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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0年代是现代派诗潮在中国盛行之时，《文艺副刊》的大多数诗作也倾向于现代诗风的实践。《文艺副刊》在构筑自身审美品格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的现代化，肯定人的价值至上性，本文试从人本性这个角度对《文艺副刊》新诗的审美品格进行分析。
[关键词] 《文艺副刊》 新诗 人本性品格
《文艺副刊》是“新记’《大公报》在30年代创办的主要副刊之一。其存在时间从1933年9月23日至1935年8月25日，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共刊登新诗59首，主要诗人有：陈梦家、孙毓棠、林庚、孙洵侯、曹葆华、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李广田、彭丽天、刘也凡、卢寿枬、徐芳、罗念生、陆志韦、何其芳等。主要由后期新月派的部分诗人及平津两地大学师生组成。《文艺副刊》在构筑自身审美品格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的现代化，肯定人的价值至上性。这种人本性立场并不是静止的，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它是不断认识、丰富、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结果。它连结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是一种异质；但它的汉文化基础在这种复杂的嬗变过程中又与西方文化相冲突，人本性诗情也正是在这种既相异又相融的环境中构建自己的品格。
人的发现、人的讴歌与人的怀疑、人的分裂对立统一，使得《文艺副刊》在个人情绪上表现为两个延伸方向：其一，继承“文人论政”的民间话语立场，实现理性精神的启蒙。如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市民阶层的关注：自由人个体的发现等方面。其二，贯穿浓厚的反现代倾向，不依附政治与商业，将视点偏于个体心灵隐秘之隅的挖掘和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上，追求含蓄、静穆、和谐、距离的审美情绪，在品味人生的忧郁彷徨中，坚持诗歌品性的独立。
中国人向来以人道文化的继承者自居，遵循儒家克己复礼、仁政爱民的教训。“文人论政”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近现代主要以言论报国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公报》始终坚持这一民间立场。面对30年代东北沦陷、国共两党相争、战事频仍的动荡局面，林徽因在《惟其是脆嫩》中指出：“难道连经这些天灾战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进出一缕滚沸的血流?!”正是在这种时代情绪的招引下，团聚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一批自由主义诗人在诗作中站在文人的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为国家和民族服务，承担着文化传承和社会启蒙的职责。孙洵候的《诔》描写一个不知名的老头凄惨的死在路旁，在对其无人理睬的悲惨景象的复现过程中，对人的命运这一命题进行思考：
你有什么恨，什么伤心?／去坟堆里睡，你避开人。／“风来了”松枝一齐叹息，／“斜坡这么险，天这么冷!”／老头你怎么老不做声，／让破布条在风里打噤!／是谁在那儿凄切?“可怜，／可怜一个穷乏的老人!”／旁边伴你的一卷芦席，／是谁好心眼儿送给你?／我在这儿挖一个好坑，／轻轻的你来躲在这里。／也许天上召你的灵魂，／(上帝喝退金光的信心)／他说：“来罢，你走完了你／耻辱，忍耐，悲苦的路程。”
这首诗叙事中兼有抒情，表现了对老人——这种社会的弱者悲惨命运的观照，诗的最后一句成为整首诗的关键词：“耻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忍耐”是对命运寄予同情，“悲苦”则是宿命论的终极关怀。诗人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质询中，并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只能通过宗教这种情节来寻求精神的解脱。
