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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广场 阳光广场 时代性 地域性 空间环境
引言
榆林市阳光广场是我国西北地区已建成的规模较大的城市广场，也是本人承接和主持设计的一项大型政府文化工程。该项目作为一种城市文化广场，从基址自然环境到人文背景，甚至所面临的设计条件都显得非同寻常，需要在其建筑环境文化形象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方面进行一番认真思考和设计语言的探索。
一、对城市广场的认知
从广场“Agora”一词的词源来分析，城市广场的概念似乎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是古代西方城邦制国家政体的产物，主要是为广大市民参与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设置的一种城市共享空间。然而，从人居文化历史来探究，新石器时代人类普遍采用的向心式聚落普遍存在一种用于从事原始宗教活动的公共空间，早已奠定了这种广场概念的基本功能（图1）。例如，赵国华先生在他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认为，西安半坡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的由许多房屋围合而成的中央场地，应该属于一种日常用于举行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是聚落集体精神生活的产物。所以，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广场是在人类原始聚落公共空间基础上的更新迭代和在文化内涵上的拓展。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城市广场的文化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功能不断发生着转换，终而形成了如今类型繁多和形态各异的城市广场，体现出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广场观念和场所精神的样态。
自诞生之日起，广场在城市空间的序列和秩序中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形成一种巨大的空间向心力，是一种空间环境的整体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广场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展示和见证了一座城市一定时期的精神面貌和一次次的历史变革。例如，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广场与神庙一起构成了人们日常举行宗教仪式和重大庆典活动的神圣场所;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广场以超大尺度和高大威严的建筑形象来彰显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和神圣皇权，出现了一大批纪念性城市广场;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宗教广场虽然在城市空间中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市政广场和迎合大众世俗物质生活需要的市场性广场。近代以来，宗教性广场逐渐消退，城市广场无论从文化类型、空间功能到精神内涵等方面均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逐渐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主题性文化广场，更加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艺术、休闲娱乐，特别是当代文明社会以消费文化为主旋律的商业活动。
广场作为一种大众参与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古代中国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中国战国时期出现的《周礼·考工记》比古罗马的《建筑十书》早几百年。《考工记》中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发展模式，反映出封建礼制所构建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制度。“左祖右社”的观念因而使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一直延续着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农耕文明时期形成的这一人文精神理念，而国家层面上的祭祀祖先和社稷之类重大活动的场所均与普通大众无关，只为上层统治者专属区域。
