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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应对和解决土地革命中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西的集中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而正是这些贴近实际的调查研究初步奠定了我党实事求是的路线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实事求是 农村调查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伴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根据地内外迎来了许多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和解决土地革命中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西的集中调查，尤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最负盛名。这些调查对当时粤闽赣边区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很全面的记录和精辟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也正是有了结合赣闽粤边区的革命实际，对这些调查经验的总结与反复实践检验，才逐步有了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缘起与实践：毛泽东在赣闽粤边区几个主要农村调查
1.寻乌调查
193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赣州城郊沙石埠村的楼梯岭召开前委会议，主要是讨论当时形势及红军行动计划，之后前委发出了关于“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的《前委通告第三号》，这就是著名的“三月分兵”。根据会议安排，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于3月20日向南康方向推进，23日攻占南康县城，4月1日进占南雄县城，接着于4月11日攻克会昌县城，之后朱德领一部往寻乌方向开展工作，毛泽东及前委机关率领一部留驻会昌县城。5月2日，红四军第一纵队在寻乌红五十团配合下占领寻乌县城，6日便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得到讯息后率前委机关到了寻乌县城。当时，红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发动群众，赣闽粤边区的敌军军力也比较弱，故而战事相对比较少，毛泽东便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寻乌城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城镇社会调查。
为什么毛泽东会选择寻乌做调查呢？按照其自身的说法，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自认为 “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2]P118；二是对中国富农问题还不完全了解；三是寻乌位于赣闽粤交界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2]P119。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目的，即纠正当时党内出现的若干“左”倾主义思想。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党内存在一些“左”倾主义现象并有所发展，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逐步占据领导地位。在农村，他们主张实行烧杀政策，不区别对待土豪劣绅和其家属，全部要斗争打倒。他们还提出一个口号“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有的地方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象，给分田等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城镇，“左”倾分子则主张没收工商业主的产业，由于不了解城市情况和工商业情况，分不清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自食其力的经营者与劳动者。倘若一刀切地全部没收容易造成城市恐慌，到时店铺纷纷关闭，群众生活就会受到重大影响，也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雇农陷入孤立的境地，最终阻碍革命的发展。
在调查方式上，毛泽东主要采用的是开调查会的方式和具体走访的方式，两种方法互为补充。毛泽东的调查对象是各行各业的，主要报告人有11人。毛泽东的调查活动是在当时的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配合下进行的。到达寻乌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带着一名警卫员在古柏的带领下绕城墙转了一圈，接着穿行于城内的大街小巷之间，时而与赶集或摆摊商贩攀谈，时而又询问于店铺老板，快速走访在群众之间。在调查时，毛泽东眼光向下，甘当“小学生”，非常谦虚恭敬地向他们请教，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寻乌城的情况。在调查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研究》）一文，并于1931年2月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将调查得来的笔录材料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这是他做过最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完整的调查研究材料。
2.兴国调查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湖南返回到江西新余一带，此时恰好从兴国来了一批民众参加红军，之前毛泽东又三次到兴国，收集了大量材料。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罗坊陈家闹与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结束第二天，毛泽东便趁这个时间空挡找来了兴国县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8个人开调查会，对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做了一个调查，因为这8个人入伍前分属于兴国永丰区的4个乡，且职业也不同，有教师、工人、农民、公务员、屠夫等，具有典型代表性，方便了解永丰区各个方面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选择兴国永丰区做调查，毛泽东自己的想法是“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的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2]P254。这表明他依然是用解剖麻雀抓典型的方法来调查分析兴国土地斗争的问题，这次调查的重点就是调查区土地分配情况、社会上各个阶级及其在土地革命中的表现。
调查会从10月31日一直开到11月4日晚，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和总部机关已相继转移，毛泽东则继续调查，5日早晨才离开彭家洲。毛泽东认为兴国调查要比以往调查更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2]P254-255。同时他认为兴国调查也存在很多缺陷，比如没有调查儿童妇女情况、交易与物价比较等，当然这也是由于敌军逼近，形势所迫。后来，毛泽东于宁都小布将调查情况整理成了4万字的《兴国调查》一文。
3.长冈乡调查与才溪乡调查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并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全党贯彻实施，他们认为战争环境不适合在根据地搞经济建设，需等到和平时再抓经济建设，推行单纯军事防御政策，这种思想刚好与毛泽东的主张相反。因此，可以说，当时调查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反击党内“左”倾主义路线，为了应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决定用事实说话。为此，他决定对群众工作较好的兴国长冈乡进行调查，主要调查研究了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文化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等方面的情况，最终把长冈乡树立成苏维埃工作的一个模范。11月，经过整理研究，毛泽东写成了《长冈乡调查》一文。
