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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洽教授著作《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是基于民族音乐形态学而展开的系统建立、剖析和多维论证，提出了综合音乐和文化二元视角进行民族音乐形态学分析的独特理论与方法，以全面了解音乐作品。整个理论体系综合了音乐、物理、数理、文化等相结合的认识方法，以数字音频技术的定量分析为依据，科学论证了音乐构成的形态与规律。这是一本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著作，被评为为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这不仅对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更是为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分析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 音乐与文化 科学论证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22-0016-02
中西方音乐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因素存在有一定差异。西方音乐是以和声、复调与织体等多声思维为主要表现手法，以立体化的音响为特色，讲究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而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与各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是以“横向”的旋律为基础，以情韵的表达为中心。可以说，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从音腔到音乐的形成，从哲学观念到审美追求都存有一定文化差异。音乐不可能脱离根植于人群的文化意识，西方的音乐理论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而直接套用西方分析理论，无疑有“削足适履”的意味。
近几十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中国民族音乐学领域不断探索，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2015年8月，沈洽教授继《音腔论》之后，又推出《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这一力作，该论著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2015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论著以民族音乐形态学为研究对象，不仅构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的认知框架，还明确提出了“六大位元系统”的概念，论证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音乐结构的不同。这一核心创新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
《引论》共由十个章节构成，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第一章）是对描写音乐形态学的项目定位，确定了项目研究的界域、内容以及与音乐形态学的关系。在对“音乐形态学”术语的多重界定进行细致的陈述与剖析后，作者强调描写音乐形态学是对音乐“声系统”进行描写、分析，并做类型化处理，而非基于传统的“谱系统”的分析依据之上，从而突出了“描写”一词的意义在于强调事物原本的“自性”。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构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的三对核心概念，构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的认知框架，分别是规约的与描写的、乐素的与乐位的、设定的与约定的，这三对核心概念或互补、或互为因果、或相对、或互相渗透。第三部分（第五、六、七、八、九章）提出了“六大位元系统”，并结合数字技术的科学论证，以多首民族音乐为例进行“音”“调”“腔”“拍”“字位”五个位元系统的深入探讨（第六位元系统“复音”未做深入实证）。第四部分（第十章）阐述了该论著研究的技术与方法：科技、数学与符号，这是立说之本，客观分析了这些技术与方法在描写音乐形态学中运用的意义和适用性。
西方音乐的分析主要基于音乐记谱系统而展开的系列分析，谱只是试图客观反映音乐声的转录的一种方式，更适合于西方十二平均律制下的音乐转录；而绝大多数非西方音乐都是建立在声系统为主的传承载体中，即使是有谱的音乐，音乐的转码和西方音乐的谱系统也有很大差别，如很多民族音乐，是很难运用十二平均律体系的理论去记谱并再现。因此，沈洽教授提倡应规避传统依靠乐谱记录音乐之声的方式进行音乐分析，应在整体上把握特定文化的语境下，对声音系统“自性”的客观描写。因而，《引论》中运用了若干数字音频软件对声系统进行物理测音，精准的数据提供了乐音从“乐素”到“乐位”定量分析的科学依据。
论著中通过数字音频技术获得的旋律线描图（反映着声音的音高、强度等声音信息）、音响共振峰、频谱描写等量化结果，为乐音的研究提供了定量分析，以论证其学说的客观性，从而建立一套科学的民族音乐分析理论体系。
不可否认，当前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常出现只针对文化，很少涉及音符的现象，而音乐本体研究常只针对音符，很少涉及文化层面的现象。因而，沈洽教授一方面强调民族音乐的分析需建立在客观的声系统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地探讨了音乐同其所根植人群的文化意识，以解决传统音乐分析中音乐与文化“两张皮”的相脱节现象，为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提出了一个实践的方向和可能，这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分析理论体系的重要表征。
