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现实、敏感程度最高的问题。在现时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下，内源性因素已渐成推高台海政治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岛内形势的任何变化并不足以主宰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反而始终受到中美关系整体环境的支配和制约，因此台湾问题最终也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台湾因素在中美双方各自利益认知中的比重有明显区别。尽管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从总体上看仍显得较为游刃有余，但也有其必然面临的战略困境。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既须化解来自美国的外部掣肘，更需考量海峡两岸和衷共济的民族智慧。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因素；核心战略利益；中华民族；和平统一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6-0106-05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期以来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一直并无主动的意愿去解开中美关系里的“台湾之结”，因为美国就是台海分治格局的塑造者和主导者，亦是最大的受益者。尽管台湾问题的演进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时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下，内源性因素已渐成推高台海政治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岛内形势的任何变化并不足以主宰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反而始终受到中美关系整体环境的支配和制约，台湾问题最终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当然，台湾因素的比重也会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起伏而不断变化。笔者拟就此问题试作探论，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美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台湾因素
中美关系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对国际社会影响最大的大国关系。但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后美国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强力介入了本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严重的对抗状态。此后双方的关系虽基于更大层面的利益共识而有了突破性发展，并留有“小球推动大球”等充满传奇色彩的外交佳话，但即便是正式建交之后的中美关系，也时常处于一种较为脆弱和不稳定的“亚健康”状态。[1]尽管全球化浪潮正在为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况且两国关系原本就不属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时移势易，全球化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使两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但由于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固有的冷战思维，更没有改变“接触”加“遏制”的双面对华战略，而是明确表态要“重返亚太”，计划将其60%的军力部署到中国周边地区，因而加剧了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
台湾问题最能折射出中美关系中利益冲突的一面。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事实的延续，也为二战前后确立起来的现代国际法所公认。所谓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的历史遗留物，只是由于美国的非法干涉，才致使台湾问题久拖不决。中美双方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于各自利益的战略判断决定着台海局势演变的基本脉络。台湾问题不仅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一大消极因素，还几乎是唯一可能触发中美直接冲突的导火索。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爆炸性问题。”[2]当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虽已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的敏感程度会减弱，更不表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会自动消弭于无形。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云，“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的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3]不断扩大的共识合作永远无法取代现实层面的利益竞争，中美还将围绕台湾问题展开长期和反复的较量。虽然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和平共处而非与他国对抗，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而美国也不可能轻易放弃其在现有台海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台湾因素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变量，使台湾问题成为浓缩了中美关系里各种风险因子的“风险胶囊”（Risk Capsule）。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具有结构性的性质：首先，从认知角度上说，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无论何时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历届中国政府均不可能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任何退让和妥协；而美国则以战略博弈为视角，认定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会大大改变所谓的亚太“均势”，进而严重破坏美国的“威信”及其霸权的有效存续。二战后美国的核心目标就是谋求世界范围内的单极霸权，并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同质权力结构体系的“异质系统”（Heterogeneous System）。冷战结束后，中国被美国视作最有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竞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说，“未来的中国威胁最令人头疼的一点是，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4]只有充分驾驭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才能有效阻遏中国的崛起。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也不愿看到“民主化”的台湾被大陆统一；其次，从地缘政治学上讲，台湾面积虽小，却有着极大的地缘投射力。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海上航路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湾早在明清之际就是拱卫中国沿海七省门户的“东南锁钥”，更是今日中国直通太平洋的咽喉，同时还是绾毂中国南北海运的枢纽，其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国防安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命脉的维系。“失去台湾的中国就是一条困在浅滩的巨龙”。[5]而在美国眼里，“东方的直布罗陀”如为中国所有，就会大大削减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优势。在美国精心构筑的亚太安全体系中，台湾既是美国围堵中国的最前哨，也是其推行亚太战略的桥头堡。台湾这个点倘若被突破将使美国整条第一岛链防线失去效力，但只要美国有能力维持台海两岸的事实分治局面，即可抵消中国相当一部分力量的增长并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配置，进而防止在东亚出现所谓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现象。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是中美国家战略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尽管“一个中国”原则具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并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准则，但由于丛林法则毕竟是最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态，现行国际法很难从根本上阻止美国这一超强国家按其自身意志行事。因此，无论中美关系具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台湾问题都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非常现实、无法回避的问题。任何理想化的蓝图愿景只能作为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善良期许，任何法律上的主张和声明只能作为我们坚守原则立场的表达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出路还是在于国家的实力，以及战略决策的运作和博弈。
