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给人以“先进中国人”的印象，这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资政新篇》，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主张建设西方式近代国家的人物。然而和晚清许多人物一样，洪仁玕是个具有强烈两面性的政治角色，或者说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如他一般，将先进性与落后性如此戏剧性地集于一身。
革命的观望者
洪仁玕是洪秀全族弟，两人血缘关系比较疏远，但两人同宗同村，而且从事同一份职业（教书先生兼屡次科举落榜者），感情是不错的。洪仁玕生于1822年，比洪秀全小九岁，在许多问题上唯洪秀全马首是瞻。1843年，洪秀全得怪病后自称受上帝启示，要拯救世人，传播天主教，洪仁玕成为最初三个教徒之一（另两个是李敬芳和冯云山），要说资格，他是很老的。
问题是他只是洪秀全拜上帝会最早的同志，却既不是拜上帝会成员，也不是太平天国的元老。事实上，最初的洪秀全并不想造反，而是一心传教，因此最早的教徒大多是货真价实的。在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天日》以及其他一些记载中，洪秀全最初的信众后来几乎都没参加起义。这时的洪仁玕自然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意思，他的“革命行动”仅限于不拜财神、灶神，以及抛弃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此外，就是陪着族兄写几首赞颂上帝的诗。
第二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去广西传教，洪仁玕并未随行，理由是母亲年迈。但1847年洪秀全回乡，要拉洪仁玕一起去香港，跟美国人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时，他却兴冲冲地跟了去，还差点当上传教士。后因洪秀全上当，索要工资，两人被认为“动机不纯”才黯然回乡。此后洪秀全又两次往返两广间，起义前夕的1850年，还特意派人来接家属，他的母亲、哥哥、儿子，以及一些洪姓成员都去了广西，但洪仁玕没去。
一些人曾认为，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洪仁玕留在广东做理论宜传工作，而洪秀全在广西进行“革命实践”。但从迹象上看并不像：洪仁玕不乐意去贫瘠的广西，却很愿意去发展中的香港，不仅如此，就在起义爆发的当年（1850年），他居然跑去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情绪低落，就躲到清远县教书去了。
从洪仁玕在起义爆发后迅速脱险，以及能对外国人侃侃而谈拜上帝会早期事迹可知，洪秀全后来变成一个谋反者，他是知情的，甚至是帮着出谋划策的。但他并没下定决心亲自参与，而是决定暂且观望，这也是他既帮着谋反，又跑去参加清朝科举的奥妙所在。
成为“编外喉舌”
1850年冬天，拜上帝会起义的消息传到花县，洪、冯家族都非常紧张，他们深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一些洪、冯族人自发踏上了奔赴广西投靠洪秀全的道路，洪仁玕也在其中，但当他们抵达广西浔州府境时，却得知太平军已经走了，他们只得匆匆返回。
1852年初，洪秀全已经在广西永安驻扎，派部下来接洪、冯家族。没想到这位使者居然想自己在广东打出一片天地来，鼓动洪、冯族人200多人举事，结果几乎被团练杀得干干净净。并未参加起事的洪仁玕不得不仓皇逃跑，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洪仁玕在香港口述了一篇《洪秀全来历》，后来又提供素材，让韩山文写出一本《太平天国起义记》，其中对洪秀全的来历、太平军的宗旨和早期历史有不少翔实的记载。
然而洪仁玕的叙述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为了赢得西方同情，他曲解了拜上帝教，将之描绘成正统基督教。当有去过天京的外国传教士回来声称，拜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时，他便竭力为洪秀全辩解。
其次，为了神化洪秀全，他竭力将洪秀全父子描绘成通天人物，并一手炮制了一系列洪秀全的“革命诗篇”。这些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内容是什么，一直被洪仁玕反复修改，时间越改越早，内容越改越邪乎，到了最后，这些有大量基督教内容的诗，居然会在洪秀全知道基督教前写出，甚至在洪秀全还只是个大清朝老百姓时，就敢在光天化日下，在庙里落款“太平天王题”，有关士绅、官员居然当没看见——当然，这都是洪仁玕说的，信不信由您。
1854年，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国力蒸蒸日上，洪仁玕决定前往投奔。这年阴历三月，他拿着韩山文给他的钱（《太平天国起义记》稿费的一半），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打算取道小刀会控制下的上海去天京。谁知道小刀会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跟洪秀全的关系，把他晾了几个月，花光银子的他只好跑回香港，在英国教会当了传教士，并跟着英国人理雅各、詹马士学习西方历法——几年后当上天国“总理大臣”的他，将这段史实稍作修改，改为他是老师，两位洋人是学生，直到被俘时，供词也是这样写的。
从上海归来后，他为太平天国宣传的声音反倒小了，这可能因为当时列强早已和太平军接触，知道洪秀全的上帝跟他们的并非一码事，所以对洪仁玕云山雾罩的说辞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兴趣。