中国古代城市广场的意义往往蕴藏于以商业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市”里，即《考工记》中所指的“前朝后市”。中国古代从早期宫庙之后设置的“市”，唐代长安城实行里坊制时的东市与西市，到北宋时期废除里坊制之后所兴起的行市、街市、勾栏瓦肆，以及元代之后逐渐活跃起来的“街市”等。我们从宋代《清明上河图》和明代中晚期《上元灯彩图》中描写市井生活的画面里可以看到，这种不断演化的“市”除了满足市民因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交流的基本功能外，还包括休闲娱乐、餐饮美食、杂耍游戏、歌舞伎表演等消费文化项目，以及相关配套的茶社、酒馆和戏院等公共设施，而老百姓将这些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动一般称为“逛街”或“逛市”，從而成为一种由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合构于一体的“市井”文化。所以，中国古代具有城市广场意义的公共场所完全属于一种承载百姓世俗文化生活的载体或容器。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新气象，适应轰轰烈烈的群众政治活动，从首都北京到地方各级城市均建起了功能相同的城市广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全国各大小城市又纷纷掀起了建造主题性文化广场之风气，用以展现当地经济和城市建设的新成就和新形象，大家因此称之为“形象工程”。然而，广场设计从规模到空间形式形成了一种相互攀比和模仿的风气，呈现出一种内地向沿海学习，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学习的趋势，与建国初期地方城市向首都学习的风气类似。在设计思路和建造形式上，许多地方城市甚至存在一种崇洋媚外的倾向，地域性和原创性严重不足。
二、时代性与地域性分析
榆林市与内蒙古和宁夏接壤，自古属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过渡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原因，历史上的榆林自战国起，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边关重镇。因此，秦长城和明长城从这里蜿蜒穿过，烽火台古迹随处可见。例如，明朝沿长城共设置了九个边关重镇，当时的“延绥镇”或“榆林镇”就是后来的榆林古城。榆林市北郊雄伟的镇北台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秦朝守关大将蒙恬和秦始皇长公子扶苏就葬于绥德县境内（图2），现存的榆林市古城墙是国内地级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明城墙，城内至今保留着400多套明清时期的民居院落。同样，榆林市西部的靖边县境内至今残存着由匈奴人赫连勃勃建造的，具有1500年历史的大夏国都城（统万城）。
榆林地区的地貌基本分为三大类，一是长城以北大面积的毛乌素沙漠草滩区;二是长城以南丘陵峁梁和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区;三是梁状低山丘陵遍布的西南山区。榆林地区属于日照期长，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的暖温带高原性气候。一方面，艰苦的生存环境孕育出榆林人淳厚朴实和乐观豁达的浪漫主义情怀，并创造出一首首闻名遐迩的陕北民歌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另一方面，当地大多数人为历代守边将士的后人，数千年残酷的边关历史造就了他们强悍而倔强的文化性格。正因如此，在陕北民间一些传统的文化娱乐和游戏活动项目中，明显带有古代军事活动的内容。因此，浑厚的边塞文化、独具特色的陕北民居和民间艺术等，共同构成了榆林地区鲜明的地域性文化和人文特征。 上世纪80年代，榆林地区发现了特大型优质煤田，预测储藏量多达2720亿吨，约占全国煤炭已探明储量的五分之一。在此期间，该地区又先后探明石油、天然气以及约占全国总储藏量50%的岩盐等8大类48种矿产资源。恰逢此时，党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壮举，使榆林这块历经沧桑的土地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正因如此，成立后不久的榆林市经济开发区就被提升为省级“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并很快又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等，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发展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系列高新能源化工的产业园（图3）。为此，榆林市经济开发区提出了国际化、现代化、人文化和生态化的建设理念，并制定出努力打造中国版科威特的宏伟目标。