二、台湾因素在中美各自利益认知中的区别
然而，台湾因素在中美各自利益认知中的比重并非对称，这就决定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既存有结构性的矛盾，又有产生利益交集的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形之下甚至还可开展有限的合作，中美共同制约陈水扁的急独“公投”即为范例。所以说，只要美国不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利益冲突就是必然的，但认知的相异性使双方的利益调整边界保有一定的弹性，这样台海局势的突发性紧张才不会骤然转化为中美战争。美国是一个既有强烈的道德倾向，又崇尚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国家，任由台海危机无限升高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米尔斯海默就指出美国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只不过它通常以自由主义的表述来掩盖其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行为。[3]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定位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体系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核心战略利益、重要战略利益和一般性的战略利益。其中领土主权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核心利益，没有领土主权，或者领土主权受到割裂和侵犯，国家主权就会缺失它最核心的要素和最真实的部分。[6]因此，捍卫对台湾的主权，是中国生死攸关的核心战略利益所在，实现国家统一，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舍此以外别无他途。所以，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必须做到明确而绝不含糊。在与他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政府必须旗帜鲜明地要求对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甚至特意将其写进惜字如金的建交公报；在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哪怕回旋余地相对较小，哪怕会因此承担西方舆论极具偏见性的指责，中国政府也必须始终坚守立场毫不动摇。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也绝不会单方面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虽然，两岸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在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条件下实现多方共赢的最优选择，所以中国政府才会以最大的耐心，并尽最大可能的努力，全力争取以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这也是为两岸同胞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考虑，但在决定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任何外来力量均无权越俎代庖，替中国做出选择，或强求中国接受由它们给出的选项。在必要的时刻，只有将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军事反制的坚决性相结合，才可有效震慑并制止台独势力的疯狂冒险，才能使外部势力清晰地体认到中国政府的底线不容轻易触碰，才能为台海的真正和平提供最坚强的保障。
反观美国的对台利益认知则与中国有着显著区别。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一项可观的地缘政治资产，是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枚棋子和交易筹码，但与其核心利益无涉。因此，美国的台海政策可进可退，回旋余地相对较大，可供选择的“机会之窗”也相对更多。当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时，会有意淡化双方的分歧，反之，则会借对台军售来“平衡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并趁机从中攫取巨额的军火利润。美国头号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11年下半年出炉的一份报告中称，若奥巴马政府同意售台66架F-16C/D战机，将为美带来87亿美元的收益；若只为台现有的F-16A/B战机升级，也能获利45亿美元。如两项军售都成交，将为美国创造1.6万个就业机会，全美50个州中44个州可从中获益，联邦政府税收进账可达7.7亿美元。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数据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向台湾输出各式武器装备总金额达325亿美元，仅过去四年就将165亿美元收入囊中。算起来，每个台湾人包括婴幼儿都已为买美国武器付出了1400多美元。[7]
有鉴于此，在现有的台海格局中，美国看起来游刃有余、姿态超脱，而我国则较多地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但实际上，能够永久保障美国利益的，也只有台海格局定型化这一个选项。倘若发生台海冲突，美国引以为豪的“模糊化”台海政策势必难以为继，因为所谓的“模糊地带”正是美国上下其手、两头获利的转圜空间。所以说台海战争爆发之日，就是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破产之时。而美国最为担忧的则是出现台湾主动靠拢大陆的情况，这将使美国失去玩弄台湾牌的本钱。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据有先手的既定局面在短期内恐难有根本转变。台湾当局一向挟美自重，抗拒统一，对美国几乎是俯首帖耳，对于同大陆的互动则显得畏葸不前。作为外来干涉者的美国可以在台湾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AIT）的功能比正式大使馆还要完备，而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在岛内却经常遭误解被歪曲。台湾时至今日仍将大陆视为最大的威胁，岛内的安全战略思维错乱，无论是蓝绿都陷在两岸军力失衡的假议题里打转。即使是在两岸政治气候已明显回暖，直接三通、ECFA协议等重要成果可使台湾各界受惠的今天，囿于意识形态的深度对立和岛内政治压力的影响，马英九虽于去年便已成功“连任”，现阶段也不可能在两岸议题上拿出更多的政治勇气，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于2013年2月第二次登陆与大陆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本已直接触及两岸的政治对话议题，却未被马英九当局所肯定即为一例。然而，两岸融合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过程。2008年以来两岸互动交流不断深入扩展的事实表明：和平发展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两岸持续双赢的共同红利所在。如果台湾方面继续在大陆面前保持“自我孤立”的姿态，为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人为设置障碍，则无异于自外于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对台湾自身的发展有害无益。因此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对于台湾的磁吸效应不断增强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因素都有利于拉近台湾对大陆的向心力。 三、美国台海政策的变迁
台湾因素不仅在中美各自的利益认知中是有区别的，其比重也会在不同时期随着中美关系的起伏而不断变化，由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个不可变更的恒量，因而美国台海政策的变迁，恰好是不同时期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里比重变化的真实反映。台湾问题是观察美国复杂心态和政策取向的一面镜子。美国目前奉行的台海政策是在其长期干预台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既是美国战略目标驱策下的必然反映，也是加深台海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推手。
