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颜展，美术评论家，金石收藏人，
致力于印石文化研究和印石史料收藏。
印石祖庭寿山广应寺修复委员会发起人之一，
寿山寺坪石博物馆（筹备）发起人。
宋庆历年间有毕昇开始使用泥字活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文人最活跃的近百年光阴，到了宋徽宗时期，达到一个人文盛世。文化传播学和文字史料研究中的金石学便孕育于这个时期。
中国对印刷的研究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开端，经过了五代版印的发展，活字也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最代表政府行为的就是崇宁《万寿道藏》的刊刻工程。
这是一个跨时代意义的工程，和唐代《开成石经》一样，是帝王立德的万代工程，所以以“万寿”为名。有三个含义，一是千秋万代永为传续，二是祈福寿万岁于神道，还有一个是万字寿山印为文种。这也就是后来黄干游寿山诗中写的“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煌荧”所记叙的真实。
宋徽宗取福寿印石刊刻《万寿道藏》后来被金庸演绎出来一个武林至尊，就是写九阴真经的黄裳。黄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黄裳字冕仲，延平郡人，是元丰五年的状元，到了崇宁初年以礼部侍郎知福州，受命编撰《万寿道藏》。
寿山石在汉代就已使用为玺印，只是缺实物印证，唐末887年，王潮“布金请佛”、“妙觉开山”就说明古代寿山石的知名度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大得多。
下面，讲述一下黄裳的故事：其实历史上叫黄裳的人很多，就像西方人叫保罗、约翰一样多，因为黄裳这个名字特别吉利，出于易经坤卦六五，卦曰黄裳元吉，邦家以宁。
北宋中后期是一个地质运动的大周期，经常地震，所以“坤五黄裳元吉、邦家以宁”的神谶便自然成为神圣政权领袖的行为诉求，黄裳也就因为名字的艺术走进了历史视野。
《清明上河图》中有寿山艮岳的影像记录，所以成为了历代金石学家的心仪，宋徽宗建艮岳的原始意图里也有这样的一种祈愿，就是邦家以宁。
历史是各种误会的产物，寿山艮岳的建设和开采寿山石印《万寿道藏》是同时期的，它们的历史背景和因由源头也可能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读历史往往局限在前人的“辨忠奸”这个概念陷阱里，其实历史有多种读法，还原法是把地理条件、科技条件、经济条件和事件人物的关联背景系统分析后再推进事件的合理进程。就像蔡京这个人不是从褒贬角度去读他，而是还原于历史背景中，你也许会发现他的历史进步性。
宋代的党争起于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此后开启了第一次的中国现代化实验。
按现代观念大概可以分为民主党和保守党，民主党人是以王安石为阵营的变法派，保守党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常派，他们的政治愿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演绎了一场我们经济、政治、道德的大思辨。也由于这种思辨形成了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如果这样分析下去就会得到蔡京是第一个凯恩斯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实践者。但这和我们论述的主题没有很大的关系，只是想说很多观念只是“名可名非常名”的暧昧着，历史只能述而不论，以免自己被是非混淆。
黄裳编撰《万寿道藏》是国家文化工程，这和以后一系列的国家文化工程相呼应，艮岳工程、万琴堂、宣和系列国家图书工程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国家资本战略的实施。而这无疑是痛苦而孤独的事功。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印石文化的开源是寿山石应用于活字印刷，从而确立了印石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黄干寿山石诗的后两句是“世间荣辱不足记，日暮天寒山路长”，一百年后在历史即将翻过这一页时，作为文化觉者的黄干给了这样的标注：两宋作为文化盛世的单元已近落幕，其中的荣辱悲欢又怎能以“忠奸”两字辨得？
大凡历史留下的只有一个个孤独的背影，明代的诗人们开始热衷于“雨洗空山拾断玟”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了“草侵固址抛残础”了。而有一个叫守典的老和尚在这遗址边上建了座草寮，只为给来这里的人们述说前朝因变。