阳光广场虽说位于榆林市经济开发区的核心部位，然而接受广场设计业务时的开发区只是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和激动不已的规划图纸，以及在与甲方交谈中获悉的，他们对于未来开发区建设层出不穷的美好设想，地表以上几乎没有任何实体建筑物。另一方面，榆林市处于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过渡区，开发区就属于被规划在210国道以东，被当地人称为西沙的大片沙地里。由于这片沙地属于规划中的代征地，数年来无人搭理，因而我当时是光着脚丫子，踩着滚烫的沙土考察现场的。
开发区与旧城区以一条名叫榆溪河的大深沟为界，距离榆林古城市中心5公里。这就意味着榆林市开发区将要从这片近30平方公里的沙漠里诞生，而且首先需要从塑造其文化形象的中心广场做起，并让我为开发区的门户设计出具有象征性的榆溪河桥头广场（图4）。故此，这座开发区广场的设计应定位为一种地标性的文化形象工程，一个能体现开发区时代精神面貌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广场。一种体现榆林人民拼搏奋斗，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与厚重的地域人文历史交相辉映的特色文化景观。因此，文脉传承与时代创新成为该项目创意设计的内在诉求。
三、时代性与地域性设计探索
作为一种地标性的文化景观设计，阳光广场文化精神的呈现首先需要从诸多与主题相关的抽象与具象、固定与非固定的文化信息和人文元素中，探寻一种能够互动交流和亲密对话的空间机制，形成一种具有“标志、传意、象征功能”[1] 等的整体艺术形象。
（一）主题生成与空间图形创建
大地是生命之母，太阳是生命之父，太阳崇拜是人类最古老的自然崇拜之一。榆林地区传统的地域文化深受北方草原文化之影响，带有浓厚的日神崇拜的萨满教文化基因。例如，著名的陕北秧歌源自原始社会祭祀太阳时的巫术礼仪，原本叫“阳歌”，蕴含着非常原始的“生命崇拜”和“太阳崇拜”宗教文化内涵。大自然中的太阳不但为生命万物源源不断提供着光能和热能，而且是人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中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途径。所以，本人将地域文化中古老的太阳崇拜与代表现代绿色能源的发展理念合构于一体，将其作为塑造这座城市广场空间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和空间文化意象创意设计的灵感来源，因而建议甲方将原先规划中直白的“创业广场”更名为“阳光广场”，使其成为一个主题鲜明的文化广场。
阳光广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首先需要从其平面边界的外形和内部空间组织形式上进行一系列的理念化设计，使其成为一种能够传达精神内涵和象征性功能的图形艺术。因为，一个外廓形象生动和寓意丰满的空间形态，可以酝酿出一种表里如一的沉浸式体验性空间，为参与者营造“一种精神性的心理活动”[2] 场所。而且，这种理念化的空间图形也彰显出人类城市广场原始而基本的文化属性和功能特征。
阳光广场平面形态的设计，发挥和利用了规划图中明珠大道与朝阳路交汇而形成的夹角态势，以及由交通环道构成的一块12公顷大的椭圆形沙地。这块流畅的弧线形外廓和巨大的椭圆地形给人一种宇宙空间图式的联想，本身具备一种大地景观的自然品质。因此，本人将广场中央设计的正圆形下沉式露天剧场作为塑造广场整体空间文化意象的核心元素，将通向广场中央的两条景观大道与通向四周的各条园路设计成为表达阳光普照时的光芒图形，使整个广场的空间结构和景观构筑物成为一种活态化的雕塑体系。美国著名环境与行为学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说“空间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三维延伸，是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前的段落、距离和关系。”[3] 所以，在设计广场空间功能、序列、秩序和节奏的同时，一系列的文化叙述、思想理念和象征意义也随之渐次展开。
（二）主题表达与空间建构
对于阳光广场主题思想的表达不仅体现在对于理念化的平面图形方面;而且需要体现在对于动态化的景观建筑造型、地形变化和空间尺度的关系，以及空间节奏等的设计方面。
广场中心区域与四个主入口之间的高程相差从0.8米到6.7米不等，使整个广场地势扭曲，富有张力和动感。为了整理出一个开朗壮阔的广场核心空间，地形设计以露天剧场的圆心为圆心，向四周做出多层次同心圆式的逐级扩展和渐次性的高程落降处理。在调整拓展半径和高程数值的过程中，使整个广场形态形成一种不断向外扩散，类似于光晕的向四周渐变的地表肌理。此外，为了增强这种向外不断放射的空间节奏感，空间设计又在剧场外围不同半径的弧形轨迹上设置了三段弧形浮雕墙。这三段长度各异的高浮雕艺术墙招相呼应，在营造广场核心空间环境氛围中，起到了聚合气场的决定性作用，使自然要素与人文理念达到有机契合（图5）。这种空间创意的思维正如美国建筑理论家克里斯·亚伯所说的“创新最重要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整合的过程。”[4]