对市民生活的关注作为思想启蒙的社会基础和新诗现代性表现也在《文艺副刊》中有所体现，林徽因的《年关》和徐芳的《小酒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年关》在对除夕之夜的描写中，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市民生活的艰辛，“一年，又是一年辛苦，／一盘子算珠的艰和难。”高楼街道、人潮涌动的表象没有遮挡住作者的思考，“成千万人流的血汗，／才会造成了像今夜／这神奇可怕的璀璨!”诗人在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关注上具有鲜明的社会认同感，在诗情的营造上，将街上的行人与车马、个体与人流这些意象单元与主体的人生感悟有机整合起来。徐芳的《小酒铺》是一首以反映北平下层市民生活为题材的新诗，动荡的时局并没有打乱老北平的生活节奏，北平市民生活仍旧带有故都的庄严华美。诗歌在舒缓的节奏里折射出时代之光，符合民族生活的真实性，同时也暗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似乎置若罔闻的北平市民情绪的批判和反思。
李广田的《土耳其》通过一个异族旅人的死亡情节，探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自由个体作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李广田的这首诗中也以“自由公民”的形象出现，只不过这里的“自由公民”缺少流离的悲苦而更多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浪漫主义气质。诗中的“土耳其”还暗含着诗人的“怀乡病”情绪，“土耳其”的旅程和倒毙则是作者对终极人生的探寻和迷惘的象征。诗中还展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人生观：“土耳其”则对异国充满梦想，而本土的农民从家里到田间，又从田间到家里，十世，百世的来回走着，他们带有浓厚的恋土情节。这些农民将“土耳其”的生命价值与孤儿、寡妇、乞丐、夜行人、酒鬼、赌徒相并列，这种价值认同感的缺失也影射出诗人在“人的启蒙”这一话语立场上的失落情绪。
30年代至抗战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但这时的社会环境却存在着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大致相同的社会情绪必然会在诗人作品中折射出相似的心理投影。《文艺副刊》一方面通过带有明显季候特征的“北方情节”对城市诗和田园诗进行情绪的整合，对城市的恐惧和批判使诗人对城市产生心理疏离感，使城市题材诗歌走向边缘化，这种对城市的悲凉情绪催促着乡土田园诗风的回归，建构理想诗性：另一方面是对精神世界的终极追求，热衷于利用虚幻意象暗示人的异化和分裂的情绪。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逐渐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但这种失落的情绪并未消减诗人们这个皇城的关注程度，在“城市诗”背景的选择上大多倾向于北平这个古老的都城，“城市诗”题材在《文艺副刊》中虽然算不得主流，但更多地反映了现代人对城市的悖逆心理，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的差异。落叶、秋风和黄沙取代了飞机、爵士乐和霓虹灯，这里面的没有大都会的喧闹，有的只是深夜的沉寂和荒凉。如何其芳的《荒城》、居文的《夜行的车》、曹葆华的《无题二》，都倾向于对城市“夜”的描述，虽然表现手法不同，但都投射出对城市的恐怖感。《荒城》带有明显的巫鬼色彩，诗人通过三组诡异情境的营造：“灰色屋顶下安睡的灵魂”，“废宫内、城墙上的哭声”，“石狮子流出的眼泪”表达出对都市存在着较大的生理和心理距离。《夜行的车》以自由联想和景象叠现作为诗的组织法，通过对“街上凄寂汽车声”在内心感觉的臆断，暗示出诗人不可知的情绪世界。《无题二》从自然界中寻觅“西北风”、“沙土”这些与自己诗情对应的意象物，使其构成诗人内心活动的一部分，给人一种全新的 暗示力。而“看百货店里的大减价，／——正像自己拍卖灵魂!”的诗句则明显体现出一种情绪的异化。
