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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源远流长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古代中国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四大著名盛世，这四大盛世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主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史学家所称道。形成辉煌盛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具体政策层面上的原因，也有政治层面的原因，还有盛世统治者生活品质、能力素质方面的原因。在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这些原因为我党执政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盛世 成就 成因 执政 启示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为后人所称道的四大盛世，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也有人认为“能够达到盛世标准的朝代有三个，即西汉盛世（公元前180年—公元前49年）、唐朝盛世（627年—756年）和清初盛世”[1]，意思相近，只是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合称为唐朝盛世。这四个盛世，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被史学家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引人深思，也为当前我党执政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盛世的成就
盛世是古代封建社会有为统治者追求的政治目标。盛世治下的中国，国泰民安，呈现出社会祥和、社稷太平、国力强盛的繁荣昌盛景象，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比前朝都有显著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
（一）社会稳定，百姓生活状况有明显改善
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2]。这一史料说明，当时农民生活富足，官吏安分守职，每个社会成员自爱自重、遵纪守法，社会井然有序，秦朝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处揭竿而起的贫困混乱的社会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唐朝贞观年间，农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比隋炀帝时期有很大的提高，官吏廉洁从政，君臣同心同德，团结一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违法犯罪的事情很少发生，不少地方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良好的社会生活景象，整个社会空前和谐安定。史书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3]又例如，唐太宗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4]到了开元盛世时期，唐朝发展到鼎盛时期，农民专心耕作、生活富裕，官吏勤政为民、为政清廉，治安状况良好，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描述开元盛世的社会生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社会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最高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推行“满汉一家”的国策，认同儒家思想文化，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汉族人逐步认可满族人的统治，农民生活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了3亿大关，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3，此时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5]整个社会总体保持稳定，较明朝末期国家兵荒马乱，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衰亡气象有着根本的改观。
（二）经济实力雄厚，国家财政充实
在文景之治期间，国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获得长时间的稳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财富积累丰厚，“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到汉武帝即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这充分说明当时国家财政殷实的状况，经济实力与立国初相比，有着巨大的发展。在唐朝贞观年间，经济高度开放，不仅大力促进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而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工商业经济发展，“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6]，使唐朝的经济获快速发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兴起。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都在中国，首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常住人口众多，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又是亚洲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外贸经济高度发达，唐朝与许多民族国家都有商贸来往，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此时成了熙熙攘攘的繁忙商道，得到充分使用。经济的繁荣为国家带来大量税赋，国家财政比较充足。到了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经济更是发展到新的高峰，手工业、农业、工商业高度发达，国家仓储盈满，以至“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7]，经济实力超过周边任何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康乾盛世时期，人口迅速增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发展到极致，整个经济规模庞大。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末期（1795）全国耕地超过了10亿亩，达到历史最高峰。此时经济总量约占世界1/3强，居世界第一。繁荣的经济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巨额的税赋，“乾隆三十三年（1768）户部存银达7182万两”[5]，国家财政丰实。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
（三）文化艺术成就辉煌
文景之治期间，文化艺术有明显的发展。以贾谊、枚乘为代表的赋的创作取得较高的成就。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一篇颇有代表性的抒情赋。他的另一篇代表作《鹏鸟赋》，更是开了西汉散体赋的先河。枚乘所作的《七发》，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散文创作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贤良对策》、刘向的《说苑》等，均是西汉的散文名篇。尤其是贾谊的政论文议论明了，富有情感，其《过秦论》，语言生动，层层深入，把秦的兴亡分析得入木三分，在当时影响很大，至今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在绘画、音乐、雕刻等艺术方面取得可观的成就，特别是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充分说明当时绘画艺术高超的水平。唐朝盛世时期，它的文化发展达到新的时代高峰，独领风骚。在那个诗情燃烧的时代，群星璀璨，百花齐放，大师辈出，涌现出像李白、杜甫等诗歌巨匠，佳作频现，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如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将进酒》和《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望岳》。书法、绘画、雕塑艺术成果丰硕，诞生了颜真卿、吴道子等艺术大师，创作出许多高品质的艺术瑰宝，如颜真卿的《麻仙姑坛记》、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甘肃敦煌莫高窟（大部分隋唐开凿的壁画和彩色塑像）。乐舞艺术达到一个更加成熟的新境界，把中国古代舞蹈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创演出不少高水平的舞曲，如《霓裳羽衣》。