广场的主体景观体系从大型音乐喷泉、瀑布墙、火焰泉、感应泉、水幕电影、露天剧场、天桥，到背景墙上空的《夸父逐日》主题雕塑等，沿椭圆形场地365米长的短轴序列展开。巨大的音乐喷泉与瀑布墙等水景元素隐喻着榆林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从露天剧场舞台上升到天桥上的观光平台之间，设计了一道落差8米，长达23米的阶梯状坡道和40多米长的跨空“天桥”。这座“天桥”从倒梯形“时代之门”的巨型门框的底部穿插而过，为剧场铺设出一种高大雄伟的背景，而这座高大雄伟的门框造型隐喻着一個新时代的开始，是榆林市传统与新时代的契合点和转换处。在此，“尺度概念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人性和社会性的概念”[5] 。 环境美学家阿洛德·伯林特认为“环境是一系列感官意识的混合、意蕴（包括意识到和潜意识的）、地理位置、身体在场、个人时间及持续运动。”[6] 广场主题雕塑《夸父逐日》从这座“时代之门”的顶部腾跃而起，成为整个广场的制高点和视觉凝聚点，统摄着整个广场的文化形象和精神气场（图6）。在此，不锈钢雕塑《夸父逐日》用中国古老的神话表述榆林人锲而不舍，追求理想和只争朝夕的新时代奋斗精神，并通过其脚下一组大型铸铜圆雕《陕北秧歌》与剧场周围的《太阳崇拜》《能源历史》《展望未来》三段浮雕艺术墙一起，来完成对于阳光广场文化主题的有序表达（图7）。
此外，在剧场左右两侧设计的八根代表世界各地古代文明，以太阳崇拜为内容的粗大图腾柱与音乐喷泉两侧的，象征生命崇拜的十二属相金属镂雕柱一起，进一步阐释了“阳光与生命”这一人类文明古老而永恒的宏大主题，也许是与古希腊雅典城出现的“阳光广场”进行的一种时空对话（图8）。因此，对于各类景观艺术品的设计，阳光广场始终遵循着人在空间环境体验中的行为模式和认知环境的心理结构进行的。总之，人的参与行为成为营造阳光广场空间环境艺术氛围的灵感来源和心理参照。
（三）景观意象与地域文化记忆
纵观发展历史，开放性和公共参与性构成了城市广场空间环境的基本属性。所以，阳光广场的文化形象在向外展现城市时代精神面貌的同时，也需营造一种能够让参与者亲切体验到地域性的文化氛围和乡土文化气息，使其具有延伸地域文脉和与榆林历史古城进行时空对话的功能。故此，这种景观意象的塑造便是如何激活陕北人数千年来曾经信奉的居住文化信念，特别是他们所一味追求的吉祥如意之类居住环境的文化记忆。这些地域性的文化记忆，主要储存于那些遍布于黄土高原冲沟里的山地建筑形式、宽体型的台地窑洞院落，以及那些造型特殊的石雕建筑构件和炕头上祖祖辈辈用于拴小孩的石狮子上。
在当地传统人居环境的文化元素中，从辟邪护生的炕头石狮、象征子孙繁衍的狮子滚绣球抱鼓石，到护佑安居的镇宅石狮等，特别是榆林人特别注重的以世代相传的炕头狮为代表的风俗文化（图9）。在展现陕北民间艺术的景观设计中，本人特意沿椭圆形场地的长轴打造出用于展示52座石狮子的15米宽的南、北两条狮子景观大道和用于围合核心广场的，象征十二时辰的抱鼓石（图9）。即营造一种以体验地域性居住文化风俗的景观长廊（图10）。为了保证这些石狮造型纯正的陕北乡土文化品位和生活气息，所有原型均由本人亲自精心选自一位当地多年收藏和研究炕头石狮子的专家，而且将打造石狮的工艺整个委托给当地一帮著名的石匠师傅（图11）。
在营造陕北地域人居环境的空间意境中，充分利用在塑造广场中心区、主体景观轴和狮子大道过程中所形成的四块扇形地带。通过对这几块大小不同，起伏多变和形态各异的沙坡地进行因地制宜地整形，在里面分别打造出12个形态各异，具有陕北山地民居院落意象的观光台、休息亭，以及流淌于“沟底”的溪流动态水景，然后通过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园路将其贯通于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游览观光的景观体系（图12）。在此基础上，大量采用陕北地区特有的砍头柳和柿子树作为绿化景观的骨架树，从而营造出总面积达7.2公顷的体现黄土高原地貌特征的休闲绿地，特别是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黄土高原人家生活环境。
此外，结合每个观光台的景观建筑造型和小环境特征，又特意设计了一系列反映陕北民俗生活内容或情节性的雕塑艺术品。
结语
榆林市阳光广场是在西部大开发和能源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主题性文化广场。对于其时代性的设计，关键在于如何表现榆林人民一种拼搏努力和只争朝夕的现代化建设精神;对于其地域性文化意蕴的营造，关键在于如何体现其在特殊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中形成的文化性格和建筑环境文化意象。故此，阳光广场的环境艺术设计以塑造时代性精神面貌为主体景观意象，以地域性乡土文化为衬托，将地域性文化元素与时代性文化信息进行叠加、融合，使其在碰撞與对话中进行相互阐释，从而使参与者在视觉观赏和功能体验中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引言