在都市本体的缺陷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诗人的田园意识始终对都市存在着一种抗拒的心理。对城市的恐怖使得大多数诗人转向田园诗的抒写，建构理想的“边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诗歌大多带有明显的季节征候，热衷于将“秋季”置入诗歌作为情绪的曲折表现，成为诗的主要生命。有些新诗直接用“秋”作题名，如林徽因的《秋天，这秋天》、陈梦家的《狮子山秋深》、彭乔的《秋夜》、卢寿楞的《秋晨》、林庚的《残秋》。有的则在诗中交待了季候背景，如卞之琳的《寄流水》是从“秋街的败叶里”开始抒写的：陈梦家的《一半红一半黄的叶子》“她是秋天最后一个脚印——／穿着了黄色褴褛的睡衣。”；林庚的《窗》也从“秋天的清晨”牵动着思绪的运转。还有的在诗歌题名或诗中暗含秋意，如李广田的《那座城》：“看一只寒蝉／坠地，看一片黄叶／离枝，”孙洵候的《等候》，通过叶子“从深绿到焦黄”的自然特征暗示着深秋的季候背景。北方的秋季多风，《文艺副刊》中新诗的秋季背景也常与风、落叶相伴，这种“北方的秋”也许更能触动诗人情绪的活跃。陈梦家将落叶比作“黄色褴褛的睡衣”孙洵候目睹着叶子“从深绿到焦黄”感叹着时光的飞逝：李广田用“寒蝉”、“黄叶”这些古典意象来寄托一种不可知的现代情绪；林庚则在自己的诗篇中大量描写北平的风和落叶：“秋风的昨夜想着什么来呢，／今早起来后院中的风更火!”(《诗第一》)“有着落叶飘然而下的／便引来无端萧瑟的风”(《诗第三》)诗人之所以喜好选择“秋风”、“落叶”这些传统的诗歌意象。主要是因为它们更能承载着哀婉、悲凉、迟暮、寂寞这样的时代感伤情绪，对生命、人生深沉的探索，咀嚼现代人由于异化与失落而产生的孤独感。但也有些诗人对秋季的到来表现出一种兴奋暖昧的情绪，如林徽因在《秋天，这秋天》中对秋的描写是“温软”，是“微笑”，是“歌曲”，是“热情”，她深爱着秋天那“不经意的零乱!”卢寿枬在《秋晨》中对秋天的早晨感到快活：“我爱秋晨站在窗前，／回忆昨夜，昨夜是夏天。”力图将自我感情寄托在客观意象上，寻求主客间的对流与融合。
时代的幻灭感使《文艺副刊》大多数诗人陷入感伤、迷惘的情绪，这使他们常常迷恋于幻境的营造，在追求虚幻的意象过程中产生一种冷淡的心理距离。经统计，在《文艺副刊》刊出的59首新诗中，追逐“梦”、“影”、“灵魂”、“天堂”这类虚幻意象新诗有21首。
卞之琳的《倦》用“被时光遗弃的华梦”暗示着朦胧、模糊的个人气质；林徽因的《秋天，这秋天)>将虚幻的意象融入秋季这个背景，使她的秋天呈现出“梦一般的嘉宴”和“落花似的幻变”的理想情境：甘运衡的《毁破·纪念“一二八”》是《文艺副刊》中唯一的政治讽喻诗，诗人通过黑暗的“繁华的梦”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在这个罪恶的梦里，各种迷离的情景暗示着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放着青天，不造世界，／全没有想到下一刻的安排!”并寄希望将这个“繁华的梦”毁破来重构未来：彭丽天的《念母》，“月亮转到西方，把梧桐的／瘦影子描在叶子们的梦上。”这里面的“梦”又成为了情绪反射的载体：彭乔的《秋夜》中，“叶子，安静得不再叹息，／疲倦的偎着飘飘的梦：”梦被物象化，诗人将联想预射为具象的投射。使“梦”成为感情的支撑而存在。曹葆华在《文艺副刊》发表了大量的现代诗，这些诗歌大都只用诗体命名或者没有题目只有编号，但这些诗歌都沉迷于“梦”的幻境的切入。如他的两首《十四行》“深梦一场，祗赢得几许嗟叹!”、“呵，梦中消失了半生岁月，／只留得希望在脚下咨嗟，”以及《无题一》：“楼上人还徘徊在梦里：／想着天上插落的金星”。《无题》：“当夜半从深梦里醒来／枕上躺着一行清泪”。这些诗歌的现实场景几乎始终处于缺席状态，无联系的碎片式想象仿若梦游，使使抒情主体在幻梦中消失了本体，诗人也在梦境的营造过程中暗示自己的心境，进行思考和追寻。
对“影”的追逐，如“街心里横一道影”(《年关》)，“寻出你一些儿踪影!”(《那座城》)“我看见了我乘着的影子”(《离家的前后》)，“在淡黄的壁上／画出孤独的影”(《是平静的夕阳》)，可以看出“影”的意象常常与诗人的自怜和孤寂的情绪相伴随，在虚无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
《文艺副刊》在进行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详细的记录了30年代中国北方现代主义诗潮的演变历程。作为一个文学媒体，它较其他文学刊物更具有公众性，但就诗歌的审美品格而言，却展现了如此众多的同一性，它不仅凝聚着诗人共同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与编者的文学观念相契合，正是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的副刊之一。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文艺副刊》 新诗 人本性品格
