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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乡》中，中年闰土的一声“老爷!……”，成了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批判的典型语言，今天的研究者对此句话的理解大都是封建等级观念造成了“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写出了辛亥革命后农民所受的精神束缚。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细心揣摩，认为：把“老爷!……”一句，诠释为“农民所受的精神束缚”是对鲁迅《故乡》的误读，我们应当结合作品背景对文中的“我”重新认识。本文就此略加阐述，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中年闰土称呼“我”为“老爷”是合乎情理的。
首先，两个人身份的差异是这一称呼存在的基础。少年时代，“我”是一个富人家的孩子，闰土是“我”家忙月(毛工)的孩子。这两个人的身份为后来中年闰土称呼我“老爷”埋下了伏笔。人是有阶级性的，孩童时期的天真无邪，不是说他们没有阶级性，只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些罢了。正如鲁迅在《社戏》里写到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孩子的天真无邪是美好的，但我们不能就简单地认为成人也要这样做，鲁迅是在赞赏孩子的善良天真，我们未必就要反过来想，说鲁迅否定成人之间最起码的礼仪交往。
其次，中年闰土这样的称呼也符合社会的基本礼仪。闰土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农经济的偏远山村，他所知道的礼仪也就是最质朴的道德规范，在他看来，叫一声“老爷”是最常规不过的称呼了，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这样的行为规范是不是要被看作是所谓的“封建枷锁”呢?我们认为不是。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就人的基本道德而言，对人的尊敬也是人与人交往最起码的要求，别说封建社会，就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把讲究礼仪作为人的最高素质。今天，我们仍然把“温、良、恭、俭、让”作为道德的基本准则，不过是不同的社会阶段充实了不同内容而已。
第三，称呼“老爷”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这里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我”与闰土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也许你会脱口而出：童年时代很好的朋友。这是受了一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实际上，“我”与闰土没有我们读者想象的那么亲密。闰土的原型是鲁迅的朋友章运水。章运水的父亲章复清是周家的长工。1893年春节，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了，由于忙不过来，章复清便把儿子也一并叫了来帮忙，这就是章运水。此时的章运水15岁，比鲁迅大两岁。后来鲁迅在小说创作时，就以章运水为原型刻画了闰土这个形象。作者在《故乡》里有这么一段描述：“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我”与闰土在小时候并不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准确地说，闰土不过是印象深刻的一个朋友而已。我们按照生活的逻辑来推想：两个孩子就在一起玩耍过很短暂的时间(一个“正月”)，之后就20多年的分离。能有多少感情的留存呢?
两人长久不见面，还又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他们见了面，称呼能很亲密吗?换个角度看，如果“我”有一个儿时的相处时间不长、但关系在当时还很不错的朋友，做了政界要人，几十年后。和“我”的生活层次的距离也如同“我”和现在的闰土。那么，作为读书人的“我”，去那人家中与其见面，“我”是不是能大喊其乳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样的称呼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
二、惊诧“老爷!……”的称呼。我们读出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丧失精神家园的矛盾与彷徨。
“我”听了那一声“老爷!……”后，之所以“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们觉得主要是“我”当时的思想状况造成的，而不是闰土的错。
第一，“我”是当时的一个“新”知识分子，对当时的革命结果看得过于乐观，所以得到的更多是失望与寂寞。在“我”生活的城市里看到“革命”后的社会：一次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只革掉了一条辫子。鲁迅是很失望：“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二心集·习惯与改革》)这样的结果实在是离“我”想象的有朝气的民主“新”社会差之甚远。在城市里追求理想的失落，使“我”想到农村去找到一处心灵的家园，到了农村，看到的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城市里还有些活气的)。那么，“我”的家园是什么?是新生，是文明，是美丽，甚至是虚幻的。“我”把这个家园寄托在少年时代的梦幻里，在现实中寻找当然还是要碰壁的。既然这样，闰土称呼“我”是老爷，“我”在闰土那里的失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了。之所以吃惊，是“我”过于乐观的希望造成的反差，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我”的希望，在那时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这也说明了“我”对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对当时的军阀既恨其误国，又还有一丝幻想，这也是我“彷徨”元着的体现。