榆林市阳光广场是我国西北地区已建成的规模较大的城市广场，也是本人承接和主持设计的一项大型政府文化工程。该项目作为一种城市文化广场，从基址自然环境到人文背景，甚至所面临的设计条件都显得非同寻常，需要在其建筑环境文化形象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方面进行一番认真思考和设计语言的探索。
一、对城市广场的认知
从广场“Agora”一词的词源来分析，城市广场的概念似乎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是古代西方城邦制国家政体的产物，主要是为广大市民参与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设置的一种城市共享空间。然而，从人居文化历史来探究，新石器时代人类普遍采用的向心式聚落普遍存在一种用于从事原始宗教活动的公共空间，早已奠定了这种广场概念的基本功能（图1）。例如，赵国华先生在他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认为，西安半坡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的由许多房屋围合而成的中央场地，应该属于一种日常用于举行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是聚落集体精神生活的产物。所以，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广场是在人类原始聚落公共空间基础上的更新迭代和在文化内涵上的拓展。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城市广场的文化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功能不断发生着转换，终而形成了如今类型繁多和形态各异的城市广场，体现出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广场观念和场所精神的样态。
自诞生之日起，广场在城市空间的序列和秩序中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形成一种巨大的空间向心力，是一种空间环境的整体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广场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展示和见证了一座城市一定时期的精神面貌和一次次的历史变革。例如，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广场与神庙一起构成了人们日常举行宗教仪式和重大庆典活动的神圣场所;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广场以超大尺度和高大威严的建筑形象来彰显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和神圣皇权，出现了一大批纪念性城市广场;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宗教广场虽然在城市空间中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市政广场和迎合大众世俗物质生活需要的市场性广场。近代以来，宗教性广场逐渐消退，城市广场无论从文化类型、空间功能到精神内涵等方面均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逐渐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主题性文化广场，更加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艺术、休闲娱乐，特别是当代文明社会以消费文化为主旋律的商业活动。
广场作为一种大众参与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古代中国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中国战国时期出现的《周礼·考工记》比古罗马的《建筑十书》早几百年。《考工记》中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发展模式，反映出封建礼制所构建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制度。“左祖右社”的观念因而使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一直延续着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农耕文明时期形成的这一人文精神理念，而国家层面上的祭祀祖先和社稷之类重大活动的场所均与普通大众无关，只为上层统治者专属区域。