《文艺副刊》是“新记’《大公报》在30年代创办的主要副刊之一。其存在时间从1933年9月23日至1935年8月25日，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共刊登新诗59首，主要诗人有：陈梦家、孙毓棠、林庚、孙洵侯、曹葆华、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李广田、彭丽天、刘也凡、卢寿枬、徐芳、罗念生、陆志韦、何其芳等。主要由后期新月派的部分诗人及平津两地大学师生组成。《文艺副刊》在构筑自身审美品格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的现代化，肯定人的价值至上性。这种人本性立场并不是静止的，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它是不断认识、丰富、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结果。它连结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是一种异质；但它的汉文化基础在这种复杂的嬗变过程中又与西方文化相冲突，人本性诗情也正是在这种既相异又相融的环境中构建自己的品格。
人的发现、人的讴歌与人的怀疑、人的分裂对立统一，使得《文艺副刊》在个人情绪上表现为两个延伸方向：其一，继承“文人论政”的民间话语立场，实现理性精神的启蒙。如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市民阶层的关注：自由人个体的发现等方面。其二，贯穿浓厚的反现代倾向，不依附政治与商业，将视点偏于个体心灵隐秘之隅的挖掘和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上，追求含蓄、静穆、和谐、距离的审美情绪，在品味人生的忧郁彷徨中，坚持诗歌品性的独立。
中国人向来以人道文化的继承者自居，遵循儒家克己复礼、仁政爱民的教训。“文人论政”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近现代主要以言论报国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公报》始终坚持这一民间立场。面对30年代东北沦陷、国共两党相争、战事频仍的动荡局面，林徽因在《惟其是脆嫩》中指出：“难道连经这些天灾战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进出一缕滚沸的血流?!”正是在这种时代情绪的招引下，团聚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一批自由主义诗人在诗作中站在文人的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为国家和民族服务，承担着文化传承和社会启蒙的职责。孙洵候的《诔》描写一个不知名的老头凄惨的死在路旁，在对其无人理睬的悲惨景象的复现过程中，对人的命运这一命题进行思考：
你有什么恨，什么伤心?／去坟堆里睡，你避开人。／“风来了”松枝一齐叹息，／“斜坡这么险，天这么冷!”／老头你怎么老不做声，／让破布条在风里打噤!／是谁在那儿凄切?“可怜，／可怜一个穷乏的老人!”／旁边伴你的一卷芦席，／是谁好心眼儿送给你?／我在这儿挖一个好坑，／轻轻的你来躲在这里。／也许天上召你的灵魂，／(上帝喝退金光的信心)／他说：“来罢，你走完了你／耻辱，忍耐，悲苦的路程。”
这首诗叙事中兼有抒情，表现了对老人——这种社会的弱者悲惨命运的观照，诗的最后一句成为整首诗的关键词：“耻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忍耐”是对命运寄予同情，“悲苦”则是宿命论的终极关怀。诗人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质询中，并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只能通过宗教这种情节来寻求精神的解脱。
