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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也许是一种信心的保障，这种信心的确立对危机的抵御，有时比在技术层面上的阻击具有更大的效力
时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Asian Monetary Fund）的呼声再次响起。
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不再只是日本。7月2日，亚洲各国现任和前任财政部长在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敦促建立一个区域性基金组织，以便在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时，能够迅速并果断采取行动，帮助稳定亚洲货币。许多国家的部长表示，对于1997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表现，他们很失望。
此前5月5日，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下称“10+3”）财政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同意在亚洲建立外汇储备体系（储备池），作为避免未来金融危机的区域性措施之一，区域内任何经济体在面临货币危机时都可动用这一储备。
早在1998年，日本便提出建立AMF的设想，但遭到美国的反对，最终日本不得不放弃。
如今，AMF能否借金融危机十周年祭的东风，由设想变成现实？
时机来临了吗
亚洲各国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为建立AMF提供了资金条件。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项针对亚洲12国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亚洲地区的外汇储备额已增至3.52万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92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达13326亿美元，再创新高；日本为9136亿美元，韩国为2244亿美元，印度为2135亿美元，印尼约400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美国国债。
而5月5日的“10+3”声明建立储备池的方案一公布于众，便引来了外界对于建立AMF的猜想。声明称，各国原则上一致同意，由单一契约协议约束的自我管理外汇储备库安排是适宜的多边合作形式。目前亚洲13国之间已有的总金额达8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述协议将进一步升级这一协议网络，标志着亚洲金融一体化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下称社科院世经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研究员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表示，由于全球失衡严重，这一地区的累积过多的外汇储备，这为建立应付本地区的外汇储备池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储备池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储备过度累积的压力。
高海红认为，这一机制有诸多优点：一是储备池的建立是实现《清迈协议》向多边化的重要步骤；二是与《清迈协议》多边化决策机制的建立相辅相成，促进《清迈协议》的机构化进程，比如在可能的时候建立监督实体，使《清迈协议》具有制度安排，起到类似货币基金的作用；三是大大增加了可用救助资金的规模；四是对进一步推动本区域的汇率合作有促进作用。
不过，高海红认为，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各国拿出多少储备放在这个池子里，如何确定与各国贡献相配的决策权重。“这里面涉及各国的博弈，本地区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如何协调是关键。”
“钱还只是一个方面。”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AMF的设立除了体现亚洲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利益诉求外，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亚洲以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正是当年美国的反对让日本建立AMF的设想搁浅。
搁浅的AMF
日本一直是AMF的积极倡导者。在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之际，日本便提出了建立AMF的设想。1997年11月，在马尼拉框架会议上，当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国向日本求助，日本为此提出该设想，计划将地区的外汇（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集中起来，为危机国家提供救助。
“日本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 高海红认为，尽管当时亚洲国家从危机中认识到加强本地区合作的必要性，都认识到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中的问题，但是当时亚洲国家还没有真正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还没有真正冷静下来痛定思痛设计中长期合作蓝图。“很明显，在美国反对，IMF不支持，以及中国沉默的情况下，日本提出建立AMF确实有点儿操之过急。”
美国为何反对建立AMF？高海红认为，亚洲向来是美国的主要经济伙伴，美元在亚洲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美元不仅仅是许多国家的钉住货币，还是主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值货币，以及是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亚洲区域内的具有机构性质的合作机制的存在。”
赵锡军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对冲基金攻击泰国货币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然后抽逃资金引发了金融危机，他们在亚洲市场获得了利益，另外，还有美国主导的IMF也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竞争对手。“这个时候搞出一个基金跟美国对着干，自然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劳伦斯·H·梅耶并不这么认为。“美国不喜欢这个主张，因为它担心日本不会给贷款附加适当的条件，即借款国应如何改革其经济政策和监督做法。”梅耶曾在1996年到2002年期间任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他在卸任后撰写的《联储岁月》一书中提到，当年美国之所以反对建立AMF，在于对危机起源上的看法不同，美国认为危机起源于危机国家基本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比如脆弱的金融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对短期外债的过度依赖等。而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则指责国外投资者在盲目的恐慌中从亚洲抽逃资金。