中国古代城市广场的意义往往蕴藏于以商业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市”里，即《考工记》中所指的“前朝后市”。中国古代从早期宫庙之后设置的“市”，唐代长安城实行里坊制时的东市与西市，到北宋时期废除里坊制之后所兴起的行市、街市、勾栏瓦肆，以及元代之后逐渐活跃起来的“街市”等。我们从宋代《清明上河图》和明代中晚期《上元灯彩图》中描写市井生活的画面里可以看到，这种不断演化的“市”除了满足市民因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交流的基本功能外，还包括休闲娱乐、餐饮美食、杂耍游戏、歌舞伎表演等消费文化项目，以及相关配套的茶社、酒馆和戏院等公共设施，而老百姓将这些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动一般称为“逛街”或“逛市”，從而成为一种由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合构于一体的“市井”文化。所以，中国古代具有城市广场意义的公共场所完全属于一种承载百姓世俗文化生活的载体或容器。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新气象，适应轰轰烈烈的群众政治活动，从首都北京到地方各级城市均建起了功能相同的城市广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全国各大小城市又纷纷掀起了建造主题性文化广场之风气，用以展现当地经济和城市建设的新成就和新形象，大家因此称之为“形象工程”。然而，广场设计从规模到空间形式形成了一种相互攀比和模仿的风气，呈现出一种内地向沿海学习，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学习的趋势，与建国初期地方城市向首都学习的风气类似。在设计思路和建造形式上，许多地方城市甚至存在一种崇洋媚外的倾向，地域性和原创性严重不足。
二、时代性与地域性分析
榆林市与内蒙古和宁夏接壤，自古属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过渡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原因，历史上的榆林自战国起，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边关重镇。因此，秦长城和明长城从这里蜿蜒穿过，烽火台古迹随处可见。例如，明朝沿长城共设置了九个边关重镇，当时的“延绥镇”或“榆林镇”就是后来的榆林古城。榆林市北郊雄伟的镇北台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秦朝守关大将蒙恬和秦始皇长公子扶苏就葬于绥德县境内（图2），现存的榆林市古城墙是国内地级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明城墙，城内至今保留着400多套明清时期的民居院落。同样，榆林市西部的靖边县境内至今残存着由匈奴人赫连勃勃建造的，具有1500年历史的大夏国都城（统万城）。
榆林地区的地貌基本分为三大类，一是长城以北大面积的毛乌素沙漠草滩区;二是长城以南丘陵峁梁和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区;三是梁状低山丘陵遍布的西南山区。榆林地区属于日照期长，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的暖温带高原性气候。一方面，艰苦的生存环境孕育出榆林人淳厚朴实和乐观豁达的浪漫主义情怀，并创造出一首首闻名遐迩的陕北民歌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另一方面，当地大多数人为历代守边将士的后人，数千年残酷的边关历史造就了他们强悍而倔强的文化性格。正因如此，在陕北民间一些传统的文化娱乐和游戏活动项目中，明显带有古代军事活动的内容。因此，浑厚的边塞文化、独具特色的陕北民居和民间艺术等，共同构成了榆林地区鲜明的地域性文化和人文特征。 上世纪80年代，榆林地区发现了特大型优质煤田，预测储藏量多达2720亿吨，约占全国煤炭已探明储量的五分之一。在此期间，该地区又先后探明石油、天然气以及约占全国总储藏量50%的岩盐等8大类48种矿产资源。恰逢此时，党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壮举，使榆林这块历经沧桑的土地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正因如此，成立后不久的榆林市经济开发区就被提升为省级“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并很快又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等，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发展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系列高新能源化工的产业园（图3）。为此，榆林市经济开发区提出了国际化、现代化、人文化和生态化的建设理念，并制定出努力打造中国版科威特的宏伟目标。
