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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携专家PK中央美院
在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旗、首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国徽审察小组，邀请专家设计国徽图案。
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了政协的邀请，分别组成了由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设计竞赛。
1949年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5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另一个国徽图案，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经过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于10月23日拿出了修改方案。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后来又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这个方案与上述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三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
6月11日，审查小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术学院专家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最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此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竞赛。
6月15日，张仃拿出其新设计的国徽图案（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6月15日晚8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新绘制的3幅图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方案。
这次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
由于一些评委又提出修改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订图稿，这次是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来设计的。1950年6月20日，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评审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提出的方案，最终确定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林徽因等8位教授设计的国徽方案，并送政协大会表决。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梁、林等8位设计者所拟定的的国徽图案。
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向中央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塑造任务。生性耿介的高庄在塑造模型时，认为国徽方案中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就上书毛泽东：“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毛泽东主席同意了高庄的意见。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设计塑造工作，中央同意了高庄所作的国徽浮雕模型。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秘密任务
国徽图案终于诞生了，“制作新中国第一批国徽”的任务，随即下达到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厂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在铸造车间组成了十几人的专门任务小组。
1950年的流火7月，整个铁西区用轰隆的机声，表达着工人当家做主的欢畅，18岁的铸工朱凤仪正沉浸其中。突然，师傅裴庆江把他拉到一边，表情严肃地说：“上级下达了重要任务，你一定要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要制作新中国的第一批国徽。”
朱凤仪一听，好似被雷击中，缓过神后一阵狂喜，刚想欢呼雀跃，立即被师傅制止。“记住，这是一项秘密任务，远没到庆祝的时候。”朱凤仪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憋足气点了点头。党中央、毛主席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而我们，将用双手一锤一锤地把国徽打造出来，这是何等幸福、何等神圣的事情啊！他不懂“创造历史”是什么意思，也不知什么叫“参与了重大历史事件”，他只想把这份荣耀说给父母听，但保密纪律又不允许。于是，当晚他失眠了，起来躺下，再起来再躺下，折腾一夜都没合眼。
任务小组由19号车间铸造班班长焦百顺任组长，组员由朱凤仪等一流技工组成。8月初，2米高的国徽模型运到车间。朱凤仪把它紧紧搂在怀里，感觉比自己的命都金贵。模型用油纸包了不下十层，每撕下一层，大家的心就跟着跳跃一次。
