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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米尔·霍斯陆是印度中世纪一位重要的波斯语诗人。本文着重评价了他在印度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阿米尔·霍斯陆(1253－1325)是印度中世纪杰出的诗人、音乐家、语言学家、史学家，也是苏非派门人和宫廷御用文人。他在诸多领域表现出色，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给印度伊斯兰文化留下了无价的瑰宝，为试图了解13、14世纪印度伊斯兰文化的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线索。为此，不少东西方学者围绕其人其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对其诗歌的探讨与解读上。国内的前辈专家学者在研究文学史及诗歌等专题时，面对中世纪印度文学转型期不可跨越的代表性人物——阿米尔·霍斯陆，都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并相应地将其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意义的诗歌作品译成中文。然而，在这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无先例。这不仅是因为能够获得的相关材料有限，印度中世纪历史繁复和文化多元，而且文学语言的混杂多变也导致对第一手材料的解读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笔者在初步了解与掌握霍斯陆生平及其作品之后，对其人其作进行认真剖析，考察其在印度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进一步尝试透过其经历及作品记述，初探印度中世纪一段时期内的历史文化动向和社会发展状况，希望为这一领域将来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混合文化”的代表
著名东方学学者季羡林指出：“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
文化虽然可以依据自身特点、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等进行划分，但是，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障碍，都无法阻止其强大的流动与传播能力，而人类自身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限量的作用。在特定的时空，也许人的行为会受到无法抗拒的客观限制，但是人类思维的能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禁锢的。换言之，人类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远远大于行为上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为不同领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人主印度到穆斯林入侵，在长达2500年的历史时期，先后有波斯人、希腊人、大夏人、匈奴等侵入印度。这些外来民族或部落都没有对印度的社会和文化构成威胁，反而无一例外地被印度本土较高的文明所同化，融入到印度民族的主体之中。只有穆斯林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并且形成了与印度教社会相对平行的穆斯林社会。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当地人改宗伊斯兰教；穆斯林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增添了印度文化的因素。外来穆斯林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撞击、渗透、吸收后，于13世纪形成了流行于印度穆斯林中的文化——印度穆斯林文化。它既具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又处处显露出印度文化的痕迹。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作“混合文化”。伊斯兰文化之所以能够与历史悠久的印度文化相互作用，并凝成“混合文化”的结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被印度文化所吸收或同化，最终成为兼收并蓄的印度文化的一部分，绝非偶然。作为人类古代文明摇篮之一的印度，其文化诞生于公元前，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产生。相比较之下，几经磨练，汲取各大原始宗教之精华的伊斯兰教的诞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伊斯兰文化的完整形态。这一时间上的优势，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强势，伴随具有游牧传统的穆斯林的四处征伐，像旋风一般将这种新生、强势的冲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印度本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辉煌文化，将不断吸收来的新鲜血液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同时，又由于这孜孜不倦的累积，而对外界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两强相遇，本应是一场硬仗，但细一分析，二者强硬之处各不相同。对此，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理论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个简单的原因。他认为，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如果认为11到14世纪伊斯兰文化处于由青春期到生长期的过渡阶段，那么印度文化已经是处于生长期过后的成熟阶段了。新生的为成熟的注入新鲜血液以“抗衰老”，成熟的为年轻的提供养料以助其成长，二者通过一系列的碰撞磨合，终于造就了印度伊斯兰文化的繁荣。