阳光广场虽说位于榆林市经济开发区的核心部位，然而接受广场设计业务时的开发区只是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和激动不已的规划图纸，以及在与甲方交谈中获悉的，他们对于未来开发区建设层出不穷的美好设想，地表以上几乎没有任何实体建筑物。另一方面，榆林市处于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过渡区，开发区就属于被规划在210国道以东，被当地人称为西沙的大片沙地里。由于这片沙地属于规划中的代征地，数年来无人搭理，因而我当时是光着脚丫子，踩着滚烫的沙土考察现场的。
开发区与旧城区以一条名叫榆溪河的大深沟为界，距离榆林古城市中心5公里。这就意味着榆林市开发区将要从这片近30平方公里的沙漠里诞生，而且首先需要从塑造其文化形象的中心广场做起，并让我为开发区的门户设计出具有象征性的榆溪河桥头广场（图4）。故此，这座开发区广场的设计应定位为一种地标性的文化形象工程，一个能体现开发区时代精神面貌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广场。一种体现榆林人民拼搏奋斗，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与厚重的地域人文历史交相辉映的特色文化景观。因此，文脉传承与时代创新成为该项目创意设计的内在诉求。
三、时代性与地域性设计探索
作为一种地标性的文化景观设计，阳光广场文化精神的呈现首先需要从诸多与主题相关的抽象与具象、固定与非固定的文化信息和人文元素中，探寻一种能够互动交流和亲密对话的空间机制，形成一种具有“标志、传意、象征功能”[1] 等的整体艺术形象。
（一）主题生成与空间图形创建
大地是生命之母，太阳是生命之父，太阳崇拜是人类最古老的自然崇拜之一。榆林地区传统的地域文化深受北方草原文化之影响，带有浓厚的日神崇拜的萨满教文化基因。例如，著名的陕北秧歌源自原始社会祭祀太阳时的巫术礼仪，原本叫“阳歌”，蕴含着非常原始的“生命崇拜”和“太阳崇拜”宗教文化内涵。大自然中的太阳不但为生命万物源源不断提供着光能和热能，而且是人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中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途径。所以，本人将地域文化中古老的太阳崇拜与代表现代绿色能源的发展理念合构于一体，将其作为塑造这座城市广场空间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和空间文化意象创意设计的灵感来源，因而建议甲方将原先规划中直白的“创业广场”更名为“阳光广场”，使其成为一个主题鲜明的文化广场。
阳光广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首先需要从其平面边界的外形和内部空间组织形式上进行一系列的理念化设计，使其成为一种能够传达精神内涵和象征性功能的图形艺术。因为，一个外廓形象生动和寓意丰满的空间形态，可以酝酿出一种表里如一的沉浸式体验性空间，为参与者营造“一种精神性的心理活动”[2] 场所。而且，这种理念化的空间图形也彰显出人类城市广场原始而基本的文化属性和功能特征。
阳光广场平面形态的设计，发挥和利用了规划图中明珠大道与朝阳路交汇而形成的夹角态势，以及由交通环道构成的一块12公顷大的椭圆形沙地。这块流畅的弧线形外廓和巨大的椭圆地形给人一种宇宙空间图式的联想，本身具备一种大地景观的自然品质。因此，本人将广场中央设计的正圆形下沉式露天剧场作为塑造广场整体空间文化意象的核心元素，将通向广场中央的两条景观大道与通向四周的各条园路设计成为表达阳光普照时的光芒图形，使整个广场的空间结构和景观构筑物成为一种活态化的雕塑体系。美国著名环境与行为学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说“空间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三维延伸，是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前的段落、距离和关系。”[3] 所以，在设计广场空间功能、序列、秩序和节奏的同时，一系列的文化叙述、思想理念和象征意义也随之渐次展开。
（二）主题表达与空间建构
对于阳光广场主题思想的表达不仅体现在对于理念化的平面图形方面;而且需要体现在对于动态化的景观建筑造型、地形变化和空间尺度的关系，以及空间节奏等的设计方面。
广场中心区域与四个主入口之间的高程相差从0.8米到6.7米不等，使整个广场地势扭曲，富有张力和动感。为了整理出一个开朗壮阔的广场核心空间，地形设计以露天剧场的圆心为圆心，向四周做出多层次同心圆式的逐级扩展和渐次性的高程落降处理。在调整拓展半径和高程数值的过程中，使整个广场形态形成一种不断向外扩散，类似于光晕的向四周渐变的地表肌理。此外，为了增强这种向外不断放射的空间节奏感，空间设计又在剧场外围不同半径的弧形轨迹上设置了三段弧形浮雕墙。这三段长度各异的高浮雕艺术墙招相呼应，在营造广场核心空间环境氛围中，起到了聚合气场的决定性作用，使自然要素与人文理念达到有机契合（图5）。这种空间创意的思维正如美国建筑理论家克里斯·亚伯所说的“创新最重要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整合的过程。”[4]
