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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前后，我市各区县成立了近30家小额信贷机构。因为种种原因，如今只剩下开县民丰互助合作会仍在经营。14年来，被当地人称为“草根银行”的民丰已累计放贷6.35亿元，受益农户近50万人。
需求催生“草根银行”
1998年底，开县满月乡的夜晚看不到满月。找朋友借钱无果，农妇谢子鸣拖着疲惫的躯体进了屋，一头倒在床上。
当时，谢子鸣一家祸不单行——自己养的60多头生猪病倒了，损失上万元，为扩大养猪规模所借的高利贷还款期限不断逼近。
10%的月利率，如果到期不能还款，利息就得成倍增长。想到这些，谢子鸣的眼前一片漆黑。
“再借钱给谢子鸣，就等于是送钱！”谢子鸣的耳朵里总是回响着朋友的挖苦声。
第二天，谢子鸣又到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
“有抵押么”、“有担保人么”……信用社的信贷员劈头盖脸地问了一连串问题。
束手无策的谢子鸣再次陷入迷惘——一个没有资产抵押、没有富亲戚担保、世代务农的小农，贷款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据统计，开县小额贷款覆盖的农户中，有35%的农户是通过借用民间高利贷从事生产经营。这些民间高利贷的月利率一般为2%—5%，有的高达10%。
农民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引发了一场带有试验性质的农村金融改革。1997年，开县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服务社成立，2007年更名为开县民丰互助合作会。
举步维艰
就在谢子鸣焦头烂额之际，她的家里来了合作会的工作人员。
得知谢子鸣的情况后，合作会贷给她两万元，帮助她渡过难关。
“农村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借钱！其实借的数额并不大，往往借小钱，解大难！”民丰互助合作会负责人周永亮说，“不过，民丰也有短板。”
“合作会刚成立时，注册资金只有五万元，运营的资金只有2200万扶贫资金。”周永亮说，由于市金融办、银监局一直没有为合作会颁发金融许可证，合作会只能“只贷不存”。
当然，市金融办、银监局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旦允许合作会吸收存款，不僅风险大，而且可能影响其扶贫职能。
资金规模小，只是农村小额贷款组织发展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另一只拦路虎便是信用风险控制。
合作会专门扶助农村贫困户，并不代表就没有风险。
“如何甄别农户的信用状况，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合作会秘书长杨兴明说。
周永亮对此深有体会。合作会刚成立的半年里，周永亮和信贷员每天都背起背包，晴天一顶遮阳帽，雨天一把伞，走村入户，宣讲政策，发放贷款。
“贷款的都是贫困农民，放贷前我们都是慎之又慎，生怕出错。”周永亮说，“这影响了我们的效率，半年的时间，我们只发放了80万元小额贷款。”
面对两只拦路虎，民丰互助合作社举步维艰，面临同样难题的其他区县的小额信贷机构陆续倒闭。
“草根银行”破土
2007年，民丰互助合作社的51名职工被要求缴纳担保基金。“根据拥有的股份，享受分红等待遇。”周永亮说。
虽然可以成为股东，但51名职工却并不高兴，因为他们要对自己所发放的贷款担保，若发放的贷款没有收回，便要用担保金进行赔偿。
“每个职工与组织的命运融为一体。”周永亮说。
为了减少信贷风险，业务员们深入对象户家中，对所负责的村组建立户籍档案，进行授信评级，针对每户的具体情况谋划投资项目。
“如果说贷款是向农民输血，那么更应该在输血的过程中，引导农民自我造血！”周永亮说。
由于受“只贷不存”的限制，合作会的资金规模很小。为了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合作会开始从三个方面突围。一是大力吸收会员会费和互助金，2010年共吸收会费70万元，互助资金1100万元；二是鼓励引导合作会员工入股，扩大股本金总量，2010年全年新募集股金417股，共计417万元；三是借位发展，将银行业务的盲区作为合作会发展的重点对象。
扎根“三农”一举多赢
根扎得深，叶子长得茂，这是一条铁律。
14年来，合作会的根须已深深扎进开县的各个村落，并在白泉、关面、满月等乡镇设立了分支机构。
开县敦好镇水田村的李胜华，近年来喜事不断。在合作会的小额贷款帮助下，他的酒店生意越做越大。
2010年9月，作为合作会的老贷款户，李胜华收到工作人员送上门来的2000元国家贴息金。原来，在当年8月底，李胜华曾贷款五万元，按9.66的月息，国家补贴月息4.17。“其他银行的贷款利息均比小额信贷高得多，更别想有国家贴息政策了！”李胜华感叹不已。
“小额信贷扶持的生产发展项目成功率在92%以上，直接改变了三万多农村中低收入农户的生活状况。”周永亮说，合作会的壮大，不仅帮助了农民，壮大了自己，也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一举多赢的目标。2010年，合作会共发放扶贫贴息贷款2843万元，覆盖贫困村92个，中低收入农户3670户，受益农户年人均增收800元。
