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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篇新作《茧》中，张悦然通过男女主人公回忆式的对话交织进行叙述，继而还原出家族历史真相，从而展现出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对当下一代青年的精神影响。张悦然逃出了以往的叙述习惯，扎根现实与生活，以青春成长小说的角度切入对更深层次的家族与历史、原罪与拯救文学母题的思考，从中透露出作者多方位的思索以及其人文关怀。
关键词：历史 家族 个人
1976年“文革”结束后，对于“文革”这场灾难有着切身体验和感受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在文坛上掀起了诉诸揭露、谴责和控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其文本始终笼罩着残酷历史的浓厚暗影。冯骥才曾说：“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譹？訛尽管新世纪以来书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段化、代际化的现象，但是历史并未走远，其惯性对当下一代青年的影响依然深重且久远，并成为他们青春成长路上挥之不去的伤痛与阴影。
2016年8月，张悦然推出了自己暌违近十年的长篇小说《茧》，在这个“文革”结束四十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张悦然由“现实”回溯“历史”，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言说，呈现出“历史”之外的永恒人生，她让那些已被官方话语固化的铅字历史，摘下一幅幅冰冷的面具走向我们，从而与有着历史现场经验的前辈作家们呈现出一种断裂中的延续。
一
两个人，一场夜谈，逆着时间洪流奋力向上，带领我们跨越二十多年的时光，穿行于三个家族三代人的生存境况，从而抵达事件真相的核心。张悦然并未将过多的笔墨用于渲染多年前的那桩悬案，然而我们不难判断出是谁在程恭的爷爷程守义的脑袋里■入了一枚钉子；这桩谋杀案的主谋是畏罪自杀的汪良成还是风光依旧的李冀生；也了解到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实施了这项犯罪行为……与前辈作家们书写“文革”的作品相比，《茧》并非以历史在场者或见证者的视角对这场社会动乱进行控诉与谴责，而是以一种回溯与审视的姿态，集中于对当下一代青年内心世界的挖掘与剖析。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但不能因为“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革命”而放纵自己，趁机作恶而不承担相应的惩罚与制裁。躺着植物人程守义的317病房，就像一个无形且巨大的空洞，它吸纳掉现世的所有安定与祥和，使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人不得安宁。故事的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作为“犯罪者”与“受害人”的后代，无意间知晓了事实真相，但他们并不急于将自己剥离出这个罪恶的阵营，反倒自虐般地吞噬、掩盖了这个秘密。“80后”一代人与他们的祖辈、父辈相比，生活在一个相对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年代，与其说是时代的建设者、参与者，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旁观者。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仿佛只是他人的宏大历史，因而“80后”一代人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存在一种神经质的焦虑与紧张。故事中李佳栖冒着成为灰烬的危险，也要飞蛾扑火般地投向父辈们的历史火焰，似乎追尋其中的自己也随之增加了身份重量，重建了当下自我存在的意义。精神上的漂流与孤独就像是人类共同的一种精神疾患，追寻也一直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男女主人公在现实与历史间徘徊辗转的身影，是超越了时代与民族，属于当代与世界的一种现代性感受，从中透露出悲剧性的哲学意味。
《茧》的故事并不庞大复杂，作者正是于山崩地裂的“历史”缝隙中，重新审视与打捞那些风暴中的个体生命、那些意蕴深厚的生活细节。在李牧原与汪露寒、李佳栖与程恭的成长经历中，父辈并非是施予保护和拯救的一方，而往往是年轻一代悲剧命运的根源，父辈的罪过与伤害，给下一代人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心灵创伤。当他们得不到父母给予的精神慰藉，甚至对于最亲近的人产生信任和认同危机时，压抑于当代都市青年内心深处的欲望、孤独与虚无便得以肆无忌惮地蔓延滋生，男女主人公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嗜虐”的方式来逃离或对抗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这不只是书中人物的问题，也不只是几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代人所要面临的历史与家族羁绊。