“三日风烟半渡溪”，是荔谱茶录给一个王朝带来的灾难？还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带来的灾难？暂无可考。海洋商业文明的兴起使得闽商资本可以以帝师的角度规划蓝海战略，而固守大陆地缘经济的伦理学家们却对此一次次地坚守着长城，用狼烟掩饰域外的驼铃。我们所有的灾难都来自对远方的敌意和恐惧。谎言来自伦理，也来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借口。
活字印刷是一种概念重组，是技术逻辑对伦理体系的解构，这种解构的代价就是孤独，就是星空无限的失眠。所以寺坪石带着佛般的智慧和沉默，在寿山隐忍一千年。
印石之用始于汉代，闽刻佛经兴于五代，活字印刷始于庆历，寿山活字模子见于寿山广应寺。历史文化背景是事物存在的舞台，没有舞台，道具无处安放。通过时代背景来推论事物存在的诗意便是我们和这个神奇世界的语言学关系。
德不孤，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中一定有相互映证的其他语言线索，也可能是不同层面的线索构成了历史真相的还原剂。
寺坪石本身作为金石文化中的一个具象，它就是打开一个时代的钥匙。这是文博学中历史遗产的真实概念。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历史基因，让我们得以卧游和穿越，进入不同历史时间层面去感受和呼吸。
我们原来从内在的沁色研究入手去读寺坪石只是希望有一种身份识别，但信息感应和梦的启示都是大历史信息论的真实方法。所谓不可思议。
福州的广应院寺坪石打开了一扇门，作为目前存世的最早以群体出现的实物印石史料，应该在现代金石学研究中有它重要的证史意义。
比如“宣和印谱”史界争议很多，主要的怀疑观点就是认为篆刻学术化是以元代赵孟頫和王冕为开端，以文彭为文人印宗，这种祖师开源论是一种江湖的保护主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信成史而无思辨就是迷信。
对寺坪石的研究我们都只是开始，因为以前没有人专项研究，所以漏下给我们一个立功于史的机会。至于我们是外延还是内推，都只是在考验我们的学术修养和能力，也许现在还不成系统，更不专业，且当是抛砖引玉。
11世纪的大宋朝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这个似乎印证了我对宋徽宗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猜想。以海洋商业为背景的闽越文化开始入驻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政策方向。
茶叶、瓷器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主流经济，和货币、商品相对应的文化输出战略也进入了政治视野。但经历了王安石的商业经济学引进，司马光的传统伦理学复辟，宋徽宗似乎找到了第三条路——海上文化版图的扩张之路。
对于1000年前的史料我们怎么读，这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历史用进废退，“唯进化论”史观会把我们的认识禁锢住。寿山寺坪石如何还原于当时的史情，并给人以原道使命的述说，这是我们课题的起点。
公元1137年，高宗皇帝想起了寿山石，这固然不错，但在高皇帝之前寿山之为寿，玟石之为玟，却还需要深入地了解。
活字印刷从庆历年间开始出现，到黄裳修藏的崇宁年间大约发展了近百年。从活字的技术层面来了解，泥字烧结的最大问题是变形，而寿山石的存在则从时间成本和质量管理成本上解决了泥字结坯的过程障碍。
从寺坪残件的实物可以证实徽宗时代应用石活字的可能性，而印石之所以成为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民间信仰，也一定有它的文化根基，在宗教学上称为“元叙述”。
中国的文字印刷最早出现在殷商，因为殷商时期同司母戊鼎一起出土的文物中有印鉴的实物存在。而后秦玺汉印的实证文物不胜枚举。但纸的发明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广度，也形成了庶民教育的科举制基础。而活字印刷再一次推进了文教的普及，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
活字印刷的出现和技术完善不止经历百年，五百年后海德堡还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中转述成西方的铅版印刷。铅字和石字都有相同的特点就是柔而易工。在商业应用上的成功特质颠覆了一千多年来印石材料因为软弱易伤而形成的劣势，使它在金石学上逐步获得与玉争光的地位。