第二，“我”对闫土“老爷!……”的惊诧和对扬二嫂说的话耿耿于怀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实际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无处归宿的写照。“我”希望得到闰土的称呼是“迅哥儿”，闰土是“我”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我”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还是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和闰土说话的，闰土也是按照正常的礼节——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的方式对待“我”，在闰土的心目中，“我”已经是一个官僚地主，虽然破落了，但在居住的村里，确实还是。只不过“我”自己感觉是一个“新”知识分子，而不是地主。闰土当然不会进行阶级分析，“我”也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而且多年间隔，闰土实际和“我”并不很熟悉，所以闰土把握的分寸是合适的。
“我”以为只有称呼不变才是最纯真的表现，才是“理想中的故乡”，很多学者都把称呼的改变当成是农村没有改变现状的表征，是“我”对故乡失望的原因。但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杨二嫂呢?杨二嫂年轻时比较漂亮，被称为“豆腐西施”，“我”是一个受了正统封建教育的书生，那时候，自然也很厌恶她了，这样的厌恶，实际是对“人性美”的一种排斥，因为那种“美”不合封建伦理道德，是过于张扬的个性。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二嫂也没什么出格的行为，就是“终日坐着”罢了，“我”也和世俗一起，鄙弃这位村中美女，也希望女子都不要抛头露面，都要笑不露齿，这样思想指导下的“我”，不也有点封建卫道士的色彩吗?
杨二嫂的语言是那种原生态的：“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如果中年闰土用杨二嫂的口吻，杨二嫂用中年闰土的口吻，这样才是“我”所希望的呢?但这样的希望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杨二嫂和闰土不同，她是“我”的乡邻，是看着“我”长大的，又是“我”的长辈，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无所顾忌地称呼“我”并无不妥。在杨二嫂看来，只有“放了道台”、“出门便是八台大轿”才值得敬畏，要是那样的人来了，她才可能像闰土那样称呼“老爷!……”，但恰恰是她原生态的称呼，让“我”觉得刺耳，实际上说明了“我”也受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
不论在闰土那里，还是在杨二嫂这里，“我”都找不到精神家园。“中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
一、中年闰土称呼“我”为“老爷”是合乎情理的。
首先，两个人身份的差异是这一称呼存在的基础。少年时代，“我”是一个富人家的孩子，闰土是“我”家忙月(毛工)的孩子。这两个人的身份为后来中年闰土称呼我“老爷”埋下了伏笔。人是有阶级性的，孩童时期的天真无邪，不是说他们没有阶级性，只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些罢了。正如鲁迅在《社戏》里写到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孩子的天真无邪是美好的，但我们不能就简单地认为成人也要这样做，鲁迅是在赞赏孩子的善良天真，我们未必就要反过来想，说鲁迅否定成人之间最起码的礼仪交往。
其次，中年闰土这样的称呼也符合社会的基本礼仪。闰土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农经济的偏远山村，他所知道的礼仪也就是最质朴的道德规范，在他看来，叫一声“老爷”是最常规不过的称呼了，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这样的行为规范是不是要被看作是所谓的“封建枷锁”呢?我们认为不是。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就人的基本道德而言，对人的尊敬也是人与人交往最起码的要求，别说封建社会，就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把讲究礼仪作为人的最高素质。今天，我们仍然把“温、良、恭、俭、让”作为道德的基本准则，不过是不同的社会阶段充实了不同内容而已。
第三，称呼“老爷”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这里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我”与闰土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也许你会脱口而出：童年时代很好的朋友。这是受了一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实际上，“我”与闰土没有我们读者想象的那么亲密。闰土的原型是鲁迅的朋友章运水。章运水的父亲章复清是周家的长工。1893年春节，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了，由于忙不过来，章复清便把儿子也一并叫了来帮忙，这就是章运水。此时的章运水15岁，比鲁迅大两岁。后来鲁迅在小说创作时，就以章运水为原型刻画了闰土这个形象。作者在《故乡》里有这么一段描述：“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我”与闰土在小时候并不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准确地说，闰土不过是印象深刻的一个朋友而已。我们按照生活的逻辑来推想：两个孩子就在一起玩耍过很短暂的时间(一个“正月”)，之后就20多年的分离。能有多少感情的留存呢?