离奇的旅程
事实上，洪仁玕一心想去天京，但是他没有钱。他希望两位英国老师赞助，但负责的理雅各反对，后来这位传教士回忆称，洪仁玕声称，自己去天京后，可以“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而他则认为洪仁玕到了天京，不但不能改造洪秀全，反而会被洪秀全改造。因此，理雅各在任职期间，一直不许洪仁玕出走，还反复叮嘱詹马士“看牢洪仁玕”。
但詹马士对洪仁玕的说辞似乎比较动心，他不但借给洪仁玕一笔不菲的盘缠，还答应照料其妻儿。就这样，在1858年，洪仁玕踏上了再赴天京的旅程。
这一次他走的是陆路，但这一路走来也颇多蹊跷。
他大约是这年阴历六七月动身的，从南雄过梅岭进入江西，经过赣州、吉安到达饶州境内，却进入了清朝副将蔡康业的营盘。那年八月，太平军大将杨辅清进攻蔡康业，洪仁玕居然跟着蔡康业一路败退，连行李都丢了不少。
到了安徽辰塘河地界，他发现当地有一支太平军驻扎，就甩开同伴，跑去自报家门。守将黄玉成不敢怠慢，赶紧派兵把这位“天王的弟弟”护送到天京，到达的那一天，是1859年3月13日。
按照洪仁玕的说法，他很有才能，因此洪秀全“内举不避亲”，把他提拔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而且因为有才，他被文官们尊为“文曲星”。他尽力调和天王和各大将的关系，并“处事公平”，因此遭到大将们的猜忌，屡屡被打压。“文曲星”的称呼是有的，问题是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文官们对他尊重，其实就意味着武官们并不尊重，可见洪仁玕的威信也不过如此。
到天京几天后，他就被封为护京主将（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同级），四月初一就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福千岁。除了已经出走的石达开，他是当时太平天国惟一的王爵、惟一的军师，地位被明确为“同南（冯云山）”，也就是说，石达开如果回来，也只能是他的下级。
这样的火箭提拔，武将不服是肯定的。洪仁玕在被俘后称，他曾多次肯辞未果，但当年他留下的诗集《军次实录》里有一首诗正好是写自己被提拔的，诗中以张良、姜太公自比，甚至为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自豪，似乎并无半点推辞、谦让的意思。
自相矛盾的政见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
这部书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制治国等。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
然而，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官衔外，几乎没有任何推进的迹象。一些人认为是太平军战事倥偬，没有推行条件；另一些人认为洪秀全对此兴趣不大，推动不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臣、大将们不服所致。这些固然都有道理，但洪仁玕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朋友英国翻译富礼赐，曾批评他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比如他认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洪秀全的斥责下立即180°转弯，变成拜上帝教的鼓吹者。他曾坚决反对避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但两年后那本集中太平天国所有避讳字，甚至连“火”、“师”、“主”、“光”、“明”等常用字都不许用的《钦定敬避字样》，正是由他领衔编篡的。
洪仁玕似乎是很反对乱封官爵的，并对这种乱相痛心疾首，还促使天王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暂时停止保荐、提升官员。然而《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名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更荒唐的是，1860年12月29日，“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的幼主诏旨下达后仅仅两天，洪仁玕就一口气保举了37名官员升官，且其中很多人仅仅参加了一场规模很小，而且似乎根本就不是胜仗的“南陵之役”。
如此多的自相矛盾，其实根源只有一个：洪仁玕的意志始终服从洪秀全的意志。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洪仁玕只能吃力地去适应“新思维”，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思维。
权术与诈术
洪仁玕在朝中似乎没有什么盟友，却有一大堆的政敌。
最初，他和陈玉成关系不错，《立法制喧谕》的蓝本就是陈玉成的一份意见书，他还极力主张把远征军的权力交给陈玉成。但安庆失守后，他却和陈玉成互相倾轧，最终导致两人被洪秀全双双撤职。失和的原因，在于两人互相推诿安庆失守的责任。洪仁玕曾亲自领兵救援安庆，但毫无战果。平心而论，让他这样毫无军事经验的人亲自带兵打如此重要的战役，责任不该由他一个人来负。
他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在洪仁玕后来的供词里，他说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第二次西征攻武汉而救安庆失败，则是李秀成没听他的。不过从1859年到1860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看，“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应该并不知情，而“二次西征”是在行动中逐渐演变成“攻武汉救安庆”的。
