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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以其思想的丰富与深刻，为对其主题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选编了鲁迅的《风筝》，在单元导读中，有这样的提示：“浓浓亲情，动人心弦。亲情是人间真挚而美好的感情，描写亲情的诗文往往最能打动人。”而在课文前的阅读提示语中，表述是“在温馨与和美中有亲情，在误解和冲突中也有亲情。本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囿于教材的主题概括，这篇文章往往被当作抒发亲情的故事在教学中被演绎、被解读。
“亲情说”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一是我毁坏了小弟弟的风筝，是为了他将来有出息，是恨铁不成钢。当我后来意识到过去的行为是对他“精神的虐杀，”作为兄长想要补过，却未能。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二是本文的写作时间，1925年1月24日，是中国旧历正月初一。“每逢佳节倍思亲”，作者借风筝来寄托自己的思念、牵挂和愧疚，让自己释怀；三是作者身处孤独中对亲情的渴望。
如果从学情出发，鉴于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学生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并不是鲁迅所有的作品都适合中学生读。鲁迅自己也曾说过“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容易看懂”。但从亲情角度解读本文，已然有违了作品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
从叙事本身看，写了“我”粗暴地毁坏风筝；“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自己的过错；“我”想寻求宽恕，希望落空。三件事虽然时间间隔很久，但内在联系紧密。作品的表层世界由“我”、小弟弟、风筝、北京的冬天所构成，而作品的深层世界则指向反省、沉重、悲哀，从中看到了严于解剖自己和求真的鲁迅。文中有“无恕的怨，说谎罢了”的话，显然作者认为小弟弟应该记得这样的事，但有意或无意的忘却，表明了被虐杀者认为兄长的行径是理所当然的。由于道德认同的巨大惯性力量，个体对荒谬性的感知在日常生活中很快消解为不荒谬的感受。在自省中，他却因为无法得到“宽恕”而获得“宽松”，带来的是永远的“沉重”与“无可把握的悲哀”。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是兄弟二人，如藉此来贴标签，那么鲁迅先生的《故乡》主题是否也可解读为“我”与闰土之间的友情呢？
从全文的感情抒发基调来看，鲁迅的选择：“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因为这至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谓童年的“春日的温和”不过是自欺的假象，自造的童话。而鲁迅在任何时候都要直面现实：“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尽管作者处于孤独的境地，但绝非儿女情长的孤独，而且作者写这篇文章时，其母亲、二弟和自己都生活在北京，只有三弟生活在上海。鲁迅在当年很难找到一个同等量级的对话者，他是在黑夜里“荷戟独彷徨”的人，他说自己又像一个在荒漠上大声呼喊得不到回应的人。这种孤独是亲情难以消融的。由此，我们并没有感到作者的真正释怀以及对亲情的渴望。
本文选自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鲁迅曾对章依萍、萧军等青年人说过，自己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在《野草》中，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例在《野草》英文译本序这段话：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在序的结尾，他又有一段话：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在变化的时代，已不需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收录在《野草》中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均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当时《新青年》已经解体，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作者感到苦闷和失望。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给萧军的信，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写出来的。”在《野草》题辞中，他写道：“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但他也因此而“自爱我的野草”，却“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他希望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以此证明新的世界的真正到来。所以，在这样一部逼视自己灵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鲁迅对生存的体验和生命意义的思考。
如果我们的阅读期待停留在对亲情的体验，既误读了作者创作的本意，又矮化了鲁迅作品的精神高度，文本的教育价值就被弱化了。进而言之，对中国国民性病根，不断攻打，不想放手的鲁迅，在国家动荡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下，难道他最需要的是亲情吗？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言语的批判，极力把民族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还原为荒谬（格非语）。在本文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
对于经典的文学作品，我们无意作拔高文本价值的解读。相反，实现阅读的期待亦不能以偏离文本的核心价值为代价。这就意味着在阅读过程中体现对文本的尊重，对作者的尊重，要引导学生建构文本意义，而不是简单还原作者的思想和创作背景。
（作者单位：马鞍山市含山县教师进修学校）
“亲情说”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一是我毁坏了小弟弟的风筝，是为了他将来有出息，是恨铁不成钢。当我后来意识到过去的行为是对他“精神的虐杀，”作为兄长想要补过，却未能。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二是本文的写作时间，1925年1月24日，是中国旧历正月初一。“每逢佳节倍思亲”，作者借风筝来寄托自己的思念、牵挂和愧疚，让自己释怀；三是作者身处孤独中对亲情的渴望。
如果从学情出发，鉴于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学生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并不是鲁迅所有的作品都适合中学生读。鲁迅自己也曾说过“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容易看懂”。但从亲情角度解读本文，已然有违了作品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
从叙事本身看，写了“我”粗暴地毁坏风筝；“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自己的过错；“我”想寻求宽恕，希望落空。三件事虽然时间间隔很久，但内在联系紧密。作品的表层世界由“我”、小弟弟、风筝、北京的冬天所构成，而作品的深层世界则指向反省、沉重、悲哀，从中看到了严于解剖自己和求真的鲁迅。文中有“无恕的怨，说谎罢了”的话，显然作者认为小弟弟应该记得这样的事，但有意或无意的忘却，表明了被虐杀者认为兄长的行径是理所当然的。由于道德认同的巨大惯性力量，个体对荒谬性的感知在日常生活中很快消解为不荒谬的感受。在自省中，他却因为无法得到“宽恕”而获得“宽松”，带来的是永远的“沉重”与“无可把握的悲哀”。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是兄弟二人，如藉此来贴标签，那么鲁迅先生的《故乡》主题是否也可解读为“我”与闰土之间的友情呢？
从全文的感情抒发基调来看，鲁迅的选择：“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因为这至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谓童年的“春日的温和”不过是自欺的假象，自造的童话。而鲁迅在任何时候都要直面现实：“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尽管作者处于孤独的境地，但绝非儿女情长的孤独，而且作者写这篇文章时，其母亲、二弟和自己都生活在北京，只有三弟生活在上海。鲁迅在当年很难找到一个同等量级的对话者，他是在黑夜里“荷戟独彷徨”的人，他说自己又像一个在荒漠上大声呼喊得不到回应的人。这种孤独是亲情难以消融的。由此，我们并没有感到作者的真正释怀以及对亲情的渴望。
本文选自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鲁迅曾对章依萍、萧军等青年人说过，自己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在《野草》中，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例在《野草》英文译本序这段话：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在序的结尾，他又有一段话：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在变化的时代，已不需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收录在《野草》中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均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当时《新青年》已经解体，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作者感到苦闷和失望。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给萧军的信，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写出来的。”在《野草》题辞中，他写道：“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但他也因此而“自爱我的野草”，却“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他希望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以此证明新的世界的真正到来。所以，在这样一部逼视自己灵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鲁迅对生存的体验和生命意义的思考。
如果我们的阅读期待停留在对亲情的体验，既误读了作者创作的本意，又矮化了鲁迅作品的精神高度，文本的教育价值就被弱化了。进而言之，对中国国民性病根，不断攻打，不想放手的鲁迅，在国家动荡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下，难道他最需要的是亲情吗？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言语的批判，极力把民族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还原为荒谬（格非语）。在本文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
对于经典的文学作品，我们无意作拔高文本价值的解读。相反，实现阅读的期待亦不能以偏离文本的核心价值为代价。这就意味着在阅读过程中体现对文本的尊重，对作者的尊重，要引导学生建构文本意义，而不是简单还原作者的思想和创作背景。
（作者单位：马鞍山市含山县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