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阿米尔·霍斯陆由一个被动的印度伊斯兰文化继承人，凭借自身出众的才华，成长为一个主动的发言人。一方面，在印度伊斯兰教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上，霍斯陆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虽然信仰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却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例如，苏非神秘主义者认为的“人主合一”与印度教徒的“梵我同一”。另外，他们都认为神是永生的，神不仅可以创造新生命，还可以起死回生；他们都将神视为万物的創造者，有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总之，神在他们的心中是万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苏丹国的建立，穆斯林在印度正式掌握了政权，确立了统治地位，波斯语也就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之一，专门为统治阶级所用。波斯文学与伊斯兰教一起传人印度社会后，诗歌成为印度波斯语文学最早的表现形式。而专门用来歌颂帝王和统治阶级的颂诗和叙事诗发展得最快，艺术水平最高。霍斯陆的作品，便像一篇篇“发言稿”，成为一个时代、一种特殊文化的代表，见证了印度中世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
二、乌尔都语创作的先锋
印度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史上有三位诗人分别代表着古代、近代和现代南亚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并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公认的突出地位。他们依次是：阿米尔·霍斯陆、迦利布和伊克巴尔。古代印度的地域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印度的语言主要分属达罗毗荼和印欧两大不同语系。在印欧语系里，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属于印度语族，波斯语属于伊朗语族。
波斯语言文字的传人及穆斯林生活的介入，不能不影响到印度文学的发展。其结果之一是印度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结合，也就是印度各民族熟悉了近东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这个国家相对统一的新文学——波斯语文学。在波斯语文学强有力的影响下，又产生了乌尔都语文学。
乌尔都语原是德里西部的方言，其生活词汇多数来自印度俗语，宗教词汇来自阿拉伯语，文学词汇则主要来自波斯语，诗歌体裁也来自波斯语。此语主要流行在德里、木尔坦、勒克瑙等地。乌尔都语文学随同穆斯林王朝的兴起而出现，并在宫廷中得到发展，既继承了梵语古典文学的传统，又以印度北方各地的方言文学和民间文学传统丰富自己。同时，它又与波斯语文学传统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乌尔都语文学几乎不加变动地将波斯语文学的许多艺术手法全部移植过来，使自己从一开始就处于很高的起点。它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是印度文化与波斯一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结晶。从宏观上看，直至14世纪，乌尔都语作为文学语言，尚处在演变、发展、融合、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长阶段。在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方广大地域内，乌尔都语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推广。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作是乌尔都语文学的幼年时期。
阿米尔·霍斯陆在早期众多的波斯语诗人和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因为他写有数十部波斯语诗集、文论和史学著作等，而且他还能用多种语言进行写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用半波斯语半乌尔都语的“混合语”进行神秘主义诗歌创作的尝试，被称为“莱赫达”，后来这一形式被人们广为接受。“莱赫达”被公认为最早的乌尔都语诗歌，阿米尔·霍斯陆也被誉为最早的乌尔都语诗人。他的“莱赫达”诗歌给印度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趋势，很快为人所模仿。可以说他之后的苏非诗人大都继承了他的“莱赫达”风格。同时，他用乌尔都语写作的抒情诗、颂诗、叙事诗、隐喻诗、谜语诗、双行诗和歌谣等，洗炼，清晰，典雅，含蓄，他也由此获得“印度鹦鹉”和“乌尔都语文学之父”的美誉。
很多迹象表明，阿米尔·霍斯陆不仅熟练掌握了印德维语，并具有熟练运用其进行创作的能力。作为热爱生活，而且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其对生活的热爱的文人来讲，仅仅掌握为贵族所使用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等是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需要的。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是他的职业要求，能够自由地进行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才是他一生钟爱的事业。能够用民间语言与各色人等自由交流，不仅可以为他提供真实丰富的素材，更可以使他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况且，如果不掌握语言这一最直接的交流工具，又如何真正了解与掌握各地的风土人情呢?闭门造车的工作态度，是不能被霍斯陆所接受的。所以，对于自己能够掌握当时的民间语言(印德维语)，霍斯陆是引以自豪的：
你一本正经地发问，
我一丝不苟地回答，
像学舌的鹦鹉，
操一口标准的印度语言；
你说你想听我讲甜美的语言，
那么，为什么不用印德雏语来提问?