文化样式被突厥、日本、高丽等周边民族或国家学习借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康乾盛世时期，文化气象盛大恢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小说、散文、诗、词、戏曲、绘画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在小说方面，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出现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它们以思想艺术的独特成就而成为当时的文化标志，站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诗词方面，康乾盛世不仅是古典小说发展的巅峰时代，还是古诗词的中兴时期。《词钞》《纳兰词》《百末词》《湖海楼词》《词综》《曝书亭词》《白山诗介》等，都是清代诗词的优秀经典之作。在戏曲方面，诞生了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在散文方面，产生了以方苞、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他们的散文各具特色，方苞讲求文章的义法，姚鼐讲究文章的阴阳刚柔。在绘画方面，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画派纷呈，佳作频现，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王鉴的《烟浮远岫图》、郑板桥的《竹石图》、王翚的《秋林图》、王原祁的《华山秋色图》、汪士慎的《镜影水月图》、任颐的《苏武牧羊》等都是那个时代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化古籍整理、编纂、考据更是气魄非凡，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皇皇巨著，诞生出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等学术典籍。 （四）科学技术进步显著
文景之治时期，由于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发展，铁农具进一步改进和推广，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冶铁技术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汉代一件铁工具，经检测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具备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一座炒钢炉。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在钢铁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说明当时的冶铁技术相当先进。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高级丝织品可以看出当时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极其薄细，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文景盛世纺织技术的精致。漆器制造技术有很大的发展，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种类繁多的漆器，如耳杯、盘、壶、盒、勺、枕、屏风等，大多制作精美，色彩鲜艳，富有光泽，尤其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高超，栩栩如生，奔放有力，线条流利，充分体现了汉代漆器制造技术的较高水准。唐朝盛世时期，农业和灌溉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发明了以水为动力水转筒车，可以全天连续不停运转，汲水灌溉农田，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粮食种植技术比较先进，据史书记载，那时谷子和麦子收获量与播种量的比例最高达到200倍左右；而根据欧洲史料的记载，在13世纪的英国，这一比例只有3倍左右，即播下1千克种子，只能收获3千克的粮食，与唐朝的200倍相距甚远。纺织技术明显进步，由于盛世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国度，经济发达，对外交往频繁，促使纺织服装业空前繁荣，能制作不同款式、色彩、图案的服装，花色品种多，使唐代服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陶瓷制作水平很高，瓷器的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其精细程度远胜前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都是那个时代的陶瓷精品。天文学方面成就巨大，高僧一行首次测量子午线，这是世界上人类第一次对子午线进行实测，一行还发明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和复矩等天文观测仪器和演示仪器，使人类更好地认识宇宙世界。医学成果丰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孙思邈的《千金方》，影响深远。数学方面也有不俗的成就，著名数学家王孝通著的《缉古算经》，首次提出三次方程式正根的解法，很好解决了工程建设中上下宽狭不一的计算问题，比阿拉伯人、欧洲人都早，是对古代数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康乾盛世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不少成果。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所著《晓庵新法》，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并指出西方天文学理论的若干缺点和错误。植物学家吴其边编写的《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植物1700多种，并附有精确插图，是一部开现代植物学先声的专著，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当然，古代四大盛世还有其它很多成就，如完善的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影响很大，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些成就虽然不是在盛世时期取得，但盛世为这些成就的创造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
二、盛世的形成原因
在长达23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盛世时间不到400年，盛世是比较短暂的，盛世的形成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但在那个朝代形成却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军事、统治者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重视农业生产
在古代封建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农业丰，民心稳，天下安”。盛世的统治者深知农业的重要性，积极实施宽松惠民的农业政策，充分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文景之治时期，大力推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减租降税，劝课农桑。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先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比西汉立国之初的税率还要低。公元前167年，汉文帝特别下诏“除田租之税”[8]，即全免田租，这在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汉景帝时，减少地方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困农民耕种，并颁布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9]这些措施很好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允许狭乡少地的农民迁到土地荒闲的地方进行开垦耕种，使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发利用；在均田制基础上又实行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的徭役可以用绢或布来冲抵，有利于保证农民耕种时间，保障农业生产。开元盛世期间，唐玄宗发起“检田括户”运动，打击地主豪强霸占、强占土地，把检查清理出的土地一律没收，分给农民耕种，有效减轻农民税赋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对农民负担一直是较为重视，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雍正、乾隆皇帝都尽量不增加农民负担，尤其是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耗财巨大之时，没有向农民加税，1712年，清朝实行“孳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同时鼓励农民垦荒，增加农业产量。这些政策大大刺激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为盛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而很多王朝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滥用民力，乱用兵，横征暴敛，摧毁农业经济，不可能形成盛世。