纵览美国台海政策的缘起可知，美国对台湾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控制台湾并非一项孤立和偶然的政策。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佩里就曾率军舰在基隆登陆。[8]随后的南北战争和繁冗的南部重建事务牵扯了美国政府的大量精力， 19世纪末，当美国已有足够的力量独立介入东亚事务时，台湾已被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二战期间，美海军情报官乔治·科尔（George Kell）在其提交的备忘录中再次指出台湾“地理位置优越，良港众多，资源富庶，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战略纵深……总之，不能将之轻易归还给中国”。[9]但在当时推行扶蒋抗日政策的罗斯福政府看来，把整个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远比单单控制一个台湾岛要有价值得多。直到1948年秋，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杜鲁门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对台战略从美国对华政策中剥离，“为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很显然，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开就是最切实的方法”。[10]为此，美国试图另择可以顺从其意旨的代理人，也曾考虑过直接出兵占领台湾或将其交由联合国托管的方案。但美国拒蒋入台的图谋并未成功，失去中国大陆的既成事实又无可挽回，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因而一度打算以“弃台”换取“中国的铁托主义”，于是就有了1950年年初的杜鲁门声明，美国表示“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11]但这种“脱身政策”的持续时间极其短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美国军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并很快随着国际局势两极化特征的日益加剧而废止。朝鲜战争给了美国正式调整其台海政策的契机，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就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说明朝鲜战争只是美国公开干预台海的一个借口而已。从此，以“划峡而治”为基轴的台海政策被正式确定下来，故美国一再逼蒋从金、马撤军，目的就是为剪断两岸联系的“脐带效应”（The Effect of Umbilical Cord）。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所调整，但其“以台制华”的政策总路线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一法三公报”最终成为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国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视情况的不同而交替使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中的措辞。当然从实质上看，三个公报是虚，“与台湾关系法”是实，美国也一直称三个公报仅是新闻公报的性质，在效力位阶上低于“与台湾关系法”。[12]实际上，所谓“与台湾关系法”（TRA）系美国单方面制定的针对一国部分领土的立法，其效力没有任何真实的国际法依据。美国在法案中给予台湾“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的待遇，这是对中国主权及内政的粗暴侵犯。
由此可见，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形成，是美国长期以来利益选择的结果。这种调整既有主动运作的成分，也有被动应变的因素，但其目标都是为了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即使不能达到最优决策，也要千方百计地保证其台海政策能收获相对满意的战略效果。
四、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主要意图
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持台海现状”，其实质是想使台湾问题永远拖延下去，而“维护台海和平”及“确保台海中立化”则是美国为其政策精心装饰的一层漂亮外衣。事实上，美国于上世纪50年代在台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之时，并不介意海峡两岸终日炮火频仍，相反，以台湾为基地，“有限度”地放蒋袭扰大陆，破坏大陆业已开始的经济建设，显然对美国更有利。[13]史载“1955年3月8日起的5个月中，国民党空军出动军机2009批3550架次，前往闽浙粤沿海空袭骚扰……国民党海军以武力威胁各国商船进出厦门、福州等港口，以至于英国政府宣布动用军舰为其前往中国沿海的商船护航”。[14]艾森豪威尔更是推行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 Ship），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有意升高危机管理的处理成本，甚至公开威胁称要祭出“核武平衡”（Nuclear Balance）。[15]只是后来随着大陆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中美建交，台湾当局难凭一己之力蚍蜉撼树，美国这才“忧虑起”所谓的“和平问题”。
美国的台海政策主要有以下三层战略意图：其一，以“劝阻”（Dissuasion）加“威慑”（Deterrence）的手段吓阻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并通过或明或暗的路径阻扰中国的自然统一进程；其二，巩固其在台湾的传统政治影响和既得经济利益。美国罔顾两岸关系明显转暖的事实，硬拿两岸“军力失衡”、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做文章，维持甚至提升其对台军售的规模，就有追求其既得军火利润的动机。但美国在利用台湾制衡大陆的同时，也极力防范台独势力把自己“拉下水”。美国并无为台独分子火中取栗的意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Chas Freeman）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写道，“我们必须提醒台湾，它没有一张用美国人的血来填写的空白支票”，[16]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台湾被统一将使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但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干预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17]其三，美国反复强调“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言下之意，就是说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必须由美国来操控。美国知名的两岸问题专家容安澜（Alan Romberg）就说得很直白，美国认知“一中”原则，但美国的“认知”并不表示美国“接受”或“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同时也不认为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对美国而言，“维持台海现状”就是“海峡两岸不能以威胁或挑衅方式，将己方的定义强加于对方，或强加于国际社会，破坏台海和平与安定”。[18] 在美国的台海战略意图中，“阻统”是美国的最终用意，因为两岸迈向统一是对美国霸权利益的最大挑战。据《中国时报》报道，从三通直航、陆客赴台、食品安全到司法互助、金融合作，两岸关系密切，给岛内带来了和平的红利；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2010年年初美对台新一波军售是“十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19]这让美国的真实嘴脸表露无遗。美国的台海政策虽也有反独的成分，但其立场是被迫的，是表面化和空心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台湾若能“和平独立”，美国当然求之不得。但事实早已证明，台独即意味着战争，“和平建国”注定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迷梦和幻想，而且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借“维持现状”之名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和亚太霸权。