“越美丽的东西越容易被摧毁，越完整的东西破绽越多，越宏大美好的东西背后就隐藏着越大的漏洞……人的内心总是隐匿着欠缺的一面，把这种东西挖掘出来，就填满了这个洞。”？譺？訛张悦然虽然给了这个故事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但书写的依旧是一代人青春成长路上特有的质疑、追寻与迷茫，让我们尤其是“80后”一代人再次感触到已逝去的青春岁月和那份埋藏在心底的忧伤。个体生命犹如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但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个体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深切重要。张悦然的文学是真正的弱小者的文学，她笔下的人物从不是时代或历史中心的弄潮儿，而是处于时代的夹缝中，在生活的裹挟下接受现实的男男女女，作者记录的是大时代或正史遗漏掉的那些微不足道却不失其悲壮的苦难、挣扎与悲欢。
泰戈尔曾写道：“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我们果真能如此诗意地丢掉人类的昨天与历史吗？当我们如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于时代，成为了在历史废墟上漂流的孤魂，那么人类的存在也许就失去了意义。张悦然选择为笔下的主人公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枷锁，一个存在于历史黑洞中的罪恶、隐秘的事件，却因为这些在历史甬道里默默彳亍的背影，这些青春生命的挣扎、痛苦与煎熬，显露出了人性的灼灼微光，从而照亮了回溯历史的一角天空。
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常以看似不存在的方式存在着，个人也从不是“孤岛”，每一个人都浓缩着人类与家族的全部历史。那些黑暗的过去、罪恶的行径，鬼魅般地始终潜伏于子孙后代的内心，无论他们如何挣扎、如何逃离，仍不自觉地重蹈父辈们的覆辙。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不是冰冷的铅字书本，也不是遥远的辉煌史诗，而是一段追索的青春，一个疼痛的伤疤。书中的人物就像被一张看不见的网所笼罩与束缚，这网既是历史阴影的投射，又来自于人物的内心编织。历史的创口与阴影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重、更难愈合，而人物自己铸就的心灵高墙，更是隐秘且难以逾越。 程恭和佳栖就像两条被历史的洪流冲到岸边的鱼，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路途中，渐渐丢弃了自我，既无法随波逐流，亦无力挣脱。程恭作为“受害者”的后代，在父亲暴力入狱，母亲远走等事件后，心灵于一次次受挫中变得固化与冷漠，在侵犯攻击他人中，在同仇恨的缠斗中，自己也如一头困兽般伤痕累累；有着过度“恋父情结”的佳栖对父亲有着盲目的依赖和崇拜，然而父亲的冷漠使得佳栖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她深陷家族记忆的泥淖，试图去探求自己不曾经历过的往事，挣扎着在历史洪流中找寻自己的位置，执拗地在父亲的人生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有如被卷入历史狂暴旋涡中的两片嫩叶，在负罪与仇恨的宿命面前既张扬肆虐又脆弱无助，渴望着被救赎。张悦然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细腻描述，揭露出“80后”一代人的“病态心理”，从而展现出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对当下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可能产生的危害。
程恭与佳栖是不幸的，被抛的偶然性与性格造就的必然性，使得他们颓唐恣睢、无从选择；幸运的是他们不只是踽踽独行的孤独者，周围人的爱与善意及时拉住了正在坠入罪恶深渊的主人公们。陈莎莎义无反顾的爱、大斌对于友情的坚守、殷正的温存体恤、唐晖的一再宽容……让程恭与佳栖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力量，在了解到祖辈的罪孽与父辈赎罪的苦痛之后，他们也渐渐剥开了自己的内心之“茧”，试着宽恕自我，宽恕他人，宽恕过往。史铁生说过“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茧》探讨了年轻一代人如何面对家族与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的问题。我们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都有着相同的命运与归宿，作者试图寻找一条精神的归家之路，承担起属于自己一代人的历史职责，从而使人类能够坦然面对历史罪行，从而达到精神康复的目的。
此外，书中还有一对张悦然笔下常出现的“双生花”人物关系——佳栖和沛萱，在佳栖同父爱的缺失、家族的罪行纠葛时，沛萱却无视残酷、罪恶的真相，始终视爷爷李冀生为家族的荣耀，甚至生活习惯也始终与爷爷保持一致。作者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任何一种选择，因为时空与身份所带来的局限使得每个人都无法客观地看待历史真相，可以说其立场与态度既是自我的主动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小说既非出于强烈的历史批判，也不是来自对缄默者的质询，其张力在于表现了每个人物对历史的不同立场与态度，以及作者饱含同情心的笔墨。