（二）保持政策相对连续稳定
政策变，人心动，影响社会、国家的稳定。盛世的统治者很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民族政策、国防政策都保持了很好的稳定性，不随便改弦更张。西汉“萧规曹随”，文帝、景帝守祖制，较为一致地延续了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已经制定的基本政策制度，尤其是汉初确立的“轻徭薄赋，与民休生养息，无为而治”治国精神思想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在文景之治时期，农民负担更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的政策保持稳定连续，稳中渐变，有效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康乾盛世期间，尽管宫廷内部发生多次权力斗争，但宫廷内部矛盾和斗争都被很快化解，没有影响大局，使康雍乾三朝政局总体基本稳定，从而使得各方面的战略、制度和政策能一脉相承，如满汉一体、维护国家的“大一统”、惩治贪贿、严禁朋党、重视农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免赋赈灾等等，前后相继又各有发展，使得从事财富创造的普通百姓有稳定的预期，专心从事财富的创造，积极性没有得到削弱，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使社会财富和生产力不断积累，从而孕育了盛世。而有的王朝随意改变国家政策，社会陷入动荡混乱之中，迅速灭亡。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隋炀帝一反其父的基本国策，建宫殿、修运河、乱用兵，很快把隋朝的元气折腾尽。 （三）重贤任能
盛世不是一两个统治者所能形成的，需要大量人才的共同努力。人才强国，人才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一个统治集团吸收的人才越多，它的统治越有效、统治时间也越长久。人才对统治集团制定正确的治理政策和政策的有效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盛世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人才对社稷江山安危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不断积极发现人才，并给予高官厚禄，提拔重用。为了得到优秀人才，他们往往放下高贵的身架而礼贤人才，使人才愿意为皇家统治效力。汉文帝重用贾谊，尽管贾谊遭到当时老臣的排挤，未充分施展才华，仍体现汉文帝的爱才之心。唐太宗李世民不计前嫌旧恶用魏征，“房谋杜断”传为佳话。唐玄宗信任姚崇、宋璟，大胆使用。清朝康熙皇帝亲自登门求贤，使汉族知识分子释怀。君主们的这种行为大大增强了执政统治对人才的凝聚力，形成执政合力，“人心齐，泰山移”，再复杂的政事也能处理好，做出良好的执政业绩。而很多王朝人才使用不尽人意，打击人才，迫害人才，尤其是元朝把汉族人定为下等人（贱人），把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排斥在外，大大削弱了自身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四）坚持反腐倡廉
盛世的统治者对腐败的危害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身比较廉洁，对执政官僚要求廉洁从政，努力消除腐败现象。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痛斥腐败，积极采取措施抑制腐败。唐太宗时常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警示自己，腐败会丧失民心，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决唐朝吏治问题，贞观之治期间，出现了少有的廉明的政治局面，甚至有人评价此时的唐朝是唯一没有腐败的王朝，虽然该评价过高，却说明那时的官吏是比较廉洁的。康雍乾三朝坚持澄清吏治，打击腐败，最典型的事例是乾隆处决了原任两淮盐运使、后任内务府总管的高恒以及他的内弟普福。而那几个没有形成盛世的王朝始终无法抑制腐败，腐败愈演愈烈，威胁自身统治，加速自身灭亡。
（五）注重武备强兵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盛世只是表象的繁华。在那个时代，盛世的形成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王朝出现，周边民族或国家对我中华民族恭谨有加，不敢来犯。无论是文景之治时期，还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以及康乾盛世时期，盛世的统治者都非常清楚军事力量对维护社稷安危的重要性，从不废弛武备，都具备令周边民族国家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当时西汉、唐朝及清朝的兵力是周边民族国家不可比拟的，周边民族国家入侵掠夺的欲望受到有力的抑制，才能和睦相处。同时对国内封疆大吏、皇亲国戚的图谋不轨的野心有极大的威慑力，很好地保持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一个王朝没有强大的军事做保障，即使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也极易被周边强大的国家或民族入侵掠夺一空，不可能形成盛世，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宋朝没有形成盛世，它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生活俭朴节约
不节俭而浪费，再大的家业，积累再多的财富也会挥霍一空，盛世需要统治者的俭朴节约才能铸就。汉文帝和汉景帝是出了名的生活俭朴的皇帝，文帝在位几十年，它的宫殿、使用车辆和服饰没有什么改善和增加，史学家班固对文帝俭朴生活的大为称赞：“赞曰：孝文白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増益，有不便輒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宮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曵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陵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8]这充分说明文帝十分节俭。景帝也不例外，他下诏不接受地方朝贡的锦绣等奢侈品，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宝，违者以盗窃论罪处罚。唐太宗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他最初住的宫殿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积极节制自己的用度开销，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奢侈之风严加限制。公元627年，他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贵族住房过于豪华，并对贵族生活用的车马、服饰以及婚丧嫁娶的具体标准等做了规定，违犯者，严厉处罚。开元盛世时期，玄宗甚为节俭，遣散宫女，减少宫女数量，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各种饰物，以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并下令全国各地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等奢侈物品，大大改变了武则天以来宫廷的奢靡风气。康熙是一位严于律己、躬行节俭的封建皇帝。他吸取明朝君主奢侈亡国的历史教训，以身作则，尚俭戒奢，尽量把皇帝宫廷生活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自觉地过着俭朴寡欲的生活。雍正皇帝生活朴素，他吃饭做到碗中无剩饭，颗粒必尽，他经常劝诫臣下要珍惜五谷，以暴殄天物为戒，不要浪费粮食。他甚至为宫廷剩粥剩饭特意下诏禁止浪费粮食，厉行节约。一位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教授盛赞雍正节俭支出，称“雍正朝后宫一年支出费少于明朝万历帝后宫一天支出费用”。乾隆皇帝即位初期也不会奢侈浪费。而那些挥霍浪费的皇帝很快把祖宗家业消耗一空，整个国家也迅速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中。
（七）长期励精图治
盛世的形成离不开统治者的长期励精图治。在古代，当皇帝绝不是轻松的职业，很多皇帝夙夜无寐，废寝忘食，勤奋工作，才能治理好自己的江山社稷。盛世的皇帝更是如此。文帝和景帝勤政不懈，经常是到了深夜，还在批阅大臣的奏章。唐太宗也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处理复杂国事，不敢有所松懈。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殚心竭力、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尤其是雍正皇帝，非常勤勉。他在位期间，不巡幸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常常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他在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达1000多字，充分证明他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被认为是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有这些皇帝的努力奋斗，才可能有盛世的形成。而那些只知道寻欢作乐，旅游玩耍，酒醉肉饱的皇帝治下的王朝不可能形成盛世，如胡亥、杨广只知享受，不知奋斗，早早地把国家社稷推向灭亡的深渊。
