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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他的《文化社会学论集》中说：“如果在一个人看来，除了他当下的处境之外一切都不存在，那么他并不是个完整的人——我们从自己的过去继承了另一种需要：一再切断我们与生活、与我们的生存细节的所有联系。”曼海姆将这一能力称为“迷醉”，它指向一种独特的审视历史的方式，那就是尊重由具体的生活细节建构起来的历史，它是向下的，在野的，同时也很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这样的历史观，某种意义上可以令我们联想到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尤其是诗歌对历史的介入。
论到诗歌对历史的观照，王鸿的长诗《南日群岛》和《忠门半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致和新鲜的写作模式。
诗歌写作对历史的关注和阐述，一直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异域的《荷马史诗》到本土的《格萨尔王》，从上古的英雄史诗到晚近诗人对“新史诗”的书写，历史题材在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创作中持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诗歌与历史的联姻，在我看来，很可能并不是缘于那句以讹传讹的论断“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此将历史作为诗人任意演义和戏说的素材，而是借由对历史的深情凝视和冷峻审视，传达诗人的史识，并照见诗人善感的心灵，寄托诗人的爱与痛，渴望、梦想与焦虑、忧伤;那么，这样的历史书写就具备了“大诗”的品质，谈得上是史诗性质的书写了。而这，也是王鸿写作《南日群岛》和《忠门半岛》的精神前提。
王鸿是有构造宏大体量的史诗的雄心的。这一点，在他的《南日群岛》和《忠门半岛》中均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问题在于，经营历史题材，如何才能深入历史的现场，把握历史温热的脉搏，而非仅仅停留在对枯燥史料的生硬堆积？换句话说，史诗的书写重在凸显个人的独特眼光、精神的敏感和心灵的自觉，同时着力规避集体主义的桎梏、社会公论的制约和人云亦云的危险，跳脱开陈旧的话语套路和百科式的叙事策略，这其实是史诗写作的命脉所在，当然，也是它的难度所在。这一难度的存在，使得大量诗歌写作者对史诗的创作望而却步，纷纷退回到抒情短诗和口语小诗的写作阵营中来，在他们看来，短暂诗情的瞬间发挥显然比之史诗写作持续的情感投入要简单得多，也轻松自由得多。即便有所作，也很难脱离对现成史料的依赖和敷衍，自然也就很难使读者认出诗歌文本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热爱与关切、忧虑与感伤，都是缺席的，那么，这样的书写至多只能称得上是“长诗”，它欠缺的恰恰是史诗最关键的精神要素。事实上，这样的写作同时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向度，那就是对写作难度的探寻和挑战。要知道，作为一种精神工作，写作难度的缺席也就是精神的偷懒，它如果不是带来艺术灵感的井喷式爆发，势必引起语言的平庸和思想的贫血。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鸿在《忠门半岛》的序曲部分就直截了当地表示：“面对这个狭长的半岛/我倾注的不是唤醒，而是歌唱/尝试的不是剖析，而是理解/——即便她，从来都不需要”——“不是唤醒，而是歌唱”“不是剖析，而是理解”，已经表明了诗人的写作态度和立场，也揭示了王鸿创作此诗的心灵谱系。它不是白描式的，当然也拒绝说教，它指向的是一种介入式的、在场的讲述。这是一种可贵的写作姿态，它接通的是传统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的尊重这一粗大的血管。中国历来的诗歌写作，都强调有“我”，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好的文学作品，下笔皆有所托。譬如王维那些禅味十足的绝句，初看并不写人，却处处有物，处处有“我”。而“我”在《忠门半岛》中的面相，不是单薄、僵化的，而是多元丰富、血肉丰满的。在这样的语境中，王鸿的开篇自白才使我们对他作品中的精神容量有了更多的期许。
二
