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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与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如胡适、冯友兰等一样，亦对中西文化差异有其独到之见解。张氏的观点，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为中西文化分界极难；第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补益作用。
关键词：儒家；中西文化；西方思想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69—02
一、为中西文化分界
张君劢关于中西文化分界的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化与古代之西亚诸族如巴比伦等有极相类处”，所以“为东西哲学之疆界线颇难划分”，“东西文化之比较，一至难之业也”。不过另一方面，张氏又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迥然不同：“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知识，重外在之象，因此出发点之不同，亦即两文化之所以判然分别。”那么应该如何定位张君劢的这一思想呢？应该说在张氏看来，中西文化之极相似处，主要表现在中西哲人对人生、道德、政治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其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而言，使全部的学问都落在人的道德修养上，缺乏对自然界知识的追求，因此也就忽略了对科学方法对一种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相合之处在于对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关注，但不同之处是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对科学、对客观知识的溯求。
就相似之处讲，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与代表西方文化的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孔子与亚氏所用方法初不相异也”，“孔子学说与苏格拉底同，同为道德哲学家”。由此可见“希腊学术，自其发端之始，亦与吾国同，以道德问题、政治问题为讨论之中心”。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曾致力于解决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此外张君劢指出“自思想方法与思想内容言之，东西哲学颇多彼此共同之处。”据此而论，在他看来就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而言，中西文化确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亦有许多方面，比如在哲学上“东方注重人生，西方注重物理世界；东方注重‘是非善恶’，即西方所谓价值，而西方认为次要；东方将道德置于智识之上，西方将智识置之道德之上”；再比如在探讨“快乐”问题时，中国文化体现出注重“同乐”，而西方文化则追求的是个体之“乐”，即“孟子所谓乐，乃与民同乐之乐。与希腊人之言个人快乐者不同”；再如西方思想在追求意义完整的同时又追求形式上的完整，而中国思想特别注重意义的完整而忽略形式上的完整，所以“西方人论中国哲学者，谓为无系统的写作，如评《论语》一书为零星格言”。对于宗教，张君劢也又有其自己的认识。张君劢首先指出“孔子之教，宗教乎？非宗教乎？世人辨之者众矣”；虽然他有时亦称儒家为儒教，但张氏从未将儒家看做一种宗教，因为他认为“孔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而致极于天地，故与耶稣以人间为地狱者迥然异辙，与佛教之超脱生死轮回者，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又说“孔孟之书既非宗教，……我的意思说孔孟思想之重心在伦理，在人生，所以他对于西洋科学之态度，与欧洲宗教家对于科学之态度，自然不同”；这就与二十世纪初冯友兰、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有关以某种思想或文化形态代替宗教的理论设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君劢从未提出要以某种思想来代替宗教，而是以一种客观化的语言申明宗教（包括佛、耶、道、回）与中国儒家不甚相同，加之他强调的是儒家复兴与国家复兴，这就似乎说明他并未将宗教问题作为重要文化问题来看待，而是作为“非理性”、“迷信”来看待，甚至他还主张不能将理性的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韩公明先王之道，欧公修本以胜之论，均为人世间之语，与佛道回耶之出世教，不能与同一水平线上相提并论者”。从这几个例子不难看出，张君劢关于中西文化差别的理解还是很有特色的。
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补益
在张君劢看来，“吾国哲学家意在于求善……西方哲人所致力者为求真”，所以西方文化能够发展出先进的科学，而中国正因缺少科学传统而导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列强，所以改造中国，首先就应“补课”，即主张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发展出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里新的传统，即他所谓的“吾国两千年来忽略自然界之知识，因而不知有科学。此为吾国之缺点，而应有以补救之。”
在胡适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类似于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例如汉学的考据、训诂以及宋学的“格物致知”。但在張氏看来，这些方面都不能谓之中国的科学传统。对于有人认为汉学考据、训诂的治学方法类似于近代科学，张君劢批判到：“胡适之辈方推汉学家工作，谓其能合于科学方法。吾人既对于民族文化，正欲由新努力以图振作，而祈其有发达之一日，则汉学家之功绩，自无可以抹杀之理，特国中近来趋向，似谓汉学家在学术上大有贡献，而宋儒之学，往往以腐儒以伪道学以‘吃冷猪头肉’之名讥之，若已不足自存于今世者，此则我期期以为不可者也。夫一国文化之根干，不外乎定生活之标准。……岂有一国中不知有所谓义理，而仅恃‘考古’仅恃‘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而可以立国者哉？”对于称宋学“格物致知”为科学的人，张氏则指出：“以吾国格物致知之目的，不在乎科学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养。”可见在张君劢这里，科学确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而非广义的科学，更不是考据或格物。在他看来，“科学者，本于外界之实验，根据因果律以求其公例”，其目的在于追求自然、追求知识（求真），故与中国传统注重文字字音、字义考证的考据学、训诂学以及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他甚至还说“如果再奉红楼梦考证之类，当做科学方法，中国真正的科学，是永无发达之日的。自己自命为促进科学的人而偏以这类工作当为科学，可以做人的榜样，这实在是科学的大不幸事。”