然而，我们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资料推断出他用印德维语创作的诗歌数量大概在40到50万联之间。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原创手稿被保存下来。直至19世纪末，只有一些口头流传下来的霍斯陆用印德维语创作的韵诗和双行诗等，被整理成册并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出版发行。
三、印度历史上难得的纪实写照
马克思称，“印度人没有历史。”印度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指出了印度历史的几个特点：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掺杂在一起的；第二，印度在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第三，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和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那样的典籍。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苏丹……”，至于该苏丹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无。幸存的极少的史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这也许部分源于印度人重来世而不重现世的人生哲学，从而导致印度历史学的薄弱。被认为是正宗的史书有两部，一部叫《诸王世系》，一部叫《大史》，但这两部书也均不可靠。
各个时代的作品都会带有时代特征，从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阿米尔·霍斯陆效力于宫廷，他的作品不免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未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但他却无意为他们涂脂抹粉。他描写的许多事件多为亲眼所见，因而很有历史价值，为缺乏详实文献记载的印度历史添了一笔。
阿米尔·霍斯陆的《图格鲁克故事》被穆斯林称为诗化的历史著作；《木星与金星相会》真实表现了当时德里的面貌和市民的生活。朱木拿河畔的王宫、大清真寺和高耸的尖塔说明伊斯兰教在这里已深入民众。人们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在印度建立统治的真实过程。《胜利的关键》对战争做了详细描写……霍斯陆的叙事诗真实地记录了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融合的情景。《迪瓦尔·拉尼与赫哲尔·汗》描写的穆斯林婚礼已经融入印度教的一些习俗。到处张灯结彩，搭起帐篷和帷幔，门上、墙上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和彩纹，仙女凌空，骏马奔腾，盛开的鲜花，走街串巷的各类艺人，迎亲的队伍和远处传来的宣礼声，勾勒出一幅印度伊斯兰文化的图景。《九重天》是他为祖国写的一首赞歌。全诗分为九部分，其中尤以第三部分(第三重天)对印度的赞美最为出色。整篇诗歌中没有掺杂任何对印度教的偏见。他甚至认为印度教徒崇拜石像、动物、树木和太阳等与穆斯林崇拜安拉是一致的，因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真主安拉創造的。他在诗中将印度描绘成一个比罗马、伊拉克、伊朗都要好的国度，因为他认为印度具有许多方面的优势：印度的科学知识包罗万象，涉及面广；印度人能讲多种语言；世界上的许多大学者都来印度求学，而印度的婆罗门从不出国；数学起源于印度，是一位婆罗门学者的发现；印度人著有无数的哲理书籍；印度音乐举世无双，既能陶冶人的情操，又能驯化动物等等。对六百多年前的印度来说，这些评价基本上应该说是准确的。
另外，从霍斯陆大量带有宗教色彩的诗歌作品及用“混合语”创作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伊斯兰教在当时印度社会的发展进程。其诗歌中经常反映出的苏非神秘主义信仰，恰好印证了它在13、14世纪的次大陆上蓬勃发展的趋势。而乌尔都语的早期形式“混合语”的运用，必然与当时穆斯林文化在印度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乌尔都语从产生初期的民间口头用语，开始逐渐为文学所用，显示了其进一步与其他语言交融的发展过程。同时，这也正迎合了文化发展的需要——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底层却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民众的支持。虽然霍斯陆用早期乌尔都语创作诗歌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宣传宗教，但即使从单纯的文学创作角度出发去考虑，也可以推测出伊斯兰文化当时正处于发展壮大的态势之中。
总而言之，德里苏丹国是穆斯林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稳固的政权，身为御用文人的阿米尔·霍斯陆历经了三个王朝的变迁：奴隶王朝、哈尔吉王朝及图格鲁克王朝。对霍斯陆创作的历史叙事诗的评价尽管褒贬不一，但其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宫廷生活、政治制度乃至战争、派系纷争等，对缺少书面记载的印度历史来讲，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政策制度及其给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然而，霍斯陆的诗歌是艺术创作，而非对史实的客 观记载，因此其作品在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同时，还通过作者的思考和评价等，对当时的印度社会起到了剖析的作用。
四、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在众多方面都有突出贡献的阿米尔·霍斯陆的作品已成为印巴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因此，我们在对其作品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不够积极的一面。当然，这是经过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在此，笔者初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霍斯陆在其创作高峰时期创作的重要代表作——浪漫叙事诗的合集《五卷诗》中，没能突破传统波斯语诗歌题材和体裁上的束缚，在模仿尼扎米同名作品创作的同时，没能及时加进带有浓郁印度文化色彩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失去了将悠久的印度历史文化在民间推向高潮的机会。
