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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肉精生产和销售商得暴利、肉猪批发商得大利、养殖户和猪肉零售商得微利，后果则由消费者来埋单
家住樱花路的上海市民李薇万万没有想到，平时对食品十分挑剔，以至于被一些朋友说成“矫情”的她，会因为瘦肉精而中毒。
9月13日，李薇从樱花路菜市场买来排骨炖土豆和豆角，吃完后不久，感觉胸口有些发闷，第二天一早起来，心跳得厉害，手也抖个不停。她老公也有同样的感觉，手抖得连敲键盘也难，一度无法工作。
9月15日，李薇从报纸上终于明白，原来她和老公的病征是瘦肉精中毒。据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芳介绍，截至9月18日17时，共有409名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未出现死亡病例。
根据上海市药监局等机构的调查，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导致本次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的猪肉，是生猪运销户李春林从浙江省海盐县牲畜屠宰加工厂购入上海。事故发生之后不久，上海多家媒体也报道说瘦肉精猪来自浙江海盐，而这些猪的产地是嘉兴嘉善和嘉兴南湖区。而之后，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称嘉兴方面认为该批猪肉猪内脏没有流出嘉兴、事前的尿检也呈阴性。
到了9月19日，上海方面给浙江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了一个情况通报，该通报称，“现已确认，导致本次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的猪肉，系生猪运销户李春林从浙江省海盐县牲畜屠宰加工厂购入上海。从该屠宰场的屠宰记录发现，2006年9月12日晚，李春林实际收购并屠宰了274头猪。这些猪分别通过顾建良、吴文龙两名中间人介绍收购。其中144头购自平湖区新丰镇朱某的养殖场，130头购自嘉善县姚庄镇徐伟忠的养殖场。该批次274头猪中，仅210头有宰前检疫证，另64头由驻场检疫员违规补开。”
据李春林交代，这些猪宰杀后，189头运往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9009和9055号摊位，批发给了上海市内66个贸易市场，其余85头运往上海杨浦区军工路国泰批发市场1号摊位(摊主杭忠财为李春林妹夫)，另外，所有猪肝、猪肺等内脏，均以每斤0．2元的价格当场销售给了该屠宰场周边的小贩。
也就是说，按照上海方面的调查，瘦肉精猪肉来自浙江，上海等地的媒体报道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问题猪肉到底来自何方
9月26日前后，本刊记者来到嘉兴采访，当地相关官员反复说到一句话：“问题猪肉未必从嘉兴流出”。
张君敏是嘉兴农业经济局原畜牧处处长、最近才成立的嘉兴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她认为，上海方面的说法还有一些疑问需要核实。
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在网上得到上海瘦肉精中毒事故的猪肉可能来自嘉兴的消息后，海盐县展开了这方面的核实调查，我们确实有生猪检验证明开了出去，猪内脏中有300公斤的大肠，检验证明上写的是“猪副产品”，但检验员看到的确实是大肠。至于其他的猪肺、猪肾、猪肝，都不在检验之内。在检验过的这批猪中，肝、肾、肺应该没有流入上海市场。”
为何猪内脏有没有流出嘉兴市场是个关键问题呢?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技术角度来看，多数瘦肉精中毒者是因为吃了猪内脏，因为瘦肉精在猪肺、肾和肝等器官残余量比较高，如果提前结束使用瘦肉精，则猪肉中的瘦肉精含量很小，如果连吃子猪肉都会引起中毒，那么这头猪的瘦肉精使用量肯定非常高了。”
也就是说，如果嘉兴方面能证明当时嘉兴确实没有猪内脏流入上海市场，而上海瘦肉精中毒有一批是吃了猪内脏造成的，那就说明上海市场的那批问题猪肉可能不是从嘉兴流出的。
另外一个疑点是，据李春林交代，今年9月12日晚在海盐县屠宰场共屠宰了274头猪，这些猪都是通过两个中间商采购得来。两名中间商分别称，嘉善县姚庄镇一养殖户供应了130头生猪，南湖区新丰镇一养殖户供应了144头。但在各方前往调查时，南湖区的养殖户则坚持自己只提供了120头。相差的24头究竟从何而来，需要进一步核查。
嘉兴市有关人士称，这其中的24头猪可能是问题关键所在。
据浙江省海盐县畜牧兽医站的检验检疫记录，根据有关部门对嘉善助旺镇姚庄村徐某的核查，确认其销售生猪130头但从未使用过“瘦肉精”，而对南湖区朱某的核查也表明，其销售生猪为120头，也没有使用“瘦肉精”，且售前尿样抽检为“瘦肉精”阴性。