他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抵制的，可他抵制的办法，一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驸马，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国军政体系紊乱、人心涣散，以至于湘军兵临城下，李秀成亲自调集各王赴援，竟然异常吃力。
他对于政敌的仇视毫不掩饰。章王林绍璋是他最厌恶的人，他的几次起起落落，都和两人的纠缠有关。在他的记载里，林绍璋一无是处，1863年被派去江浙筹集粮食支援天京，“一无所获”，然而曾国荃的奏报里有多份提到拦截林绍璋粮队，足见洪仁玕的说法颇为夸大。
他为了贬低李秀成等人，将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诸王、驸马称为“忠直人”，认为洪秀全只是出于血亲而封他们虚职，李秀成等人纯粹是红眼病。但洪氏诸王贪鄙无能，并非李秀成一人如此说，太平军、清方乃至民间许多记载都可以为佐证；至于“虚职”，连幼天王洪天贵福都说一切朝政系洪仁发、洪仁达等人在管，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这些哪有半点“虚职”的意味？
归宿与评价
1863年11月16日，洪仁玕带着长达52个字的官衔离开天京，去各地催救兵，但各地将领皆以“无粮”为借口按兵不动，他只能留在湖州观望。次年7月24日，幼天王从失陷的天京出逃，他从湖州去迎接；8月28日，他和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保护幼天王离开湖州；10月9日在江西被清军夜袭，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在写下许多表示效仿文天祥，忠于太平天国和继续神话洪秀全父子的文字后，11月23日被凌迟处死于南昌。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
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因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因此当大将们被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实行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了。
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1860年10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最终竟以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试图将这位晚清著名的改革派人才留在太平天国——如果还是香港、上海的那个洪仁玕，他又怎会不知道，容闳要的不是一文不值的太平天国官爵，而是实现理想、一展才能的机会？
革命的观望者
洪仁玕是洪秀全族弟，两人血缘关系比较疏远，但两人同宗同村，而且从事同一份职业（教书先生兼屡次科举落榜者），感情是不错的。洪仁玕生于1822年，比洪秀全小九岁，在许多问题上唯洪秀全马首是瞻。1843年，洪秀全得怪病后自称受上帝启示，要拯救世人，传播天主教，洪仁玕成为最初三个教徒之一（另两个是李敬芳和冯云山），要说资格，他是很老的。
问题是他只是洪秀全拜上帝会最早的同志，却既不是拜上帝会成员，也不是太平天国的元老。事实上，最初的洪秀全并不想造反，而是一心传教，因此最早的教徒大多是货真价实的。在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天日》以及其他一些记载中，洪秀全最初的信众后来几乎都没参加起义。这时的洪仁玕自然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意思，他的“革命行动”仅限于不拜财神、灶神，以及抛弃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此外，就是陪着族兄写几首赞颂上帝的诗。
第二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去广西传教，洪仁玕并未随行，理由是母亲年迈。但1847年洪秀全回乡，要拉洪仁玕一起去香港，跟美国人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时，他却兴冲冲地跟了去，还差点当上传教士。后因洪秀全上当，索要工资，两人被认为“动机不纯”才黯然回乡。此后洪秀全又两次往返两广间，起义前夕的1850年，还特意派人来接家属，他的母亲、哥哥、儿子，以及一些洪姓成员都去了广西，但洪仁玕没去。
一些人曾认为，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洪仁玕留在广东做理论宜传工作，而洪秀全在广西进行“革命实践”。但从迹象上看并不像：洪仁玕不乐意去贫瘠的广西，却很愿意去发展中的香港，不仅如此，就在起义爆发的当年（1850年），他居然跑去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情绪低落，就躲到清远县教书去了。
从洪仁玕在起义爆发后迅速脱险，以及能对外国人侃侃而谈拜上帝会早期事迹可知，洪秀全后来变成一个谋反者，他是知情的，甚至是帮着出谋划策的。但他并没下定决心亲自参与，而是决定暂且观望，这也是他既帮着谋反，又跑去参加清朝科举的奥妙所在。
成为“编外喉舌”
1850年冬天，拜上帝会起义的消息传到花县，洪、冯家族都非常紧张，他们深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一些洪、冯族人自发踏上了奔赴广西投靠洪秀全的道路，洪仁玕也在其中，但当他们抵达广西浔州府境时，却得知太平军已经走了，他们只得匆匆返回。
