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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1.46文献标识码：A
摘要：遵循理性选择研究范式，本文将对西藏社会保障与农村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人均收入对数与是否有宗教信仰与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减少有宗教信仰家庭的数量；而平均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家庭宗教信仰有无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从物质上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但是伴随着信仰流失。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保障； 宗教
一、引言
宗教信仰在文化精神生活贫乏的西部民族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确地对待宗教信仰是地区社会和谐构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国家大力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处理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步提高，同时特别注意对这些地区的潜在的文化冲击。
本文的研究意义如下：开拓崭新视角，探寻理论支撑。本课题将试图从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将社会保障水平作为研究宗教信仰的影响因素，揭示了社会保障水平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关系；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评估了宗教信仰对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的影响力，为进一步调整和制定相关西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验证；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演变与社会保障制度关系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國外直接论述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文献都曾详细的阐述过公共物品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以下简要予以介绍。
Chen（2008）利用印度尼西亚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使用2SLS方法提出并检验了宗教风险化解机制对宗教信仰行为的重要影响——即宗教风险化解机制使得宗教组织在社会发生重大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危机时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他通过实证结果发现，人均每月非食物消费支出每下降一美元，家庭参加《可兰经》学习的概率就提高2%，将其一个孩子转学到伊斯兰学校的概率就增加1%。根据社会风险分担机制理论，当存在另一种社会风险化解机制时，宗教组织的吸引力将会弱化，Chen通过在回归等式中引入人均每月非食物消费支出和信贷可获得的交互项，检验了这一理论预期并得出：信贷的可获得性使得经济危机对宗教委身的影响下降80%。
在精神层面的研究，（Diener and Biswas-Diener（2002） 、Pargament（2002）同样证明了宗教社会保障机制的存在。Dehejia et al.（2007）使用CEX数据则发现，在收到收入波动冲击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个体更能保障其幸福感的稳定。
而国内对于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信仰的变迁（徐铭，1997） 、宗教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杨玉荣，2002）以及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的对策建议（郭娅，2010）。从社会保障角度论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的文献尚不多见，因此对该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和深入。
综上所述，国内从社会保障角度论来探寻宗教信仰的文献并不多见，从实证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研究更少之又少。而就国外而言，直接论述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文献都曾详细的阐述过公共物品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其相关研究方法，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保障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实现相应研究意义。
三、研究数据来源说明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在研究区域通过对9县27个自然村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这9个县主要有农区的江孜、拉孜、波密，半农半牧区的康马、工布达江、谢通门，牧区的聂荣、嘉黎、安多。此次调查共入户430个，发放430份问卷，共获得410份有效问卷。
（二）模型设定与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调查的截面数据，根据参考前人文献以及根据研究区域特点，选取相应变量，我们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r表示是否调查家庭有宗教信仰，X表示作为控制变量的观测家庭的一系列特征，包括了男性比率，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分为五个等级：大专及以上赋值为1；高中与中专赋值为0.75；初中赋值为0.5；小学赋值为0.25；文盲为0），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人均收入的对数，家庭的健康水平（用医疗费用支出来表示，通过主观赋值将医疗费用500以下取0，500-3000赋值1，3000以上赋值2）；security表示家庭参与的社会保障水平（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下标i与j分别表示第i个村的第j户观测家庭。
四、研究结果及结论
通过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1：
人均收入对数-1.05*0.85健康程度指数0.520.92男性比例0.250.104是否为干部家庭（是=1，否=0）-0.030.74平均受教育水平-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中，只有人均收入对数与是否有宗教信仰与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收入的提高对人们的信仰会造成反向冲击；而社会保障水平和 宗教信仰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关系，根据表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减少有宗教信仰家庭的数量；而平均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家庭宗教信仰有无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强会降得人们未来的风险，降低了他们诉诸于神灵的保佑倾向，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应该受当地总体的信仰环境影响还是很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西部民族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同时注意到对这些区域文化的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从物质上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但是伴随着信仰流失，应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郭娅.西部民族地区去宗教信仰现状及对策建议[J].民族学刊，2010，（2），52—57.
[2]郑杭生.圣俗边缘：西部社会的环境，信仰和行为.序[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
[3]刘华.西部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43—47.
[4]王冬丽.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宗教信仰问题[J]，民族论坛，2011，89—92.
