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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统计表明，2004年前三季度，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46起，涉案金额11.1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首次遭遇反补贴调查，而且保障措施涉案金额成倍增长。仅美国关于进口产品侵权的337条款调查中就有7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涉案产品品种和金额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有专家预测，2005年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将面临不少困难，虽然国际国内形势总体上仍具备支撑外贸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发展环境会比2004年趋紧。目前，中国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贸易摩擦数量居高不下，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花样翻新。
在外贸领域较为活跃的中国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性质的，由于对国际市场情况的了解不够深入，实际国际化经营技巧不高，当遭遇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时常常是束手无策，必要的政策指导、法律保护支持这时就显得非常必要。
以经济类法律事务为业务领域的海元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近年来，海元代理并胜诉了大量的经济诉讼和国际仲裁案件，其合伙人具有在国外律师楼执业和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丰富国际融、投资、国际贸易的实务经历，是精通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各国法律方面的专家。日前，笔者专门采访了该律师事务所创立人、主任彭琰律师，请她谈谈国际贸易及其纷争，尤其是国际双边贸易给中国政策和相关法律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彭主任作为规模不小的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成功代理的仲裁案和诉讼案曾被收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经典案例库”中。彭律师快人快语，初一见面就兴奋谈起了“两会”上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和谐社会”。作为法律专家，彭律师在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上自然带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她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像房间的布置一样，是构成这个房间的主要要素之间的最佳适应、最佳配合、最佳协调，正所谓的“绝配”。因而，我们所谈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构成社会运转的主要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最佳协调。从国际上讲，中国的法律环境、经济制度要与全球的大环境达成一种协调。当前国际贸易形式瞬息万变，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努力寻求法律与市场制度的平衡，也即“协调”。
谈话就在这样热情的开场白中展开。
海元每年代理涉及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纠纷案件有多少起？来咨询这方面事务的外贸企业近年呈现怎样的趋势？
彭琰：我们事务所是1999年9月成立的，国际业务是主要方向。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合伙人原来都是做国际贸易和投资实务的。这类的案子，我们每年要接10单左右，我相信，随着国内企业参与国际交易的增多和业务范围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类的案件肯定会增多。
可以谈谈在代理胜诉的案件中，你们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吗？对中国外贸企业有些什么建议？
彭琰：从律师职业本身来说，现在的国际业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和直接投资。多种投资方式，如国际担保、国际信托、证券投资、金融投资等新型业务不断出现，数量也是逐年增加。对律师的知识结构和职业技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但是知识结构和职业操作技巧靠的是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律师一定要接触整个事件本身，而且必须熟知整个交易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掌握跨学科知识，成为多方面的专家。
从企业来说，尤其是地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业务素质上亟需提高。我曾接待过一家拥有上万员工的纺织企业的老总，他在与英国一家公司签订购买棉花合同时，居然敢在一个字不认识的情况下签字盖章。这里面涉及到国际进口棉花的利物浦条款，而他的总法律顾问在向我们解释英文合同时，提到是按小样付货，其实合同里根本没有这些条款，甚至一些专业进出口公司竟然也不知道在国际纺织领域有一个权威的“利物浦条款”。发生这样的事件，在国外同行看来极为可笑，但在国内却比比皆是。所以我说，中国企业家缺乏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其实，即使是看似极简单的事都有一套规则与技巧，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锤炼出高超的技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老板必须是个专家型人才。
据您个人感觉，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有了什么样相应的变化？
彭琰：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政府的政策与执政理念都要有相当大的改变。在这方面，中国的相关法律而且是主要法律还比较欠缺。我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应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包括反垄断法、社会保障法等，以适应外资收购的需要。当然，现在的法律环境与原来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在鼓励企业与国民参与到国际经济交往上，政府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出口许可证、进口配额的取消给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商机，使其产品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原来为了申请到配额，企业不仅要花费大量金钱，还得四处托关系。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态度都大为改观，还帮助企业做了大量的协调、公关工作。
