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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古代中国，由于信息传递的高额成本，统治阶级提出了保甲制度。本文通过探究保甲制度的产生，对这一制度长期以来保持的旺盛生命力进行分析。在信息闭塞的古代中国，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保甲制度即是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制度，因而，有了这种横行的具有信息优势的治理方式后，统治阶级只需施行纵向治理即可。
关键词：保甲制度;信息成本;成本收益
一、问题的提出
古代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存在着诸多的限制因素，或者说约束条件，包括小规模政府、大疆域、多人口、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作为封建制度下的法律——保甲制度，为统治者的纵向统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对保甲制度实施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对这一制度依赖性最强的国家，身份制度、家族主义和集体性责任，是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制度的特点。剑桥中国史认为，古代中国法律的两大特征是等级化的身份社会和“集体责任”——“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那么作为连带责任的保甲制度，在古代中国是极其发达的，原因是其构成了传统中国的主要组织方式，基于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公共权力组织方式，甚至在宗族血缘关系方面，保甲制度同时也是连坐制度。
在中国早期社会，保甲制度本是一种集体性互助组织制度，和早期社会的“井田制”紧密联系。最早由周公提出了社区互助组织和井田制，但是作为一种法律化的制度，是最先由管子推行的。春秋时代齐国实施的什伍之治，是中国保甲制度的最早起源。管子在齐国的改革，主要是“编民齐户”，是对居民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公共化的开始。从商鞅时代的秦国开始，保甲制度上升为一种“集体性惩罚”，邻里之间、亲属之间负有相互纠举、告奸的责任。汉承秦制，自此代代沿袭。宋代正式确立了保甲制度。自此，这一制度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进行着改进。
然而，即使到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具有活跃的生命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保甲制度能够长期存在？
二、信息闭塞的古代中国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古代乡土社会，信息的传递方式单一化，正如理查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认为：初民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自然的规律（对魔力和巫术的信仰几乎在所有的初民社会中都存在），缺乏书写方法以及无法记录，缺乏通讯技术——缺乏这些意味着和当代社会相比原始社会获得信息的成本更高。说起早期的保甲制度，首先应当从其设計目的说起，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平静湖面，突然下起小雨，每一滴雨滴落在湖水中产生涟漪，这种涟漪之间，相互交叉，每一个雨滴都比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村社聚居的条件下，在较小的范围内，相互影响，这种关系被称之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亲属和邻里之间往往非常亲密，此时连坐制度和保甲制度是合为一体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家族逐渐向着宗族的方向转变，而有限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致使部分人离开家乡，或者离开宗族，原有聚居地的血缘关系淡化。保甲和连坐产生分离，与血缘、地缘关系的分离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早期的井田制、什伍制可以将两种责任共同适用，但随着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淡化，二种连带责任的分离是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尽管尽管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秦帝国及其后续的王朝都努力的构建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等制度，虽然促进了信息传递的效率，略为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但是监督人民和动员其服从国家的指挥，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则需要更有效的信息收集方式。而管仲和商鞅推行的依据地域划分的什伍之治、编户齐民等保甲制度的出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监督、检举、揭发，解决了上述问题。
三、中国古代保甲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从需求定律的角度，统治者管理国家事务，其目标包括政治支持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如果可以量化统治者的目标，即以“需求量”作为政治支持和经济利益的评判标准，而将获取信息的难度，即信息成本作为“价格”，根据需求定律，价格与数量之间呈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古代中国，获取信息难度大，信息成本高，则需求量必然下降，想要顺利的统治国家，在高昂的信息成本下，作为需求量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利益必然无法保障。
从被统治者个人的角度，信息是个人受到监督的基础，古代社会，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观察，观察的成本也即信息成本，监督需要以信息成本为基础，并且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成正相关性。
统治者需要监督，且需要低成本的监督，则必然选择信息成本低的监督方式：连带责任。那么谁是低成本的观察者？具有信息优势的人群的价值被统治者发现。如何使其有权观察，并且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观察？统治者通过法律、制度赋予这一人群对监督者行为的连带责任，观察者即具有了激励和名义（主观能动性和权利）。
可以认为，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保甲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
保甲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具有很强的设计性和激励性，包括责任主体、监督内容、行为方式（获取信息后的告发方式）、责任归属、保长制度等方面，其存在的前提是古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村社聚居，以人数相对较少的十进制划分。
在历史上，统治者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保甲制度，使其符合时代背景下的约束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连带责任制度，并不足以应付国家的治理，需要与户口、土地、经济政策相互配合。在古代中国，统治者通过保甲制度和土地制度，把农民牢牢的拴在祖祖辈辈不变的乡土社会，并通过压制商业发展，限制人口流动，从而降低监督成本（信息成本），便于统治。
作为横向治理方式的保甲制度，统治者只需要纵向管理，即可达到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古代政府以小政府、大疆域、多人口、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为约束条件，利用保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稳定治理，其根本在于对信息成本的控制。
参考文献
[1]崔瑞德， 费正清. 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
[2]王文骏.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J]. 江海学刊， 1997（2）.