五、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困境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台海政策是成功的。纵观60多年的台海风云史，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了中国的力量，制造了中华民族的内耗，使海峡两岸骨肉隔阂、兄弟相争，台海至今依然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看似相安无事的局面实则只是一种虚伪的表象，大陆处理其他事务会有侧顾之忧，台湾当局更是得仰人鼻息，年复一年地对美军购只为输纳“保护费”。美国将其政策自我标榜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良方”，但此“良方”却无异于阻滞中华民族复兴的鸩酒。由于台湾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除非诉诸武力，否则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美国人为制造的“台海现状”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然而，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也有其必然面临的棘手困境。美国实质上奉行的是权势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的政策。长期以来，均势政策被许多西方政治家奉为圭臬，“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20]但均势理论原本就是西方列强在争夺霸权和殖民地过程中为平衡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既与道德舆论格格不入，也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摩根索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国际政治指导原则的权势均衡既不确定，也不现实，更不健全。“由于决定天平相对位置的砝码不断有变重或变轻的倾向，所以这种稳定永远有遭破坏的危险”；[21]同时，均势政策意在维持现状，而非解决矛盾。当原有的矛盾在均势的表面下出现了新的滋生，均衡者却依然循着习惯性的偏见自负地前进，这时就会极大地增加均势失范的风险。
和传统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相比，美国的台海政策蕴含着更大的潜在危险：首先，发源于欧洲的传统均势政治原本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策略，而美国却把均势战略推行到了一个完整主权国家的内部，因此必然会和中国产生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直接对抗格局下的均势稳定更脆弱，美国用以维持的成本更为高昂；其次，美国一方面大肆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却打着躲开战火（Passing the Buck）的如意算盘，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旦台海趋紧，美国的政策非但不利于维持现状，反而随时都有可能造成冲突的加剧和升级；最后，美国须以足够的实力作为维持均衡的后盾，倘若美国实力不再占优，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就将走到内外交困的尽头。事实上，中美可投射于台海的硬实力对比孰强孰弱已很难说，大陆并非不敢言战，只是顾念两岸本为同根生，同胞亲情血浓于水，而不是对美国的虚声恫吓心存畏惧。目前台海正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两岸和平、和解、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两岸关系的平稳发展有利于各方的互利共赢，美国经济的复苏也需仰赖一个安定和谐的亚太环境。正视现实，着眼未来，美国还可共享亚太地区的繁荣红利；反之，玩火者必自焚，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得不偿失，权力的反射终会危及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随着中美差距的不断缩小，台海冲突的发生时间越往后推，对于以均衡者自居的美国而言越是不利。届时美国非但难以保全所谓的“现状”及其在台海的既得利益，还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最后即欲求体面脱身，恐亦难得。
所以说，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虽可为其带来颇为“丰厚”的现实收益，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台海政策跳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必然命运。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美国在台海的现有战略优势终将被逐步消解。且两岸和解所带来的不止是经贸交流，更在于两岸人心和认知的趋同效应。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所有长线利好均不在美国这边。两岸的政治坚冰越是消融，留给我方的回旋余地就越广阔，就越能凸显美国政策的僵化和不得人心；两岸的和平发展之路走得越宽，终极统一就越成势所必然，而美国在台海的处境就越被动，维持其现行台海政策的成本就越高，功效就越差。当然，互动是互信的前提，两岸政治互信的真正实现，仍需假以时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对中华民族耐心和智慧的极大考验。
六、结语
台湾问题固非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但却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长期消极因素。随着中美战略态势的此消彼长，一个可期待的台海前景已现曙光。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总结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为新时期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既须化解美国均势战略下的既设藩篱，也需减少来自周边国家的可能阻力，关键应策则在于营造良性循环的两岸关系。这其中，“一中原则”是基础，强大国力是后盾，经济统合是先导，情感诉求是纽带，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两岸认知的心理同构，理性灵活是具体的运筹方式。只要我们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行健致远， （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09页）则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的台湾海峡终将成为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
参考文献：
[1]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
es and China since l972[M].Brookins institution，
1992：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7. [3][美]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M].北京：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0：54.
[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
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沈伟烈，陆俊元.中国国家安全地理[M].北京：时事出版
社，2001：344.
[6]黄嘉树，王英津.主权构成研究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应用
[J].台湾研究集刊，2002，（2）.
[7]毕诚.透视美售台武器的如意算盘，折射美国政策悖论
[EB/OL].（2011-08-01）.http：//news.ifeng.com/taiwan
/5/detail_2011_08/01/8086851_0.shtml.
[8]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1995：32.
[9][美]乔治·科尔.被出卖的台湾[M].台北：伸根志社，
1985：16-17.
[10]资中筠，何迪.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1：25.
[11]U.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Basic Document[R].1957：2448.
[12]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
tes and China，1969—1989[M].Stanford University Pre
ss，1995：197.
[13][美]麦克尔·沙勒.麦克阿瑟与台湾（1949-1951）[J].
王学良，译.社会科学战线，1989，（3）.
[14]冈栋俊，陈友.美国对华政策50年[M].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2001：81.
[15]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
es：Dwight D.Eisenhower，1955[M].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9：332.
[16]Chas Freeman. The End of Taiwan？ [N].New York Times，
1996-02-15：（A27）.
[1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
地位及其地缘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45-246.
[18]吴兴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
安全战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2.