赵锡军认为，从亚洲内部来看，当时也不具备建立AMF的条件。“由日本自己来领头，那种不平等的口气显示了其自大的一面，显然日本没有把其他亚洲国家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变形的AMF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让许多亚洲国家认识到，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防止危机的扩大和蔓延。因此，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有效途径。
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10+3”各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目前，这个数额上升至800亿美元。
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清迈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区域救助机制，其运作核心是在参加国之间建立的双边互换协议。高海红认为，这种双边互换的双边性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一是可用资金太少；二是在启动程序中签署国实施协议与否具有选择性，没有法律约束力，在危机真正发生时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很大的疑问。”
2005年5月，在10+3财长会议上，各国就强化《清迈协议》达成一致，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各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的救助启动机制，各国签订的清迈倡议所承诺的额度自动扩大一倍，互换启动与IMF的条件性贷款比例从90%下调到80%。
据高海红介绍，随后成员国的工作组开始针对有关实施方案进行设计，这其中包括集体决策机制的设计，包括双边协议多边化的设计等等。
何帆在一篇论述《清迈协议》的论文中指出，“如果把《清迈协议》之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扩展为多边互换安排，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变形。”今年的“10+3”关于建立储备池的声明，显然为《清迈协议》从双边机制迈向多边机制提供了现实条件。
离真正的AMF尚远
高海红认为，建立AMF核心条件是将目前的“10＋3”框架机构化。比如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经济监控机构，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确立经济监控范围；负责为区域信息交换提供便利；负责金融稳定性和金融部门发展的日常监控；为“10＋3”财长副手会议提供定期的有深度的经济分析和评论报告；提供政策建议。
高海红认为，这一机构要与现已存在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机构，如IMF和ADB（亚洲开发银行）等相协调。因为亚洲地区任何一个新的区域性经济监控机制都有可能与IMF职能重复，这正是在是否建立AMF上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尽管IMF从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监控，对亚洲地区来说是一个“外来者”的角色，但由于IMF有相对完善的监控手段和经验，在目前亚洲地区还不存在本地区自身经济监控机制的情况下，只能更多地依靠这一“外来者”来监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清迈倡议不得不与IMF挂钩的原因。
此外，《清迈协议》的多边化，《清迈协议》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启动机制的建立，以及必要的危机预警体系的建立等等，都是实现AMF的条件。
除了上述技术层面的问题待解外，随着合作的加深，包括面临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障碍会更加突出。这种非经济因素让AMF最终的建立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和日本是《清迈协议》的主要资助国，但中国在建立AMF上目前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明确的态度。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亚洲第二大的经济体，在建立AMF上中国的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有人认为，谁来牵头建立AMF并发挥主导作用，就像美国之于IMF，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分歧，甚至争夺。
高海红认为，中日两国的合作是AMF能否顺利建立的关键。目前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能单独牵头，引领本地区的货币合作。日本是目前本地区最重要的发达国家，而从经济规模、发展潜力和市场依赖程度来看，中国的作用将与日俱增。“在本地区货币合作中起多大的作用，两国间的博弈是必然的，其结果取决于是否共识大于分歧。”
“毫无疑问，政治因素在关键时刻会超越经济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高海红认为，亚洲金融合作起源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起源于危机自助的需要，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这一地区形成共同政治意愿的主要障碍。“如何在亚洲国家间达成政治妥协，这完全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判断和远见。”
赵锡军认为，AMF的建立需要内外部条件同时具备。“亚洲各国需要动力，而这个动力当年是来自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都认为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变小，他们还有没有足够的动力是个疑问。”同时，亚洲以外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态度同样重要，“欧盟似乎无所谓，那么美国和IMF会支持吗？”
回顾当今重要国际组织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建立背景都与某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比如联合国、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均在二战后不久成立，而且当事国都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据此，赵锡军认为，建立AMF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建立AMF也许是一种信心的保障，表明各国政府具有坚定的合作意愿和合作的制度保障。”高海红认为，这种信心的确立对危机的抵御，有时比在技术层面上的阻击具有更大的效力。
