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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80年代，与上一代相比，他们有着本质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型
20多年前，大量肩扛编织袋、怀揣几十块钱的农民为了生计进城了，他们干着最脏最苦的活，挣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20多年后，大量拉着拉杆箱、胸怀远大理想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融入城市，他们离农村渐行渐远。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公布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以下称《报告》），从多个维度梳理和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境遇与状况，让这个群体更加引人关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成才研究所所长刘俊彦告诉《经济》：“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形成、壮大将对我国的就业和城市发展政策产生深远的意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这个群体的逐渐壮大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垮掉的一代？
在北京一个地铁施工路段，一位年轻人刚从地下出来，灰头土脸的。他姓李，来自甘肃，去年高考失利后，就跟着老乡来到了北京。
“工作不好找，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高中生，想找个体面点的工作，但人家都嫌我学历低，每次找工作都找回来一肚子气。眼看着带的钱越来越少，只好就跟老乡来了工地，只能先干着，学点技术。” 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无奈地说。
像这样由于自身素质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而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但他们宁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也不愿回家。
“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的确与用人单位还存在一定差距，‘眼高手低’，不愿干脏活累活，不能吃苦，这就产生了愿望与现实的冲突。”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兴华说。
有人认为，与以前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工作挑三拣四，眼高手低，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体面生活。他们已经完全颠覆和抛弃了上一代农民工的优良传统，已经成为“垮掉的一代”。
“第二代滞后这是一个自然想象，他们不如第一代能吃苦耐劳是很正常的。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知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等都比第一代农民工强，不能夸大缺点而忽视了最主要的东西。”张兴华告诉《经济》。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热情、富有朝气、满怀理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一些报道只是说明他们不愿意吃苦耐劳，这仅仅是一种变化趋势，也往往是农民工群体与资方博弈的手段，而并非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刘俊彦说，“我们应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群体。”
进步的一代
维权意识觉醒
来自河南濮阳的小辉今年3月份来的北京，到现在已经换两2个工作。“不是我挑三拣四，是老板太过分了，连着两个月都没发工资，后来我们大伙一起去要工资，工资倒是给了，却扣了一部分，说什么培训费，根本没给培训过，太黑了。”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更为强调获得尊重、工作条件和老板的人品。
新生代农民工有时候甚至直接炒老板鱿鱼，有时候会采取怠工、“用脚投票”的斗争方式迫使资方改善工作条件，适当提高工资水平等。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方式与资方博弈，客观上促进用人单位和私人老板对农民工群体待遇的提升，有效地维护了群体利益。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尽管他们的维权意识在逐渐增强，并向资方施压，但由于维权耐力和韧性不足，其处境的改善依然有限。
《报告》显示，当合法权益受损时，青年农民工选择最多的维权方式是寻求法律援助（44.7%），找政府的劳动仲裁机构（33.9%）和向工会求助（41.2%）。也有少数人通过求助亲友，反复与老板交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少数人感到无奈，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
“因此，要改变这种有意识没途径的现状，就应加强立法建设，加快立法进程，切实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纳入法律调整和规范范围，使其明确化。另外，普法宣传应当切实进工地、进工棚，而不是坐在会议室里，钻到电视里摆花架子，出假招子。”刘俊彦说。
维权意识的增强，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敢于挑战与冒险的特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父辈所缺少的。
极强的家庭责任感
见到张小军的时候，他正准备去邮局寄钱，“今天发工资，也不知道该买些啥，直接寄钱就行了。”张小军每月都给家里寄钱，给家里减少点负担。
新生代农民的家庭责任感极强。他们不论是收入高还是低的情况下，都节约、控制自己的开支，将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
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第一位是用于自己的生活消费和开支（44.7%），然后才是寄回去补贴家用（40%），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消费支出特点。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生活开支增加，学习培训和人际交往的费用相应减少，寄钱回家里的人数比重维持稳定。
调查还显示，随着收入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开支比例递减，而寄回家里的比例却在递增。700元以下收入者的收入中个人生活开支占据了51.7%，而到了1500元以上的收入水平，生活开支比例降为34.8%的同时，寄回家里的比例上升到53.1%。
“我们再做调查的时候，有60.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生活得更好，仅18.8%的被调查者表示努力工作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好，认为努力工作是为了贡献社会和证明自己实力的均占不到10%。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为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活得更好努力工作，为社会、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只有每位农民、每个农民家庭生活得更好，整个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与进步。”刘俊彦说。
知识改变命运
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的帐篷宿舍内，昏暗的灯光下，四川绵阳的李长喜正光着肩膀，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着一本成人自考的书，“趁休息这会看看书，等着几门课都过了，我准备换个好一点的工作，这份太累了。”
像李长喜这样抽时间学习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他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急切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可持续发展意愿和危机意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其中最想了解的依次是专业技能知识（69.7%）、法律知识（54.7%）和文化知识（47.8%）。这种需要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细微的差别。”刘俊彦介绍说。
知识改变命运在新生代农民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他们不仅仅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对自己的子女也有着较高的期望，有的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人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
新生代农民有着比较复杂的心理，首先他们深刻认识到当今社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对之充满珍视和敬畏之情；其次，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受教育程度的极端不满，对自己能力缺乏自信，自卑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其三，出于“代偿”转移心理，他们寄厚望于下一代完成自己的愿望，攀登自己没有达到的人生高度。
“对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城市梦’在目前看来难度非常大，因为在当前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下，‘城市梦’的实现成本远远高于他们的承受能力。”张兴华说“这是制度的歧视，是不公平的。这种旧体制必须要打破，我们社会应积极创造条件，接受和吸纳他们，改善社会的就业环境，并且从观念上认同他们，接受他们。”