[19]任成琦.台军高调试射导弹向美显示防务缺失[N].人
民日报（海外版），2011-02-02.
[20][美]马汉.海权论[M].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
实出版社，1997：136.
[2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力和和平的斗
争（第七版）[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1：229-230.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因素；核心战略利益；中华民族；和平统一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6-0106-05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期以来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一直并无主动的意愿去解开中美关系里的“台湾之结”，因为美国就是台海分治格局的塑造者和主导者，亦是最大的受益者。尽管台湾问题的演进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时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下，内源性因素已渐成推高台海政治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岛内形势的任何变化并不足以主宰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反而始终受到中美关系整体环境的支配和制约，台湾问题最终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当然，台湾因素的比重也会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起伏而不断变化。笔者拟就此问题试作探论，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美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台湾因素
中美关系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对国际社会影响最大的大国关系。但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后美国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强力介入了本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严重的对抗状态。此后双方的关系虽基于更大层面的利益共识而有了突破性发展，并留有“小球推动大球”等充满传奇色彩的外交佳话，但即便是正式建交之后的中美关系，也时常处于一种较为脆弱和不稳定的“亚健康”状态。[1]尽管全球化浪潮正在为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况且两国关系原本就不属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时移势易，全球化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使两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但由于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固有的冷战思维，更没有改变“接触”加“遏制”的双面对华战略，而是明确表态要“重返亚太”，计划将其60%的军力部署到中国周边地区，因而加剧了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
台湾问题最能折射出中美关系中利益冲突的一面。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事实的延续，也为二战前后确立起来的现代国际法所公认。所谓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的历史遗留物，只是由于美国的非法干涉，才致使台湾问题久拖不决。中美双方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于各自利益的战略判断决定着台海局势演变的基本脉络。台湾问题不仅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一大消极因素，还几乎是唯一可能触发中美直接冲突的导火索。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爆炸性问题。”[2]当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虽已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的敏感程度会减弱，更不表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会自动消弭于无形。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云，“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的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3]不断扩大的共识合作永远无法取代现实层面的利益竞争，中美还将围绕台湾问题展开长期和反复的较量。虽然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和平共处而非与他国对抗，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而美国也不可能轻易放弃其在现有台海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台湾因素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变量，使台湾问题成为浓缩了中美关系里各种风险因子的“风险胶囊”（Risk Capsule）。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具有结构性的性质：首先，从认知角度上说，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无论何时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历届中国政府均不可能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任何退让和妥协；而美国则以战略博弈为视角，认定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会大大改变所谓的亚太“均势”，进而严重破坏美国的“威信”及其霸权的有效存续。二战后美国的核心目标就是谋求世界范围内的单极霸权，并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同质权力结构体系的“异质系统”（Heterogeneous System）。冷战结束后，中国被美国视作最有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竞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说，“未来的中国威胁最令人头疼的一点是，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4]只有充分驾驭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才能有效阻遏中国的崛起。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也不愿看到“民主化”的台湾被大陆统一；其次，从地缘政治学上讲，台湾面积虽小，却有着极大的地缘投射力。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海上航路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湾早在明清之际就是拱卫中国沿海七省门户的“东南锁钥”，更是今日中国直通太平洋的咽喉，同时还是绾毂中国南北海运的枢纽，其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国防安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命脉的维系。“失去台湾的中国就是一条困在浅滩的巨龙”。[5]而在美国眼里，“东方的直布罗陀”如为中国所有，就会大大削减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优势。在美国精心构筑的亚太安全体系中，台湾既是美国围堵中国的最前哨，也是其推行亚太战略的桥头堡。台湾这个点倘若被突破将使美国整条第一岛链防线失去效力，但只要美国有能力维持台海两岸的事实分治局面，即可抵消中国相当一部分力量的增长并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配置，进而防止在东亚出现所谓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现象。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是中美国家战略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尽管“一个中国”原则具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并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准则，但由于丛林法则毕竟是最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态，现行国际法很难从根本上阻止美国这一超强国家按其自身意志行事。因此，无论中美关系具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台湾问题都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非常现实、无法回避的问题。任何理想化的蓝图愿景只能作为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善良期许，任何法律上的主张和声明只能作为我们坚守原则立场的表达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出路还是在于国家的实力，以及战略决策的运作和博弈。