上海市药监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芳则表示，这批问题猪肉来自浙江海盐没有问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上海市这次瘦肉精中毒中，根据我们了解，都是因为食用了猪肉而不是猪肝。检测结果表明，瘦肉精含量为1165．05ug／kg，这个含量已经相当高了，而这只是猪肉。如果是内脏，那结果十分可怕，很可能会出现死亡病例。”
嘉兴市有关人士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嘉兴市警方也介入了调查，但关键的人证李春林和嘉兴两个养殖户都控制在上海警方手里，要得到确切的事实真相，就需要这三个人交代真相。我们嘉兴方面也希望尽快得出确切结果，如果这批猪肉确实是嘉兴产的，那我们肯定要找出相关责任人，让他们接受法律制裁，我们在各方面也改进工作，但如果不是嘉兴方面产的，也希望能早日澄清。”
毫无疑问，批发户和两个养殖户的口供目前至关重要，本刊记者9月26日、27日数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了解情况。该局宣教科负责人张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任何案件，在法院审理完毕之后，一切细节才能对外公布，而且瘦肉精又不是一般的经济案件，影响范围很大很敏感，我们不能随便说话。”
谁在赚取瘦肉精暴利
除了上海近年已发生7起瘦肉精中毒事件外，广东、浙江等地都发生过瘦肉精中毒事件，发生频率比以前大为增加。在一些专家看来，瘦肉精事件频发可能和养猪产业不景气有关。
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瘦肉精确实能够给不法养猪户带来利益，现在城市居民都喜欢吃瘦肉，不喜欢肥肉，瘦肉型猪比肥肉猪肯定好销，价格也相对较高，现在农村的收购价中，猪贩子可能愿意出比普通猪高2～3毛钱每斤的价格，也就是说，如果一头出栏毛猪是200斤，用了瘦肉精之后则可以增收50～60元。”
张君敏说，养猪行业是微利行业，最近一年来，许多养殖户每养一头猪可能要亏损60元，主要是市场和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猪肉价格下跌，而饲料价格有所上升，因此养猪户很难赚到钱。
张君敏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来，嘉兴市针对瘦肉精问题行政处罚了300多人，有3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处罚十分严厉，但还是难以彻底挡住使用瘦肉精现象。”
体制当然是其中原因。以上海这批导致瘦肉精中毒事件的猪肉为例，这批猪肉证照齐全，却还是难以阻止问题猪肉走上市场。
据了解，从食用“瘦肉精”到最后变成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涉及五个环节，多个部门。第一环节是“瘦肉精”的药品生产企业，由药监局、工商局负责；第二个环节是饲料企业，由农业部负责；第三个环节是养殖企业和养殖户，也是由农业部负责；第四个环节是屠宰企业，由商务部负责；第五个环节是猪肉市场，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和工商局负责。养殖户的猪要上市，首先要报检，然后由检疫部门上门进行速测尿检。这一关就要进行“瘦肉精”含量的定性测试，只有呈阴性的猪才能开出质量保证书。随后，有关部门会将打上标记的合格猪送至签证点，开具检疫证明，随后送至屠宰场。最后，屠宰场也要对宰杀前的生猪进行尿检，再查一遍“瘦肉精”。
但为何如此层层设卡，还是有“漏网之鱼”呢?原因肯定是多样的，以尿检为例，许多媒体都追问为何不是每头猪都检验。但专家认为，猪尿检的成本是每头20元以上，如果全国每年7亿头猪都尿检，则成本至少是140亿元。这个数字甚至可能超过有些年份的养猪业利润，毫无疑问全面尿检很难推行。
对瘦肉精销售的监督环节也有很大漏洞。瘦肉精作为一种化工原料，在一些医药企业会使用到，但作为饲料添加剂，则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个环节的监管很难进行。2006年9月25日，本刊记者以客户的身份，致电江苏常州的一家化工企业，要求购买瘦肉精，该企业一位销售负责人说需要证件才能销售瘦肉精，因为这个产品是国家控制管理的。当记者提出能否借用其他企业证件时，他表示只要有证件就行。
为何化工企业对销售瘦肉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据我们所知，如果瘦肉精只作为一种化工原料，那就和许多化工产品一样，只能得到普通的利润，但如果流入作为猪饲料添加剂的市场，那么利润就十分惊人了。”
张君敏用一句话归纳了“瘦肉精”利益链的关系：瘦肉精生产和销售商得暴利、肉猪批发商得大利、养殖户和猪肉零售商得微利，后果则由消费者来埋单。