西方在科学上超过中国，并非是张君劢首先发现的。鸦片战争后，魏源便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长技”，便是坚船利炮，便是近代科学。清庭所进行的洋务运动，也主经是在科学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张君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科学，是不是对前人的重复呢？
当然不是。张君劢比前人看得更远，他提倡“以科学强国”，同时还有一层“以科学强种”的意思。他说：“科学之提倡，所以图富强也。……诚以富强为目的也，万一吾国之富强，与他人并驾之日，是否提倡之工作将因以停止乎。此种立论，与提倡科学以御外侮之意正同，一若外患消除之日，则吾国已无需乎科学，所以得鱼忘筌，正此之谓矣。”又谓“诚视研究科学所以御外侮，所以图富强，则科学之于我国，永为身外点缀之品而不能不成为四万万内心上之追求，则其永无发达之日，可断言矣。近十余年吾国之于科学，享受而已，模仿而已。……今后当痛下决心者，曰急起直追，不独求他人所已达者而已焉，并当有以胜过他人，乃有酬欧人先施之德，而无愧乎礼尚往来之义。”在他看来，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不是“过家家”，也不是“装门面”，更不是外在的“点缀”，而是有很强的目的性：自然科学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应该及时补上并发展出自己的道路；自然科学不是“救命稻草”，即使到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并超越西方的时候，也不能将之置之一旁。从这一点上看，张君劢的观点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为在魏源看来，中国文化依然是世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上不如列强而已。而张君劢则明确指出了自然科学是中国文化的缺失，应当从西方学习，并形成国人自己的科学传统。也正因为这一观点，在张君劢那里，近代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对立矛盾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正如上文所谈，张君劢主张中西文化在道德、政治等方面“极相似”，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影响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探讨，所以在他看来“科学之发达，未必即为四书五经之消灭。”
参考文献：
[1]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4]郑大华.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J].孔子研究，2004，（1）.
关键词：儒家；中西文化；西方思想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69—02
一、为中西文化分界
张君劢关于中西文化分界的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化与古代之西亚诸族如巴比伦等有极相类处”，所以“为东西哲学之疆界线颇难划分”，“东西文化之比较，一至难之业也”。不过另一方面，张氏又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迥然不同：“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知识，重外在之象，因此出发点之不同，亦即两文化之所以判然分别。”那么应该如何定位张君劢的这一思想呢？应该说在张氏看来，中西文化之极相似处，主要表现在中西哲人对人生、道德、政治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其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而言，使全部的学问都落在人的道德修养上，缺乏对自然界知识的追求，因此也就忽略了对科学方法对一种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相合之处在于对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关注，但不同之处是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对科学、对客观知识的溯求。
就相似之处讲，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与代表西方文化的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孔子与亚氏所用方法初不相异也”，“孔子学说与苏格拉底同，同为道德哲学家”。由此可见“希腊学术，自其发端之始，亦与吾国同，以道德问题、政治问题为讨论之中心”。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曾致力于解决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此外张君劢指出“自思想方法与思想内容言之，东西哲学颇多彼此共同之处。”据此而论，在他看来就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而言，中西文化确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亦有许多方面，比如在哲学上“东方注重人生，西方注重物理世界；东方注重‘是非善恶’，即西方所谓价值，而西方认为次要；东方将道德置于智识之上，西方将智识置之道德之上”；再比如在探讨“快乐”问题时，中国文化体现出注重“同乐”，而西方文化则追求的是个体之“乐”，即“孟子所谓乐，乃与民同乐之乐。与希腊人之言个人快乐者不同”；再如西方思想在追求意义完整的同时又追求形式上的完整，而中国思想特别注重意义的完整而忽略形式上的完整，所以“西方人论中国哲学者，谓为无系统的写作，如评《论语》一书为零星格言”。对于宗教，张君劢也又有其自己的认识。张君劢首先指出“孔子之教，宗教乎？非宗教乎？