对市民生活的关注作为思想启蒙的社会基础和新诗现代性表现也在《文艺副刊》中有所体现，林徽因的《年关》和徐芳的《小酒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年关》在对除夕之夜的描写中，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市民生活的艰辛，“一年，又是一年辛苦，／一盘子算珠的艰和难。”高楼街道、人潮涌动的表象没有遮挡住作者的思考，“成千万人流的血汗，／才会造成了像今夜／这神奇可怕的璀璨!”诗人在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关注上具有鲜明的社会认同感，在诗情的营造上，将街上的行人与车马、个体与人流这些意象单元与主体的人生感悟有机整合起来。徐芳的《小酒铺》是一首以反映北平下层市民生活为题材的新诗，动荡的时局并没有打乱老北平的生活节奏，北平市民生活仍旧带有故都的庄严华美。诗歌在舒缓的节奏里折射出时代之光，符合民族生活的真实性，同时也暗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似乎置若罔闻的北平市民情绪的批判和反思。
李广田的《土耳其》通过一个异族旅人的死亡情节，探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自由个体作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李广田的这首诗中也以“自由公民”的形象出现，只不过这里的“自由公民”缺少流离的悲苦而更多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浪漫主义气质。诗中的“土耳其”还暗含着诗人的“怀乡病”情绪，“土耳其”的旅程和倒毙则是作者对终极人生的探寻和迷惘的象征。诗中还展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人生观：“土耳其”则对异国充满梦想，而本土的农民从家里到田间，又从田间到家里，十世，百世的来回走着，他们带有浓厚的恋土情节。这些农民将“土耳其”的生命价值与孤儿、寡妇、乞丐、夜行人、酒鬼、赌徒相并列，这种价值认同感的缺失也影射出诗人在“人的启蒙”这一话语立场上的失落情绪。
30年代至抗战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但这时的社会环境却存在着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大致相同的社会情绪必然会在诗人作品中折射出相似的心理投影。《文艺副刊》一方面通过带有明显季候特征的“北方情节”对城市诗和田园诗进行情绪的整合，对城市的恐惧和批判使诗人对城市产生心理疏离感，使城市题材诗歌走向边缘化，这种对城市的悲凉情绪催促着乡土田园诗风的回归，建构理想诗性：另一方面是对精神世界的终极追求，热衷于利用虚幻意象暗示人的异化和分裂的情绪。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逐渐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但这种失落的情绪并未消减诗人们这个皇城的关注程度，在“城市诗”背景的选择上大多倾向于北平这个古老的都城，“城市诗”题材在《文艺副刊》中虽然算不得主流，但更多地反映了现代人对城市的悖逆心理，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的差异。落叶、秋风和黄沙取代了飞机、爵士乐和霓虹灯，这里面的没有大都会的喧闹，有的只是深夜的沉寂和荒凉。如何其芳的《荒城》、居文的《夜行的车》、曹葆华的《无题二》，都倾向于对城市“夜”的描述，虽然表现手法不同，但都投射出对城市的恐怖感。《荒城》带有明显的巫鬼色彩，诗人通过三组诡异情境的营造：“灰色屋顶下安睡的灵魂”，“废宫内、城墙上的哭声”，“石狮子流出的眼泪”表达出对都市存在着较大的生理和心理距离。《夜行的车》以自由联想和景象叠现作为诗的组织法，通过对“街上凄寂汽车声”在内心感觉的臆断，暗示出诗人不可知的情绪世界。《无题二》从自然界中寻觅“西北风”、“沙土”这些与自己诗情对应的意象物，使其构成诗人内心活动的一部分，给人一种全新的 暗示力。而“看百货店里的大减价，／——正像自己拍卖灵魂!”的诗句则明显体现出一种情绪的异化。