紧接着，毛泽东又来到福建的上杭县，调查了工作成效较好、群众基础较好的才溪乡。在此之前，他已到过才溪乡两次。这次他着重调查了才溪上下两个乡突破敌人经济封锁、劳动互助、扩大红军、优待军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次调查非常全面具体，比如物价调查时，暴动前后鸡鸭鱼肉等物价的情况都问得特别具体。12月，通过对才溪乡开展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写成了《才溪乡调查》，全文约一万字，分八节，该文尤其是对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文化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把它印成小册子发给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与会人员学习。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缘起于赣闽粤边区的历史必然性
在20世纪初期的赣闽粤边区，人们似乎会很容易发现，当地社会给土地革命提供了很自然的土壤。究竟是这片土地选择革命还是革命选择了这片土地，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笔者以为，这是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
首先，20世纪初期的赣闽粤边区环境、生计模式、人文状况等方面因素。这一区域从经济上来说，属于比较典型的山区农业经济，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经济模式呈现出比较单一的形式，缺乏内生性，这就决定了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山区农业交换型经济的性质。从区域社会来看，这一区域属于相对传统的客家社会，宗族制度发达，社会结构则从平民到地主士绅呈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庞大的底层民众群体给革命的需求高度吻合。此外，宗族间力量的消耗某种程度上也给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机会。再从该地区的生计模式来看，属于典型的传统小规模的农业交换经济，比较重要的经济交换就是“盐粮流通”。并且在文化上，客家社会的“崇文重教”“农耕雨读”等传统让客家人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学习认知能力。这些都是土地革命在这一区域开展的有利条件。
其次，土地革命的开展可以给广大的农民以梦寐以求的土地，可以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换句话说，土地革命可以满足客家社会大部分底层群众最为迫切的需求。农民可以得到土地，妇女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和尊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也敢于去改变，历史上不断的颠沛流离让这个族群从来就不缺乏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勇气，为了生活，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抗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做的这些调查使他深入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并敏锐地找出了土地革命在这个区域开展的关键，这使得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方针政策，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保障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最终也形成、实践、发展了我党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使其至今仍正确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邱艳清，周建新.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意义——以《寻乌调查》为中心的讨论[M].党史文苑，2009，（5）.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实事求是 农村调查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伴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根据地内外迎来了许多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和解决土地革命中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西的集中调查，尤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最负盛名。这些调查对当时粤闽赣边区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很全面的记录和精辟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也正是有了结合赣闽粤边区的革命实际，对这些调查经验的总结与反复实践检验，才逐步有了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缘起与实践：毛泽东在赣闽粤边区几个主要农村调查
1.寻乌调查
193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赣州城郊沙石埠村的楼梯岭召开前委会议，主要是讨论当时形势及红军行动计划，之后前委发出了关于“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的《前委通告第三号》，这就是著名的“三月分兵”。根据会议安排，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于3月20日向南康方向推进，23日攻占南康县城，4月1日进占南雄县城，接着于4月11日攻克会昌县城，之后朱德领一部往寻乌方向开展工作，毛泽东及前委机关率领一部留驻会昌县城。5月2日，红四军第一纵队在寻乌红五十团配合下占领寻乌县城，6日便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得到讯息后率前委机关到了寻乌县城。当时，红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发动群众，赣闽粤边区的敌军军力也比较弱，故而战事相对比较少，毛泽东便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寻乌城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城镇社会调查。
为什么毛泽东会选择寻乌做调查呢？按照其自身的说法，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自认为 “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2]P118；二是对中国富农问题还不完全了解；三是寻乌位于赣闽粤交界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2]P119。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目的，即纠正当时党内出现的若干“左”倾主义思想。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党内存在一些“左”倾主义现象并有所发展，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逐步占据领导地位。在农村，他们主张实行烧杀政策，不区别对待土豪劣绅和其家属，全部要斗争打倒。他们还提出一个口号“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有的地方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象，给分田等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城镇，“左”倾分子则主张没收工商业主的产业，由于不了解城市情况和工商业情况，分不清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自食其力的经营者与劳动者。倘若一刀切地全部没收容易造成城市恐慌，到时店铺纷纷关闭，群众生活就会受到重大影响，也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雇农陷入孤立的境地，最终阻碍革命的发展。