《茧》从“文革”发生的当时一直延续到二十多年后的当下，牵涉了当事人其后数十年间的命运起伏，然而直至故事的结尾，秘密并没有被公开。其实缄默、消逝和遗忘才是我们生活的真相，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所有的罪恶与苦难被时间的雪掩埋，被日常的琐碎所善后。张悦然并非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和全貌为旨归，而是通过人物的复杂心理呈现出人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如何活着这个永恒而重大的文学母题，进而反映出了历史的庞杂、丰富与不可捉摸。
三
《茧》中的故事以男女主人公回忆式的对话交织进行叙述，通过时间的记忆长廊，由近及远，最终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当程恭无心之失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盒子中躺着的那颗钉子便如一枚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悬而未决地埋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不论人物是选择遗忘或铭记，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探寻，都無一例外地被席卷其中……李佳栖、程恭的回忆与讲述共同拼贴出一段完整的历史真相，每一个小小的悬念，作者都耐心地慢慢向外释放，当我们一路曲折抵达事件的核心时，那种迷雾般始终萦绕于书本间的情绪与氛围弥散开来，命运与历史所带来的悲怆与苍凉压至心头：历史的荒诞与罪孽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副面貌继续存活于人世。
《茧》的语言是非理性的、陌生化与影像化的，在程恭和佳栖各自梦呓般的叙述中，虚构与真实、主观与客观、意象与具象相互渗透重合，从而构建出了一个幽深复杂、影影绰绰的独特小说世界。这种交叉叙述就像电影中分镜头的切换，使得读者借助多重视角对人物形象有更为立体、全面的了解。而作者作为统筹者，可以自由地出入小说的人物之间，在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巧妙转化中，兼具距离感与切身性。张悦然逃出了以往的叙述习惯，扎根现实与生活，那些历史事件和细节、地标式的建筑与道路恰如其分地融于故事之中，就像脊柱般地撑起了这部小说的内部空间。
《茧》写到了我们不曾注意到的历史背面，作者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同时加入了自己一代人的思考，以青春小说的角度切入更深层次的关于家族与历史、原罪与拯救母题的思考，即年轻一代该如何正视隐秘的真相，如何消弭遗留在家族间的仇恨，如何填补过去与未来间的巨大空隙，这一声声质疑与追问，既意味着作者的精神觉醒，也是其陷入精神困境的开始。在以第一人称进行心灵独白的叙述方式中，张悦然准确地把握住“80后”一代青年内心的深层欲望与恐惧，那些冷酷乖戾的细节，赤裸裸地展现出人性的幽暗与不堪，然而当你揭开鲜血淋漓的表面，也许会窥见世界的真相，会发现作者为实现人类救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张悦然突破虚假的迷幻，为我们提供一条超越现实困境的道路与途径，在家国同构的概念下，国家与个人从历史的灾难中逐渐得以疗愈，身心康复。
莫言曾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譻？訛由于成长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一个时代的青春叙述者；与众多前辈作家的成长小说相比，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一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与大时代、社会以及群体的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关系，《茧》的故事不再是群体的镜像，而是对于个体精神困境的探究与挖掘。张悦然以“亲历性”的优势，极为精准地捕捉到了自己同时代人隐秘的心理疾患与特征，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阵痛与精神成长。可以说，张悦然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了理解“80后”一代人激愤迷茫的精神危机的范本。
通过审阅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我们发现，极端政治化或是极端商业化都会给文学带来灾难。所幸的是经过一番内外交困的煎熬，张悦然在对历史与人性的理解中，坚守住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德里达说： “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作者主要表述的不是外在客观世界，而是主人公内在世界的悲怆与波动。作者并非要书写宏大的历史，而是跳出了意识形态的窠臼，在历史背景的幕布下，想象一种可能。把对复杂人性的考察和对人类救赎的探索放置于一种更为宽泛的文化范畴中，这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当代确实具有发人猛醒、引人深思的作用。