当然，盛世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与帝王的个人素质也有很大的关系，离不开帝王较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和开明宽阔的胸怀。 然而，那些没有孕育盛世的王朝由于自身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而没有辉煌一时。有的王朝过分崇尚武力，不能宽待人民，税赋极重，使人民群众不能安家乐业，民不聊生，不得人心，社会矛盾严重激化，人民揭竿而起，迅速灭亡；有的王朝统治集团不奋发图强求进取，国家治理乏善可陈，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腐败横行，民众怨声载道，羸弱不振，很快陷于衰亡的境地。
三、盛世对我党执政的启示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尽管古代的盛世离现在的时间比较久远，但对我党的执政仍有若干重要的启示。尤其是今天，我党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使命，汲取古代盛世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执政党始终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古代盛世归根结底是农业文明的盛世，农业经济是整个经济的主要支柱。民以食为天，一旦农业歉收，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整个社会极有可能陷入危机之中。古代盛世的帝王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视为国家社稷的头等大事，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农业在工业文明时代不再是创富的产业，其重要地位不可与在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农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然而农业的基础地位却是显而易见，农业生产的粮食正如和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人口众多，粮食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依靠进口，受制于他国，是非常危险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发展是否有保障是关系到社会是否能长治久安的大事。倘若我国粮食供应不足，极易诱发社会动荡，国际上有的国家因粮食不足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沉痛教训警醒世界各国。在城镇化建设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耕地被转为工业用地，住房建设用地，不断削弱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持足够面积的耕地，保障农业发展之基，显得十分重要。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决策。同时，也要加快传统农业的转型，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不断提升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增强农业总体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水平，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二）作为执政党始终要勤俭治国，不能奢侈懈怠
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封建帝王自身勤政节俭是古代盛世孕育的很重要的因素，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在奢侈懈怠的帝王统治下能产生盛世，奢侈懈怠只会促使国家衰亡。对于我党来说，勤俭治国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我党一直也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反对铺张浪费的问题上曾用“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警示全体党员干部。奢侈懈怠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奢侈懈怠必然导致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横行，执政能力下降，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必将束手无策，党和国家必将走向衰亡。另一方面，奢侈懈怠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长此以往，我党将会丧失民心，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失去执政的基础，党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尽管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富裕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党要继续艰苦奋斗，勤俭治国。即使是将来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我党仍要坚持勤俭治国，不能奢侈懈怠，用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
（三）作为执政党要严格依法反对腐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腐败是国家政治有机体的易发、多发疾病，但任其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极有可能亡党亡国。盛世的统治者始终在反对腐败，即使是皇亲国戚腐败也会被绳之以法，把腐败控制在不会威胁自身统治的范围内。我党历来对腐败的严重危害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反对腐败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与腐败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丝毫没有放松。在新时期，反对腐败不仅是党自身建设的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心声。反对腐败，不能设置多重标准，要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抓大放小，正如习近平同志讲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反对腐败要常抓不懈，严格依法处理。反对腐败不仅要靠人民群众雪亮眼睛的有形监督，也要靠制度对权力的无形制约，监督、制约、惩处三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使我党成为廉洁的执政党，永葆青春与活力。
（四）作为执政党始终要重视人才
人才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大凡盛世，统治者对人才都很重视，千方百计发现、吸收人才，无论是唐太宗、唐玄宗，还是康熙皇帝都做得很好。人才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庸才充斥的执政党执政能力必定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无法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人才济济的执政党执政能力突出，充满活力，能够较好实现预期目标。重视人才必须选拔好人才，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既要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人才，把人才和庸才区分开来，又要设立一套标准和程序进行科学选拔人才，真正让人才脱颖而出，使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走上执政舞台，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实现“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政治宗旨。
（五）作为执政党始终要重视加强军队建设