世人辨之者众矣”；虽然他有时亦称儒家为儒教，但张氏从未将儒家看做一种宗教，因为他认为“孔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而致极于天地，故与耶稣以人间为地狱者迥然异辙，与佛教之超脱生死轮回者，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又说“孔孟之书既非宗教，……我的意思说孔孟思想之重心在伦理，在人生，所以他对于西洋科学之态度，与欧洲宗教家对于科学之态度，自然不同”；这就与二十世纪初冯友兰、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有关以某种思想或文化形态代替宗教的理论设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君劢从未提出要以某种思想来代替宗教，而是以一种客观化的语言申明宗教（包括佛、耶、道、回）与中国儒家不甚相同，加之他强调的是儒家复兴与国家复兴，这就似乎说明他并未将宗教问题作为重要文化问题来看待，而是作为“非理性”、“迷信”来看待，甚至他还主张不能将理性的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韩公明先王之道，欧公修本以胜之论，均为人世间之语，与佛道回耶之出世教，不能与同一水平线上相提并论者”。从这几个例子不难看出，张君劢关于中西文化差别的理解还是很有特色的。
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补益
在张君劢看来，“吾国哲学家意在于求善……西方哲人所致力者为求真”，所以西方文化能够发展出先进的科学，而中国正因缺少科学传统而导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列强，所以改造中国，首先就应“补课”，即主张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发展出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里新的传统，即他所谓的“吾国两千年来忽略自然界之知识，因而不知有科学。此为吾国之缺点，而应有以补救之。”
在胡适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类似于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例如汉学的考据、训诂以及宋学的“格物致知”。但在張氏看来，这些方面都不能谓之中国的科学传统。对于有人认为汉学考据、训诂的治学方法类似于近代科学，张君劢批判到：“胡适之辈方推汉学家工作，谓其能合于科学方法。吾人既对于民族文化，正欲由新努力以图振作，而祈其有发达之一日，则汉学家之功绩，自无可以抹杀之理，特国中近来趋向，似谓汉学家在学术上大有贡献，而宋儒之学，往往以腐儒以伪道学以‘吃冷猪头肉’之名讥之，若已不足自存于今世者，此则我期期以为不可者也。夫一国文化之根干，不外乎定生活之标准。……岂有一国中不知有所谓义理，而仅恃‘考古’仅恃‘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而可以立国者哉？”对于称宋学“格物致知”为科学的人，张氏则指出：“以吾国格物致知之目的，不在乎科学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养。”可见在张君劢这里，科学确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而非广义的科学，更不是考据或格物。在他看来，“科学者，本于外界之实验，根据因果律以求其公例”，其目的在于追求自然、追求知识（求真），故与中国传统注重文字字音、字义考证的考据学、训诂学以及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他甚至还说“如果再奉红楼梦考证之类，当做科学方法，中国真正的科学，是永无发达之日的。自己自命为促进科学的人而偏以这类工作当为科学，可以做人的榜样，这实在是科学的大不幸事。”
西方在科学上超过中国，并非是张君劢首先发现的。鸦片战争后，魏源便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长技”，便是坚船利炮，便是近代科学。清庭所进行的洋务运动，也主经是在科学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张君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科学，是不是对前人的重复呢？
当然不是。张君劢比前人看得更远，他提倡“以科学强国”，同时还有一层“以科学强种”的意思。他说：“科学之提倡，所以图富强也。……诚以富强为目的也，万一吾国之富强，与他人并驾之日，是否提倡之工作将因以停止乎。此种立论，与提倡科学以御外侮之意正同，一若外患消除之日，则吾国已无需乎科学，所以得鱼忘筌，正此之谓矣。”又谓“诚视研究科学所以御外侮，所以图富强，则科学之于我国，永为身外点缀之品而不能不成为四万万内心上之追求，则其永无发达之日，可断言矣。近十余年吾国之于科学，享受而已，模仿而已。……今后当痛下决心者，曰急起直追，不独求他人所已达者而已焉，并当有以胜过他人，乃有酬欧人先施之德，而无愧乎礼尚往来之义。”在他看来，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不是“过家家”，也不是“装门面”，更不是外在的“点缀”，而是有很强的目的性：自然科学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应该及时补上并发展出自己的道路；自然科学不是“救命稻草”，即使到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并超越西方的时候，也不能将之置之一旁。从这一点上看，张君劢的观点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为在魏源看来，中国文化依然是世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上不如列强而已。而张君劢则明确指出了自然科学是中国文化的缺失，应当从西方学习，并形成国人自己的科学传统。也正因为这一观点，在张君劢那里，近代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对立矛盾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正如上文所谈，张君劢主张中西文化在道德、政治等方面“极相似”，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影响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探讨，所以在他看来“科学之发达，未必即为四书五经之消灭。”
参考文献：
[1]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4]郑大华.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J].孔子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