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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一个月。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当今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的涵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也曾经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更涉及了文化精神。
侠风盛起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所谓“游侠”，指壮勇豪放，重义轻死，虽然未必据有权位和财富，然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的人。当时的“游侠”，其实是社会文化活泼生动之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时代精神豪迈闳放之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说到游侠的文化品格：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都受到批评，而社会声誉依然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往往奋不顾身。
积极进取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沉”，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编辑/林青雨
当今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的涵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也曾经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更涉及了文化精神。
侠风盛起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所谓“游侠”，指壮勇豪放，重义轻死，虽然未必据有权位和财富，然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的人。当时的“游侠”，其实是社会文化活泼生动之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时代精神豪迈闳放之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说到游侠的文化品格：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都受到批评，而社会声誉依然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往往奋不顾身。
积极进取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沉”，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