一个盛世的诞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不可能形成盛世。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需要强大的军队，无论是汉朝、唐朝，还是清朝，它们都很重视军队建设，它们的兵力数量和战斗力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使得周边少数民族不敢轻易举兵入侵中原，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使盛世的产生成为了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国家权益，都需要强大军队，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削弱。要保持军队强大，就要不断地加强军队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才能使人民军队胜任维护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的重任，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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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盛世 成就 成因 执政 启示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为后人所称道的四大盛世，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也有人认为“能够达到盛世标准的朝代有三个，即西汉盛世（公元前180年—公元前49年）、唐朝盛世（627年—756年）和清初盛世”[1]，意思相近，只是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合称为唐朝盛世。这四个盛世，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被史学家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引人深思，也为当前我党执政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盛世的成就
盛世是古代封建社会有为统治者追求的政治目标。盛世治下的中国，国泰民安，呈现出社会祥和、社稷太平、国力强盛的繁荣昌盛景象，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比前朝都有显著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
（一）社会稳定，百姓生活状况有明显改善
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2]。这一史料说明，当时农民生活富足，官吏安分守职，每个社会成员自爱自重、遵纪守法，社会井然有序，秦朝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处揭竿而起的贫困混乱的社会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唐朝贞观年间，农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比隋炀帝时期有很大的提高，官吏廉洁从政，君臣同心同德，团结一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违法犯罪的事情很少发生，不少地方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良好的社会生活景象，整个社会空前和谐安定。史书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3]又例如，唐太宗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4]到了开元盛世时期，唐朝发展到鼎盛时期，农民专心耕作、生活富裕，官吏勤政为民、为政清廉，治安状况良好，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描述开元盛世的社会生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社会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最高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推行“满汉一家”的国策，认同儒家思想文化，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汉族人逐步认可满族人的统治，农民生活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了3亿大关，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3，此时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5]整个社会总体保持稳定，较明朝末期国家兵荒马乱，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衰亡气象有着根本的改观。
（二）经济实力雄厚，国家财政充实
在文景之治期间，国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获得长时间的稳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财富积累丰厚，“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到汉武帝即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这充分说明当时国家财政殷实的状况，经济实力与立国初相比，有着巨大的发展。在唐朝贞观年间，经济高度开放，不仅大力促进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而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工商业经济发展，“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6]，使唐朝的经济获快速发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兴起。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都在中国，首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常住人口众多，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又是亚洲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外贸经济高度发达，唐朝与许多民族国家都有商贸来往，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此时成了熙熙攘攘的繁忙商道，得到充分使用。经济的繁荣为国家带来大量税赋，国家财政比较充足。到了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经济更是发展到新的高峰，手工业、农业、工商业高度发达，国家仓储盈满，以至“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7]，经济实力超过周边任何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康乾盛世时期，人口迅速增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发展到极致，整个经济规模庞大。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末期（1795）全国耕地超过了10亿亩，达到历史最高峰。此时经济总量约占世界1/3强，居世界第一。繁荣的经济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巨额的税赋，“乾隆三十三年（1768）户部存银达7182万两”[5]，国家财政丰实。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
（三）文化艺术成就辉煌
文景之治期间，文化艺术有明显的发展。以贾谊、枚乘为代表的赋的创作取得较高的成就。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一篇颇有代表性的抒情赋。他的另一篇代表作《鹏鸟赋》，更是开了西汉散体赋的先河。枚乘所作的《七发》，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散文创作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贤良对策》、刘向的《说苑》等，均是西汉的散文名篇。尤其是贾谊的政论文议论明了，富有情感，其《过秦论》，语言生动，层层深入，把秦的兴亡分析得入木三分，在当时影响很大，至今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在绘画、音乐、雕刻等艺术方面取得可观的成就，特别是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充分说明当时绘画艺术高超的水平。唐朝盛世时期，它的文化发展达到新的时代高峰，独领风骚。在那个诗情燃烧的时代，群星璀璨，百花齐放，大师辈出，涌现出像李白、杜甫等诗歌巨匠，佳作频现，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如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将进酒》和《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望岳》。书法、绘画、雕塑艺术成果丰硕，诞生了颜真卿、吴道子等艺术大师，创作出许多高品质的艺术瑰宝，如颜真卿的《麻仙姑坛记》、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甘肃敦煌莫高窟（大部分隋唐开凿的壁画和彩色塑像）。乐舞艺术达到一个更加成熟的新境界，把中国古代舞蹈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创演出不少高水平的舞曲，如《霓裳羽衣》。文化样式被突厥、日本、高丽等周边民族或国家学习借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康乾盛世时期，文化气象盛大恢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小说、散文、诗、词、戏曲、绘画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在小说方面，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出现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它们以思想艺术的独特成就而成为当时的文化标志，站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诗词方面，康乾盛世不仅是古典小说发展的巅峰时代，还是古诗词的中兴时期。