关键词：历史 家族 个人
1976年“文革”结束后，对于“文革”这场灾难有着切身体验和感受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在文坛上掀起了诉诸揭露、谴责和控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其文本始终笼罩着残酷历史的浓厚暗影。冯骥才曾说：“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譹？訛尽管新世纪以来书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段化、代际化的现象，但是历史并未走远，其惯性对当下一代青年的影响依然深重且久远，并成为他们青春成长路上挥之不去的伤痛与阴影。
2016年8月，张悦然推出了自己暌违近十年的长篇小说《茧》，在这个“文革”结束四十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张悦然由“现实”回溯“历史”，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言说，呈现出“历史”之外的永恒人生，她让那些已被官方话语固化的铅字历史，摘下一幅幅冰冷的面具走向我们，从而与有着历史现场经验的前辈作家们呈现出一种断裂中的延续。
一
两个人，一场夜谈，逆着时间洪流奋力向上，带领我们跨越二十多年的时光，穿行于三个家族三代人的生存境况，从而抵达事件真相的核心。张悦然并未将过多的笔墨用于渲染多年前的那桩悬案，然而我们不难判断出是谁在程恭的爷爷程守义的脑袋里■入了一枚钉子；这桩谋杀案的主谋是畏罪自杀的汪良成还是风光依旧的李冀生；也了解到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实施了这项犯罪行为……与前辈作家们书写“文革”的作品相比，《茧》并非以历史在场者或见证者的视角对这场社会动乱进行控诉与谴责，而是以一种回溯与审视的姿态，集中于对当下一代青年内心世界的挖掘与剖析。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但不能因为“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革命”而放纵自己，趁机作恶而不承担相应的惩罚与制裁。躺着植物人程守义的317病房，就像一个无形且巨大的空洞，它吸纳掉现世的所有安定与祥和，使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人不得安宁。故事的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作为“犯罪者”与“受害人”的后代，无意间知晓了事实真相，但他们并不急于将自己剥离出这个罪恶的阵营，反倒自虐般地吞噬、掩盖了这个秘密。“80后”一代人与他们的祖辈、父辈相比，生活在一个相对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年代，与其说是时代的建设者、参与者，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旁观者。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仿佛只是他人的宏大历史，因而“80后”一代人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存在一种神经质的焦虑与紧张。故事中李佳栖冒着成为灰烬的危险，也要飞蛾扑火般地投向父辈们的历史火焰，似乎追尋其中的自己也随之增加了身份重量，重建了当下自我存在的意义。精神上的漂流与孤独就像是人类共同的一种精神疾患，追寻也一直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男女主人公在现实与历史间徘徊辗转的身影，是超越了时代与民族，属于当代与世界的一种现代性感受，从中透露出悲剧性的哲学意味。
《茧》的故事并不庞大复杂，作者正是于山崩地裂的“历史”缝隙中，重新审视与打捞那些风暴中的个体生命、那些意蕴深厚的生活细节。在李牧原与汪露寒、李佳栖与程恭的成长经历中，父辈并非是施予保护和拯救的一方，而往往是年轻一代悲剧命运的根源，父辈的罪过与伤害，给下一代人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心灵创伤。当他们得不到父母给予的精神慰藉，甚至对于最亲近的人产生信任和认同危机时，压抑于当代都市青年内心深处的欲望、孤独与虚无便得以肆无忌惮地蔓延滋生，男女主人公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嗜虐”的方式来逃离或对抗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这不只是书中人物的问题，也不只是几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代人所要面临的历史与家族羁绊。