作者简介：金磊（1989-），男，汉族，湖北省恩施，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摘要：遵循理性选择研究范式，本文将对西藏社会保障与农村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人均收入对数与是否有宗教信仰与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减少有宗教信仰家庭的数量；而平均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家庭宗教信仰有无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从物质上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但是伴随着信仰流失。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保障； 宗教
一、引言
宗教信仰在文化精神生活贫乏的西部民族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确地对待宗教信仰是地区社会和谐构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国家大力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处理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步提高，同时特别注意对这些地区的潜在的文化冲击。
本文的研究意义如下：开拓崭新视角，探寻理论支撑。本课题将试图从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将社会保障水平作为研究宗教信仰的影响因素，揭示了社会保障水平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关系；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评估了宗教信仰对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的影响力，为进一步调整和制定相关西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验证；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演变与社会保障制度关系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國外直接论述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文献都曾详细的阐述过公共物品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以下简要予以介绍。
Chen（2008）利用印度尼西亚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使用2SLS方法提出并检验了宗教风险化解机制对宗教信仰行为的重要影响——即宗教风险化解机制使得宗教组织在社会发生重大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危机时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他通过实证结果发现，人均每月非食物消费支出每下降一美元，家庭参加《可兰经》学习的概率就提高2%，将其一个孩子转学到伊斯兰学校的概率就增加1%。根据社会风险分担机制理论，当存在另一种社会风险化解机制时，宗教组织的吸引力将会弱化，Chen通过在回归等式中引入人均每月非食物消费支出和信贷可获得的交互项，检验了这一理论预期并得出：信贷的可获得性使得经济危机对宗教委身的影响下降80%。
在精神层面的研究，（Diener and Biswas-Diener（2002） 、Pargament（2002）同样证明了宗教社会保障机制的存在。Dehejia et al.（2007）使用CEX数据则发现，在收到收入波动冲击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个体更能保障其幸福感的稳定。
而国内对于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信仰的变迁（徐铭，1997） 、宗教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杨玉荣，2002）以及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的对策建议（郭娅，2010）。从社会保障角度论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的文献尚不多见，因此对该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和深入。
综上所述，国内从社会保障角度论来探寻宗教信仰的文献并不多见，从实证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研究更少之又少。而就国外而言，直接论述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文献都曾详细的阐述过公共物品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其相关研究方法，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保障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实现相应研究意义。
三、研究数据来源说明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在研究区域通过对9县27个自然村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这9个县主要有农区的江孜、拉孜、波密，半农半牧区的康马、工布达江、谢通门，牧区的聂荣、嘉黎、安多。此次调查共入户430个，发放430份问卷，共获得410份有效问卷。
（二）模型设定与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调查的截面数据，根据参考前人文献以及根据研究区域特点，选取相应变量，我们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r表示是否调查家庭有宗教信仰，X表示作为控制变量的观测家庭的一系列特征，包括了男性比率，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分为五个等级：大专及以上赋值为1；高中与中专赋值为0.75；初中赋值为0.5；小学赋值为0.25；文盲为0），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人均收入的对数，家庭的健康水平（用医疗费用支出来表示，通过主观赋值将医疗费用500以下取0，500-3000赋值1，3000以上赋值2）；security表示家庭参与的社会保障水平（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下标i与j分别表示第i个村的第j户观测家庭。
四、研究结果及结论
通过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1：
人均收入对数-1.05*0.85健康程度指数0.520.92男性比例0.250.104是否为干部家庭（是=1，否=0）-0.030.74平均受教育水平-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中，只有人均收入对数与是否有宗教信仰与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收入的提高对人们的信仰会造成反向冲击；而社会保障水平和 宗教信仰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关系，根据表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减少有宗教信仰家庭的数量；而平均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家庭宗教信仰有无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强会降得人们未来的风险，降低了他们诉诸于神灵的保佑倾向，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应该受当地总体的信仰环境影响还是很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西部民族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同时注意到对这些区域文化的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从物质上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但是伴随着信仰流失，应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郭娅.西部民族地区去宗教信仰现状及对策建议[J].民族学刊，2010，（2），52—57.
[2]郑杭生.圣俗边缘：西部社会的环境，信仰和行为.序[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
[3]刘华.西部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43—47.
[4]王冬丽.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宗教信仰问题[J]，民族论坛，2011，89—92.
作者简介：金磊（1989-），男，汉族，湖北省恩施，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