没有炉子，就在车间地上挖3个2米深的大坑，用砖头砌成圆形，在上面架上炉条，做成地风炉；没有化铝罐，就从废铁堆里找出一根铁管，从中间截出一段，在下面焊个底，代替铁罐。全体成员都吃住在车间，饿了嚼口干粮夹咸菜，困了就在工作现场打地铺……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制作，9月20日，第一批金属国徽全部完工。其中，大型的直径2米，共2个；中型的直径1.5米，共25个；小型的直径1米，共45个，准备分别用于首都、各省会城市及部分城市的国家机关。而由朱凤仪为主要铸造者的两枚大型国徽中的一枚，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凤仪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制造者之一。
记忆的抛光
2012年6月，随着中国工业博物馆在沈阳正式开馆，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朱凤仪一样，62年前，这位老人也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的制造。朱凤仪所在的任务小组执行的是第一道工序——用铝合金铸造国徽毛坯；而这位老人执行的是第二道工序——给国徽毛坯抛光、加工。
老人的名字叫吴嘉祜。岁月洗去了人生的大部分往事，但参与国徽制造，是吴老脑海里最扎实的记忆。
“接到任务的第一反应是激动、光荣，心里一个劲想，就是拼了命也要完成。当时，我是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八级钳工，25号车间3组的组长。”吴老边说边伸出粗糙、宽大的手掌，“那时打磨全是手工，用自己做的钢丝刷，把毛坯表面打平磨净，然后用专门的工具，把疵点修补完整，再用自己做的小刀，把国徽的细处一点一点雕刻出来，再用专用刮刀刮平图案的表面，最后是整体抛光，毛坯国徽就像镜子一样光亮了。”
加工过程紧张，验收时更紧张。吴嘉祜等人跟在领导身后，呼吸都要停止了。只见领导仔细打量每一个细节，时而皱眉时而凝思，过了好一阵，突然轻轻点头，转身冲吴嘉祜们说：“师傅们，辛苦了。”
“听完这话，我的眼泪顺着眼角就流下来。”吴老回忆道。
2012年4月，中国工业博物馆决定仿制新中国的第一枚国徽，邀请吴老作复制指导。此时，沈阳第一机床厂已经搬迁，复制现场只好选择位于铁西区的沈阳铸钢件厂。四面漏风的厂房，沙土的地面，简陋的设备，都与1950年第一枚国徽制造现场类似。博物馆筹备处已经收藏了毛主席亲笔签字的国徽图纸，仿制的国徽就是按照这份图纸的设计和当年的工艺，一对一制造的。
4月17日这天，复制刚好进入第二道工序，也是最核心的工序——浇铸，91岁的吴老准时来到现场。厂房内，巨大的国徽坯子摆放在地面，工人将两个坯子合厢，做好浇铸前的准备工作。不远处，由铝锭融化的铝水，已经彻底熔化，通红一片，浇铸随即开始。
吴老负责指导浇铸结束后的精加工，每道工序都按着60多年前的做法完成，再经过喷漆和贴金，历时整整一个月，一枚按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同等规格复制出来的国徽，就这样被中国工业博物馆永久收藏。
“机床厂已经不在铁西区了，当年一起造国徽的老伙计们，在世的没几个了。但挂在天安门的那个国徽，今天还那么庄重、光亮。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天安门广场亲眼看一看它。能走动时，没机会去。现在可以去了，人却老了，走不动了。”吴老的声音哽咽起来，“每天晚饭时，只要电视上出现新闻联播，我都会放下碗筷盯着看。知道看啥不？看国徽呀！天天都这样，已经成习惯动作了。”
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往事并不如烟。
在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旗、首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国徽审察小组，邀请专家设计国徽图案。
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了政协的邀请，分别组成了由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设计竞赛。
1949年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5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另一个国徽图案，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经过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于10月23日拿出了修改方案。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后来又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这个方案与上述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三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
6月11日，审查小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术学院专家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最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此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竞赛。
6月15日，张仃拿出其新设计的国徽图案（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6月15日晚8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新绘制的3幅图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方案。
这次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
由于一些评委又提出修改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订图稿，这次是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来设计的。1950年6月20日，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评审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提出的方案，最终确定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林徽因等8位教授设计的国徽方案，并送政协大会表决。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梁、林等8位设计者所拟定的的国徽图案。