在调查方式上，毛泽东主要采用的是开调查会的方式和具体走访的方式，两种方法互为补充。毛泽东的调查对象是各行各业的，主要报告人有11人。毛泽东的调查活动是在当时的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配合下进行的。到达寻乌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带着一名警卫员在古柏的带领下绕城墙转了一圈，接着穿行于城内的大街小巷之间，时而与赶集或摆摊商贩攀谈，时而又询问于店铺老板，快速走访在群众之间。在调查时，毛泽东眼光向下，甘当“小学生”，非常谦虚恭敬地向他们请教，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寻乌城的情况。在调查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研究》）一文，并于1931年2月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将调查得来的笔录材料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这是他做过最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完整的调查研究材料。
2.兴国调查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湖南返回到江西新余一带，此时恰好从兴国来了一批民众参加红军，之前毛泽东又三次到兴国，收集了大量材料。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罗坊陈家闹与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结束第二天，毛泽东便趁这个时间空挡找来了兴国县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8个人开调查会，对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做了一个调查，因为这8个人入伍前分属于兴国永丰区的4个乡，且职业也不同，有教师、工人、农民、公务员、屠夫等，具有典型代表性，方便了解永丰区各个方面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选择兴国永丰区做调查，毛泽东自己的想法是“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的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2]P254。这表明他依然是用解剖麻雀抓典型的方法来调查分析兴国土地斗争的问题，这次调查的重点就是调查区土地分配情况、社会上各个阶级及其在土地革命中的表现。
调查会从10月31日一直开到11月4日晚，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和总部机关已相继转移，毛泽东则继续调查，5日早晨才离开彭家洲。毛泽东认为兴国调查要比以往调查更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2]P254-255。同时他认为兴国调查也存在很多缺陷，比如没有调查儿童妇女情况、交易与物价比较等，当然这也是由于敌军逼近，形势所迫。后来，毛泽东于宁都小布将调查情况整理成了4万字的《兴国调查》一文。
3.长冈乡调查与才溪乡调查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并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全党贯彻实施，他们认为战争环境不适合在根据地搞经济建设，需等到和平时再抓经济建设，推行单纯军事防御政策，这种思想刚好与毛泽东的主张相反。因此，可以说，当时调查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反击党内“左”倾主义路线，为了应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决定用事实说话。为此，他决定对群众工作较好的兴国长冈乡进行调查，主要调查研究了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文化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等方面的情况，最终把长冈乡树立成苏维埃工作的一个模范。11月，经过整理研究，毛泽东写成了《长冈乡调查》一文。
紧接着，毛泽东又来到福建的上杭县，调查了工作成效较好、群众基础较好的才溪乡。在此之前，他已到过才溪乡两次。这次他着重调查了才溪上下两个乡突破敌人经济封锁、劳动互助、扩大红军、优待军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次调查非常全面具体，比如物价调查时，暴动前后鸡鸭鱼肉等物价的情况都问得特别具体。12月，通过对才溪乡开展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写成了《才溪乡调查》，全文约一万字，分八节，该文尤其是对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文化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把它印成小册子发给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与会人员学习。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缘起于赣闽粤边区的历史必然性
在20世纪初期的赣闽粤边区，人们似乎会很容易发现，当地社会给土地革命提供了很自然的土壤。究竟是这片土地选择革命还是革命选择了这片土地，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笔者以为，这是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
首先，20世纪初期的赣闽粤边区环境、生计模式、人文状况等方面因素。这一区域从经济上来说，属于比较典型的山区农业经济，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经济模式呈现出比较单一的形式，缺乏内生性，这就决定了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山区农业交换型经济的性质。从区域社会来看，这一区域属于相对传统的客家社会，宗族制度发达，社会结构则从平民到地主士绅呈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庞大的底层民众群体给革命的需求高度吻合。此外，宗族间力量的消耗某种程度上也给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机会。再从该地区的生计模式来看，属于典型的传统小规模的农业交换经济，比较重要的经济交换就是“盐粮流通”。并且在文化上，客家社会的“崇文重教”“农耕雨读”等传统让客家人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学习认知能力。这些都是土地革命在这一区域开展的有利条件。
其次，土地革命的开展可以给广大的农民以梦寐以求的土地，可以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换句话说，土地革命可以满足客家社会大部分底层群众最为迫切的需求。农民可以得到土地，妇女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和尊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也敢于去改变，历史上不断的颠沛流离让这个族群从来就不缺乏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勇气，为了生活，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抗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做的这些调查使他深入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并敏锐地找出了土地革命在这个区域开展的关键，这使得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方针政策，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保障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最终也形成、实践、发展了我党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使其至今仍正确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邱艳清，周建新.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意义——以《寻乌调查》为中心的讨论[M].党史文苑，2009，（5）.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