可以说，王鸿从一开始着手写作《忠门半岛》，便积蓄着大量的情感基础，这一情感基础除了在开篇以序曲的形式直接宣布以外，也贯穿在他对全诗架构的精心安排上。从全诗主体的十个大段落的构思来看，从“浮曦洲·中门”“贤良港·神话”“崇福里·新安里”“莆禧所·吉蓼寨”“界外·界外人”，到“生存·陋习”“莆仙戏·民谣”“郡望·族谱”“弯锁客·莆商”“幻城·界墙”，王鸿并非单纯地以历史发展先后的轴线为叙述的内在线索，而是以时间为纬，以人物为经，彼此互参、互证，共同推动叙事的进行。这一布局方式期待一种更加高级也更有难度的表达。好在《忠门半岛》写的是自己的故乡，王鸿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有着近乎学究的熟稔，对半岛的前世今生、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他的叙述就可以做到成竹在胸。事实上，所有优秀的诗人在写作时都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故乡的，它在现世的对应物很可能就是现实中的故乡，它是诗人灵感的源头、记忆的起点，也是写作最终落实的根据地，是诗人善感心灵的收容所。波兰诗人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严谨。”很大程度上，“小地方人的严谨”并不意味着情感的褊狭，反而隐喻着叙述的扎实和可靠。
这也是王鸿写作《忠门半岛》能够成功的保证。借由故乡忠门半岛这一沉默、苍茫和深广的厚土来寄托深沉浓郁的一己之思，如何言说才不至于沦为大而无当的空洞抒情，才能避免落入陈旧的话语策略的怪圈，这是王鸿写作《忠门半岛》应该深入考虑的问题。事实证明，王鸿的思考是有效和成功的，它确保了诗人的情感抒发具备了坚实、真切的物质外壳，那就是，他把笔触指向地处东南沿海的这一半岛独具特色的底层传统和异质风情，指向左右半岛存亡兴废的历史现场。
作为妈祖的诞生地和妈祖信俗的滥觞，忠门半岛先天地承载了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
大爱付于无言
这个毕生行善的小女子
如精卫衔木，欲填沧海之大
她未留下任何论著，思济天下的素行
昭示一个朴素的真理
至德成圣，至善為神
这一故典为忠门半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也几乎成为半岛最重要的信仰来源。经由这一精神背景，王鸿细细盘点半岛的历史命运：从最初的浮屿，到今天的忠门镇，半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世事变迁，也见证了难以计数的兵燹、灾难、屈辱和破败：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他的《文化社会学论集》中说：“如果在一个人看来，除了他当下的处境之外一切都不存在，那么他并不是个完整的人——我们从自己的过去继承了另一种需要：一再切断我们与生活、与我们的生存细节的所有联系。”曼海姆将这一能力称为“迷醉”，它指向一种独特的审视历史的方式，那就是尊重由具体的生活细节建构起来的历史，它是向下的，在野的，同时也很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这样的历史观，某种意义上可以令我们联想到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尤其是诗歌对历史的介入。
论到诗歌对历史的观照，王鸿的长诗《南日群岛》和《忠门半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致和新鲜的写作模式。
诗歌写作对历史的关注和阐述，一直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异域的《荷马史诗》到本土的《格萨尔王》，从上古的英雄史诗到晚近诗人对“新史诗”的书写，历史题材在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创作中持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诗歌与历史的联姻，在我看来，很可能并不是缘于那句以讹传讹的论断“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此将历史作为诗人任意演义和戏说的素材，而是借由对历史的深情凝视和冷峻审视，传达诗人的史识，并照见诗人善感的心灵，寄托诗人的爱与痛，渴望、梦想与焦虑、忧伤;那么，这样的历史书写就具备了“大诗”的品质，谈得上是史诗性质的书写了。而这，也是王鸿写作《南日群岛》和《忠门半岛》的精神前提。