家住樱花路的上海市民李薇万万没有想到，平时对食品十分挑剔，以至于被一些朋友说成“矫情”的她，会因为瘦肉精而中毒。
9月13日，李薇从樱花路菜市场买来排骨炖土豆和豆角，吃完后不久，感觉胸口有些发闷，第二天一早起来，心跳得厉害，手也抖个不停。她老公也有同样的感觉，手抖得连敲键盘也难，一度无法工作。
9月15日，李薇从报纸上终于明白，原来她和老公的病征是瘦肉精中毒。据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芳介绍，截至9月18日17时，共有409名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未出现死亡病例。
根据上海市药监局等机构的调查，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导致本次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的猪肉，是生猪运销户李春林从浙江省海盐县牲畜屠宰加工厂购入上海。事故发生之后不久，上海多家媒体也报道说瘦肉精猪来自浙江海盐，而这些猪的产地是嘉兴嘉善和嘉兴南湖区。而之后，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称嘉兴方面认为该批猪肉猪内脏没有流出嘉兴、事前的尿检也呈阴性。
到了9月19日，上海方面给浙江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了一个情况通报，该通报称，“现已确认，导致本次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的猪肉，系生猪运销户李春林从浙江省海盐县牲畜屠宰加工厂购入上海。从该屠宰场的屠宰记录发现，2006年9月12日晚，李春林实际收购并屠宰了274头猪。这些猪分别通过顾建良、吴文龙两名中间人介绍收购。其中144头购自平湖区新丰镇朱某的养殖场，130头购自嘉善县姚庄镇徐伟忠的养殖场。该批次274头猪中，仅210头有宰前检疫证，另64头由驻场检疫员违规补开。”
据李春林交代，这些猪宰杀后，189头运往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9009和9055号摊位，批发给了上海市内66个贸易市场，其余85头运往上海杨浦区军工路国泰批发市场1号摊位(摊主杭忠财为李春林妹夫)，另外，所有猪肝、猪肺等内脏，均以每斤0．2元的价格当场销售给了该屠宰场周边的小贩。
也就是说，按照上海方面的调查，瘦肉精猪肉来自浙江，上海等地的媒体报道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问题猪肉到底来自何方
9月26日前后，本刊记者来到嘉兴采访，当地相关官员反复说到一句话：“问题猪肉未必从嘉兴流出”。
张君敏是嘉兴农业经济局原畜牧处处长、最近才成立的嘉兴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她认为，上海方面的说法还有一些疑问需要核实。
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在网上得到上海瘦肉精中毒事故的猪肉可能来自嘉兴的消息后，海盐县展开了这方面的核实调查，我们确实有生猪检验证明开了出去，猪内脏中有300公斤的大肠，检验证明上写的是“猪副产品”，但检验员看到的确实是大肠。至于其他的猪肺、猪肾、猪肝，都不在检验之内。在检验过的这批猪中，肝、肾、肺应该没有流入上海市场。”
为何猪内脏有没有流出嘉兴市场是个关键问题呢?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技术角度来看，多数瘦肉精中毒者是因为吃了猪内脏，因为瘦肉精在猪肺、肾和肝等器官残余量比较高，如果提前结束使用瘦肉精，则猪肉中的瘦肉精含量很小，如果连吃子猪肉都会引起中毒，那么这头猪的瘦肉精使用量肯定非常高了。”
也就是说，如果嘉兴方面能证明当时嘉兴确实没有猪内脏流入上海市场，而上海瘦肉精中毒有一批是吃了猪内脏造成的，那就说明上海市场的那批问题猪肉可能不是从嘉兴流出的。
另外一个疑点是，据李春林交代，今年9月12日晚在海盐县屠宰场共屠宰了274头猪，这些猪都是通过两个中间商采购得来。两名中间商分别称，嘉善县姚庄镇一养殖户供应了130头生猪，南湖区新丰镇一养殖户供应了144头。但在各方前往调查时，南湖区的养殖户则坚持自己只提供了120头。相差的24头究竟从何而来，需要进一步核查。
嘉兴市有关人士称，这其中的24头猪可能是问题关键所在。
据浙江省海盐县畜牧兽医站的检验检疫记录，根据有关部门对嘉善助旺镇姚庄村徐某的核查，确认其销售生猪130头但从未使用过“瘦肉精”，而对南湖区朱某的核查也表明，其销售生猪为120头，也没有使用“瘦肉精”，且售前尿样抽检为“瘦肉精”阴性。