“越美丽的东西越容易被摧毁，越完整的东西破绽越多，越宏大美好的东西背后就隐藏着越大的漏洞……人的内心总是隐匿着欠缺的一面，把这种东西挖掘出来，就填满了这个洞。”？譺？訛张悦然虽然给了这个故事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但书写的依旧是一代人青春成长路上特有的质疑、追寻与迷茫，让我们尤其是“80后”一代人再次感触到已逝去的青春岁月和那份埋藏在心底的忧伤。个体生命犹如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但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个体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深切重要。张悦然的文学是真正的弱小者的文学，她笔下的人物从不是时代或历史中心的弄潮儿，而是处于时代的夹缝中，在生活的裹挟下接受现实的男男女女，作者记录的是大时代或正史遗漏掉的那些微不足道却不失其悲壮的苦难、挣扎与悲欢。
泰戈尔曾写道：“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我们果真能如此诗意地丢掉人类的昨天与历史吗？当我们如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于时代，成为了在历史废墟上漂流的孤魂，那么人类的存在也许就失去了意义。张悦然选择为笔下的主人公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枷锁，一个存在于历史黑洞中的罪恶、隐秘的事件，却因为这些在历史甬道里默默彳亍的背影，这些青春生命的挣扎、痛苦与煎熬，显露出了人性的灼灼微光，从而照亮了回溯历史的一角天空。
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常以看似不存在的方式存在着，个人也从不是“孤岛”，每一个人都浓缩着人类与家族的全部历史。那些黑暗的过去、罪恶的行径，鬼魅般地始终潜伏于子孙后代的内心，无论他们如何挣扎、如何逃离，仍不自觉地重蹈父辈们的覆辙。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不是冰冷的铅字书本，也不是遥远的辉煌史诗，而是一段追索的青春，一个疼痛的伤疤。书中的人物就像被一张看不见的网所笼罩与束缚，这网既是历史阴影的投射，又来自于人物的内心编织。历史的创口与阴影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重、更难愈合，而人物自己铸就的心灵高墙，更是隐秘且难以逾越。 程恭和佳栖就像两条被历史的洪流冲到岸边的鱼，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路途中，渐渐丢弃了自我，既无法随波逐流，亦无力挣脱。程恭作为“受害者”的后代，在父亲暴力入狱，母亲远走等事件后，心灵于一次次受挫中变得固化与冷漠，在侵犯攻击他人中，在同仇恨的缠斗中，自己也如一头困兽般伤痕累累；有着过度“恋父情结”的佳栖对父亲有着盲目的依赖和崇拜，然而父亲的冷漠使得佳栖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她深陷家族记忆的泥淖，试图去探求自己不曾经历过的往事，挣扎着在历史洪流中找寻自己的位置，执拗地在父亲的人生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有如被卷入历史狂暴旋涡中的两片嫩叶，在负罪与仇恨的宿命面前既张扬肆虐又脆弱无助，渴望着被救赎。张悦然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细腻描述，揭露出“80后”一代人的“病态心理”，从而展现出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对当下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可能产生的危害。
程恭与佳栖是不幸的，被抛的偶然性与性格造就的必然性，使得他们颓唐恣睢、无从选择；幸运的是他们不只是踽踽独行的孤独者，周围人的爱与善意及时拉住了正在坠入罪恶深渊的主人公们。陈莎莎义无反顾的爱、大斌对于友情的坚守、殷正的温存体恤、唐晖的一再宽容……让程恭与佳栖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力量，在了解到祖辈的罪孽与父辈赎罪的苦痛之后，他们也渐渐剥开了自己的内心之“茧”，试着宽恕自我，宽恕他人，宽恕过往。史铁生说过“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茧》探讨了年轻一代人如何面对家族与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的问题。我们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都有着相同的命运与归宿，作者试图寻找一条精神的归家之路，承担起属于自己一代人的历史职责，从而使人类能够坦然面对历史罪行，从而达到精神康复的目的。
此外，书中还有一对张悦然笔下常出现的“双生花”人物关系——佳栖和沛萱，在佳栖同父爱的缺失、家族的罪行纠葛时，沛萱却无视残酷、罪恶的真相，始终视爷爷李冀生为家族的荣耀，甚至生活习惯也始终与爷爷保持一致。作者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任何一种选择，因为时空与身份所带来的局限使得每个人都无法客观地看待历史真相，可以说其立场与态度既是自我的主动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小说既非出于强烈的历史批判，也不是来自对缄默者的质询，其张力在于表现了每个人物对历史的不同立场与态度，以及作者饱含同情心的笔墨。