2004年，海元曾接受某公司的委托，向政府部门申请浓缩糖蜜发酵液从 “禁止进口货物目录”中取消，成为进口产品。该项产品的进口涉及到众多的中国进口企业和出口外商的巨大利益。海元律师事务所作为外国出口商的代理人，与国家环保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农业部等相关部门进行了书面论证。经过双方积极的协调与沟通，三部委于2005年1月发布正式联合公告，允许浓缩糖蜜发酵液进口。
在贸易摩擦、贸易纠纷增多的同时，中国的法律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彭琰：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案例，如果换作以前，由某个企业提出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可见，现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种平等态度上的交流。国家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行业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的法律环境相对来说比内地要好，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开放得早。中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向市场。例如，进口谷氨酸的关税，中国台湾是零关税，韩国是5%，欧盟是6.5%，美国是3.7%，印尼是5%，而我国2004年的进口关税是12.5%，与国际市场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对中国企业来说，要重点学习或是注意的是哪些市场规则？
彭琰：举例来说，目前，我们所正与新西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Astute PropertyInvestment Group进行合作，中国的投资者不用出国，就可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的国际项目。像这样，投资者通过律师楼、银行等专业权威机构的平台，了解国际先进时尚的投资理念和手法，采取信托的方式来实现其最高和最稳妥投资回报的投资方式，是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可以说，这也是企业和自然人参与国际交易比较简便易行的方法，体现了国际法律环境的协调。
专家预测2005年中国外贸环境将趋紧：不确定因素增多，贸易摩擦将更突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彭琰：我非常认同这样的预测。在商业竞赛中由于法律制度欠缺造成的“暗坑”，必然会使参赛者防不胜防，败下阵来。我们希望政府多“修路”，给市场创造一个健康、有序、公正、透明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这是创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
笔者从有关资料了解到，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受到的反倾销投诉已位居全球之首，我国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限制，每年约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并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2005年3月17日，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化纤企业又面临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第35类纺织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初裁。这项初裁将影响到中国827家化纤企业对欧盟的出口。据悉，这是中国纺织业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一宗反倾销案。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事实，使得一些国家利用反倾销、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市场准入限制、抑制中国产品出口的行为变本加厉。加快建立贸易壁垒的预警及快速反应机制和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与制度标准体系将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在外贸领域较为活跃的中国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性质的，由于对国际市场情况的了解不够深入，实际国际化经营技巧不高，当遭遇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时常常是束手无策，必要的政策指导、法律保护支持这时就显得非常必要。
以经济类法律事务为业务领域的海元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近年来，海元代理并胜诉了大量的经济诉讼和国际仲裁案件，其合伙人具有在国外律师楼执业和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丰富国际融、投资、国际贸易的实务经历，是精通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各国法律方面的专家。日前，笔者专门采访了该律师事务所创立人、主任彭琰律师，请她谈谈国际贸易及其纷争，尤其是国际双边贸易给中国政策和相关法律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彭主任作为规模不小的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成功代理的仲裁案和诉讼案曾被收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经典案例库”中。彭律师快人快语，初一见面就兴奋谈起了“两会”上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和谐社会”。作为法律专家，彭律师在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上自然带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她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像房间的布置一样，是构成这个房间的主要要素之间的最佳适应、最佳配合、最佳协调，正所谓的“绝配”。因而，我们所谈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构成社会运转的主要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最佳协调。从国际上讲，中国的法律环境、经济制度要与全球的大环境达成一种协调。当前国际贸易形式瞬息万变，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努力寻求法律与市场制度的平衡，也即“协调”。
谈话就在这样热情的开场白中展开。
海元每年代理涉及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纠纷案件有多少起？来咨询这方面事务的外贸企业近年呈现怎样的趋势？
彭琰：我们事务所是1999年9月成立的，国际业务是主要方向。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合伙人原来都是做国际贸易和投资实务的。这类的案子，我们每年要接10单左右，我相信，随着国内企业参与国际交易的增多和业务范围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类的案件肯定会增多。