第二，由于受职业的直接影响，其创作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颂诗)的出发点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这便直接限制了其创作题材及诗歌内容上的发挥空间，结果便是将大部分精力及创作才华消耗在对同一类主题的反复咏叹上。这不仅对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无太大益处，也大大削弱了诗歌的社会影响力。虽然诗歌中对君主的赞扬可以起到安定社会，安抚民心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诗人在社会结构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即将人民生活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的仁智上。但客观地讲，具有这样一种观念，对于一个收入稳定、生活安逸的宫廷文人来讲，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处于同一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不可能突破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由于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尤其是从导师处继承来的对苏非神秘主义的终生追求，使得霍斯陆在坚持自身修行的同时，忽视了反抗的可能，把现实生活中一切不幸的原因归于自然法则。这样就使他的诗多少蒙上神秘主义的色彩。
因此，在作品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的时候，阿米尔·霍斯陆没能传播出新的突破性的思想，进而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例如，近现代穆斯林诗人伊克巴尔)。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读者对现实生活状态的反思，进而也就不可能起到为下层人民代言的作用。
结束语
阿米尔·霍斯陆虽称不上英雄，但作为时代精英，在他身上却浓缩了时代的精华。他潜心创作却不消极避世，用笔记录，用心感受。他一生从未停止对印度文化的研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判断，使自己与社会历史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分子。他通过孜孜不倦的文学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財富。当我们提到阿米尔·霍斯陆的时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动态的，浓缩了的，却活灵活现的文化发展进程。
铸就阿米尔·霍斯陆这位杰出人物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阿米尔·霍斯陆终身跟随的导师——著名的苏非派契什提教团大师尼扎姆丁·奥利亚；第二，伊斯兰文化在印度的发展与传播；第三，印度本土文化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导师在精神信仰、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奠定了他发展的主流方向；其次，伊斯兰教从传人印度到落地生根，如涓涓细流渗透到印度人的生活中，以至一度成为印度的优势宗教。阿米尔·霍斯陆处于伊斯兰教在印度发展的高潮阶段，这为他的波斯语创作及最终成为第一位乌尔都语诗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最后，祖辈由于争战而被迫迁到印度定居的事实，使生长在印度的阿米尔·霍斯陆受到印度本土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熏陶，从而成为印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紧密结合的最佳代表。
阿米尔·霍斯陆(1253－1325)是印度中世纪杰出的诗人、音乐家、语言学家、史学家，也是苏非派门人和宫廷御用文人。他在诸多领域表现出色，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给印度伊斯兰文化留下了无价的瑰宝，为试图了解13、14世纪印度伊斯兰文化的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线索。为此，不少东西方学者围绕其人其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对其诗歌的探讨与解读上。国内的前辈专家学者在研究文学史及诗歌等专题时，面对中世纪印度文学转型期不可跨越的代表性人物——阿米尔·霍斯陆，都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并相应地将其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意义的诗歌作品译成中文。然而，在这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无先例。这不仅是因为能够获得的相关材料有限，印度中世纪历史繁复和文化多元，而且文学语言的混杂多变也导致对第一手材料的解读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笔者在初步了解与掌握霍斯陆生平及其作品之后，对其人其作进行认真剖析，考察其在印度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进一步尝试透过其经历及作品记述，初探印度中世纪一段时期内的历史文化动向和社会发展状况，希望为这一领域将来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混合文化”的代表
著名东方学学者季羡林指出：“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