二、台湾因素在中美各自利益认知中的区别
然而，台湾因素在中美各自利益认知中的比重并非对称，这就决定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既存有结构性的矛盾，又有产生利益交集的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形之下甚至还可开展有限的合作，中美共同制约陈水扁的急独“公投”即为范例。所以说，只要美国不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利益冲突就是必然的，但认知的相异性使双方的利益调整边界保有一定的弹性，这样台海局势的突发性紧张才不会骤然转化为中美战争。美国是一个既有强烈的道德倾向，又崇尚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国家，任由台海危机无限升高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米尔斯海默就指出美国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只不过它通常以自由主义的表述来掩盖其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行为。[3]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定位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体系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核心战略利益、重要战略利益和一般性的战略利益。其中领土主权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核心利益，没有领土主权，或者领土主权受到割裂和侵犯，国家主权就会缺失它最核心的要素和最真实的部分。[6]因此，捍卫对台湾的主权，是中国生死攸关的核心战略利益所在，实现国家统一，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舍此以外别无他途。所以，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必须做到明确而绝不含糊。在与他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政府必须旗帜鲜明地要求对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甚至特意将其写进惜字如金的建交公报；在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哪怕回旋余地相对较小，哪怕会因此承担西方舆论极具偏见性的指责，中国政府也必须始终坚守立场毫不动摇。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也绝不会单方面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虽然，两岸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在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条件下实现多方共赢的最优选择，所以中国政府才会以最大的耐心，并尽最大可能的努力，全力争取以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这也是为两岸同胞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考虑，但在决定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任何外来力量均无权越俎代庖，替中国做出选择，或强求中国接受由它们给出的选项。在必要的时刻，只有将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军事反制的坚决性相结合，才可有效震慑并制止台独势力的疯狂冒险，才能使外部势力清晰地体认到中国政府的底线不容轻易触碰，才能为台海的真正和平提供最坚强的保障。
反观美国的对台利益认知则与中国有着显著区别。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一项可观的地缘政治资产，是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枚棋子和交易筹码，但与其核心利益无涉。因此，美国的台海政策可进可退，回旋余地相对较大，可供选择的“机会之窗”也相对更多。当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时，会有意淡化双方的分歧，反之，则会借对台军售来“平衡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并趁机从中攫取巨额的军火利润。美国头号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11年下半年出炉的一份报告中称，若奥巴马政府同意售台66架F-16C/D战机，将为美带来87亿美元的收益；若只为台现有的F-16A/B战机升级，也能获利45亿美元。如两项军售都成交，将为美国创造1.6万个就业机会，全美50个州中44个州可从中获益，联邦政府税收进账可达7.7亿美元。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数据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向台湾输出各式武器装备总金额达325亿美元，仅过去四年就将165亿美元收入囊中。算起来，每个台湾人包括婴幼儿都已为买美国武器付出了1400多美元。[7]
有鉴于此，在现有的台海格局中，美国看起来游刃有余、姿态超脱，而我国则较多地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但实际上，能够永久保障美国利益的，也只有台海格局定型化这一个选项。倘若发生台海冲突，美国引以为豪的“模糊化”台海政策势必难以为继，因为所谓的“模糊地带”正是美国上下其手、两头获利的转圜空间。所以说台海战争爆发之日，就是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破产之时。而美国最为担忧的则是出现台湾主动靠拢大陆的情况，这将使美国失去玩弄台湾牌的本钱。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据有先手的既定局面在短期内恐难有根本转变。台湾当局一向挟美自重，抗拒统一，对美国几乎是俯首帖耳，对于同大陆的互动则显得畏葸不前。作为外来干涉者的美国可以在台湾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AIT）的功能比正式大使馆还要完备，而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在岛内却经常遭误解被歪曲。台湾时至今日仍将大陆视为最大的威胁，岛内的安全战略思维错乱，无论是蓝绿都陷在两岸军力失衡的假议题里打转。即使是在两岸政治气候已明显回暖，直接三通、ECFA协议等重要成果可使台湾各界受惠的今天，囿于意识形态的深度对立和岛内政治压力的影响，马英九虽于去年便已成功“连任”，现阶段也不可能在两岸议题上拿出更多的政治勇气，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于2013年2月第二次登陆与大陆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本已直接触及两岸的政治对话议题，却未被马英九当局所肯定即为一例。然而，两岸融合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过程。2008年以来两岸互动交流不断深入扩展的事实表明：和平发展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两岸持续双赢的共同红利所在。如果台湾方面继续在大陆面前保持“自我孤立”的姿态，为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人为设置障碍，则无异于自外于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对台湾自身的发展有害无益。因此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对于台湾的磁吸效应不断增强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因素都有利于拉近台湾对大陆的向心力。 三、美国台海政策的变迁
台湾因素不仅在中美各自的利益认知中是有区别的，其比重也会在不同时期随着中美关系的起伏而不断变化，由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个不可变更的恒量，因而美国台海政策的变迁，恰好是不同时期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里比重变化的真实反映。台湾问题是观察美国复杂心态和政策取向的一面镜子。美国目前奉行的台海政策是在其长期干预台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既是美国战略目标驱策下的必然反映，也是加深台海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推手。