致力于印石文化研究和印石史料收藏。
印石祖庭寿山广应寺修复委员会发起人之一，
寿山寺坪石博物馆（筹备）发起人。
宋庆历年间有毕昇开始使用泥字活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文人最活跃的近百年光阴，到了宋徽宗时期，达到一个人文盛世。文化传播学和文字史料研究中的金石学便孕育于这个时期。
中国对印刷的研究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开端，经过了五代版印的发展，活字也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最代表政府行为的就是崇宁《万寿道藏》的刊刻工程。
这是一个跨时代意义的工程，和唐代《开成石经》一样，是帝王立德的万代工程，所以以“万寿”为名。有三个含义，一是千秋万代永为传续，二是祈福寿万岁于神道，还有一个是万字寿山印为文种。这也就是后来黄干游寿山诗中写的“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煌荧”所记叙的真实。
宋徽宗取福寿印石刊刻《万寿道藏》后来被金庸演绎出来一个武林至尊，就是写九阴真经的黄裳。黄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黄裳字冕仲，延平郡人，是元丰五年的状元，到了崇宁初年以礼部侍郎知福州，受命编撰《万寿道藏》。
寿山石在汉代就已使用为玺印，只是缺实物印证，唐末887年，王潮“布金请佛”、“妙觉开山”就说明古代寿山石的知名度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大得多。
下面，讲述一下黄裳的故事：其实历史上叫黄裳的人很多，就像西方人叫保罗、约翰一样多，因为黄裳这个名字特别吉利，出于易经坤卦六五，卦曰黄裳元吉，邦家以宁。
北宋中后期是一个地质运动的大周期，经常地震，所以“坤五黄裳元吉、邦家以宁”的神谶便自然成为神圣政权领袖的行为诉求，黄裳也就因为名字的艺术走进了历史视野。
《清明上河图》中有寿山艮岳的影像记录，所以成为了历代金石学家的心仪，宋徽宗建艮岳的原始意图里也有这样的一种祈愿，就是邦家以宁。
历史是各种误会的产物，寿山艮岳的建设和开采寿山石印《万寿道藏》是同时期的，它们的历史背景和因由源头也可能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读历史往往局限在前人的“辨忠奸”这个概念陷阱里，其实历史有多种读法，还原法是把地理条件、科技条件、经济条件和事件人物的关联背景系统分析后再推进事件的合理进程。就像蔡京这个人不是从褒贬角度去读他，而是还原于历史背景中，你也许会发现他的历史进步性。
宋代的党争起于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此后开启了第一次的中国现代化实验。
按现代观念大概可以分为民主党和保守党，民主党人是以王安石为阵营的变法派，保守党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常派，他们的政治愿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演绎了一场我们经济、政治、道德的大思辨。也由于这种思辨形成了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如果这样分析下去就会得到蔡京是第一个凯恩斯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实践者。但这和我们论述的主题没有很大的关系，只是想说很多观念只是“名可名非常名”的暧昧着，历史只能述而不论，以免自己被是非混淆。
黄裳编撰《万寿道藏》是国家文化工程，这和以后一系列的国家文化工程相呼应，艮岳工程、万琴堂、宣和系列国家图书工程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国家资本战略的实施。而这无疑是痛苦而孤独的事功。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印石文化的开源是寿山石应用于活字印刷，从而确立了印石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黄干寿山石诗的后两句是“世间荣辱不足记，日暮天寒山路长”，一百年后在历史即将翻过这一页时，作为文化觉者的黄干给了这样的标注：两宋作为文化盛世的单元已近落幕，其中的荣辱悲欢又怎能以“忠奸”两字辨得？
大凡历史留下的只有一个个孤独的背影，明代的诗人们开始热衷于“雨洗空山拾断玟”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了“草侵固址抛残础”了。而有一个叫守典的老和尚在这遗址边上建了座草寮，只为给来这里的人们述说前朝因变。