时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Asian Monetary Fund）的呼声再次响起。
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不再只是日本。7月2日，亚洲各国现任和前任财政部长在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敦促建立一个区域性基金组织，以便在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时，能够迅速并果断采取行动，帮助稳定亚洲货币。许多国家的部长表示，对于1997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表现，他们很失望。
此前5月5日，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下称“10+3”）财政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同意在亚洲建立外汇储备体系（储备池），作为避免未来金融危机的区域性措施之一，区域内任何经济体在面临货币危机时都可动用这一储备。
早在1998年，日本便提出建立AMF的设想，但遭到美国的反对，最终日本不得不放弃。
如今，AMF能否借金融危机十周年祭的东风，由设想变成现实？
时机来临了吗
亚洲各国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为建立AMF提供了资金条件。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项针对亚洲12国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亚洲地区的外汇储备额已增至3.52万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92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达13326亿美元，再创新高；日本为9136亿美元，韩国为2244亿美元，印度为2135亿美元，印尼约400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美国国债。
而5月5日的“10+3”声明建立储备池的方案一公布于众，便引来了外界对于建立AMF的猜想。声明称，各国原则上一致同意，由单一契约协议约束的自我管理外汇储备库安排是适宜的多边合作形式。目前亚洲13国之间已有的总金额达8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述协议将进一步升级这一协议网络，标志着亚洲金融一体化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下称社科院世经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研究员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表示，由于全球失衡严重，这一地区的累积过多的外汇储备，这为建立应付本地区的外汇储备池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储备池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储备过度累积的压力。
高海红认为，这一机制有诸多优点：一是储备池的建立是实现《清迈协议》向多边化的重要步骤；二是与《清迈协议》多边化决策机制的建立相辅相成，促进《清迈协议》的机构化进程，比如在可能的时候建立监督实体，使《清迈协议》具有制度安排，起到类似货币基金的作用；三是大大增加了可用救助资金的规模；四是对进一步推动本区域的汇率合作有促进作用。
不过，高海红认为，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各国拿出多少储备放在这个池子里，如何确定与各国贡献相配的决策权重。“这里面涉及各国的博弈，本地区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如何协调是关键。”
“钱还只是一个方面。”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AMF的设立除了体现亚洲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利益诉求外，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亚洲以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正是当年美国的反对让日本建立AMF的设想搁浅。
搁浅的AMF
日本一直是AMF的积极倡导者。在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之际，日本便提出了建立AMF的设想。1997年11月，在马尼拉框架会议上，当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国向日本求助，日本为此提出该设想，计划将地区的外汇（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集中起来，为危机国家提供救助。
“日本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 高海红认为，尽管当时亚洲国家从危机中认识到加强本地区合作的必要性，都认识到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中的问题，但是当时亚洲国家还没有真正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还没有真正冷静下来痛定思痛设计中长期合作蓝图。“很明显，在美国反对，IMF不支持，以及中国沉默的情况下，日本提出建立AMF确实有点儿操之过急。”
美国为何反对建立AMF？高海红认为，亚洲向来是美国的主要经济伙伴，美元在亚洲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美元不仅仅是许多国家的钉住货币，还是主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值货币，以及是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亚洲区域内的具有机构性质的合作机制的存在。”
赵锡军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对冲基金攻击泰国货币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然后抽逃资金引发了金融危机，他们在亚洲市场获得了利益，另外，还有美国主导的IMF也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竞争对手。“这个时候搞出一个基金跟美国对着干，自然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劳伦斯·H·梅耶并不这么认为。“美国不喜欢这个主张，因为它担心日本不会给贷款附加适当的条件，即借款国应如何改革其经济政策和监督做法。”梅耶曾在1996年到2002年期间任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他在卸任后撰写的《联储岁月》一书中提到，当年美国之所以反对建立AMF，在于对危机起源上的看法不同，美国认为危机起源于危机国家基本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比如脆弱的金融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对短期外债的过度依赖等。而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则指责国外投资者在盲目的恐慌中从亚洲抽逃资金。