20多年前，大量肩扛编织袋、怀揣几十块钱的农民为了生计进城了，他们干着最脏最苦的活，挣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20多年后，大量拉着拉杆箱、胸怀远大理想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融入城市，他们离农村渐行渐远。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公布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以下称《报告》），从多个维度梳理和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境遇与状况，让这个群体更加引人关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成才研究所所长刘俊彦告诉《经济》：“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形成、壮大将对我国的就业和城市发展政策产生深远的意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这个群体的逐渐壮大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垮掉的一代？
在北京一个地铁施工路段，一位年轻人刚从地下出来，灰头土脸的。他姓李，来自甘肃，去年高考失利后，就跟着老乡来到了北京。
“工作不好找，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高中生，想找个体面点的工作，但人家都嫌我学历低，每次找工作都找回来一肚子气。眼看着带的钱越来越少，只好就跟老乡来了工地，只能先干着，学点技术。” 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无奈地说。
像这样由于自身素质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而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但他们宁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也不愿回家。
“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的确与用人单位还存在一定差距，‘眼高手低’，不愿干脏活累活，不能吃苦，这就产生了愿望与现实的冲突。”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兴华说。
有人认为，与以前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工作挑三拣四，眼高手低，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体面生活。他们已经完全颠覆和抛弃了上一代农民工的优良传统，已经成为“垮掉的一代”。
“第二代滞后这是一个自然想象，他们不如第一代能吃苦耐劳是很正常的。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知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等都比第一代农民工强，不能夸大缺点而忽视了最主要的东西。”张兴华告诉《经济》。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热情、富有朝气、满怀理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一些报道只是说明他们不愿意吃苦耐劳，这仅仅是一种变化趋势，也往往是农民工群体与资方博弈的手段，而并非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刘俊彦说，“我们应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群体。”
进步的一代
维权意识觉醒
来自河南濮阳的小辉今年3月份来的北京，到现在已经换两2个工作。“不是我挑三拣四，是老板太过分了，连着两个月都没发工资，后来我们大伙一起去要工资，工资倒是给了，却扣了一部分，说什么培训费，根本没给培训过，太黑了。”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更为强调获得尊重、工作条件和老板的人品。
新生代农民工有时候甚至直接炒老板鱿鱼，有时候会采取怠工、“用脚投票”的斗争方式迫使资方改善工作条件，适当提高工资水平等。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方式与资方博弈，客观上促进用人单位和私人老板对农民工群体待遇的提升，有效地维护了群体利益。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尽管他们的维权意识在逐渐增强，并向资方施压，但由于维权耐力和韧性不足，其处境的改善依然有限。
《报告》显示，当合法权益受损时，青年农民工选择最多的维权方式是寻求法律援助（44.7%），找政府的劳动仲裁机构（33.9%）和向工会求助（41.2%）。也有少数人通过求助亲友，反复与老板交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少数人感到无奈，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
“因此，要改变这种有意识没途径的现状，就应加强立法建设，加快立法进程，切实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纳入法律调整和规范范围，使其明确化。另外，普法宣传应当切实进工地、进工棚，而不是坐在会议室里，钻到电视里摆花架子，出假招子。”刘俊彦说。
维权意识的增强，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敢于挑战与冒险的特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父辈所缺少的。
极强的家庭责任感
见到张小军的时候，他正准备去邮局寄钱，“今天发工资，也不知道该买些啥，直接寄钱就行了。”张小军每月都给家里寄钱，给家里减少点负担。
新生代农民的家庭责任感极强。他们不论是收入高还是低的情况下，都节约、控制自己的开支，将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
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第一位是用于自己的生活消费和开支（44.7%），然后才是寄回去补贴家用（40%），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消费支出特点。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生活开支增加，学习培训和人际交往的费用相应减少，寄钱回家里的人数比重维持稳定。
调查还显示，随着收入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开支比例递减，而寄回家里的比例却在递增。700元以下收入者的收入中个人生活开支占据了51.7%，而到了1500元以上的收入水平，生活开支比例降为34.8%的同时，寄回家里的比例上升到53.1%。
“我们再做调查的时候，有60.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生活得更好，仅18.8%的被调查者表示努力工作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好，认为努力工作是为了贡献社会和证明自己实力的均占不到10%。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为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活得更好努力工作，为社会、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只有每位农民、每个农民家庭生活得更好，整个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与进步。”刘俊彦说。
知识改变命运
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的帐篷宿舍内，昏暗的灯光下，四川绵阳的李长喜正光着肩膀，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着一本成人自考的书，“趁休息这会看看书，等着几门课都过了，我准备换个好一点的工作，这份太累了。”
像李长喜这样抽时间学习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他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急切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可持续发展意愿和危机意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其中最想了解的依次是专业技能知识（69.7%）、法律知识（54.7%）和文化知识（47.8%）。这种需要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细微的差别。”刘俊彦介绍说。
知识改变命运在新生代农民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他们不仅仅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对自己的子女也有着较高的期望，有的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人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
新生代农民有着比较复杂的心理，首先他们深刻认识到当今社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对之充满珍视和敬畏之情；其次，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受教育程度的极端不满，对自己能力缺乏自信，自卑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其三，出于“代偿”转移心理，他们寄厚望于下一代完成自己的愿望，攀登自己没有达到的人生高度。
“对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城市梦’在目前看来难度非常大，因为在当前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下，‘城市梦’的实现成本远远高于他们的承受能力。”张兴华说“这是制度的歧视，是不公平的。这种旧体制必须要打破，我们社会应积极创造条件，接受和吸纳他们，改善社会的就业环境，并且从观念上认同他们，接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