1852年初，洪秀全已经在广西永安驻扎，派部下来接洪、冯家族。没想到这位使者居然想自己在广东打出一片天地来，鼓动洪、冯族人200多人举事，结果几乎被团练杀得干干净净。并未参加起事的洪仁玕不得不仓皇逃跑，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洪仁玕在香港口述了一篇《洪秀全来历》，后来又提供素材，让韩山文写出一本《太平天国起义记》，其中对洪秀全的来历、太平军的宗旨和早期历史有不少翔实的记载。
然而洪仁玕的叙述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为了赢得西方同情，他曲解了拜上帝教，将之描绘成正统基督教。当有去过天京的外国传教士回来声称，拜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时，他便竭力为洪秀全辩解。
其次，为了神化洪秀全，他竭力将洪秀全父子描绘成通天人物，并一手炮制了一系列洪秀全的“革命诗篇”。这些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内容是什么，一直被洪仁玕反复修改，时间越改越早，内容越改越邪乎，到了最后，这些有大量基督教内容的诗，居然会在洪秀全知道基督教前写出，甚至在洪秀全还只是个大清朝老百姓时，就敢在光天化日下，在庙里落款“太平天王题”，有关士绅、官员居然当没看见——当然，这都是洪仁玕说的，信不信由您。
1854年，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国力蒸蒸日上，洪仁玕决定前往投奔。这年阴历三月，他拿着韩山文给他的钱（《太平天国起义记》稿费的一半），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打算取道小刀会控制下的上海去天京。谁知道小刀会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跟洪秀全的关系，把他晾了几个月，花光银子的他只好跑回香港，在英国教会当了传教士，并跟着英国人理雅各、詹马士学习西方历法——几年后当上天国“总理大臣”的他，将这段史实稍作修改，改为他是老师，两位洋人是学生，直到被俘时，供词也是这样写的。
从上海归来后，他为太平天国宣传的声音反倒小了，这可能因为当时列强早已和太平军接触，知道洪秀全的上帝跟他们的并非一码事，所以对洪仁玕云山雾罩的说辞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兴趣。
离奇的旅程
事实上，洪仁玕一心想去天京，但是他没有钱。他希望两位英国老师赞助，但负责的理雅各反对，后来这位传教士回忆称，洪仁玕声称，自己去天京后，可以“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而他则认为洪仁玕到了天京，不但不能改造洪秀全，反而会被洪秀全改造。因此，理雅各在任职期间，一直不许洪仁玕出走，还反复叮嘱詹马士“看牢洪仁玕”。
但詹马士对洪仁玕的说辞似乎比较动心，他不但借给洪仁玕一笔不菲的盘缠，还答应照料其妻儿。就这样，在1858年，洪仁玕踏上了再赴天京的旅程。
这一次他走的是陆路，但这一路走来也颇多蹊跷。
他大约是这年阴历六七月动身的，从南雄过梅岭进入江西，经过赣州、吉安到达饶州境内，却进入了清朝副将蔡康业的营盘。那年八月，太平军大将杨辅清进攻蔡康业，洪仁玕居然跟着蔡康业一路败退，连行李都丢了不少。
到了安徽辰塘河地界，他发现当地有一支太平军驻扎，就甩开同伴，跑去自报家门。守将黄玉成不敢怠慢，赶紧派兵把这位“天王的弟弟”护送到天京，到达的那一天，是1859年3月13日。
按照洪仁玕的说法，他很有才能，因此洪秀全“内举不避亲”，把他提拔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而且因为有才，他被文官们尊为“文曲星”。他尽力调和天王和各大将的关系，并“处事公平”，因此遭到大将们的猜忌，屡屡被打压。“文曲星”的称呼是有的，问题是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文官们对他尊重，其实就意味着武官们并不尊重，可见洪仁玕的威信也不过如此。
到天京几天后，他就被封为护京主将（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同级），四月初一就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福千岁。除了已经出走的石达开，他是当时太平天国惟一的王爵、惟一的军师，地位被明确为“同南（冯云山）”，也就是说，石达开如果回来，也只能是他的下级。
这样的火箭提拔，武将不服是肯定的。洪仁玕在被俘后称，他曾多次肯辞未果，但当年他留下的诗集《军次实录》里有一首诗正好是写自己被提拔的，诗中以张良、姜太公自比，甚至为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自豪，似乎并无半点推辞、谦让的意思。
自相矛盾的政见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
这部书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制治国等。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
然而，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官衔外，几乎没有任何推进的迹象。一些人认为是太平军战事倥偬，没有推行条件；另一些人认为洪秀全对此兴趣不大，推动不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臣、大将们不服所致。这些固然都有道理，但洪仁玕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朋友英国翻译富礼赐，曾批评他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比如他认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洪秀全的斥责下立即180°转弯，变成拜上帝教的鼓吹者。他曾坚决反对避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但两年后那本集中太平天国所有避讳字，甚至连“火”、“师”、“主”、“光”、“明”等常用字都不许用的《钦定敬避字样》，正是由他领衔编篡的。