赵锡军认为，从亚洲内部来看，当时也不具备建立AMF的条件。“由日本自己来领头，那种不平等的口气显示了其自大的一面，显然日本没有把其他亚洲国家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变形的AMF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让许多亚洲国家认识到，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防止危机的扩大和蔓延。因此，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有效途径。
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10+3”各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目前，这个数额上升至800亿美元。
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清迈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区域救助机制，其运作核心是在参加国之间建立的双边互换协议。高海红认为，这种双边互换的双边性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一是可用资金太少；二是在启动程序中签署国实施协议与否具有选择性，没有法律约束力，在危机真正发生时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很大的疑问。”
2005年5月，在10+3财长会议上，各国就强化《清迈协议》达成一致，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各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的救助启动机制，各国签订的清迈倡议所承诺的额度自动扩大一倍，互换启动与IMF的条件性贷款比例从90%下调到80%。
据高海红介绍，随后成员国的工作组开始针对有关实施方案进行设计，这其中包括集体决策机制的设计，包括双边协议多边化的设计等等。
何帆在一篇论述《清迈协议》的论文中指出，“如果把《清迈协议》之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扩展为多边互换安排，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变形。”今年的“10+3”关于建立储备池的声明，显然为《清迈协议》从双边机制迈向多边机制提供了现实条件。
离真正的AMF尚远
高海红认为，建立AMF核心条件是将目前的“10＋3”框架机构化。比如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经济监控机构，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确立经济监控范围；负责为区域信息交换提供便利；负责金融稳定性和金融部门发展的日常监控；为“10＋3”财长副手会议提供定期的有深度的经济分析和评论报告；提供政策建议。
高海红认为，这一机构要与现已存在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机构，如IMF和ADB（亚洲开发银行）等相协调。因为亚洲地区任何一个新的区域性经济监控机制都有可能与IMF职能重复，这正是在是否建立AMF上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尽管IMF从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监控，对亚洲地区来说是一个“外来者”的角色，但由于IMF有相对完善的监控手段和经验，在目前亚洲地区还不存在本地区自身经济监控机制的情况下，只能更多地依靠这一“外来者”来监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清迈倡议不得不与IMF挂钩的原因。
此外，《清迈协议》的多边化，《清迈协议》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启动机制的建立，以及必要的危机预警体系的建立等等，都是实现AMF的条件。
除了上述技术层面的问题待解外，随着合作的加深，包括面临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障碍会更加突出。这种非经济因素让AMF最终的建立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和日本是《清迈协议》的主要资助国，但中国在建立AMF上目前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明确的态度。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亚洲第二大的经济体，在建立AMF上中国的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有人认为，谁来牵头建立AMF并发挥主导作用，就像美国之于IMF，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分歧，甚至争夺。
高海红认为，中日两国的合作是AMF能否顺利建立的关键。目前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能单独牵头，引领本地区的货币合作。日本是目前本地区最重要的发达国家，而从经济规模、发展潜力和市场依赖程度来看，中国的作用将与日俱增。“在本地区货币合作中起多大的作用，两国间的博弈是必然的，其结果取决于是否共识大于分歧。”
“毫无疑问，政治因素在关键时刻会超越经济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高海红认为，亚洲金融合作起源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起源于危机自助的需要，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这一地区形成共同政治意愿的主要障碍。“如何在亚洲国家间达成政治妥协，这完全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判断和远见。”
赵锡军认为，AMF的建立需要内外部条件同时具备。“亚洲各国需要动力，而这个动力当年是来自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都认为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变小，他们还有没有足够的动力是个疑问。”同时，亚洲以外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态度同样重要，“欧盟似乎无所谓，那么美国和IMF会支持吗？”
回顾当今重要国际组织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建立背景都与某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比如联合国、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均在二战后不久成立，而且当事国都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据此，赵锡军认为，建立AMF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建立AMF也许是一种信心的保障，表明各国政府具有坚定的合作意愿和合作的制度保障。”高海红认为，这种信心的确立对危机的抵御，有时比在技术层面上的阻击具有更大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