《词钞》《纳兰词》《百末词》《湖海楼词》《词综》《曝书亭词》《白山诗介》等，都是清代诗词的优秀经典之作。在戏曲方面，诞生了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在散文方面，产生了以方苞、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他们的散文各具特色，方苞讲求文章的义法，姚鼐讲究文章的阴阳刚柔。在绘画方面，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画派纷呈，佳作频现，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王鉴的《烟浮远岫图》、郑板桥的《竹石图》、王翚的《秋林图》、王原祁的《华山秋色图》、汪士慎的《镜影水月图》、任颐的《苏武牧羊》等都是那个时代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化古籍整理、编纂、考据更是气魄非凡，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皇皇巨著，诞生出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等学术典籍。 （四）科学技术进步显著
文景之治时期，由于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发展，铁农具进一步改进和推广，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冶铁技术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汉代一件铁工具，经检测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具备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一座炒钢炉。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在钢铁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说明当时的冶铁技术相当先进。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高级丝织品可以看出当时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极其薄细，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文景盛世纺织技术的精致。漆器制造技术有很大的发展，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种类繁多的漆器，如耳杯、盘、壶、盒、勺、枕、屏风等，大多制作精美，色彩鲜艳，富有光泽，尤其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高超，栩栩如生，奔放有力，线条流利，充分体现了汉代漆器制造技术的较高水准。唐朝盛世时期，农业和灌溉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发明了以水为动力水转筒车，可以全天连续不停运转，汲水灌溉农田，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粮食种植技术比较先进，据史书记载，那时谷子和麦子收获量与播种量的比例最高达到200倍左右；而根据欧洲史料的记载，在13世纪的英国，这一比例只有3倍左右，即播下1千克种子，只能收获3千克的粮食，与唐朝的200倍相距甚远。纺织技术明显进步，由于盛世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国度，经济发达，对外交往频繁，促使纺织服装业空前繁荣，能制作不同款式、色彩、图案的服装，花色品种多，使唐代服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陶瓷制作水平很高，瓷器的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其精细程度远胜前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都是那个时代的陶瓷精品。天文学方面成就巨大，高僧一行首次测量子午线，这是世界上人类第一次对子午线进行实测，一行还发明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和复矩等天文观测仪器和演示仪器，使人类更好地认识宇宙世界。医学成果丰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孙思邈的《千金方》，影响深远。数学方面也有不俗的成就，著名数学家王孝通著的《缉古算经》，首次提出三次方程式正根的解法，很好解决了工程建设中上下宽狭不一的计算问题，比阿拉伯人、欧洲人都早，是对古代数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康乾盛世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不少成果。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所著《晓庵新法》，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并指出西方天文学理论的若干缺点和错误。植物学家吴其边编写的《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植物1700多种，并附有精确插图，是一部开现代植物学先声的专著，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当然，古代四大盛世还有其它很多成就，如完善的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影响很大，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些成就虽然不是在盛世时期取得，但盛世为这些成就的创造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
二、盛世的形成原因
在长达23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盛世时间不到400年，盛世是比较短暂的，盛世的形成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但在那个朝代形成却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军事、统治者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重视农业生产
在古代封建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农业丰，民心稳，天下安”。盛世的统治者深知农业的重要性，积极实施宽松惠民的农业政策，充分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文景之治时期，大力推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减租降税，劝课农桑。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先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比西汉立国之初的税率还要低。公元前167年，汉文帝特别下诏“除田租之税”[8]，即全免田租，这在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汉景帝时，减少地方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困农民耕种，并颁布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9]这些措施很好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允许狭乡少地的农民迁到土地荒闲的地方进行开垦耕种，使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发利用；在均田制基础上又实行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的徭役可以用绢或布来冲抵，有利于保证农民耕种时间，保障农业生产。开元盛世期间，唐玄宗发起“检田括户”运动，打击地主豪强霸占、强占土地，把检查清理出的土地一律没收，分给农民耕种，有效减轻农民税赋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对农民负担一直是较为重视，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雍正、乾隆皇帝都尽量不增加农民负担，尤其是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耗财巨大之时，没有向农民加税，1712年，清朝实行“孳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同时鼓励农民垦荒，增加农业产量。这些政策大大刺激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为盛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而很多王朝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滥用民力，乱用兵，横征暴敛，摧毁农业经济，不可能形成盛世。
（二）保持政策相对连续稳定