两人长久不见面，还又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他们见了面，称呼能很亲密吗?换个角度看，如果“我”有一个儿时的相处时间不长、但关系在当时还很不错的朋友，做了政界要人，几十年后。和“我”的生活层次的距离也如同“我”和现在的闰土。那么，作为读书人的“我”，去那人家中与其见面，“我”是不是能大喊其乳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样的称呼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
二、惊诧“老爷!……”的称呼。我们读出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丧失精神家园的矛盾与彷徨。
“我”听了那一声“老爷!……”后，之所以“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们觉得主要是“我”当时的思想状况造成的，而不是闰土的错。
第一，“我”是当时的一个“新”知识分子，对当时的革命结果看得过于乐观，所以得到的更多是失望与寂寞。在“我”生活的城市里看到“革命”后的社会：一次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只革掉了一条辫子。鲁迅是很失望：“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二心集·习惯与改革》)这样的结果实在是离“我”想象的有朝气的民主“新”社会差之甚远。在城市里追求理想的失落，使“我”想到农村去找到一处心灵的家园，到了农村，看到的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城市里还有些活气的)。那么，“我”的家园是什么?是新生，是文明，是美丽，甚至是虚幻的。“我”把这个家园寄托在少年时代的梦幻里，在现实中寻找当然还是要碰壁的。既然这样，闰土称呼“我”是老爷，“我”在闰土那里的失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了。之所以吃惊，是“我”过于乐观的希望造成的反差，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我”的希望，在那时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这也说明了“我”对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对当时的军阀既恨其误国，又还有一丝幻想，这也是我“彷徨”元着的体现。
第二，“我”对闫土“老爷!……”的惊诧和对扬二嫂说的话耿耿于怀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实际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无处归宿的写照。“我”希望得到闰土的称呼是“迅哥儿”，闰土是“我”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我”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还是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和闰土说话的，闰土也是按照正常的礼节——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的方式对待“我”，在闰土的心目中，“我”已经是一个官僚地主，虽然破落了，但在居住的村里，确实还是。只不过“我”自己感觉是一个“新”知识分子，而不是地主。闰土当然不会进行阶级分析，“我”也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而且多年间隔，闰土实际和“我”并不很熟悉，所以闰土把握的分寸是合适的。
“我”以为只有称呼不变才是最纯真的表现，才是“理想中的故乡”，很多学者都把称呼的改变当成是农村没有改变现状的表征，是“我”对故乡失望的原因。但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杨二嫂呢?杨二嫂年轻时比较漂亮，被称为“豆腐西施”，“我”是一个受了正统封建教育的书生，那时候，自然也很厌恶她了，这样的厌恶，实际是对“人性美”的一种排斥，因为那种“美”不合封建伦理道德，是过于张扬的个性。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二嫂也没什么出格的行为，就是“终日坐着”罢了，“我”也和世俗一起，鄙弃这位村中美女，也希望女子都不要抛头露面，都要笑不露齿，这样思想指导下的“我”，不也有点封建卫道士的色彩吗?
杨二嫂的语言是那种原生态的：“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如果中年闰土用杨二嫂的口吻，杨二嫂用中年闰土的口吻，这样才是“我”所希望的呢?但这样的希望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杨二嫂和闰土不同，她是“我”的乡邻，是看着“我”长大的，又是“我”的长辈，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无所顾忌地称呼“我”并无不妥。在杨二嫂看来，只有“放了道台”、“出门便是八台大轿”才值得敬畏，要是那样的人来了，她才可能像闰土那样称呼“老爷!……”，但恰恰是她原生态的称呼，让“我”觉得刺耳，实际上说明了“我”也受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
不论在闰土那里，还是在杨二嫂这里，“我”都找不到精神家园。“中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