广场的主体景观体系从大型音乐喷泉、瀑布墙、火焰泉、感应泉、水幕电影、露天剧场、天桥，到背景墙上空的《夸父逐日》主题雕塑等，沿椭圆形场地365米长的短轴序列展开。巨大的音乐喷泉与瀑布墙等水景元素隐喻着榆林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从露天剧场舞台上升到天桥上的观光平台之间，设计了一道落差8米，长达23米的阶梯状坡道和40多米长的跨空“天桥”。这座“天桥”从倒梯形“时代之门”的巨型门框的底部穿插而过，为剧场铺设出一种高大雄伟的背景，而这座高大雄伟的门框造型隐喻着一個新时代的开始，是榆林市传统与新时代的契合点和转换处。在此，“尺度概念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人性和社会性的概念”[5] 。 环境美学家阿洛德·伯林特认为“环境是一系列感官意识的混合、意蕴（包括意识到和潜意识的）、地理位置、身体在场、个人时间及持续运动。”[6] 广场主题雕塑《夸父逐日》从这座“时代之门”的顶部腾跃而起，成为整个广场的制高点和视觉凝聚点，统摄着整个广场的文化形象和精神气场（图6）。在此，不锈钢雕塑《夸父逐日》用中国古老的神话表述榆林人锲而不舍，追求理想和只争朝夕的新时代奋斗精神，并通过其脚下一组大型铸铜圆雕《陕北秧歌》与剧场周围的《太阳崇拜》《能源历史》《展望未来》三段浮雕艺术墙一起，来完成对于阳光广场文化主题的有序表达（图7）。
此外，在剧场左右两侧设计的八根代表世界各地古代文明，以太阳崇拜为内容的粗大图腾柱与音乐喷泉两侧的，象征生命崇拜的十二属相金属镂雕柱一起，进一步阐释了“阳光与生命”这一人类文明古老而永恒的宏大主题，也许是与古希腊雅典城出现的“阳光广场”进行的一种时空对话（图8）。因此，对于各类景观艺术品的设计，阳光广场始终遵循着人在空间环境体验中的行为模式和认知环境的心理结构进行的。总之，人的参与行为成为营造阳光广场空间环境艺术氛围的灵感来源和心理参照。
（三）景观意象与地域文化记忆
纵观发展历史，开放性和公共参与性构成了城市广场空间环境的基本属性。所以，阳光广场的文化形象在向外展现城市时代精神面貌的同时，也需营造一种能够让参与者亲切体验到地域性的文化氛围和乡土文化气息，使其具有延伸地域文脉和与榆林历史古城进行时空对话的功能。故此，这种景观意象的塑造便是如何激活陕北人数千年来曾经信奉的居住文化信念，特别是他们所一味追求的吉祥如意之类居住环境的文化记忆。这些地域性的文化记忆，主要储存于那些遍布于黄土高原冲沟里的山地建筑形式、宽体型的台地窑洞院落，以及那些造型特殊的石雕建筑构件和炕头上祖祖辈辈用于拴小孩的石狮子上。
在当地传统人居环境的文化元素中，从辟邪护生的炕头石狮、象征子孙繁衍的狮子滚绣球抱鼓石，到护佑安居的镇宅石狮等，特别是榆林人特别注重的以世代相传的炕头狮为代表的风俗文化（图9）。在展现陕北民间艺术的景观设计中，本人特意沿椭圆形场地的长轴打造出用于展示52座石狮子的15米宽的南、北两条狮子景观大道和用于围合核心广场的，象征十二时辰的抱鼓石（图9）。即营造一种以体验地域性居住文化风俗的景观长廊（图10）。为了保证这些石狮造型纯正的陕北乡土文化品位和生活气息，所有原型均由本人亲自精心选自一位当地多年收藏和研究炕头石狮子的专家，而且将打造石狮的工艺整个委托给当地一帮著名的石匠师傅（图11）。
在营造陕北地域人居环境的空间意境中，充分利用在塑造广场中心区、主体景观轴和狮子大道过程中所形成的四块扇形地带。通过对这几块大小不同，起伏多变和形态各异的沙坡地进行因地制宜地整形，在里面分别打造出12个形态各异，具有陕北山地民居院落意象的观光台、休息亭，以及流淌于“沟底”的溪流动态水景，然后通过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园路将其贯通于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游览观光的景观体系（图12）。在此基础上，大量采用陕北地区特有的砍头柳和柿子树作为绿化景观的骨架树，从而营造出总面积达7.2公顷的体现黄土高原地貌特征的休闲绿地，特别是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黄土高原人家生活环境。
此外，结合每个观光台的景观建筑造型和小环境特征，又特意设计了一系列反映陕北民俗生活内容或情节性的雕塑艺术品。
结语
榆林市阳光广场是在西部大开发和能源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主题性文化广场。对于其时代性的设计，关键在于如何表现榆林人民一种拼搏努力和只争朝夕的现代化建设精神;对于其地域性文化意蕴的营造，关键在于如何体现其在特殊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中形成的文化性格和建筑环境文化意象。故此，阳光广场的环境艺术设计以塑造时代性精神面貌为主体景观意象，以地域性乡土文化为衬托，将地域性文化元素与时代性文化信息进行叠加、融合，使其在碰撞與对话中进行相互阐释，从而使参与者在视觉观赏和功能体验中产生思想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