏墓牛车模型，牛与车分离，车顶呈拱形，车厢为长方体，厢体左右各开窗两扇，有挑檐，车轮施黑彩，陶牛四肢粗短，造型朴素，足下无踏板。
雁北师院M2出土牛车四件，陶牛憨厚有力，整体差异不大，均为曲颈伫立，笼套皆备，生有犄角，周身革带以红黑两色的网状线表示，革带末端有桃形或梨形装饰（图一），陶车依据车顶不同可分为卷棚顶与鳖甲顶两类，卷棚顶车厢呈长方体，左右两侧各开窗户两扇，窗下有三个小孔，原应插有羽葆等物，车窗无挑檐，车厢底板前方两侧各有一原形小孔，用来插入车辕，有前舆，应为御者驾驭之处，鳖甲顶车，车顶近似椭圆形，中间隆起状如鳖甲，除车顶外，形制近乎于卷棚顶车，车四隅各有一起支撑作用的方形柱子，车厢后开门两扇，两门间有长方形门槛。
宋绍祖墓中牛车模型数量较多，陶牛形制基本同M2，陶车则为单辕、双辕轺车，车厢均为长方体，单辕车车輢与屏泥呈轩状，双辕车车輢与后围呈轾状，其余部分基本相似（图二），此外，上述M2中出现的卷棚顶与鳖甲顶车也见于该墓之中，除纹饰不同外，造型差异并不明显。
（二）河南地区
孝文帝迁洛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更为完备的丧葬制度使得这一时期墓葬多有明确纪年，河南地区包含牛车模型的墓葬有元睿墓、郭定兴墓、染华墓、元邵墓、吕仁墓、王温墓、杨机墓、连体砖厂M2、偃师南蔡庄北魏墓。
元睿墓陶牛残损严重，陶车车顶为拱形，车厢呈长方体，车前镂空呈棂状，后开长方形门;染华墓陶牛身形肥壮，肩部高耸，车厢前部直棂窗与两侧窗户皆用彩绘出，车轮辐条亦然，车辆其余部分较元睿墓差别不大;元邵墓陶牛身形矫健有力，车前为镂空直棂窗，左右两侧各开假窗一扇，其余同染化墓;王温墓陶车为双辕，长方体车厢，车輢与后围呈轾状，车辐与车轴用墨线绘制;其余墓中陶车皆为拱形顶，车前直棂窗与左右开窗除表现手法不同外，整体造型趋同，差别甚微。
（三）其他地区
内蒙古地区多鲜卑早期墓葬但均无牛车随葬，随葬牛车模型的墓葬仅为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7，该墓陶牛为素面，造型简单，陶车为卷棚顶，长方体车厢，车厢左右两侧各开带挑檐方窗两扇，前后各開两口，车辐雕刻而成，整体形制同其它两地。
山东寿光贾思伯墓出土陶牛一件，不见陶车，从陶牛形制推断，应为牛车模型组合，由于墓葬损毁严重，故不存。
二、北魏牛车模型的分期研究
依上文所述，以孝文帝迁洛为界，可将北魏牛车模型分为前后两期，分别为平城期与洛阳期，其中以河阴之变为界，洛阳期牛车又可分明显的前后两段。
平城期以大同地区牛车模型为例，制作手法为分制牛车不同部位后进行拼接，最后入窑焙烧。陶牛多有犄角，角下有孔，用以安插耳朵，周身装饰因墓葬等级高低而有所不同，陶车依据车顶形制不同分为无顶轺车、拱形顶车、卷棚顶车、鳖甲顶车四类，陶牛与陶车均有彩绘，颜色以黑红白三色为主，另外陶车周身多施繁复纹饰，如雁北师院M2卷棚顶车车身用墨线勾勒出“回”字型图案（图三），鳖甲顶车车身有墨线勾勒的长方形图案，车厢后门内侧有白线绘制的四个边框，框内绘门钉和铺首，门钉记八排，每排有钉子五个（图四）。除宋绍祖墓有纪年外，其余三座墓葬均无纪年，通过对各类牛车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牛车在制作手法、形制等方面均有所类似，故其年代当与宋绍祖墓相近，约为公元五世纪下半叶。
洛阳期以洛阳地区牛车模型为例，与平城期相比陶牛形制相较于平城期更显丰壮矫健，洛阳期陶牛车较前期出现了较大变化，就车顶形制而言，平城期流行的卷棚顶、鳖甲顶已经不见，拱形顶流行开来，该种车顶在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中曾经出现，但仅此一例，此外，平城期少有的无顶轺车在洛阳王温墓中亦发现一例，除车顶变化外，车身细部也出现了明显差异，如平城期陶车前部有长方形开口，后部开门两扇，洛阳期车前则多直棂窗，后部以长方形大口代替车门，车前驭手坐厢带围栏，陶车车身装饰性纹饰减少，其功能多以拟物性为主。洛阳期前段以元睿墓为代表（图五），车前直棂窗为镂空手法，后段以杨机墓为代表 （图六），牛与车一体成型，车前直棂窗用红彩绘出，车辐亦然。
三、北魏牛车模型源流
先秦以来，出行以马为贵，牛车作为低等级车具，除载人外，多用来运输辎重，《周易·系辞下》中就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汉书·食货志》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朝初定，历经多年战乱，国家经济凋敝，王侯将相必须乘坐牛车，但这仅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晋书·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由此可见，东汉末，牛车已经作为“常乘”被上层社会所接受。魏晋时，牛车则取代马车得到社会上层的全面承认，故《新唐书·车服》载：“古大夫乘车，以马为騑服，魏、晋朝士驾牛车。”就已发掘的南北朝墓葬而言，频繁出现的牛车模型表明，乘坐牛车已经成为上层社会的标志。唐天宝后，墓葬中陶牛車数量逐渐减少乃至消失，《旧唐书·舆服》有载：“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牛车自六朝始一直作为权贵阶层代表，其消失也说明，从六朝兴起的“贵族政治”历经多个世纪后，在唐中期渐趋消亡。
四、结论
综上，不难发现，北魏牛车模型的流行其实是对魏晋以来贵族乘坐牛车风气的继承与发展。魏晋牛车形象，多出现于墓葬壁画之中，北魏时，除壁画外，更多的是以陶俑作为此形象的媒介，两种表现手法虽有不同，但其实质内涵并无改变。而对于北魏平城期与洛阳期牛车模型的差异，其变化的本质更多为北魏社会政策的改变与风俗变迁。
参考文献：
[1]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A].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68—276.
[2]臧卓美.试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牛车[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6（03）：11-19.
[3]刘磐修.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层乘坐牛车风俗述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04）：96-101.
[4]尹晓盟等.牛车与奚车关系初论[J].黑龙江史志，2015（09）：77-79+81.
[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05）：4-18.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J].考古，1991（09）：818-831.
[7]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J].文物，1977（05）：38-41
[8]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J].文物，1992（08）：15-19.
[9]（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上）——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2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