《茧》从“文革”发生的当时一直延续到二十多年后的当下，牵涉了当事人其后数十年间的命运起伏，然而直至故事的结尾，秘密并没有被公开。其实缄默、消逝和遗忘才是我们生活的真相，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所有的罪恶与苦难被时间的雪掩埋，被日常的琐碎所善后。张悦然并非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和全貌为旨归，而是通过人物的复杂心理呈现出人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如何活着这个永恒而重大的文学母题，进而反映出了历史的庞杂、丰富与不可捉摸。
三
《茧》中的故事以男女主人公回忆式的对话交织进行叙述，通过时间的记忆长廊，由近及远，最终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当程恭无心之失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盒子中躺着的那颗钉子便如一枚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悬而未决地埋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不论人物是选择遗忘或铭记，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探寻，都無一例外地被席卷其中……李佳栖、程恭的回忆与讲述共同拼贴出一段完整的历史真相，每一个小小的悬念，作者都耐心地慢慢向外释放，当我们一路曲折抵达事件的核心时，那种迷雾般始终萦绕于书本间的情绪与氛围弥散开来，命运与历史所带来的悲怆与苍凉压至心头：历史的荒诞与罪孽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副面貌继续存活于人世。
《茧》的语言是非理性的、陌生化与影像化的，在程恭和佳栖各自梦呓般的叙述中，虚构与真实、主观与客观、意象与具象相互渗透重合，从而构建出了一个幽深复杂、影影绰绰的独特小说世界。这种交叉叙述就像电影中分镜头的切换，使得读者借助多重视角对人物形象有更为立体、全面的了解。而作者作为统筹者，可以自由地出入小说的人物之间，在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巧妙转化中，兼具距离感与切身性。张悦然逃出了以往的叙述习惯，扎根现实与生活，那些历史事件和细节、地标式的建筑与道路恰如其分地融于故事之中，就像脊柱般地撑起了这部小说的内部空间。
《茧》写到了我们不曾注意到的历史背面，作者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同时加入了自己一代人的思考，以青春小说的角度切入更深层次的关于家族与历史、原罪与拯救母题的思考，即年轻一代该如何正视隐秘的真相，如何消弭遗留在家族间的仇恨，如何填补过去与未来间的巨大空隙，这一声声质疑与追问，既意味着作者的精神觉醒，也是其陷入精神困境的开始。在以第一人称进行心灵独白的叙述方式中，张悦然准确地把握住“80后”一代青年内心的深层欲望与恐惧，那些冷酷乖戾的细节，赤裸裸地展现出人性的幽暗与不堪，然而当你揭开鲜血淋漓的表面，也许会窥见世界的真相，会发现作者为实现人类救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张悦然突破虚假的迷幻，为我们提供一条超越现实困境的道路与途径，在家国同构的概念下，国家与个人从历史的灾难中逐渐得以疗愈，身心康复。
莫言曾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譻？訛由于成长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一个时代的青春叙述者；与众多前辈作家的成长小说相比，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一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与大时代、社会以及群体的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关系，《茧》的故事不再是群体的镜像，而是对于个体精神困境的探究与挖掘。张悦然以“亲历性”的优势，极为精准地捕捉到了自己同时代人隐秘的心理疾患与特征，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阵痛与精神成长。可以说，张悦然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了理解“80后”一代人激愤迷茫的精神危机的范本。
通过审阅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我们发现，极端政治化或是极端商业化都会给文学带来灾难。所幸的是经过一番内外交困的煎熬，张悦然在对历史与人性的理解中，坚守住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德里达说： “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作者主要表述的不是外在客观世界，而是主人公内在世界的悲怆与波动。作者并非要书写宏大的历史，而是跳出了意识形态的窠臼，在历史背景的幕布下，想象一种可能。把对复杂人性的考察和对人类救赎的探索放置于一种更为宽泛的文化范畴中，这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当代确实具有发人猛醒、引人深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