纵览美国台海政策的缘起可知，美国对台湾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控制台湾并非一项孤立和偶然的政策。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佩里就曾率军舰在基隆登陆。[8]随后的南北战争和繁冗的南部重建事务牵扯了美国政府的大量精力， 19世纪末，当美国已有足够的力量独立介入东亚事务时，台湾已被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二战期间，美海军情报官乔治·科尔（George Kell）在其提交的备忘录中再次指出台湾“地理位置优越，良港众多，资源富庶，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战略纵深……总之，不能将之轻易归还给中国”。[9]但在当时推行扶蒋抗日政策的罗斯福政府看来，把整个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远比单单控制一个台湾岛要有价值得多。直到1948年秋，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杜鲁门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对台战略从美国对华政策中剥离，“为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很显然，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开就是最切实的方法”。[10]为此，美国试图另择可以顺从其意旨的代理人，也曾考虑过直接出兵占领台湾或将其交由联合国托管的方案。但美国拒蒋入台的图谋并未成功，失去中国大陆的既成事实又无可挽回，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因而一度打算以“弃台”换取“中国的铁托主义”，于是就有了1950年年初的杜鲁门声明，美国表示“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11]但这种“脱身政策”的持续时间极其短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美国军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并很快随着国际局势两极化特征的日益加剧而废止。朝鲜战争给了美国正式调整其台海政策的契机，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就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说明朝鲜战争只是美国公开干预台海的一个借口而已。从此，以“划峡而治”为基轴的台海政策被正式确定下来，故美国一再逼蒋从金、马撤军，目的就是为剪断两岸联系的“脐带效应”（The Effect of Umbilical Cord）。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所调整，但其“以台制华”的政策总路线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一法三公报”最终成为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国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视情况的不同而交替使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中的措辞。当然从实质上看，三个公报是虚，“与台湾关系法”是实，美国也一直称三个公报仅是新闻公报的性质，在效力位阶上低于“与台湾关系法”。[12]实际上，所谓“与台湾关系法”（TRA）系美国单方面制定的针对一国部分领土的立法，其效力没有任何真实的国际法依据。美国在法案中给予台湾“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的待遇，这是对中国主权及内政的粗暴侵犯。
由此可见，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形成，是美国长期以来利益选择的结果。这种调整既有主动运作的成分，也有被动应变的因素，但其目标都是为了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即使不能达到最优决策，也要千方百计地保证其台海政策能收获相对满意的战略效果。
四、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主要意图
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持台海现状”，其实质是想使台湾问题永远拖延下去，而“维护台海和平”及“确保台海中立化”则是美国为其政策精心装饰的一层漂亮外衣。事实上，美国于上世纪50年代在台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之时，并不介意海峡两岸终日炮火频仍，相反，以台湾为基地，“有限度”地放蒋袭扰大陆，破坏大陆业已开始的经济建设，显然对美国更有利。[13]史载“1955年3月8日起的5个月中，国民党空军出动军机2009批3550架次，前往闽浙粤沿海空袭骚扰……国民党海军以武力威胁各国商船进出厦门、福州等港口，以至于英国政府宣布动用军舰为其前往中国沿海的商船护航”。[14]艾森豪威尔更是推行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 Ship），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有意升高危机管理的处理成本，甚至公开威胁称要祭出“核武平衡”（Nuclear Balance）。[15]只是后来随着大陆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中美建交，台湾当局难凭一己之力蚍蜉撼树，美国这才“忧虑起”所谓的“和平问题”。
美国的台海政策主要有以下三层战略意图：其一，以“劝阻”（Dissuasion）加“威慑”（Deterrence）的手段吓阻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并通过或明或暗的路径阻扰中国的自然统一进程；其二，巩固其在台湾的传统政治影响和既得经济利益。美国罔顾两岸关系明显转暖的事实，硬拿两岸“军力失衡”、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做文章，维持甚至提升其对台军售的规模，就有追求其既得军火利润的动机。但美国在利用台湾制衡大陆的同时，也极力防范台独势力把自己“拉下水”。美国并无为台独分子火中取栗的意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Chas Freeman）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写道，“我们必须提醒台湾，它没有一张用美国人的血来填写的空白支票”，[16]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台湾被统一将使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但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干预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17]其三，美国反复强调“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言下之意，就是说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必须由美国来操控。美国知名的两岸问题专家容安澜（Alan Romberg）就说得很直白，美国认知“一中”原则，但美国的“认知”并不表示美国“接受”或“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同时也不认为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对美国而言，“维持台海现状”就是“海峡两岸不能以威胁或挑衅方式，将己方的定义强加于对方，或强加于国际社会，破坏台海和平与安定”。[18] 在美国的台海战略意图中，“阻统”是美国的最终用意，因为两岸迈向统一是对美国霸权利益的最大挑战。据《中国时报》报道，从三通直航、陆客赴台、食品安全到司法互助、金融合作，两岸关系密切，给岛内带来了和平的红利；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2010年年初美对台新一波军售是“十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19]这让美国的真实嘴脸表露无遗。美国的台海政策虽也有反独的成分，但其立场是被迫的，是表面化和空心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台湾若能“和平独立”，美国当然求之不得。但事实早已证明，台独即意味着战争，“和平建国”注定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迷梦和幻想，而且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借“维持现状”之名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和亚太霸权。
五、美国现行台海政策的困境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台海政策是成功的。纵观60多年的台海风云史，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了中国的力量，制造了中华民族的内耗，使海峡两岸骨肉隔阂、兄弟相争，台海至今依然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看似相安无事的局面实则只是一种虚伪的表象，大陆处理其他事务会有侧顾之忧，台湾当局更是得仰人鼻息，年复一年地对美军购只为输纳“保护费”。美国将其政策自我标榜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良方”，但此“良方”却无异于阻滞中华民族复兴的鸩酒。由于台湾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除非诉诸武力，否则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美国人为制造的“台海现状”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然而，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也有其必然面临的棘手困境。美国实质上奉行的是权势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的政策。长期以来，均势政策被许多西方政治家奉为圭臬，“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20]但均势理论原本就是西方列强在争夺霸权和殖民地过程中为平衡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既与道德舆论格格不入，也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摩根索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国际政治指导原则的权势均衡既不确定，也不现实，更不健全。“由于决定天平相对位置的砝码不断有变重或变轻的倾向，所以这种稳定永远有遭破坏的危险”；[21]同时，均势政策意在维持现状，而非解决矛盾。当原有的矛盾在均势的表面下出现了新的滋生，均衡者却依然循着习惯性的偏见自负地前进，这时就会极大地增加均势失范的风险。