王鸿是有构造宏大体量的史诗的雄心的。这一点，在他的《南日群岛》和《忠门半岛》中均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问题在于，经营历史题材，如何才能深入历史的现场，把握历史温热的脉搏，而非仅仅停留在对枯燥史料的生硬堆积？换句话说，史诗的书写重在凸显个人的独特眼光、精神的敏感和心灵的自觉，同时着力规避集体主义的桎梏、社会公论的制约和人云亦云的危险，跳脱开陈旧的话语套路和百科式的叙事策略，这其实是史诗写作的命脉所在，当然，也是它的难度所在。这一难度的存在，使得大量诗歌写作者对史诗的创作望而却步，纷纷退回到抒情短诗和口语小诗的写作阵营中来，在他们看来，短暂诗情的瞬间发挥显然比之史诗写作持续的情感投入要简单得多，也轻松自由得多。即便有所作，也很难脱离对现成史料的依赖和敷衍，自然也就很难使读者认出诗歌文本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热爱与关切、忧虑与感伤，都是缺席的，那么，这样的书写至多只能称得上是“长诗”，它欠缺的恰恰是史诗最关键的精神要素。事实上，这样的写作同时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向度，那就是对写作难度的探寻和挑战。要知道，作为一种精神工作，写作难度的缺席也就是精神的偷懒，它如果不是带来艺术灵感的井喷式爆发，势必引起语言的平庸和思想的贫血。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鸿在《忠门半岛》的序曲部分就直截了当地表示：“面对这个狭长的半岛/我倾注的不是唤醒，而是歌唱/尝试的不是剖析，而是理解/——即便她，从来都不需要”——“不是唤醒，而是歌唱”“不是剖析，而是理解”，已经表明了诗人的写作态度和立场，也揭示了王鸿创作此诗的心灵谱系。它不是白描式的，当然也拒绝说教，它指向的是一种介入式的、在场的讲述。这是一种可贵的写作姿态，它接通的是传统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的尊重这一粗大的血管。中国历来的诗歌写作，都强调有“我”，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好的文学作品，下笔皆有所托。譬如王维那些禅味十足的绝句，初看并不写人，却处处有物，处处有“我”。而“我”在《忠门半岛》中的面相，不是单薄、僵化的，而是多元丰富、血肉丰满的。在这样的语境中，王鸿的开篇自白才使我们对他作品中的精神容量有了更多的期许。
二
可以说，王鸿从一开始着手写作《忠门半岛》，便积蓄着大量的情感基础，这一情感基础除了在开篇以序曲的形式直接宣布以外，也贯穿在他对全诗架构的精心安排上。从全诗主体的十个大段落的构思来看，从“浮曦洲·中门”“贤良港·神话”“崇福里·新安里”“莆禧所·吉蓼寨”“界外·界外人”，到“生存·陋习”“莆仙戏·民谣”“郡望·族谱”“弯锁客·莆商”“幻城·界墙”，王鸿并非单纯地以历史发展先后的轴线为叙述的内在线索，而是以时间为纬，以人物为经，彼此互参、互证，共同推动叙事的进行。这一布局方式期待一种更加高级也更有难度的表达。好在《忠门半岛》写的是自己的故乡，王鸿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有着近乎学究的熟稔，对半岛的前世今生、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他的叙述就可以做到成竹在胸。事实上，所有优秀的诗人在写作时都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故乡的，它在现世的对应物很可能就是现实中的故乡，它是诗人灵感的源头、记忆的起点，也是写作最终落实的根据地，是诗人善感心灵的收容所。波兰诗人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严谨。”很大程度上，“小地方人的严谨”并不意味着情感的褊狭，反而隐喻着叙述的扎实和可靠。
这也是王鸿写作《忠门半岛》能够成功的保证。借由故乡忠门半岛这一沉默、苍茫和深广的厚土来寄托深沉浓郁的一己之思，如何言说才不至于沦为大而无当的空洞抒情，才能避免落入陈旧的话语策略的怪圈，这是王鸿写作《忠门半岛》应该深入考虑的问题。事实证明，王鸿的思考是有效和成功的，它确保了诗人的情感抒发具备了坚实、真切的物质外壳，那就是，他把笔触指向地处东南沿海的这一半岛独具特色的底层传统和异质风情，指向左右半岛存亡兴废的历史现场。
作为妈祖的诞生地和妈祖信俗的滥觞，忠门半岛先天地承载了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
大爱付于无言
这个毕生行善的小女子
如精卫衔木，欲填沧海之大
她未留下任何论著，思济天下的素行
昭示一个朴素的真理
至德成圣，至善為神
这一故典为忠门半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也几乎成为半岛最重要的信仰来源。经由这一精神背景，王鸿细细盘点半岛的历史命运：从最初的浮屿，到今天的忠门镇，半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世事变迁，也见证了难以计数的兵燹、灾难、屈辱和破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