文化虽然可以依据自身特点、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等进行划分，但是，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障碍，都无法阻止其强大的流动与传播能力，而人类自身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限量的作用。在特定的时空，也许人的行为会受到无法抗拒的客观限制，但是人类思维的能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禁锢的。换言之，人类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远远大于行为上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为不同领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人主印度到穆斯林入侵，在长达2500年的历史时期，先后有波斯人、希腊人、大夏人、匈奴等侵入印度。这些外来民族或部落都没有对印度的社会和文化构成威胁，反而无一例外地被印度本土较高的文明所同化，融入到印度民族的主体之中。只有穆斯林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并且形成了与印度教社会相对平行的穆斯林社会。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当地人改宗伊斯兰教；穆斯林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增添了印度文化的因素。外来穆斯林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撞击、渗透、吸收后，于13世纪形成了流行于印度穆斯林中的文化——印度穆斯林文化。它既具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又处处显露出印度文化的痕迹。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作“混合文化”。伊斯兰文化之所以能够与历史悠久的印度文化相互作用，并凝成“混合文化”的结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被印度文化所吸收或同化，最终成为兼收并蓄的印度文化的一部分，绝非偶然。作为人类古代文明摇篮之一的印度，其文化诞生于公元前，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产生。相比较之下，几经磨练，汲取各大原始宗教之精华的伊斯兰教的诞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伊斯兰文化的完整形态。这一时间上的优势，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强势，伴随具有游牧传统的穆斯林的四处征伐，像旋风一般将这种新生、强势的冲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印度本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辉煌文化，将不断吸收来的新鲜血液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同时，又由于这孜孜不倦的累积，而对外界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两强相遇，本应是一场硬仗，但细一分析，二者强硬之处各不相同。对此，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理论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个简单的原因。他认为，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如果认为11到14世纪伊斯兰文化处于由青春期到生长期的过渡阶段，那么印度文化已经是处于生长期过后的成熟阶段了。新生的为成熟的注入新鲜血液以“抗衰老”，成熟的为年轻的提供养料以助其成长，二者通过一系列的碰撞磨合，终于造就了印度伊斯兰文化的繁荣。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阿米尔·霍斯陆由一个被动的印度伊斯兰文化继承人，凭借自身出众的才华，成长为一个主动的发言人。一方面，在印度伊斯兰教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上，霍斯陆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虽然信仰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却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例如，苏非神秘主义者认为的“人主合一”与印度教徒的“梵我同一”。另外，他们都认为神是永生的，神不仅可以创造新生命，还可以起死回生；他们都将神视为万物的創造者，有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总之，神在他们的心中是万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苏丹国的建立，穆斯林在印度正式掌握了政权，确立了统治地位，波斯语也就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之一，专门为统治阶级所用。波斯文学与伊斯兰教一起传人印度社会后，诗歌成为印度波斯语文学最早的表现形式。而专门用来歌颂帝王和统治阶级的颂诗和叙事诗发展得最快，艺术水平最高。霍斯陆的作品，便像一篇篇“发言稿”，成为一个时代、一种特殊文化的代表，见证了印度中世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
二、乌尔都语创作的先锋
印度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史上有三位诗人分别代表着古代、近代和现代南亚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并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公认的突出地位。他们依次是：阿米尔·霍斯陆、迦利布和伊克巴尔。古代印度的地域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印度的语言主要分属达罗毗荼和印欧两大不同语系。在印欧语系里，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属于印度语族，波斯语属于伊朗语族。
波斯语言文字的传人及穆斯林生活的介入，不能不影响到印度文学的发展。其结果之一是印度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结合，也就是印度各民族熟悉了近东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这个国家相对统一的新文学——波斯语文学。在波斯语文学强有力的影响下，又产生了乌尔都语文学。
乌尔都语原是德里西部的方言，其生活词汇多数来自印度俗语，宗教词汇来自阿拉伯语，文学词汇则主要来自波斯语，诗歌体裁也来自波斯语。此语主要流行在德里、木尔坦、勒克瑙等地。乌尔都语文学随同穆斯林王朝的兴起而出现，并在宫廷中得到发展，既继承了梵语古典文学的传统，又以印度北方各地的方言文学和民间文学传统丰富自己。同时，它又与波斯语文学传统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乌尔都语文学几乎不加变动地将波斯语文学的许多艺术手法全部移植过来，使自己从一开始就处于很高的起点。它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是印度文化与波斯一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结晶。从宏观上看，直至14世纪，乌尔都语作为文学语言，尚处在演变、发展、融合、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长阶段。在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方广大地域内，乌尔都语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推广。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作是乌尔都语文学的幼年时期。
