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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殇墓园”，忠烈祠墙壁上镶嵌有很多敬献烈士的题词，父亲教我读，我能背诵于右任先生题书的“为世界，卫正义。为祖国，争自由。腾冲一战，碧血千秋”。
我的乳名叫“胜利”，这乳名承载了一段不容忘记的历史。
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滇西，腾冲沦陷。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当年9月14日将腾冲收复。接着攻克龙陵、芒市、畹町。1945年1月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我就出生在1945年。
腾冲发生过抗战史上惨烈的战斗。对腾冲人而言，外婆的故事就是抗战的故事。
日军占据腾冲县城后，我父母在山里躲避日军时，姐姐降临人世，正遇日军搜山，怕婴儿的啼哭声招来日军，接生的人用木盆罩住婴儿，令她窒息而死。
县城西南徐有藩先生的宅院，被日军充作弹药仓库，美空军来投弹将弹药库炸毁，我家与徐家相近，房屋全毁，90多岁的曾祖母被震死，三叔祖父、祖母被炸死。
我五六岁时，父亲带我登上城南来凤山，去看战场遗迹。来凤山是控制腾冲城的制高点，日军死守，远征军为攻克它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
城南“国殇墓园”，埋葬着数千为收复腾冲而长眠地下的英灵。忠烈祠墙壁上镶嵌有很多敬献烈士的题词，父亲教我读，我能背诵于右任先生题书的“为世界，卫正义。为祖国，争自由。腾冲一战，碧血千秋”。
我所在的文物管理所，曾经在国殇墓园里驻过八年。陪伴于英灵之侧的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要为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了6万元，买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录音笔??打算在当年的滇缅战场做一番实地考察。在缅甸和滇西，采访到了几十位当年的抗日战士。
1944年5月远征军反攻高黎贡山，面对的是一群顽强死守的日军，战斗异常残酷。我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是，60岁走完远征军反攻高黎贡山所有的路线，我完成了。
我的曾祖父是晚清秀才，祖父是清朝光绪年间癸卯科的举人，云南辛亥起义后，在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做编修，父亲曾在国民政府的云南省警务处做过秘书。
我幼小时有过做文学家的梦想，可是却连中学都没能读。1958年高小毕业，我投考腾冲第一中学，因为父亲的身份政审不过关。后遇云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到腾冲招生，被录取，到昆明就读，学滇剧。
1961年回家路经保山，母亲带我去见五叔祖母，当得知我学戏剧，五叔祖母举起拐杖打了母亲：“举人的孙子啊，去学唱戏，真丢人啊!”
在省文艺干校就读时，我是少先队大队长，有几个大队委向我举报了一个老师对女生无礼，就把队委反映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引起了轰动。班里政治老师命令我做检查，我不承认有错，政治老师就组织班委批斗我，因被我写大字报的老师是预备党员，给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我只是讲了真话，没错，拒绝做检讨，结果被发配到安宁的一个文化农场去劳动改造，当时我只有13岁。
小时候很看重红领巾，真的以为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送农场改造，不但撤了我的大队长职务，而且不让我再戴红领巾了，我伤心得很。
1960年底毕业，我和20多位同学一道被分配到丽江创建地区滇剧团，一直是台柱，受到观众的垂青。
我们团大约是1963年上演过《海瑞罢官》，我饰海瑞。后来这部戏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更成为“文革”导火索。我在运动之初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受到政治审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
我想再也没法返回舞台了，当时才21岁，我要谋一条新出路，决定学中医。
1971年上旬，在丽江地区军管会一位官员的直接过问下，对我的政治审查终于有了结论，获得平反。又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调到腾冲工作。
在腾冲，我进了机械厂做厂医，却从没穿过白大褂。经历阶级斗争洗礼的我，急于和工人保持一致，我领取了工人的劳保服，有了这身保护色，精神负担减轻了许多。
才当厂医不久，腾冲县委新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硬要我去做教员。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我又不得不登台扮演英雄人物郭建光。才从牛棚出来不久的我，身心憔悴，一场戏下来，大汗淋漓。时而做厂医，时而做教员和演员，忙忙碌碌就是5年。
1976年，“文革”结束，我被借调到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承担一个大案的复查，我将一桩冤案查清，得到了县委领导的赏识，要将我调往法院工作，而我坚决要求回厂做厂医。但这个愿望并没实现，又先后被调到过滇剧团、花灯团任团长。在经费不足、人才匮乏和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县级剧团当团长，我无回天之力，决心再度改行。
1986年腾冲文物管理所成立，我看到自己新的方向。腾冲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等待着开掘保护。
42岁，我调到了文管所，申报了初级职称，从管理图书资料和文物库房干起。1988年云南省文化厅职工大学开办文博专业证书班，我考上就读，时年已43岁。学校课堂里的桌凳还是我年少时读艺校所用过的，只不过校名变了。30年后，又坐在昔日的课桌旁，这是人生的一种捉弄，也是时代的捉弄。
随着专业研究上不断取得成果，我的专业技术职称也由助理馆员晋级为馆员、副研究员。1993年担任所长，直到退休。
2005年4月，我参与了凤凰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制作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的》的拍摄工作。2008年，又在香港岭南大学做了二战中缅战场的专题讲座。我觉得对得住父母和自己的良知。