和传统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相比，美国的台海政策蕴含着更大的潜在危险：首先，发源于欧洲的传统均势政治原本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策略，而美国却把均势战略推行到了一个完整主权国家的内部，因此必然会和中国产生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直接对抗格局下的均势稳定更脆弱，美国用以维持的成本更为高昂；其次，美国一方面大肆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却打着躲开战火（Passing the Buck）的如意算盘，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旦台海趋紧，美国的政策非但不利于维持现状，反而随时都有可能造成冲突的加剧和升级；最后，美国须以足够的实力作为维持均衡的后盾，倘若美国实力不再占优，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就将走到内外交困的尽头。事实上，中美可投射于台海的硬实力对比孰强孰弱已很难说，大陆并非不敢言战，只是顾念两岸本为同根生，同胞亲情血浓于水，而不是对美国的虚声恫吓心存畏惧。目前台海正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两岸和平、和解、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两岸关系的平稳发展有利于各方的互利共赢，美国经济的复苏也需仰赖一个安定和谐的亚太环境。正视现实，着眼未来，美国还可共享亚太地区的繁荣红利；反之，玩火者必自焚，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得不偿失，权力的反射终会危及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随着中美差距的不断缩小，台海冲突的发生时间越往后推，对于以均衡者自居的美国而言越是不利。届时美国非但难以保全所谓的“现状”及其在台海的既得利益，还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最后即欲求体面脱身，恐亦难得。
所以说，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虽可为其带来颇为“丰厚”的现实收益，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台海政策跳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必然命运。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美国在台海的现有战略优势终将被逐步消解。且两岸和解所带来的不止是经贸交流，更在于两岸人心和认知的趋同效应。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所有长线利好均不在美国这边。两岸的政治坚冰越是消融，留给我方的回旋余地就越广阔，就越能凸显美国政策的僵化和不得人心；两岸的和平发展之路走得越宽，终极统一就越成势所必然，而美国在台海的处境就越被动，维持其现行台海政策的成本就越高，功效就越差。当然，互动是互信的前提，两岸政治互信的真正实现，仍需假以时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对中华民族耐心和智慧的极大考验。
六、结语
台湾问题固非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但却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长期消极因素。随着中美战略态势的此消彼长，一个可期待的台海前景已现曙光。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总结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为新时期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既须化解美国均势战略下的既设藩篱，也需减少来自周边国家的可能阻力，关键应策则在于营造良性循环的两岸关系。这其中，“一中原则”是基础，强大国力是后盾，经济统合是先导，情感诉求是纽带，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两岸认知的心理同构，理性灵活是具体的运筹方式。只要我们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行健致远， （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09页）则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的台湾海峡终将成为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
参考文献：
[1]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
es and China since l972[M].Brookins institution，
1992：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7. [3][美]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M].北京：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0：54.
[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
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沈伟烈，陆俊元.中国国家安全地理[M].北京：时事出版
社，2001：344.
[6]黄嘉树，王英津.主权构成研究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应用
[J].台湾研究集刊，2002，（2）.
[7]毕诚.透视美售台武器的如意算盘，折射美国政策悖论
[EB/OL].（2011-08-01）.http：//news.ifeng.com/taiwan
/5/detail_2011_08/01/8086851_0.shtml.
[8]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1995：32.
[9][美]乔治·科尔.被出卖的台湾[M].台北：伸根志社，
1985：16-17.
[10]资中筠，何迪.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1：25.
[11]U.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Basic Document[R].1957：2448.
[12]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
tes and China，1969—1989[M].Stanford University Pre
ss，1995：197.
[13][美]麦克尔·沙勒.麦克阿瑟与台湾（1949-1951）[J].
王学良，译.社会科学战线，1989，（3）.
[14]冈栋俊，陈友.美国对华政策50年[M].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2001：81.
[15]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
es：Dwight D.Eisenhower，1955[M].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9：332.
[16]Chas Freeman. The End of Taiwan？ [N].New York Times，
1996-02-15：（A27）.
[1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
地位及其地缘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45-246.
[18]吴兴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
安全战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2.
[19]任成琦.台军高调试射导弹向美显示防务缺失[N].人
民日报（海外版），2011-02-02.
[20][美]马汉.海权论[M].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
实出版社，1997：136.
[2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力和和平的斗
争（第七版）[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1：229-230.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