“三日风烟半渡溪”，是荔谱茶录给一个王朝带来的灾难？还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带来的灾难？暂无可考。海洋商业文明的兴起使得闽商资本可以以帝师的角度规划蓝海战略，而固守大陆地缘经济的伦理学家们却对此一次次地坚守着长城，用狼烟掩饰域外的驼铃。我们所有的灾难都来自对远方的敌意和恐惧。谎言来自伦理，也来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借口。
活字印刷是一种概念重组，是技术逻辑对伦理体系的解构，这种解构的代价就是孤独，就是星空无限的失眠。所以寺坪石带着佛般的智慧和沉默，在寿山隐忍一千年。
印石之用始于汉代，闽刻佛经兴于五代，活字印刷始于庆历，寿山活字模子见于寿山广应寺。历史文化背景是事物存在的舞台，没有舞台，道具无处安放。通过时代背景来推论事物存在的诗意便是我们和这个神奇世界的语言学关系。
德不孤，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中一定有相互映证的其他语言线索，也可能是不同层面的线索构成了历史真相的还原剂。
寺坪石本身作为金石文化中的一个具象，它就是打开一个时代的钥匙。这是文博学中历史遗产的真实概念。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历史基因，让我们得以卧游和穿越，进入不同历史时间层面去感受和呼吸。
我们原来从内在的沁色研究入手去读寺坪石只是希望有一种身份识别，但信息感应和梦的启示都是大历史信息论的真实方法。所谓不可思议。
福州的广应院寺坪石打开了一扇门，作为目前存世的最早以群体出现的实物印石史料，应该在现代金石学研究中有它重要的证史意义。
比如“宣和印谱”史界争议很多，主要的怀疑观点就是认为篆刻学术化是以元代赵孟頫和王冕为开端，以文彭为文人印宗，这种祖师开源论是一种江湖的保护主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信成史而无思辨就是迷信。
对寺坪石的研究我们都只是开始，因为以前没有人专项研究，所以漏下给我们一个立功于史的机会。至于我们是外延还是内推，都只是在考验我们的学术修养和能力，也许现在还不成系统，更不专业，且当是抛砖引玉。
11世纪的大宋朝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这个似乎印证了我对宋徽宗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猜想。以海洋商业为背景的闽越文化开始入驻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政策方向。
茶叶、瓷器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主流经济，和货币、商品相对应的文化输出战略也进入了政治视野。但经历了王安石的商业经济学引进，司马光的传统伦理学复辟，宋徽宗似乎找到了第三条路——海上文化版图的扩张之路。
对于1000年前的史料我们怎么读，这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历史用进废退，“唯进化论”史观会把我们的认识禁锢住。寿山寺坪石如何还原于当时的史情，并给人以原道使命的述说，这是我们课题的起点。
公元1137年，高宗皇帝想起了寿山石，这固然不错，但在高皇帝之前寿山之为寿，玟石之为玟，却还需要深入地了解。
活字印刷从庆历年间开始出现，到黄裳修藏的崇宁年间大约发展了近百年。从活字的技术层面来了解，泥字烧结的最大问题是变形，而寿山石的存在则从时间成本和质量管理成本上解决了泥字结坯的过程障碍。
从寺坪残件的实物可以证实徽宗时代应用石活字的可能性，而印石之所以成为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民间信仰，也一定有它的文化根基，在宗教学上称为“元叙述”。
中国的文字印刷最早出现在殷商，因为殷商时期同司母戊鼎一起出土的文物中有印鉴的实物存在。而后秦玺汉印的实证文物不胜枚举。但纸的发明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广度，也形成了庶民教育的科举制基础。而活字印刷再一次推进了文教的普及，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
活字印刷的出现和技术完善不止经历百年，五百年后海德堡还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中转述成西方的铅版印刷。铅字和石字都有相同的特点就是柔而易工。在商业应用上的成功特质颠覆了一千多年来印石材料因为软弱易伤而形成的劣势，使它在金石学上逐步获得与玉争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