上海市药监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芳则表示，这批问题猪肉来自浙江海盐没有问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上海市这次瘦肉精中毒中，根据我们了解，都是因为食用了猪肉而不是猪肝。检测结果表明，瘦肉精含量为1165．05ug／kg，这个含量已经相当高了，而这只是猪肉。如果是内脏，那结果十分可怕，很可能会出现死亡病例。”
嘉兴市有关人士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嘉兴市警方也介入了调查，但关键的人证李春林和嘉兴两个养殖户都控制在上海警方手里，要得到确切的事实真相，就需要这三个人交代真相。我们嘉兴方面也希望尽快得出确切结果，如果这批猪肉确实是嘉兴产的，那我们肯定要找出相关责任人，让他们接受法律制裁，我们在各方面也改进工作，但如果不是嘉兴方面产的，也希望能早日澄清。”
毫无疑问，批发户和两个养殖户的口供目前至关重要，本刊记者9月26日、27日数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了解情况。该局宣教科负责人张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任何案件，在法院审理完毕之后，一切细节才能对外公布，而且瘦肉精又不是一般的经济案件，影响范围很大很敏感，我们不能随便说话。”
谁在赚取瘦肉精暴利
除了上海近年已发生7起瘦肉精中毒事件外，广东、浙江等地都发生过瘦肉精中毒事件，发生频率比以前大为增加。在一些专家看来，瘦肉精事件频发可能和养猪产业不景气有关。
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瘦肉精确实能够给不法养猪户带来利益，现在城市居民都喜欢吃瘦肉，不喜欢肥肉，瘦肉型猪比肥肉猪肯定好销，价格也相对较高，现在农村的收购价中，猪贩子可能愿意出比普通猪高2～3毛钱每斤的价格，也就是说，如果一头出栏毛猪是200斤，用了瘦肉精之后则可以增收50～60元。”
张君敏说，养猪行业是微利行业，最近一年来，许多养殖户每养一头猪可能要亏损60元，主要是市场和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猪肉价格下跌，而饲料价格有所上升，因此养猪户很难赚到钱。
张君敏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来，嘉兴市针对瘦肉精问题行政处罚了300多人，有3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处罚十分严厉，但还是难以彻底挡住使用瘦肉精现象。”
体制当然是其中原因。以上海这批导致瘦肉精中毒事件的猪肉为例，这批猪肉证照齐全，却还是难以阻止问题猪肉走上市场。
据了解，从食用“瘦肉精”到最后变成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涉及五个环节，多个部门。第一环节是“瘦肉精”的药品生产企业，由药监局、工商局负责；第二个环节是饲料企业，由农业部负责；第三个环节是养殖企业和养殖户，也是由农业部负责；第四个环节是屠宰企业，由商务部负责；第五个环节是猪肉市场，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和工商局负责。养殖户的猪要上市，首先要报检，然后由检疫部门上门进行速测尿检。这一关就要进行“瘦肉精”含量的定性测试，只有呈阴性的猪才能开出质量保证书。随后，有关部门会将打上标记的合格猪送至签证点，开具检疫证明，随后送至屠宰场。最后，屠宰场也要对宰杀前的生猪进行尿检，再查一遍“瘦肉精”。
但为何如此层层设卡，还是有“漏网之鱼”呢?原因肯定是多样的，以尿检为例，许多媒体都追问为何不是每头猪都检验。但专家认为，猪尿检的成本是每头20元以上，如果全国每年7亿头猪都尿检，则成本至少是140亿元。这个数字甚至可能超过有些年份的养猪业利润，毫无疑问全面尿检很难推行。
对瘦肉精销售的监督环节也有很大漏洞。瘦肉精作为一种化工原料，在一些医药企业会使用到，但作为饲料添加剂，则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个环节的监管很难进行。2006年9月25日，本刊记者以客户的身份，致电江苏常州的一家化工企业，要求购买瘦肉精，该企业一位销售负责人说需要证件才能销售瘦肉精，因为这个产品是国家控制管理的。当记者提出能否借用其他企业证件时，他表示只要有证件就行。
为何化工企业对销售瘦肉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张君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据我们所知，如果瘦肉精只作为一种化工原料，那就和许多化工产品一样，只能得到普通的利润，但如果流入作为猪饲料添加剂的市场，那么利润就十分惊人了。”
张君敏用一句话归纳了“瘦肉精”利益链的关系：瘦肉精生产和销售商得暴利、肉猪批发商得大利、养殖户和猪肉零售商得微利，后果则由消费者来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