阿米尔·霍斯陆在早期众多的波斯语诗人和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因为他写有数十部波斯语诗集、文论和史学著作等，而且他还能用多种语言进行写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用半波斯语半乌尔都语的“混合语”进行神秘主义诗歌创作的尝试，被称为“莱赫达”，后来这一形式被人们广为接受。“莱赫达”被公认为最早的乌尔都语诗歌，阿米尔·霍斯陆也被誉为最早的乌尔都语诗人。他的“莱赫达”诗歌给印度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趋势，很快为人所模仿。可以说他之后的苏非诗人大都继承了他的“莱赫达”风格。同时，他用乌尔都语写作的抒情诗、颂诗、叙事诗、隐喻诗、谜语诗、双行诗和歌谣等，洗炼，清晰，典雅，含蓄，他也由此获得“印度鹦鹉”和“乌尔都语文学之父”的美誉。
很多迹象表明，阿米尔·霍斯陆不仅熟练掌握了印德维语，并具有熟练运用其进行创作的能力。作为热爱生活，而且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其对生活的热爱的文人来讲，仅仅掌握为贵族所使用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等是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需要的。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是他的职业要求，能够自由地进行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才是他一生钟爱的事业。能够用民间语言与各色人等自由交流，不仅可以为他提供真实丰富的素材，更可以使他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况且，如果不掌握语言这一最直接的交流工具，又如何真正了解与掌握各地的风土人情呢?闭门造车的工作态度，是不能被霍斯陆所接受的。所以，对于自己能够掌握当时的民间语言(印德维语)，霍斯陆是引以自豪的：
你一本正经地发问，
我一丝不苟地回答，
像学舌的鹦鹉，
操一口标准的印度语言；
你说你想听我讲甜美的语言，
那么，为什么不用印德雏语来提问?
然而，我们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资料推断出他用印德维语创作的诗歌数量大概在40到50万联之间。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原创手稿被保存下来。直至19世纪末，只有一些口头流传下来的霍斯陆用印德维语创作的韵诗和双行诗等，被整理成册并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出版发行。
三、印度历史上难得的纪实写照
马克思称，“印度人没有历史。”印度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指出了印度历史的几个特点：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掺杂在一起的；第二，印度在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第三，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和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那样的典籍。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苏丹……”，至于该苏丹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无。幸存的极少的史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这也许部分源于印度人重来世而不重现世的人生哲学，从而导致印度历史学的薄弱。被认为是正宗的史书有两部，一部叫《诸王世系》，一部叫《大史》，但这两部书也均不可靠。
各个时代的作品都会带有时代特征，从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阿米尔·霍斯陆效力于宫廷，他的作品不免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未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但他却无意为他们涂脂抹粉。他描写的许多事件多为亲眼所见，因而很有历史价值，为缺乏详实文献记载的印度历史添了一笔。
阿米尔·霍斯陆的《图格鲁克故事》被穆斯林称为诗化的历史著作；《木星与金星相会》真实表现了当时德里的面貌和市民的生活。朱木拿河畔的王宫、大清真寺和高耸的尖塔说明伊斯兰教在这里已深入民众。人们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在印度建立统治的真实过程。《胜利的关键》对战争做了详细描写……霍斯陆的叙事诗真实地记录了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融合的情景。《迪瓦尔·拉尼与赫哲尔·汗》描写的穆斯林婚礼已经融入印度教的一些习俗。到处张灯结彩，搭起帐篷和帷幔，门上、墙上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和彩纹，仙女凌空，骏马奔腾，盛开的鲜花，走街串巷的各类艺人，迎亲的队伍和远处传来的宣礼声，勾勒出一幅印度伊斯兰文化的图景。《九重天》是他为祖国写的一首赞歌。全诗分为九部分，其中尤以第三部分(第三重天)对印度的赞美最为出色。整篇诗歌中没有掺杂任何对印度教的偏见。他甚至认为印度教徒崇拜石像、动物、树木和太阳等与穆斯林崇拜安拉是一致的，因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真主安拉創造的。他在诗中将印度描绘成一个比罗马、伊拉克、伊朗都要好的国度，因为他认为印度具有许多方面的优势：印度的科学知识包罗万象，涉及面广；印度人能讲多种语言；世界上的许多大学者都来印度求学，而印度的婆罗门从不出国；数学起源于印度，是一位婆罗门学者的发现；印度人著有无数的哲理书籍；印度音乐举世无双，既能陶冶人的情操，又能驯化动物等等。对六百多年前的印度来说，这些评价基本上应该说是准确的。