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向中央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塑造任务。生性耿介的高庄在塑造模型时，认为国徽方案中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就上书毛泽东：“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毛泽东主席同意了高庄的意见。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设计塑造工作，中央同意了高庄所作的国徽浮雕模型。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秘密任务
国徽图案终于诞生了，“制作新中国第一批国徽”的任务，随即下达到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厂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在铸造车间组成了十几人的专门任务小组。
1950年的流火7月，整个铁西区用轰隆的机声，表达着工人当家做主的欢畅，18岁的铸工朱凤仪正沉浸其中。突然，师傅裴庆江把他拉到一边，表情严肃地说：“上级下达了重要任务，你一定要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要制作新中国的第一批国徽。”
朱凤仪一听，好似被雷击中，缓过神后一阵狂喜，刚想欢呼雀跃，立即被师傅制止。“记住，这是一项秘密任务，远没到庆祝的时候。”朱凤仪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憋足气点了点头。党中央、毛主席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而我们，将用双手一锤一锤地把国徽打造出来，这是何等幸福、何等神圣的事情啊！他不懂“创造历史”是什么意思，也不知什么叫“参与了重大历史事件”，他只想把这份荣耀说给父母听，但保密纪律又不允许。于是，当晚他失眠了，起来躺下，再起来再躺下，折腾一夜都没合眼。
任务小组由19号车间铸造班班长焦百顺任组长，组员由朱凤仪等一流技工组成。8月初，2米高的国徽模型运到车间。朱凤仪把它紧紧搂在怀里，感觉比自己的命都金贵。模型用油纸包了不下十层，每撕下一层，大家的心就跟着跳跃一次。
没有炉子，就在车间地上挖3个2米深的大坑，用砖头砌成圆形，在上面架上炉条，做成地风炉；没有化铝罐，就从废铁堆里找出一根铁管，从中间截出一段，在下面焊个底，代替铁罐。全体成员都吃住在车间，饿了嚼口干粮夹咸菜，困了就在工作现场打地铺……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制作，9月20日，第一批金属国徽全部完工。其中，大型的直径2米，共2个；中型的直径1.5米，共25个；小型的直径1米，共45个，准备分别用于首都、各省会城市及部分城市的国家机关。而由朱凤仪为主要铸造者的两枚大型国徽中的一枚，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凤仪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制造者之一。
记忆的抛光
2012年6月，随着中国工业博物馆在沈阳正式开馆，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朱凤仪一样，62年前，这位老人也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的制造。朱凤仪所在的任务小组执行的是第一道工序——用铝合金铸造国徽毛坯；而这位老人执行的是第二道工序——给国徽毛坯抛光、加工。
老人的名字叫吴嘉祜。岁月洗去了人生的大部分往事，但参与国徽制造，是吴老脑海里最扎实的记忆。
“接到任务的第一反应是激动、光荣，心里一个劲想，就是拼了命也要完成。当时，我是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八级钳工，25号车间3组的组长。”吴老边说边伸出粗糙、宽大的手掌，“那时打磨全是手工，用自己做的钢丝刷，把毛坯表面打平磨净，然后用专门的工具，把疵点修补完整，再用自己做的小刀，把国徽的细处一点一点雕刻出来，再用专用刮刀刮平图案的表面，最后是整体抛光，毛坯国徽就像镜子一样光亮了。”
加工过程紧张，验收时更紧张。吴嘉祜等人跟在领导身后，呼吸都要停止了。只见领导仔细打量每一个细节，时而皱眉时而凝思，过了好一阵，突然轻轻点头，转身冲吴嘉祜们说：“师傅们，辛苦了。”
“听完这话，我的眼泪顺着眼角就流下来。”吴老回忆道。
2012年4月，中国工业博物馆决定仿制新中国的第一枚国徽，邀请吴老作复制指导。此时，沈阳第一机床厂已经搬迁，复制现场只好选择位于铁西区的沈阳铸钢件厂。四面漏风的厂房，沙土的地面，简陋的设备，都与1950年第一枚国徽制造现场类似。博物馆筹备处已经收藏了毛主席亲笔签字的国徽图纸，仿制的国徽就是按照这份图纸的设计和当年的工艺，一对一制造的。
4月17日这天，复制刚好进入第二道工序，也是最核心的工序——浇铸，91岁的吴老准时来到现场。厂房内，巨大的国徽坯子摆放在地面，工人将两个坯子合厢，做好浇铸前的准备工作。不远处，由铝锭融化的铝水，已经彻底熔化，通红一片，浇铸随即开始。
吴老负责指导浇铸结束后的精加工，每道工序都按着60多年前的做法完成，再经过喷漆和贴金，历时整整一个月，一枚按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同等规格复制出来的国徽，就这样被中国工业博物馆永久收藏。
“机床厂已经不在铁西区了，当年一起造国徽的老伙计们，在世的没几个了。但挂在天安门的那个国徽，今天还那么庄重、光亮。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天安门广场亲眼看一看它。能走动时，没机会去。现在可以去了，人却老了，走不动了。”吴老的声音哽咽起来，“每天晚饭时，只要电视上出现新闻联播，我都会放下碗筷盯着看。知道看啥不？看国徽呀！天天都这样，已经成习惯动作了。”
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