政策变，人心动，影响社会、国家的稳定。盛世的统治者很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民族政策、国防政策都保持了很好的稳定性，不随便改弦更张。西汉“萧规曹随”，文帝、景帝守祖制，较为一致地延续了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已经制定的基本政策制度，尤其是汉初确立的“轻徭薄赋，与民休生养息，无为而治”治国精神思想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在文景之治时期，农民负担更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的政策保持稳定连续，稳中渐变，有效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康乾盛世期间，尽管宫廷内部发生多次权力斗争，但宫廷内部矛盾和斗争都被很快化解，没有影响大局，使康雍乾三朝政局总体基本稳定，从而使得各方面的战略、制度和政策能一脉相承，如满汉一体、维护国家的“大一统”、惩治贪贿、严禁朋党、重视农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免赋赈灾等等，前后相继又各有发展，使得从事财富创造的普通百姓有稳定的预期，专心从事财富的创造，积极性没有得到削弱，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使社会财富和生产力不断积累，从而孕育了盛世。而有的王朝随意改变国家政策，社会陷入动荡混乱之中，迅速灭亡。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隋炀帝一反其父的基本国策，建宫殿、修运河、乱用兵，很快把隋朝的元气折腾尽。 （三）重贤任能
盛世不是一两个统治者所能形成的，需要大量人才的共同努力。人才强国，人才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一个统治集团吸收的人才越多，它的统治越有效、统治时间也越长久。人才对统治集团制定正确的治理政策和政策的有效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盛世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人才对社稷江山安危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不断积极发现人才，并给予高官厚禄，提拔重用。为了得到优秀人才，他们往往放下高贵的身架而礼贤人才，使人才愿意为皇家统治效力。汉文帝重用贾谊，尽管贾谊遭到当时老臣的排挤，未充分施展才华，仍体现汉文帝的爱才之心。唐太宗李世民不计前嫌旧恶用魏征，“房谋杜断”传为佳话。唐玄宗信任姚崇、宋璟，大胆使用。清朝康熙皇帝亲自登门求贤，使汉族知识分子释怀。君主们的这种行为大大增强了执政统治对人才的凝聚力，形成执政合力，“人心齐，泰山移”，再复杂的政事也能处理好，做出良好的执政业绩。而很多王朝人才使用不尽人意，打击人才，迫害人才，尤其是元朝把汉族人定为下等人（贱人），把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排斥在外，大大削弱了自身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四）坚持反腐倡廉
盛世的统治者对腐败的危害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身比较廉洁，对执政官僚要求廉洁从政，努力消除腐败现象。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痛斥腐败，积极采取措施抑制腐败。唐太宗时常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警示自己，腐败会丧失民心，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决唐朝吏治问题，贞观之治期间，出现了少有的廉明的政治局面，甚至有人评价此时的唐朝是唯一没有腐败的王朝，虽然该评价过高，却说明那时的官吏是比较廉洁的。康雍乾三朝坚持澄清吏治，打击腐败，最典型的事例是乾隆处决了原任两淮盐运使、后任内务府总管的高恒以及他的内弟普福。而那几个没有形成盛世的王朝始终无法抑制腐败，腐败愈演愈烈，威胁自身统治，加速自身灭亡。
（五）注重武备强兵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盛世只是表象的繁华。在那个时代，盛世的形成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王朝出现，周边民族或国家对我中华民族恭谨有加，不敢来犯。无论是文景之治时期，还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以及康乾盛世时期，盛世的统治者都非常清楚军事力量对维护社稷安危的重要性，从不废弛武备，都具备令周边民族国家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当时西汉、唐朝及清朝的兵力是周边民族国家不可比拟的，周边民族国家入侵掠夺的欲望受到有力的抑制，才能和睦相处。同时对国内封疆大吏、皇亲国戚的图谋不轨的野心有极大的威慑力，很好地保持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一个王朝没有强大的军事做保障，即使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也极易被周边强大的国家或民族入侵掠夺一空，不可能形成盛世，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宋朝没有形成盛世，它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生活俭朴节约
不节俭而浪费，再大的家业，积累再多的财富也会挥霍一空，盛世需要统治者的俭朴节约才能铸就。汉文帝和汉景帝是出了名的生活俭朴的皇帝，文帝在位几十年，它的宫殿、使用车辆和服饰没有什么改善和增加，史学家班固对文帝俭朴生活的大为称赞：“赞曰：孝文白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増益，有不便輒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宮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曵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陵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8]这充分说明文帝十分节俭。景帝也不例外，他下诏不接受地方朝贡的锦绣等奢侈品，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宝，违者以盗窃论罪处罚。唐太宗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他最初住的宫殿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积极节制自己的用度开销，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奢侈之风严加限制。公元627年，他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贵族住房过于豪华，并对贵族生活用的车马、服饰以及婚丧嫁娶的具体标准等做了规定，违犯者，严厉处罚。开元盛世时期，玄宗甚为节俭，遣散宫女，减少宫女数量，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各种饰物，以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并下令全国各地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等奢侈物品，大大改变了武则天以来宫廷的奢靡风气。康熙是一位严于律己、躬行节俭的封建皇帝。他吸取明朝君主奢侈亡国的历史教训，以身作则，尚俭戒奢，尽量把皇帝宫廷生活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自觉地过着俭朴寡欲的生活。雍正皇帝生活朴素，他吃饭做到碗中无剩饭，颗粒必尽，他经常劝诫臣下要珍惜五谷，以暴殄天物为戒，不要浪费粮食。他甚至为宫廷剩粥剩饭特意下诏禁止浪费粮食，厉行节约。一位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教授盛赞雍正节俭支出，称“雍正朝后宫一年支出费少于明朝万历帝后宫一天支出费用”。乾隆皇帝即位初期也不会奢侈浪费。而那些挥霍浪费的皇帝很快把祖宗家业消耗一空，整个国家也迅速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中。
（七）长期励精图治
盛世的形成离不开统治者的长期励精图治。在古代，当皇帝绝不是轻松的职业，很多皇帝夙夜无寐，废寝忘食，勤奋工作，才能治理好自己的江山社稷。盛世的皇帝更是如此。文帝和景帝勤政不懈，经常是到了深夜，还在批阅大臣的奏章。唐太宗也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处理复杂国事，不敢有所松懈。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殚心竭力、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尤其是雍正皇帝，非常勤勉。他在位期间，不巡幸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常常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他在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达1000多字，充分证明他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被认为是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有这些皇帝的努力奋斗，才可能有盛世的形成。而那些只知道寻欢作乐，旅游玩耍，酒醉肉饱的皇帝治下的王朝不可能形成盛世，如胡亥、杨广只知享受，不知奋斗，早早地把国家社稷推向灭亡的深渊。