[3]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 闻钧天. 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
[5] 张维迎. 产权、 政府与信誉， 三联书店，2001.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李佳林（1988.03-），男，汉族，山东省泰安市，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018级在读研究生，学士学位，专业：法学理论。
关键词：保甲制度;信息成本;成本收益
一、问题的提出
古代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存在着诸多的限制因素，或者说约束条件，包括小规模政府、大疆域、多人口、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作为封建制度下的法律——保甲制度，为统治者的纵向统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对保甲制度实施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对这一制度依赖性最强的国家，身份制度、家族主义和集体性责任，是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制度的特点。剑桥中国史认为，古代中国法律的两大特征是等级化的身份社会和“集体责任”——“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那么作为连带责任的保甲制度，在古代中国是极其发达的，原因是其构成了传统中国的主要组织方式，基于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公共权力组织方式，甚至在宗族血缘关系方面，保甲制度同时也是连坐制度。
在中国早期社会，保甲制度本是一种集体性互助组织制度，和早期社会的“井田制”紧密联系。最早由周公提出了社区互助组织和井田制，但是作为一种法律化的制度，是最先由管子推行的。春秋时代齐国实施的什伍之治，是中国保甲制度的最早起源。管子在齐国的改革，主要是“编民齐户”，是对居民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公共化的开始。从商鞅时代的秦国开始，保甲制度上升为一种“集体性惩罚”，邻里之间、亲属之间负有相互纠举、告奸的责任。汉承秦制，自此代代沿袭。宋代正式确立了保甲制度。自此，这一制度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进行着改进。
然而，即使到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具有活跃的生命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保甲制度能够长期存在？
二、信息闭塞的古代中国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古代乡土社会，信息的传递方式单一化，正如理查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认为：初民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自然的规律（对魔力和巫术的信仰几乎在所有的初民社会中都存在），缺乏书写方法以及无法记录，缺乏通讯技术——缺乏这些意味着和当代社会相比原始社会获得信息的成本更高。说起早期的保甲制度，首先应当从其设計目的说起，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平静湖面，突然下起小雨，每一滴雨滴落在湖水中产生涟漪，这种涟漪之间，相互交叉，每一个雨滴都比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村社聚居的条件下，在较小的范围内，相互影响，这种关系被称之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亲属和邻里之间往往非常亲密，此时连坐制度和保甲制度是合为一体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家族逐渐向着宗族的方向转变，而有限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致使部分人离开家乡，或者离开宗族，原有聚居地的血缘关系淡化。保甲和连坐产生分离，与血缘、地缘关系的分离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早期的井田制、什伍制可以将两种责任共同适用，但随着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淡化，二种连带责任的分离是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尽管尽管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秦帝国及其后续的王朝都努力的构建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等制度，虽然促进了信息传递的效率，略为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但是监督人民和动员其服从国家的指挥，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则需要更有效的信息收集方式。而管仲和商鞅推行的依据地域划分的什伍之治、编户齐民等保甲制度的出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监督、检举、揭发，解决了上述问题。
三、中国古代保甲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从需求定律的角度，统治者管理国家事务，其目标包括政治支持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如果可以量化统治者的目标，即以“需求量”作为政治支持和经济利益的评判标准，而将获取信息的难度，即信息成本作为“价格”，根据需求定律，价格与数量之间呈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古代中国，获取信息难度大，信息成本高，则需求量必然下降，想要顺利的统治国家，在高昂的信息成本下，作为需求量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利益必然无法保障。
从被统治者个人的角度，信息是个人受到监督的基础，古代社会，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观察，观察的成本也即信息成本，监督需要以信息成本为基础，并且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成正相关性。
统治者需要监督，且需要低成本的监督，则必然选择信息成本低的监督方式：连带责任。那么谁是低成本的观察者？具有信息优势的人群的价值被统治者发现。如何使其有权观察，并且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观察？统治者通过法律、制度赋予这一人群对监督者行为的连带责任，观察者即具有了激励和名义（主观能动性和权利）。
可以认为，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保甲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
保甲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具有很强的设计性和激励性，包括责任主体、监督内容、行为方式（获取信息后的告发方式）、责任归属、保长制度等方面，其存在的前提是古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村社聚居，以人数相对较少的十进制划分。
在历史上，统治者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保甲制度，使其符合时代背景下的约束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连带责任制度，并不足以应付国家的治理，需要与户口、土地、经济政策相互配合。在古代中国，统治者通过保甲制度和土地制度，把农民牢牢的拴在祖祖辈辈不变的乡土社会，并通过压制商业发展，限制人口流动，从而降低监督成本（信息成本），便于统治。
作为横向治理方式的保甲制度，统治者只需要纵向管理，即可达到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古代政府以小政府、大疆域、多人口、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为约束条件，利用保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稳定治理，其根本在于对信息成本的控制。
参考文献
[1]崔瑞德， 费正清. 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
[2]王文骏.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J]. 江海学刊， 1997（2）.
[3]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 闻钧天. 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
[5] 张维迎. 产权、 政府与信誉， 三联书店，2001.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李佳林（1988.03-），男，汉族，山东省泰安市，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018级在读研究生，学士学位，专业：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