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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通过“礼乐教化”要达到的绝不是让人受拘执的刻板社会，而是能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无为而治”的状态。“孝”是“仁之本”，这就是在鼓励以亲子之间的原发关系为源头的人生形态的多样性。
儒家传统更是明确提出“通三统”，也就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文化保护区的主张。
“通三统”说的是：当新王、新统或政治与文化的新时代出现并主导历史局面后，仍要以边缘的或“保护区”的方式保留前两统的文化与生存形态。更具体地讲就是，将此前两统“退封”为方圆百里的公侯国。但与当时一般的诸侯国不同，它们仍被允许保留其服色、时制、礼制等原本的文化形态，当这前两统的首领朝见当今之王时，被允许以宾客而非臣子的身份来觐见。即所谓“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比如，按这个主张，周朝时就要将殷与夏的文化看作另外两统而“通”（并行）之。
当新统或新王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而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才为民。由此可见这主张中浸透的对于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的敬重，这也就是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意所在。这种超出了一朝一制局限的博大心胸来自这样一个前提：“天命靡常”，即天道变化，莫可尽测，谁又知道未来的某一关键时刻是哪一统、哪一制，或哪一种文化基因最能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更何况自古历史在形式上的循环，剥尽而复，贞下起元，曾有过的亦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这是一个让自己的民族和根本文化形态“长生久视”的深远视野。
知识分子者，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当今之世，华夏之邦，哪种文化传统“既极有‘如果不是最有’价值，又最危殆”？当然是儒家传统！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华文化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辛亥、五四等大事变。尤其是科举一废，新学堂不准再读经，就几乎完全断了儒家的命脉。时至今日，如再不采取“抢救措施”，则这个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人来讲应该是无比珍贵的文化物种就将很快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课堂和学术会议中的谈资了。
编辑/坦然
儒家传统更是明确提出“通三统”，也就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文化保护区的主张。
“通三统”说的是：当新王、新统或政治与文化的新时代出现并主导历史局面后，仍要以边缘的或“保护区”的方式保留前两统的文化与生存形态。更具体地讲就是，将此前两统“退封”为方圆百里的公侯国。但与当时一般的诸侯国不同，它们仍被允许保留其服色、时制、礼制等原本的文化形态，当这前两统的首领朝见当今之王时，被允许以宾客而非臣子的身份来觐见。即所谓“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比如，按这个主张，周朝时就要将殷与夏的文化看作另外两统而“通”（并行）之。
当新统或新王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而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才为民。由此可见这主张中浸透的对于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的敬重，这也就是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意所在。这种超出了一朝一制局限的博大心胸来自这样一个前提：“天命靡常”，即天道变化，莫可尽测，谁又知道未来的某一关键时刻是哪一统、哪一制，或哪一种文化基因最能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更何况自古历史在形式上的循环，剥尽而复，贞下起元，曾有过的亦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这是一个让自己的民族和根本文化形态“长生久视”的深远视野。
知识分子者，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当今之世，华夏之邦，哪种文化传统“既极有‘如果不是最有’价值，又最危殆”？当然是儒家传统！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华文化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辛亥、五四等大事变。尤其是科举一废，新学堂不准再读经，就几乎完全断了儒家的命脉。时至今日，如再不采取“抢救措施”，则这个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人来讲应该是无比珍贵的文化物种就将很快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课堂和学术会议中的谈资了。
编辑/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