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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人画家登上画坛后才有的现象。当绘画是宫廷画家和工匠们的专职时诗书画印是独立的。东汉至北朝，虽有蔡邕、顾恺之这样的名画家，但并无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唐朝、五代的画家虽多，也没有诗书画印结合的实例。北宋后期，许多画家活跃画坛，如苏轼、文同、王元章、米芾等，他们倡导诗书画印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诗书画印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到元明清三代，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为画家们普遍采用，逐渐臻于完美。
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以画为中心的诗画结合、书画结合、印画结合
下面对三者分别作出说明：
一、诗画结合
诗画结合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画本身没有题款，但充满诗意，可谓诗画意境结合。二是画上题诗书款，诗画相配，相得益彰。诗画作为两门艺术，各有其长短。“画”表现事物比较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同，它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容量比较大。二者的结合，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空间拉长，容量立即膨胀开来。绘画史称唐代王维是诗画结合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苏轼说：“维摩诘(王维字)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师，在苏轼的眼里，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
诗画的结合，相互生辉，如宋朝马远的《雪图》，画的是雪后大地披上银装，明月寥廓，万籁寂静，一行鸿雁，几声鸣响，上下呼应，蕴含着无限的诗情，可谓画中有诗。
画上题诗书款，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或花鸟画，让人较难猜透作者的心思或表达的意境，但通过画上的题诗书款，人们就易领会作者的意图。宋微宗赵佶的绘画尢其是花鸟画作品，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词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
“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全图开合有序，诗弥补了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份，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从而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的表现途径。还有的画中题诗书款，意在阐明画理，帮助读者理解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元代画家倪瓒，为张以中画竹，画上题：“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了以写胸中逸气耳，复较其似与非，叶之茂与疏，枝之斜直哉!或涂抹久之，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清阁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为竹石画作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其题诗更强调了画中意境，体现了画家的思想境界。
二、书画的结合
中国画的“书”与“画”由于工具相同，操作时又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二者早已结下不懈之缘。书画的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画家本人兼长书法，作画时常以书法入画；二是以书题诗写款在画面上，与画面构图协调。
书与画在某些方面是有相通之处，但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各有不可替代的某些特点。绘画是以塑造完美的造型艺术为主，充实画面内容为首任，书法则以其特有的风格，作为补充画面的不足之处，使一幅国画作品更加完美。
三、印与画的结合
“印”即印章。最初只是信物。北宋以前的画家作画很少押印章，一般只押签定人、收藏家的印记，这些印记并非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至元代时期，水墨画占优势，朱文印章已不仅仅是信物标记，而成为画家们作画时不可缺少的构图需求，并对画面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有的印文本身就有含意。如王冕在画上押署“文王子孙”印章，赵孟頫常在画上押署“赵氏子昂”印章。明清两代制印技术大发展，画家对押署印章部位、大小及印文内容和印章本身的艺术形式都很讲究。画家根据画面内容、风格的需要，押署形状大小不一的印章，使画面构图更加完整，更加提高了观赏价值。如文征明《清秋访友图》，系青绿山水图，画面以石绿、花青染树，以淡墨、花青、石晕染山峦，山涧水流清澈。在这古朴雅静的环境中，好友二人在岩石旁，青草坪上赋诗闲聊，其中红衣白裳，格外显目，但从画面设色构图看，“万绿丛中一点红”有点孤立。画家在画面右角题款处押署“征明”一方朱印，使画面顿时生辉，与人物的红衣裳相互呼应。
依画面构图所需，押署印章也各有不同。以表达不同的画面，体现画家的风格，可选用不同的押印。印章有各种不同的造型，不规则的大小，内容上也形形色色，有姓氏章、名字章、压角章、闲章等，均由画家根据自己画面所需，配上相关内容的印章，充实画面内容，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这就是押印章的妙处。
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以画为中心的诗画结合、书画结合、印画结合
下面对三者分别作出说明：
一、诗画结合
诗画结合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画本身没有题款，但充满诗意，可谓诗画意境结合。二是画上题诗书款，诗画相配，相得益彰。诗画作为两门艺术，各有其长短。“画”表现事物比较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同，它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容量比较大。二者的结合，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空间拉长，容量立即膨胀开来。绘画史称唐代王维是诗画结合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苏轼说：“维摩诘(王维字)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师，在苏轼的眼里，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
诗画的结合，相互生辉，如宋朝马远的《雪图》，画的是雪后大地披上银装，明月寥廓，万籁寂静，一行鸿雁，几声鸣响，上下呼应，蕴含着无限的诗情，可谓画中有诗。
画上题诗书款，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或花鸟画，让人较难猜透作者的心思或表达的意境，但通过画上的题诗书款，人们就易领会作者的意图。宋微宗赵佶的绘画尢其是花鸟画作品，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词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
“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全图开合有序，诗弥补了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份，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从而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的表现途径。还有的画中题诗书款，意在阐明画理，帮助读者理解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元代画家倪瓒，为张以中画竹，画上题：“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了以写胸中逸气耳，复较其似与非，叶之茂与疏，枝之斜直哉!或涂抹久之，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清阁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为竹石画作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其题诗更强调了画中意境，体现了画家的思想境界。
二、书画的结合
中国画的“书”与“画”由于工具相同，操作时又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二者早已结下不懈之缘。书画的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画家本人兼长书法，作画时常以书法入画；二是以书题诗写款在画面上，与画面构图协调。
书与画在某些方面是有相通之处，但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各有不可替代的某些特点。绘画是以塑造完美的造型艺术为主，充实画面内容为首任，书法则以其特有的风格，作为补充画面的不足之处，使一幅国画作品更加完美。
三、印与画的结合
“印”即印章。最初只是信物。北宋以前的画家作画很少押印章，一般只押签定人、收藏家的印记，这些印记并非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至元代时期，水墨画占优势，朱文印章已不仅仅是信物标记，而成为画家们作画时不可缺少的构图需求，并对画面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有的印文本身就有含意。如王冕在画上押署“文王子孙”印章，赵孟頫常在画上押署“赵氏子昂”印章。明清两代制印技术大发展，画家对押署印章部位、大小及印文内容和印章本身的艺术形式都很讲究。画家根据画面内容、风格的需要，押署形状大小不一的印章，使画面构图更加完整，更加提高了观赏价值。如文征明《清秋访友图》，系青绿山水图，画面以石绿、花青染树，以淡墨、花青、石晕染山峦，山涧水流清澈。在这古朴雅静的环境中，好友二人在岩石旁，青草坪上赋诗闲聊，其中红衣白裳，格外显目，但从画面设色构图看，“万绿丛中一点红”有点孤立。画家在画面右角题款处押署“征明”一方朱印，使画面顿时生辉，与人物的红衣裳相互呼应。
依画面构图所需，押署印章也各有不同。以表达不同的画面，体现画家的风格，可选用不同的押印。印章有各种不同的造型，不规则的大小，内容上也形形色色，有姓氏章、名字章、压角章、闲章等，均由画家根据自己画面所需，配上相关内容的印章，充实画面内容，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这就是押印章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