沈洽教授在《引论》的自序中坦言：“近百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包括其他非西方音乐）的话语严重被西方音乐异化，同西方音乐的对话始终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甚至造成话语权的失落”。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还远远落后西方国家， 唯有发现和建立我们民族音乐“已”文化的理论体系，才能和西方音乐平等对话，这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艰巨任务。可喜的是，《引论》以科学为依托，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又助推一波，该论著的出版，可谓树立了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这不仅对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更是为建立中国民族音樂分析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联系到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基于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是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两大法宝。作为民族音乐学者，对田野调查尤为重视，在访问民间艺人、传承人之时，记录其现场表演是一项主要工作。录音、记谱是田野调查的主要步骤，通过采集的第一手声像资料、以听记谱例的方式来获得原生音乐的形式，且通过这些谱例的分析，找出原生音乐主要形态，并以此形态为切入点，找到该音乐的特征和文化特点，继而将之放大到地方文化的语境中予以审视。上述步骤是传统民族音乐学者的方法论步骤，而沈恰教授的《引论》一书并不遵循这一传统的做法，而是对田野工作中的声音记录借此以当代电子测量设备，通过声音的谱系、趋势走向、频率等物理特性来考察，这不仅突破了人的耳朵所能企及的能力，更是在人耳所不能断定的范围内对进行考量。
对原生音乐的物理考量手段不仅是定量，还是可以定性的。比如，彝族海菜腔，人耳只能感受到声音的高亢、嘹亮，而测量仪器可以考量出声音的振幅、频率等要素，从而可以使得调查者从中分析得出彝族海菜腔中的高腔的物理特性。通过这一特性，调查者还可以从中分析其独特的演唱技巧，包括横膈膜的使用、气息的支撑、头腔共鸣、喉位的稳定等，继而结合彝族海菜腔演唱的情景，阐释其内在的文化意蕴。所以，从彝族海菜腔这一调查设想可以反观沈恰教授《引论》中提出的民族音乐学者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构想具有可行性。
再结合当代城市音乐中的流行音乐演唱，不论是欧美流行歌曲、音乐剧歌曲，还是港台流行歌手，在音乐表现上对会呈现出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声音特点。俄罗斯青年歌手维塔斯的天籁之音、美国盲人歌手波切利的金属质高音，我们大陆歌手韩磊、孙楠的激情高音都有着歌手自己所处文化和所受文化熏陶后在演唱即声音上的体现。因而，对城市流行音乐的研究，传统的听音、记谱的方法并不是适用，而通过物理定量来为音乐定性，更进一步为阐释地方流行音乐文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对当下城市流行音乐的研究设想来反观沈恰教授《引论》中阐述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明晰的知其理论的广博和方法论的实用性。
沈恰教授曾经在其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下）》的结论中提到：民族音乐学，不管它将来改换什么样的名字，总应该是一门把音乐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进行研究的科学。所以，沈恰教授《引论》的核心思想是一种科学的论证，对当下乃至今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2]沈恰.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
[3]沈恰.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下）[J].中国音乐学，1986，（03）：67.
关键词：《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 音乐与文化 科学论证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22-0016-02
中西方音乐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因素存在有一定差异。西方音乐是以和声、复调与织体等多声思维为主要表现手法，以立体化的音响为特色，讲究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而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与各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是以“横向”的旋律为基础，以情韵的表达为中心。可以说，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从音腔到音乐的形成，从哲学观念到审美追求都存有一定文化差异。音乐不可能脱离根植于人群的文化意识，西方的音乐理论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而直接套用西方分析理论，无疑有“削足适履”的意味。
近几十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中国民族音乐学领域不断探索，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2015年8月，沈洽教授继《音腔论》之后，又推出《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这一力作，该论著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2015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论著以民族音乐形态学为研究对象，不仅构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的认知框架，还明确提出了“六大位元系统”的概念，论证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音乐结构的不同。这一核心创新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