当然，盛世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与帝王的个人素质也有很大的关系，离不开帝王较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和开明宽阔的胸怀。 然而，那些没有孕育盛世的王朝由于自身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而没有辉煌一时。有的王朝过分崇尚武力，不能宽待人民，税赋极重，使人民群众不能安家乐业，民不聊生，不得人心，社会矛盾严重激化，人民揭竿而起，迅速灭亡；有的王朝统治集团不奋发图强求进取，国家治理乏善可陈，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腐败横行，民众怨声载道，羸弱不振，很快陷于衰亡的境地。
三、盛世对我党执政的启示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尽管古代的盛世离现在的时间比较久远，但对我党的执政仍有若干重要的启示。尤其是今天，我党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使命，汲取古代盛世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执政党始终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古代盛世归根结底是农业文明的盛世，农业经济是整个经济的主要支柱。民以食为天，一旦农业歉收，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整个社会极有可能陷入危机之中。古代盛世的帝王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视为国家社稷的头等大事，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农业在工业文明时代不再是创富的产业，其重要地位不可与在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农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然而农业的基础地位却是显而易见，农业生产的粮食正如和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人口众多，粮食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依靠进口，受制于他国，是非常危险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发展是否有保障是关系到社会是否能长治久安的大事。倘若我国粮食供应不足，极易诱发社会动荡，国际上有的国家因粮食不足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沉痛教训警醒世界各国。在城镇化建设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耕地被转为工业用地，住房建设用地，不断削弱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持足够面积的耕地，保障农业发展之基，显得十分重要。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决策。同时，也要加快传统农业的转型，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不断提升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增强农业总体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水平，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二）作为执政党始终要勤俭治国，不能奢侈懈怠
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封建帝王自身勤政节俭是古代盛世孕育的很重要的因素，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在奢侈懈怠的帝王统治下能产生盛世，奢侈懈怠只会促使国家衰亡。对于我党来说，勤俭治国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我党一直也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反对铺张浪费的问题上曾用“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警示全体党员干部。奢侈懈怠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奢侈懈怠必然导致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横行，执政能力下降，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必将束手无策，党和国家必将走向衰亡。另一方面，奢侈懈怠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长此以往，我党将会丧失民心，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失去执政的基础，党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尽管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富裕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党要继续艰苦奋斗，勤俭治国。即使是将来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我党仍要坚持勤俭治国，不能奢侈懈怠，用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
（三）作为执政党要严格依法反对腐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腐败是国家政治有机体的易发、多发疾病，但任其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极有可能亡党亡国。盛世的统治者始终在反对腐败，即使是皇亲国戚腐败也会被绳之以法，把腐败控制在不会威胁自身统治的范围内。我党历来对腐败的严重危害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反对腐败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与腐败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丝毫没有放松。在新时期，反对腐败不仅是党自身建设的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心声。反对腐败，不能设置多重标准，要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抓大放小，正如习近平同志讲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反对腐败要常抓不懈，严格依法处理。反对腐败不仅要靠人民群众雪亮眼睛的有形监督，也要靠制度对权力的无形制约，监督、制约、惩处三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使我党成为廉洁的执政党，永葆青春与活力。
（四）作为执政党始终要重视人才
人才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大凡盛世，统治者对人才都很重视，千方百计发现、吸收人才，无论是唐太宗、唐玄宗，还是康熙皇帝都做得很好。人才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庸才充斥的执政党执政能力必定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无法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人才济济的执政党执政能力突出，充满活力，能够较好实现预期目标。重视人才必须选拔好人才，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既要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人才，把人才和庸才区分开来，又要设立一套标准和程序进行科学选拔人才，真正让人才脱颖而出，使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走上执政舞台，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实现“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政治宗旨。
（五）作为执政党始终要重视加强军队建设
一个盛世的诞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不可能形成盛世。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需要强大的军队，无论是汉朝、唐朝，还是清朝，它们都很重视军队建设，它们的兵力数量和战斗力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使得周边少数民族不敢轻易举兵入侵中原，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使盛世的产生成为了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国家权益，都需要强大军队，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削弱。要保持军队强大，就要不断地加强军队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才能使人民军队胜任维护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的重任，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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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