可以谈谈在代理胜诉的案件中，你们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吗？对中国外贸企业有些什么建议？
彭琰：从律师职业本身来说，现在的国际业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和直接投资。多种投资方式，如国际担保、国际信托、证券投资、金融投资等新型业务不断出现，数量也是逐年增加。对律师的知识结构和职业技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但是知识结构和职业操作技巧靠的是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律师一定要接触整个事件本身，而且必须熟知整个交易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掌握跨学科知识，成为多方面的专家。
从企业来说，尤其是地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业务素质上亟需提高。我曾接待过一家拥有上万员工的纺织企业的老总，他在与英国一家公司签订购买棉花合同时，居然敢在一个字不认识的情况下签字盖章。这里面涉及到国际进口棉花的利物浦条款，而他的总法律顾问在向我们解释英文合同时，提到是按小样付货，其实合同里根本没有这些条款，甚至一些专业进出口公司竟然也不知道在国际纺织领域有一个权威的“利物浦条款”。发生这样的事件，在国外同行看来极为可笑，但在国内却比比皆是。所以我说，中国企业家缺乏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其实，即使是看似极简单的事都有一套规则与技巧，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锤炼出高超的技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老板必须是个专家型人才。
据您个人感觉，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有了什么样相应的变化？
彭琰：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政府的政策与执政理念都要有相当大的改变。在这方面，中国的相关法律而且是主要法律还比较欠缺。我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应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包括反垄断法、社会保障法等，以适应外资收购的需要。当然，现在的法律环境与原来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在鼓励企业与国民参与到国际经济交往上，政府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出口许可证、进口配额的取消给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商机，使其产品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原来为了申请到配额，企业不仅要花费大量金钱，还得四处托关系。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态度都大为改观，还帮助企业做了大量的协调、公关工作。
2004年，海元曾接受某公司的委托，向政府部门申请浓缩糖蜜发酵液从 “禁止进口货物目录”中取消，成为进口产品。该项产品的进口涉及到众多的中国进口企业和出口外商的巨大利益。海元律师事务所作为外国出口商的代理人，与国家环保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农业部等相关部门进行了书面论证。经过双方积极的协调与沟通，三部委于2005年1月发布正式联合公告，允许浓缩糖蜜发酵液进口。
在贸易摩擦、贸易纠纷增多的同时，中国的法律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彭琰：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案例，如果换作以前，由某个企业提出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可见，现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种平等态度上的交流。国家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行业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的法律环境相对来说比内地要好，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开放得早。中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向市场。例如，进口谷氨酸的关税，中国台湾是零关税，韩国是5%，欧盟是6.5%，美国是3.7%，印尼是5%，而我国2004年的进口关税是12.5%，与国际市场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对中国企业来说，要重点学习或是注意的是哪些市场规则？
彭琰：举例来说，目前，我们所正与新西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Astute PropertyInvestment Group进行合作，中国的投资者不用出国，就可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的国际项目。像这样，投资者通过律师楼、银行等专业权威机构的平台，了解国际先进时尚的投资理念和手法，采取信托的方式来实现其最高和最稳妥投资回报的投资方式，是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可以说，这也是企业和自然人参与国际交易比较简便易行的方法，体现了国际法律环境的协调。
专家预测2005年中国外贸环境将趋紧：不确定因素增多，贸易摩擦将更突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彭琰：我非常认同这样的预测。在商业竞赛中由于法律制度欠缺造成的“暗坑”，必然会使参赛者防不胜防，败下阵来。我们希望政府多“修路”，给市场创造一个健康、有序、公正、透明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这是创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
笔者从有关资料了解到，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受到的反倾销投诉已位居全球之首，我国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限制，每年约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并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2005年3月17日，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化纤企业又面临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第35类纺织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初裁。这项初裁将影响到中国827家化纤企业对欧盟的出口。据悉，这是中国纺织业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一宗反倾销案。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事实，使得一些国家利用反倾销、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市场准入限制、抑制中国产品出口的行为变本加厉。加快建立贸易壁垒的预警及快速反应机制和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与制度标准体系将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