另外，从霍斯陆大量带有宗教色彩的诗歌作品及用“混合语”创作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伊斯兰教在当时印度社会的发展进程。其诗歌中经常反映出的苏非神秘主义信仰，恰好印证了它在13、14世纪的次大陆上蓬勃发展的趋势。而乌尔都语的早期形式“混合语”的运用，必然与当时穆斯林文化在印度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乌尔都语从产生初期的民间口头用语，开始逐渐为文学所用，显示了其进一步与其他语言交融的发展过程。同时，这也正迎合了文化发展的需要——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底层却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民众的支持。虽然霍斯陆用早期乌尔都语创作诗歌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宣传宗教，但即使从单纯的文学创作角度出发去考虑，也可以推测出伊斯兰文化当时正处于发展壮大的态势之中。
总而言之，德里苏丹国是穆斯林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稳固的政权，身为御用文人的阿米尔·霍斯陆历经了三个王朝的变迁：奴隶王朝、哈尔吉王朝及图格鲁克王朝。对霍斯陆创作的历史叙事诗的评价尽管褒贬不一，但其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宫廷生活、政治制度乃至战争、派系纷争等，对缺少书面记载的印度历史来讲，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政策制度及其给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然而，霍斯陆的诗歌是艺术创作，而非对史实的客 观记载，因此其作品在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同时，还通过作者的思考和评价等，对当时的印度社会起到了剖析的作用。
四、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在众多方面都有突出贡献的阿米尔·霍斯陆的作品已成为印巴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因此，我们在对其作品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不够积极的一面。当然，这是经过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在此，笔者初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霍斯陆在其创作高峰时期创作的重要代表作——浪漫叙事诗的合集《五卷诗》中，没能突破传统波斯语诗歌题材和体裁上的束缚，在模仿尼扎米同名作品创作的同时，没能及时加进带有浓郁印度文化色彩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失去了将悠久的印度历史文化在民间推向高潮的机会。
第二，由于受职业的直接影响，其创作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颂诗)的出发点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这便直接限制了其创作题材及诗歌内容上的发挥空间，结果便是将大部分精力及创作才华消耗在对同一类主题的反复咏叹上。这不仅对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无太大益处，也大大削弱了诗歌的社会影响力。虽然诗歌中对君主的赞扬可以起到安定社会，安抚民心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诗人在社会结构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即将人民生活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的仁智上。但客观地讲，具有这样一种观念，对于一个收入稳定、生活安逸的宫廷文人来讲，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处于同一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不可能突破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由于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尤其是从导师处继承来的对苏非神秘主义的终生追求，使得霍斯陆在坚持自身修行的同时，忽视了反抗的可能，把现实生活中一切不幸的原因归于自然法则。这样就使他的诗多少蒙上神秘主义的色彩。
因此，在作品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的时候，阿米尔·霍斯陆没能传播出新的突破性的思想，进而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例如，近现代穆斯林诗人伊克巴尔)。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读者对现实生活状态的反思，进而也就不可能起到为下层人民代言的作用。
结束语
阿米尔·霍斯陆虽称不上英雄，但作为时代精英，在他身上却浓缩了时代的精华。他潜心创作却不消极避世，用笔记录，用心感受。他一生从未停止对印度文化的研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判断，使自己与社会历史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分子。他通过孜孜不倦的文学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財富。当我们提到阿米尔·霍斯陆的时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动态的，浓缩了的，却活灵活现的文化发展进程。
铸就阿米尔·霍斯陆这位杰出人物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阿米尔·霍斯陆终身跟随的导师——著名的苏非派契什提教团大师尼扎姆丁·奥利亚；第二，伊斯兰文化在印度的发展与传播；第三，印度本土文化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导师在精神信仰、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奠定了他发展的主流方向；其次，伊斯兰教从传人印度到落地生根，如涓涓细流渗透到印度人的生活中，以至一度成为印度的优势宗教。阿米尔·霍斯陆处于伊斯兰教在印度发展的高潮阶段，这为他的波斯语创作及最终成为第一位乌尔都语诗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最后，祖辈由于争战而被迫迁到印度定居的事实，使生长在印度的阿米尔·霍斯陆受到印度本土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熏陶，从而成为印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紧密结合的最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