人生跌宕起伏没什么不好，丰富的阅历可以教会你怎么直面人生，磨练出自己的平常心。尝过人生各种滋味，对许多事都可一笑了之。
我的乳名叫“胜利”，这乳名承载了一段不容忘记的历史。
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滇西，腾冲沦陷。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当年9月14日将腾冲收复。接着攻克龙陵、芒市、畹町。1945年1月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我就出生在1945年。
腾冲发生过抗战史上惨烈的战斗。对腾冲人而言，外婆的故事就是抗战的故事。
日军占据腾冲县城后，我父母在山里躲避日军时，姐姐降临人世，正遇日军搜山，怕婴儿的啼哭声招来日军，接生的人用木盆罩住婴儿，令她窒息而死。
县城西南徐有藩先生的宅院，被日军充作弹药仓库，美空军来投弹将弹药库炸毁，我家与徐家相近，房屋全毁，90多岁的曾祖母被震死，三叔祖父、祖母被炸死。
我五六岁时，父亲带我登上城南来凤山，去看战场遗迹。来凤山是控制腾冲城的制高点，日军死守，远征军为攻克它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
城南“国殇墓园”，埋葬着数千为收复腾冲而长眠地下的英灵。忠烈祠墙壁上镶嵌有很多敬献烈士的题词，父亲教我读，我能背诵于右任先生题书的“为世界，卫正义。为祖国，争自由。腾冲一战，碧血千秋”。
我所在的文物管理所，曾经在国殇墓园里驻过八年。陪伴于英灵之侧的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要为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了6万元，买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录音笔??打算在当年的滇缅战场做一番实地考察。在缅甸和滇西，采访到了几十位当年的抗日战士。
1944年5月远征军反攻高黎贡山，面对的是一群顽强死守的日军，战斗异常残酷。我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是，60岁走完远征军反攻高黎贡山所有的路线，我完成了。
我的曾祖父是晚清秀才，祖父是清朝光绪年间癸卯科的举人，云南辛亥起义后，在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做编修，父亲曾在国民政府的云南省警务处做过秘书。
我幼小时有过做文学家的梦想，可是却连中学都没能读。1958年高小毕业，我投考腾冲第一中学，因为父亲的身份政审不过关。后遇云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到腾冲招生，被录取，到昆明就读，学滇剧。
1961年回家路经保山，母亲带我去见五叔祖母，当得知我学戏剧，五叔祖母举起拐杖打了母亲：“举人的孙子啊，去学唱戏，真丢人啊!”
在省文艺干校就读时，我是少先队大队长，有几个大队委向我举报了一个老师对女生无礼，就把队委反映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引起了轰动。班里政治老师命令我做检查，我不承认有错，政治老师就组织班委批斗我，因被我写大字报的老师是预备党员，给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我只是讲了真话，没错，拒绝做检讨，结果被发配到安宁的一个文化农场去劳动改造，当时我只有13岁。
小时候很看重红领巾，真的以为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送农场改造，不但撤了我的大队长职务，而且不让我再戴红领巾了，我伤心得很。
1960年底毕业，我和20多位同学一道被分配到丽江创建地区滇剧团，一直是台柱，受到观众的垂青。
我们团大约是1963年上演过《海瑞罢官》，我饰海瑞。后来这部戏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更成为“文革”导火索。我在运动之初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受到政治审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
我想再也没法返回舞台了，当时才21岁，我要谋一条新出路，决定学中医。
1971年上旬，在丽江地区军管会一位官员的直接过问下，对我的政治审查终于有了结论，获得平反。又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调到腾冲工作。
在腾冲，我进了机械厂做厂医，却从没穿过白大褂。经历阶级斗争洗礼的我，急于和工人保持一致，我领取了工人的劳保服，有了这身保护色，精神负担减轻了许多。
才当厂医不久，腾冲县委新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硬要我去做教员。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我又不得不登台扮演英雄人物郭建光。才从牛棚出来不久的我，身心憔悴，一场戏下来，大汗淋漓。时而做厂医，时而做教员和演员，忙忙碌碌就是5年。
1976年，“文革”结束，我被借调到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承担一个大案的复查，我将一桩冤案查清，得到了县委领导的赏识，要将我调往法院工作，而我坚决要求回厂做厂医。但这个愿望并没实现，又先后被调到过滇剧团、花灯团任团长。在经费不足、人才匮乏和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县级剧团当团长，我无回天之力，决心再度改行。
1986年腾冲文物管理所成立，我看到自己新的方向。腾冲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等待着开掘保护。
42岁，我调到了文管所，申报了初级职称，从管理图书资料和文物库房干起。1988年云南省文化厅职工大学开办文博专业证书班，我考上就读，时年已43岁。学校课堂里的桌凳还是我年少时读艺校所用过的，只不过校名变了。30年后，又坐在昔日的课桌旁，这是人生的一种捉弄，也是时代的捉弄。
随着专业研究上不断取得成果，我的专业技术职称也由助理馆员晋级为馆员、副研究员。1993年担任所长，直到退休。
2005年4月，我参与了凤凰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制作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的》的拍摄工作。2008年，又在香港岭南大学做了二战中缅战场的专题讲座。我觉得对得住父母和自己的良知。
人生跌宕起伏没什么不好，丰富的阅历可以教会你怎么直面人生，磨练出自己的平常心。尝过人生各种滋味，对许多事都可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