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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陈列着三块银元，从外形上看，它同一般银元的形状、质地、成色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三块银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秘密“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现重庆江津区）人。1936年进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成为卢作孚的秘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初的一天，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兼南方局经济组组长钱之光的引荐下，肖林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肖林说，党没有经费不好活动，经费全靠上级下拨也有困难，所以我们要搞地下经济工作，以为补充，这种工作既秘密又公开。公开的是做生意，秘密的是资金来源和用途。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接受任务后的肖林，从此“下海”了。
1941年春，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開张，肖林出任经理，他同时在重庆设立分号，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进步报刊界的肖林，一下子变成了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有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不可？”肖林听了一笑置之。
从1941年春到1946年5月，肖林和夫人王敏卿起早贪黑，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买卖。这期间，南方局提过多少钱，已无从查证，但肖林夫妇从没有误过一次事。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进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正是钱之光。
“干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搬到上海去，由肖林和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是要赚钱，二是随要随付。”
当时王敏卿刚生了小孩，还未满月，两人商量后，决定肖林一人先去。
肖林到上海后，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华益公司办妥手续取得合法经营权后，于1946年8月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赶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获利颇多。
那时，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开展工作，急需大批活动经费。因为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缴获了不少黄金、美钞和法币，钱之光就同山东方面取得联系，把这些资金运到上海交给中共代表团。但是，运到上海时不能直接送到办事处，钱之光便交给肖林具体实施，由华益公司代为接收，然后再行处理。于是，华益公司除了为办事处做生意外，也成了中共上海代表团的临时金库。
中转工作中法币最好办，从山东运来多少，如数转交给办事处就行了，运来的美钞也一样，或原件封交或按办事处的意见兑换成法币后交他们使用。但运来的黄金，则要麻烦得多。黄金一般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偷运到上海，先放在肖林处。但是，上海在市场上交易的黄金，多为十两一条的金条，而山东运来的都是小元宝，一两一小条，其中还刻有“烟台”二字，如直接在上海使用会引起怀疑。于是，肖林找到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
1947年2月底，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国民党要求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这时上海办事处内还存有肖林送去的3000两黄金。
当时，国民党军警已包围办事处，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
就这样，董必武领着办事处的人员，大家腰缠黄金，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然后乘坐国民党的飞机，安全返回延安。
支持上海党组织
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办事处撤退后，肖林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正当他焦急等待消息时，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其公开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上门与肖林接头，刘晓告诉肖林，他掌握有电台，可跟延安直接联系。延安很快发来指示，要肖林不要中断原来的业务，继续在经济上对上海党组织给予支持。
在1947年形势最严峻的时期，肖林始终与党保持着联系，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他的心中始终充满着希望和光明。
1948年2月，上海申新第九棉纺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市的“申九二二血案”，社会各界迅速掀起声援浪潮。
刘晓找到肖林，要他拿一笔钱紧急援助罢工工人。
“要多少？”肖林问。
刘晓回答：“两三亿吧！”
肖林当即开出一张三亿元法币支票。据《上海工运志》记载：“为了支援申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三亿多法币。”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此笔巨额资金的真正由来了，但肖林心里明白，这其中的三亿元就是由华益公司提供的。
地下金库知多少
1949年，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已经完成。设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的分支机构先后撤销，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流动资金全都调往设在香港并由党掌握的华润公司。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肖林进入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此后，肖林夫妇一直在上海工作。
这对红色伉俪到底掌管了多少地下金库，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已无法准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后关闭，其财产交上海市财委，与此同时，香港华润公司交外贸部。两个公司，总共上交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肖林夫妇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文革”开始后，肖林的家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可是，造反派们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唯一的“战果”只是三块银元。
肖林夫妇解放后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日常使用的写字台，也是用了50多年的旧物。他们唯一留下作纪念的便是那三块银元。
秘密“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现重庆江津区）人。1936年进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成为卢作孚的秘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初的一天，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兼南方局经济组组长钱之光的引荐下，肖林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肖林说，党没有经费不好活动，经费全靠上级下拨也有困难，所以我们要搞地下经济工作，以为补充，这种工作既秘密又公开。公开的是做生意，秘密的是资金来源和用途。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接受任务后的肖林，从此“下海”了。
1941年春，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開张，肖林出任经理，他同时在重庆设立分号，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进步报刊界的肖林，一下子变成了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有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不可？”肖林听了一笑置之。
从1941年春到1946年5月，肖林和夫人王敏卿起早贪黑，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买卖。这期间，南方局提过多少钱，已无从查证，但肖林夫妇从没有误过一次事。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进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正是钱之光。
“干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搬到上海去，由肖林和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是要赚钱，二是随要随付。”
当时王敏卿刚生了小孩，还未满月，两人商量后，决定肖林一人先去。
肖林到上海后，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华益公司办妥手续取得合法经营权后，于1946年8月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赶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获利颇多。
那时，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开展工作，急需大批活动经费。因为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缴获了不少黄金、美钞和法币，钱之光就同山东方面取得联系，把这些资金运到上海交给中共代表团。但是，运到上海时不能直接送到办事处，钱之光便交给肖林具体实施，由华益公司代为接收，然后再行处理。于是，华益公司除了为办事处做生意外，也成了中共上海代表团的临时金库。
中转工作中法币最好办，从山东运来多少，如数转交给办事处就行了，运来的美钞也一样，或原件封交或按办事处的意见兑换成法币后交他们使用。但运来的黄金，则要麻烦得多。黄金一般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偷运到上海，先放在肖林处。但是，上海在市场上交易的黄金，多为十两一条的金条，而山东运来的都是小元宝，一两一小条，其中还刻有“烟台”二字，如直接在上海使用会引起怀疑。于是，肖林找到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
1947年2月底，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国民党要求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这时上海办事处内还存有肖林送去的3000两黄金。
当时，国民党军警已包围办事处，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
就这样，董必武领着办事处的人员，大家腰缠黄金，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然后乘坐国民党的飞机，安全返回延安。
支持上海党组织
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办事处撤退后，肖林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正当他焦急等待消息时，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其公开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上门与肖林接头，刘晓告诉肖林，他掌握有电台，可跟延安直接联系。延安很快发来指示，要肖林不要中断原来的业务，继续在经济上对上海党组织给予支持。
在1947年形势最严峻的时期，肖林始终与党保持着联系，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他的心中始终充满着希望和光明。
1948年2月，上海申新第九棉纺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市的“申九二二血案”，社会各界迅速掀起声援浪潮。
刘晓找到肖林，要他拿一笔钱紧急援助罢工工人。
“要多少？”肖林问。
刘晓回答：“两三亿吧！”
肖林当即开出一张三亿元法币支票。据《上海工运志》记载：“为了支援申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三亿多法币。”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此笔巨额资金的真正由来了，但肖林心里明白，这其中的三亿元就是由华益公司提供的。
地下金库知多少
1949年，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已经完成。设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的分支机构先后撤销，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流动资金全都调往设在香港并由党掌握的华润公司。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肖林进入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此后，肖林夫妇一直在上海工作。
这对红色伉俪到底掌管了多少地下金库，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已无法准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后关闭，其财产交上海市财委，与此同时，香港华润公司交外贸部。两个公司，总共上交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肖林夫妇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文革”开始后，肖林的家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可是，造反派们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唯一的“战果”只是三块银元。
肖林夫妇解放后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日常使用的写字台，也是用了50多年的旧物。他们唯一留下作纪念的便是那三块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