需求催生“草根银行”
1998年底，开县满月乡的夜晚看不到满月。找朋友借钱无果，农妇谢子鸣拖着疲惫的躯体进了屋，一头倒在床上。
当时，谢子鸣一家祸不单行——自己养的60多头生猪病倒了，损失上万元，为扩大养猪规模所借的高利贷还款期限不断逼近。
10%的月利率，如果到期不能还款，利息就得成倍增长。想到这些，谢子鸣的眼前一片漆黑。
“再借钱给谢子鸣，就等于是送钱！”谢子鸣的耳朵里总是回响着朋友的挖苦声。
第二天，谢子鸣又到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
“有抵押么”、“有担保人么”……信用社的信贷员劈头盖脸地问了一连串问题。
束手无策的谢子鸣再次陷入迷惘——一个没有资产抵押、没有富亲戚担保、世代务农的小农，贷款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据统计，开县小额贷款覆盖的农户中，有35%的农户是通过借用民间高利贷从事生产经营。这些民间高利贷的月利率一般为2%—5%，有的高达10%。
农民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引发了一场带有试验性质的农村金融改革。1997年，开县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服务社成立，2007年更名为开县民丰互助合作会。
举步维艰
就在谢子鸣焦头烂额之际，她的家里来了合作会的工作人员。
得知谢子鸣的情况后，合作会贷给她两万元，帮助她渡过难关。
“农村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借钱！其实借的数额并不大，往往借小钱，解大难！”民丰互助合作会负责人周永亮说，“不过，民丰也有短板。”
“合作会刚成立时，注册资金只有五万元，运营的资金只有2200万扶贫资金。”周永亮说，由于市金融办、银监局一直没有为合作会颁发金融许可证，合作会只能“只贷不存”。
当然，市金融办、银监局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旦允许合作会吸收存款，不僅风险大，而且可能影响其扶贫职能。
资金规模小，只是农村小额贷款组织发展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另一只拦路虎便是信用风险控制。
合作会专门扶助农村贫困户，并不代表就没有风险。
“如何甄别农户的信用状况，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合作会秘书长杨兴明说。
周永亮对此深有体会。合作会刚成立的半年里，周永亮和信贷员每天都背起背包，晴天一顶遮阳帽，雨天一把伞，走村入户，宣讲政策，发放贷款。
“贷款的都是贫困农民，放贷前我们都是慎之又慎，生怕出错。”周永亮说，“这影响了我们的效率，半年的时间，我们只发放了80万元小额贷款。”
面对两只拦路虎，民丰互助合作社举步维艰，面临同样难题的其他区县的小额信贷机构陆续倒闭。
“草根银行”破土
2007年，民丰互助合作社的51名职工被要求缴纳担保基金。“根据拥有的股份，享受分红等待遇。”周永亮说。
虽然可以成为股东，但51名职工却并不高兴，因为他们要对自己所发放的贷款担保，若发放的贷款没有收回，便要用担保金进行赔偿。
“每个职工与组织的命运融为一体。”周永亮说。
为了减少信贷风险，业务员们深入对象户家中，对所负责的村组建立户籍档案，进行授信评级，针对每户的具体情况谋划投资项目。
“如果说贷款是向农民输血，那么更应该在输血的过程中，引导农民自我造血！”周永亮说。
由于受“只贷不存”的限制，合作会的资金规模很小。为了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合作会开始从三个方面突围。一是大力吸收会员会费和互助金，2010年共吸收会费70万元，互助资金1100万元；二是鼓励引导合作会员工入股，扩大股本金总量，2010年全年新募集股金417股，共计417万元；三是借位发展，将银行业务的盲区作为合作会发展的重点对象。
扎根“三农”一举多赢
根扎得深，叶子长得茂，这是一条铁律。
14年来，合作会的根须已深深扎进开县的各个村落，并在白泉、关面、满月等乡镇设立了分支机构。
开县敦好镇水田村的李胜华，近年来喜事不断。在合作会的小额贷款帮助下，他的酒店生意越做越大。
2010年9月，作为合作会的老贷款户，李胜华收到工作人员送上门来的2000元国家贴息金。原来，在当年8月底，李胜华曾贷款五万元，按9.66的月息，国家补贴月息4.17。“其他银行的贷款利息均比小额信贷高得多，更别想有国家贴息政策了！”李胜华感叹不已。
“小额信贷扶持的生产发展项目成功率在92%以上，直接改变了三万多农村中低收入农户的生活状况。”周永亮说，合作会的壮大，不仅帮助了农民，壮大了自己，也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一举多赢的目标。2010年，合作会共发放扶贫贴息贷款2843万元，覆盖贫困村92个，中低收入农户3670户，受益农户年人均增收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