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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50年代伊始，民族识别这项重大调查研究吸引了中国民族学家的目光。整个调查持续十余年，被称为是中国民族学的创举。回顾民族识别的历史，研究有关民族识别的相关文献，对于了解民族识别的缘起、理论和过程，理解当下民族格局的形成乃至更深入地了解学科史和当代学科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识别;田野工作;民族学
1.民族识别的缘起与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过去被压迫、被歧视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意识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提出或者重申自己的族称。1954年普选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达到400多个，仅云南一个省就有260多个民族名称。[1]由于当时对民族情况的了解不充分，对于族别问题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完全根据自报。此种混乱的现实情况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进行。1954年，民族识别工作开始大规模展开，其宗旨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在识别的理论和原则上，有人主张学习苏联的模式，认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就是斯大林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2]的四个特征。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中国学者没有照搬理论，而是对斯大林的民族特征采取了灵活的理解方式，从而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应用到中国实际。
民族识别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各族群众意愿的原则。费孝通和林耀华指出：“我们进行的族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不应当成为单独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者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要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3]
民族特征是另一个民族识别过程中遵循的重要原则。当时的民族学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基本都满足斯大林提出的四大特征中的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地域这三个特征，中国学者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方法，把共同文化特点作为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的特征。费孝通后来也指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对于中国的民族识别应只起到参考作用。民族认同意识应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2.民族识别的田野工作
民族识别的田野调查工作自1954年（也有资料说是1953年）大范围展开，计划在1955年到1957年间的调查以民族识别为主要工作任务。1956年，一次以弄清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的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展开，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依据。此后的调查笔者认为基本属于识别后的社会历史调查。
50年代参与民族调查的前辈学人们，是后来的田野工作者们攀登学术高峰的动力和起点，也是后来的学者们回顾反思的对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宋兆麟先生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时，参加过广西民族调查组的国内工作。真实的田野对于象牙塔中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充满艰辛的：“每天都要爬山，自己挑着担子，一头是行李，一头是书籍、马灯，骄阳似火，汗流浃背……雨后的路是泥泞的，路上毒蛇不断，横躺竖卧，走路必须拿一个棍子，先是打，后打不过就用棍子挑开。”[4]过程也是充满变数：“人们正在办公共食堂，人去室空，无法调查，只好转到林良乡调查，这里也不例外，壮劳力都去伐木、炼铁去了。”[5]宋兆麟先生认为，这次田野调查是有成效的，但也反映了诸多问题，如对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关注有余，而对历史文化留心不够，在调查队伍上对老一代批判过多等。先生几十年來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但建国初期为民族识别所做的工作，其艰辛的过程和总结的经验，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3.民族识别的成就和意义
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1954年以前确认了38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4年至1964年又确认了15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64年以后，又有2个族体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各民族的族属和民族划分、族称以及民族成员结构等问题基本解决。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政治意义。民族识别的成功，使我国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从此得以“返本归原”，得到国家以法律形式确认自己的族称和民族成分，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实现了当家作主以及享受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赋予的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权利。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处理好民族识别问题，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真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为世界范围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典范。同时，民族识别促成了历史民族学、语言民族学、社会民族学等交叉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丰富了中国民族学科体系的构架。此外，参与民族识别的工作者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民族研究工作的骨干，以他们为基础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民族研究专家队伍，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科队伍的建设。
中国的民族识别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民族实际出发，在民族识别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民族识别理论依据和标准。中国的民族识别的成功推进了民族问题方面的研究，运用了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为解决民族工作中遇到的复杂、繁难的许多新问题提供了借鉴，为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7.
[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64
[3]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M]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6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7：9-13
[4]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77页
作者简介：冯慧迪（1999-），女，汉族，山东滨州人，学生，本科在读，中央民族大学，孝通班。唐若曦（1999-），女，汉族，山东德州人，学生，本科在读，北京外国语大学。
关键词：民族识别;田野工作;民族学
1.民族识别的缘起与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过去被压迫、被歧视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意识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提出或者重申自己的族称。1954年普选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达到400多个，仅云南一个省就有260多个民族名称。[1]由于当时对民族情况的了解不充分，对于族别问题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完全根据自报。此种混乱的现实情况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进行。1954年，民族识别工作开始大规模展开，其宗旨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在识别的理论和原则上，有人主张学习苏联的模式，认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就是斯大林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2]的四个特征。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中国学者没有照搬理论，而是对斯大林的民族特征采取了灵活的理解方式，从而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应用到中国实际。
民族识别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各族群众意愿的原则。费孝通和林耀华指出：“我们进行的族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不应当成为单独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者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要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3]
民族特征是另一个民族识别过程中遵循的重要原则。当时的民族学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基本都满足斯大林提出的四大特征中的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地域这三个特征，中国学者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方法，把共同文化特点作为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的特征。费孝通后来也指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对于中国的民族识别应只起到参考作用。民族认同意识应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2.民族识别的田野工作
民族识别的田野调查工作自1954年（也有资料说是1953年）大范围展开，计划在1955年到1957年间的调查以民族识别为主要工作任务。1956年，一次以弄清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的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展开，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依据。此后的调查笔者认为基本属于识别后的社会历史调查。
50年代参与民族调查的前辈学人们，是后来的田野工作者们攀登学术高峰的动力和起点，也是后来的学者们回顾反思的对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宋兆麟先生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时，参加过广西民族调查组的国内工作。真实的田野对于象牙塔中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充满艰辛的：“每天都要爬山，自己挑着担子，一头是行李，一头是书籍、马灯，骄阳似火，汗流浃背……雨后的路是泥泞的，路上毒蛇不断，横躺竖卧，走路必须拿一个棍子，先是打，后打不过就用棍子挑开。”[4]过程也是充满变数：“人们正在办公共食堂，人去室空，无法调查，只好转到林良乡调查，这里也不例外，壮劳力都去伐木、炼铁去了。”[5]宋兆麟先生认为，这次田野调查是有成效的，但也反映了诸多问题，如对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关注有余，而对历史文化留心不够，在调查队伍上对老一代批判过多等。先生几十年來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但建国初期为民族识别所做的工作，其艰辛的过程和总结的经验，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3.民族识别的成就和意义
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1954年以前确认了38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4年至1964年又确认了15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64年以后，又有2个族体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各民族的族属和民族划分、族称以及民族成员结构等问题基本解决。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政治意义。民族识别的成功，使我国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从此得以“返本归原”，得到国家以法律形式确认自己的族称和民族成分，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实现了当家作主以及享受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赋予的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权利。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处理好民族识别问题，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真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为世界范围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典范。同时，民族识别促成了历史民族学、语言民族学、社会民族学等交叉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丰富了中国民族学科体系的构架。此外，参与民族识别的工作者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民族研究工作的骨干，以他们为基础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民族研究专家队伍，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科队伍的建设。
中国的民族识别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民族实际出发，在民族识别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民族识别理论依据和标准。中国的民族识别的成功推进了民族问题方面的研究，运用了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为解决民族工作中遇到的复杂、繁难的许多新问题提供了借鉴，为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7.
[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64
[3]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M]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6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7：9-13
[4]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77页
作者简介：冯慧迪（1999-），女，汉族，山东滨州人，学生，本科在读，中央民族大学，孝通班。唐若曦（1999-），女，汉族，山东德州人，学生，本科在读，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