洪仁玕似乎是很反对乱封官爵的，并对这种乱相痛心疾首，还促使天王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暂时停止保荐、提升官员。然而《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名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更荒唐的是，1860年12月29日，“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的幼主诏旨下达后仅仅两天，洪仁玕就一口气保举了37名官员升官，且其中很多人仅仅参加了一场规模很小，而且似乎根本就不是胜仗的“南陵之役”。
如此多的自相矛盾，其实根源只有一个：洪仁玕的意志始终服从洪秀全的意志。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洪仁玕只能吃力地去适应“新思维”，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思维。
权术与诈术
洪仁玕在朝中似乎没有什么盟友，却有一大堆的政敌。
最初，他和陈玉成关系不错，《立法制喧谕》的蓝本就是陈玉成的一份意见书，他还极力主张把远征军的权力交给陈玉成。但安庆失守后，他却和陈玉成互相倾轧，最终导致两人被洪秀全双双撤职。失和的原因，在于两人互相推诿安庆失守的责任。洪仁玕曾亲自领兵救援安庆，但毫无战果。平心而论，让他这样毫无军事经验的人亲自带兵打如此重要的战役，责任不该由他一个人来负。
他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在洪仁玕后来的供词里，他说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第二次西征攻武汉而救安庆失败，则是李秀成没听他的。不过从1859年到1860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看，“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应该并不知情，而“二次西征”是在行动中逐渐演变成“攻武汉救安庆”的。
他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抵制的，可他抵制的办法，一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驸马，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国军政体系紊乱、人心涣散，以至于湘军兵临城下，李秀成亲自调集各王赴援，竟然异常吃力。
他对于政敌的仇视毫不掩饰。章王林绍璋是他最厌恶的人，他的几次起起落落，都和两人的纠缠有关。在他的记载里，林绍璋一无是处，1863年被派去江浙筹集粮食支援天京，“一无所获”，然而曾国荃的奏报里有多份提到拦截林绍璋粮队，足见洪仁玕的说法颇为夸大。
他为了贬低李秀成等人，将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诸王、驸马称为“忠直人”，认为洪秀全只是出于血亲而封他们虚职，李秀成等人纯粹是红眼病。但洪氏诸王贪鄙无能，并非李秀成一人如此说，太平军、清方乃至民间许多记载都可以为佐证；至于“虚职”，连幼天王洪天贵福都说一切朝政系洪仁发、洪仁达等人在管，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这些哪有半点“虚职”的意味？
归宿与评价
1863年11月16日，洪仁玕带着长达52个字的官衔离开天京，去各地催救兵，但各地将领皆以“无粮”为借口按兵不动，他只能留在湖州观望。次年7月24日，幼天王从失陷的天京出逃，他从湖州去迎接；8月28日，他和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保护幼天王离开湖州；10月9日在江西被清军夜袭，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在写下许多表示效仿文天祥，忠于太平天国和继续神话洪秀全父子的文字后，11月23日被凌迟处死于南昌。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
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因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因此当大将们被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实行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了。
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1860年10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最终竟以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试图将这位晚清著名的改革派人才留在太平天国——如果还是香港、上海的那个洪仁玕，他又怎会不知道，容闳要的不是一文不值的太平天国官爵，而是实现理想、一展才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