《引论》共由十个章节构成，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第一章）是对描写音乐形态学的项目定位，确定了项目研究的界域、内容以及与音乐形态学的关系。在对“音乐形态学”术语的多重界定进行细致的陈述与剖析后，作者强调描写音乐形态学是对音乐“声系统”进行描写、分析，并做类型化处理，而非基于传统的“谱系统”的分析依据之上，从而突出了“描写”一词的意义在于强调事物原本的“自性”。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构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的三对核心概念，构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的认知框架，分别是规约的与描写的、乐素的与乐位的、设定的与约定的，这三对核心概念或互补、或互为因果、或相对、或互相渗透。第三部分（第五、六、七、八、九章）提出了“六大位元系统”，并结合数字技术的科学论证，以多首民族音乐为例进行“音”“调”“腔”“拍”“字位”五个位元系统的深入探讨（第六位元系统“复音”未做深入实证）。第四部分（第十章）阐述了该论著研究的技术与方法：科技、数学与符号，这是立说之本，客观分析了这些技术与方法在描写音乐形态学中运用的意义和适用性。
西方音乐的分析主要基于音乐记谱系统而展开的系列分析，谱只是试图客观反映音乐声的转录的一种方式，更适合于西方十二平均律制下的音乐转录；而绝大多数非西方音乐都是建立在声系统为主的传承载体中，即使是有谱的音乐，音乐的转码和西方音乐的谱系统也有很大差别，如很多民族音乐，是很难运用十二平均律体系的理论去记谱并再现。因此，沈洽教授提倡应规避传统依靠乐谱记录音乐之声的方式进行音乐分析，应在整体上把握特定文化的语境下，对声音系统“自性”的客观描写。因而，《引论》中运用了若干数字音频软件对声系统进行物理测音，精准的数据提供了乐音从“乐素”到“乐位”定量分析的科学依据。
论著中通过数字音频技术获得的旋律线描图（反映着声音的音高、强度等声音信息）、音响共振峰、频谱描写等量化结果，为乐音的研究提供了定量分析，以论证其学说的客观性，从而建立一套科学的民族音乐分析理论体系。
不可否认，当前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常出现只针对文化，很少涉及音符的现象，而音乐本体研究常只针对音符，很少涉及文化层面的现象。因而，沈洽教授一方面强调民族音乐的分析需建立在客观的声系统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地探讨了音乐同其所根植人群的文化意识，以解决传统音乐分析中音乐与文化“两张皮”的相脱节现象，为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提出了一个实践的方向和可能，这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分析理论体系的重要表征。
沈洽教授在《引论》的自序中坦言：“近百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包括其他非西方音乐）的话语严重被西方音乐异化，同西方音乐的对话始终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甚至造成话语权的失落”。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还远远落后西方国家， 唯有发现和建立我们民族音乐“已”文化的理论体系，才能和西方音乐平等对话，这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艰巨任务。可喜的是，《引论》以科学为依托，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又助推一波，该论著的出版，可谓树立了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这不仅对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更是为建立中国民族音樂分析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联系到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基于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是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两大法宝。作为民族音乐学者，对田野调查尤为重视，在访问民间艺人、传承人之时，记录其现场表演是一项主要工作。录音、记谱是田野调查的主要步骤，通过采集的第一手声像资料、以听记谱例的方式来获得原生音乐的形式，且通过这些谱例的分析，找出原生音乐主要形态，并以此形态为切入点，找到该音乐的特征和文化特点，继而将之放大到地方文化的语境中予以审视。上述步骤是传统民族音乐学者的方法论步骤，而沈恰教授的《引论》一书并不遵循这一传统的做法，而是对田野工作中的声音记录借此以当代电子测量设备，通过声音的谱系、趋势走向、频率等物理特性来考察，这不仅突破了人的耳朵所能企及的能力，更是在人耳所不能断定的范围内对进行考量。
对原生音乐的物理考量手段不仅是定量，还是可以定性的。比如，彝族海菜腔，人耳只能感受到声音的高亢、嘹亮，而测量仪器可以考量出声音的振幅、频率等要素，从而可以使得调查者从中分析得出彝族海菜腔中的高腔的物理特性。通过这一特性，调查者还可以从中分析其独特的演唱技巧，包括横膈膜的使用、气息的支撑、头腔共鸣、喉位的稳定等，继而结合彝族海菜腔演唱的情景，阐释其内在的文化意蕴。所以，从彝族海菜腔这一调查设想可以反观沈恰教授《引论》中提出的民族音乐学者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构想具有可行性。
再结合当代城市音乐中的流行音乐演唱，不论是欧美流行歌曲、音乐剧歌曲，还是港台流行歌手，在音乐表现上对会呈现出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声音特点。俄罗斯青年歌手维塔斯的天籁之音、美国盲人歌手波切利的金属质高音，我们大陆歌手韩磊、孙楠的激情高音都有着歌手自己所处文化和所受文化熏陶后在演唱即声音上的体现。因而，对城市流行音乐的研究，传统的听音、记谱的方法并不是适用，而通过物理定量来为音乐定性，更进一步为阐释地方流行音乐文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对当下城市流行音乐的研究设想来反观沈恰教授《引论》中阐述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明晰的知其理论的广博和方法论的实用性。
沈恰教授曾经在其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下）》的结论中提到：民族音乐学，不管它将来改换什么样的名字，总应该是一门把音乐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进行研究的科学。所以，沈恰教授《引论》的核心思想是一种科学的论证，对当下乃至今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2]沈恰.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
[3]沈恰.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下）[J].中国音乐学，1986，（0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