在都市本体的缺陷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诗人的田园意识始终对都市存在着一种抗拒的心理。对城市的恐怖使得大多数诗人转向田园诗的抒写，建构理想的“边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诗歌大多带有明显的季节征候，热衷于将“秋季”置入诗歌作为情绪的曲折表现，成为诗的主要生命。有些新诗直接用“秋”作题名，如林徽因的《秋天，这秋天》、陈梦家的《狮子山秋深》、彭乔的《秋夜》、卢寿楞的《秋晨》、林庚的《残秋》。有的则在诗中交待了季候背景，如卞之琳的《寄流水》是从“秋街的败叶里”开始抒写的：陈梦家的《一半红一半黄的叶子》“她是秋天最后一个脚印——／穿着了黄色褴褛的睡衣。”；林庚的《窗》也从“秋天的清晨”牵动着思绪的运转。还有的在诗歌题名或诗中暗含秋意，如李广田的《那座城》：“看一只寒蝉／坠地，看一片黄叶／离枝，”孙洵候的《等候》，通过叶子“从深绿到焦黄”的自然特征暗示着深秋的季候背景。北方的秋季多风，《文艺副刊》中新诗的秋季背景也常与风、落叶相伴，这种“北方的秋”也许更能触动诗人情绪的活跃。陈梦家将落叶比作“黄色褴褛的睡衣”孙洵候目睹着叶子“从深绿到焦黄”感叹着时光的飞逝：李广田用“寒蝉”、“黄叶”这些古典意象来寄托一种不可知的现代情绪；林庚则在自己的诗篇中大量描写北平的风和落叶：“秋风的昨夜想着什么来呢，／今早起来后院中的风更火!”(《诗第一》)“有着落叶飘然而下的／便引来无端萧瑟的风”(《诗第三》)诗人之所以喜好选择“秋风”、“落叶”这些传统的诗歌意象。主要是因为它们更能承载着哀婉、悲凉、迟暮、寂寞这样的时代感伤情绪，对生命、人生深沉的探索，咀嚼现代人由于异化与失落而产生的孤独感。但也有些诗人对秋季的到来表现出一种兴奋暖昧的情绪，如林徽因在《秋天，这秋天》中对秋的描写是“温软”，是“微笑”，是“歌曲”，是“热情”，她深爱着秋天那“不经意的零乱!”卢寿枬在《秋晨》中对秋天的早晨感到快活：“我爱秋晨站在窗前，／回忆昨夜，昨夜是夏天。”力图将自我感情寄托在客观意象上，寻求主客间的对流与融合。
时代的幻灭感使《文艺副刊》大多数诗人陷入感伤、迷惘的情绪，这使他们常常迷恋于幻境的营造，在追求虚幻的意象过程中产生一种冷淡的心理距离。经统计，在《文艺副刊》刊出的59首新诗中，追逐“梦”、“影”、“灵魂”、“天堂”这类虚幻意象新诗有21首。
卞之琳的《倦》用“被时光遗弃的华梦”暗示着朦胧、模糊的个人气质；林徽因的《秋天，这秋天)>将虚幻的意象融入秋季这个背景，使她的秋天呈现出“梦一般的嘉宴”和“落花似的幻变”的理想情境：甘运衡的《毁破·纪念“一二八”》是《文艺副刊》中唯一的政治讽喻诗，诗人通过黑暗的“繁华的梦”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在这个罪恶的梦里，各种迷离的情景暗示着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放着青天，不造世界，／全没有想到下一刻的安排!”并寄希望将这个“繁华的梦”毁破来重构未来：彭丽天的《念母》，“月亮转到西方，把梧桐的／瘦影子描在叶子们的梦上。”这里面的“梦”又成为了情绪反射的载体：彭乔的《秋夜》中，“叶子，安静得不再叹息，／疲倦的偎着飘飘的梦：”梦被物象化，诗人将联想预射为具象的投射。使“梦”成为感情的支撑而存在。曹葆华在《文艺副刊》发表了大量的现代诗，这些诗歌大都只用诗体命名或者没有题目只有编号，但这些诗歌都沉迷于“梦”的幻境的切入。如他的两首《十四行》“深梦一场，祗赢得几许嗟叹!”、“呵，梦中消失了半生岁月，／只留得希望在脚下咨嗟，”以及《无题一》：“楼上人还徘徊在梦里：／想着天上插落的金星”。《无题》：“当夜半从深梦里醒来／枕上躺着一行清泪”。这些诗歌的现实场景几乎始终处于缺席状态，无联系的碎片式想象仿若梦游，使使抒情主体在幻梦中消失了本体，诗人也在梦境的营造过程中暗示自己的心境，进行思考和追寻。
对“影”的追逐，如“街心里横一道影”(《年关》)，“寻出你一些儿踪影!”(《那座城》)“我看见了我乘着的影子”(《离家的前后》)，“在淡黄的壁上／画出孤独的影”(《是平静的夕阳》)，可以看出“影”的意象常常与诗人的自怜和孤寂的情绪相伴随，在虚无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
《文艺副刊》在进行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详细的记录了30年代中国北方现代主义诗潮的演变历程。作为一个文学媒体，它较其他文学刊物更具有公众性，但就诗歌的审美品格而言，却展现了如此众多的同一性，它不仅凝聚着诗人共同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与编者的文学观念相契合，正是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的副刊之一。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