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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在推广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承载着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命。本文从翻译伦理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的重要性，提出了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探讨了处理《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文化元素应该采用的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翻译伦理 文化元素 古典文学作品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译学经历了从西方哲学发起的“语用学转向”角度和从“文化转向”视角的研究方向。后现代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也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翻译观。而近年来，翻译伦理研究正逐渐引起翻译理论界的关注，这种出现的“伦理转向”（the ethical turn）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翻译伦理观
对“如何翻译”这个命题从伦理学的视野下展开讨论研究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近几年来，提出翻译伦理说法的第一个人是当代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学者托瓦纳贝尔曼，他认为易于助长西方的文化霸权的具有“我族中心主语倾向”的“归化”的译法，完全忽视了“源语文字”蕴含的内容，只是关注到“源语文本意义”的传达。因此，可以看出，他的翻译伦理主张是把尊重原语、尊重原作和文化差异放在第一位，翻译可以设定目标为：用译介非本土的“外来元素”丰富本族的语言文化。另一位学者韦努蒂同样在贝尔曼的思想基础上强调，对翻译的要求是坚持“异化”，主张不仅保留更要突出源语文本中的“异质”的成分，所以，他在审视了出现在翻译活动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基础之上提出了“差异伦理”，也就是指“抵抗式”翻译观，以表示出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抵抗态度和主张。皮姆对于翻译伦理观的关注落实在“译者伦理”上，即翻译伦理应该首先解决译者应该翻译之必然性及究竟为谁翻译等等一系列的涉及到译者的职业伦理方面的问题，应该如何翻译以及怎样翻译好等问题便能迎刃而解。（骆贤凤，2009）可见，三位学者皆把翻译活动提升到了伦理层面，而伦理选择的最高点是关乎翻译中的译者的伦理观点，他们把“异质”和“差异”都作为共同的关注点。可见，如何翻译、怎样面对以及处理“差异”最终落实到译者的伦理选择上，译者怎样处理翻译过程中的差异性决定了文本的伦理价值的实现与否。
在翻译的过程中，赵侠认为译者不仅要表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蕴，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2009）。在《红楼梦》中，众多的文化差异点都反应在这三个层面上，而如何定位译者的伦理道德进行翻译是每个译者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决定着是否能够实现翻译的目的。
三 译者处理文化差异元素的伦理选择及策略与方法
对于译者的在翻译前的活动具有的目的性方面，西方的“动机说”代表人物康德认为，人是出于一种义务感而行动的，这样才存在道德价值（Russell，2000）。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汉斯弗美尔（Hans Vermeer）认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既然翻译是一种行为，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译者关心的是目的能否达到。该理论的核心是译者的责任，也就是译者的道义问题（Vermeer， 2000）。这也为我们从伦理视域中，来认识译者的翻译任务提供了前提。所以明确翻译的活动目的是第一位的。
文化差异是指人们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稳定不变的相对知识、语言、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英汉文化均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各个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差异，如历史文化、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所以，体现在语言中的差异也是非常巨大的。《红楼梦》中包含了不胜枚举的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下面通过对英译本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元素的处理的比较、分析，从译者的伦理选择角度来探讨其优劣得失，探寻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物质层面的文化现象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有出现在对话中的，有出现在描写中的，尤其以出现的习语为特色，如何翻译这些语句确实需要译者慎重选择。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原文：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第六回）
杨译：“Buddha be praised!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sister.”
霍译：“Bless you,my dear,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
刘姥姥家境很困难，来荣国府寻求接济。当周瑞家的答应了要把她介绍给凤姐时，刘姥姥当然非常感激，所以说的“阿弥陀佛”不是在表达求神拜佛的愿望，只是要表达感激不尽的心情，同时也表达出她当时高兴的情绪。“bless you”这一习语在词典中解释为“an expression of fondness,grateful,kind feeling,etc.”这往往暗示说话双方在进行着“亲密”交流。所以，霍译用“bless you”充分体现出了刘姥姥很想与周瑞家的套套近乎，以便拉近他们之间关系的心态。此外，这条习语还“传达了一种‘高兴’的信号”（Fernando,2000：1）。可见，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表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美学意义和思想信息。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的人物语言是根据人物的不同的价值观写的，不同的人物因其不同的社会属性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很自然的，译者的翻译也就应该充分体现出其中人物的不同价值观。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是有着两种不同人生哲学的人，在她们的语言中同样也反映出她们不同的人生哲学观。虽然她们俩的语言都具有知识分子特色，但是因为她们持不同的人生哲学应该译出她们体现不同人生哲学之特色。如林黛玉之语言自然、真实；而薛宝钗之语言则有矫揉造作、刻意卖弄之嫌。林黛玉是反抗传统礼教的，她对传统思想是充满叛逆的，所以她的语言带有强烈的反叛色彩。在文中，有一次宝玉把北静王赠送的香串送与林黛玉，她却不屑一顾地随手扔了，还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第十六回）但是薛宝钗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标准淑女，在大观园里媚上和下，逢源左右。就金钏儿抱屈投井自尽一事，为了安慰、讨好受到良心的谴责的王夫人，她竟然说出：“……纵然有这么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第三十二回）这样缺乏了人性的话。在翻译这句话时，霍克斯和杨宪益做了不同的处理： 霍译：“There’s no earthly reason why she should have felt angry enough with you,if she did,all I can say is that she was a stupid person and not worth feeling sorry for!”
杨译：“How could she work herself into such a passion?If she did that was very foolish.She doesn’t deserve any pity.”
可以看出，杨把“也不为可惜”译为“She doesn’t deserve any pity”确实译得贴切，充分揭示了宝钗性格中的冷酷成分。而霍克斯的译文过于温和，没有表达出宝钗想要讨好、巴结王夫人的口吻和语气，从而削弱了曹雪芹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可见，要想再现原文的思想信息，译者必须切实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年代、地域的民族文化心态，进行文化移植，还要了解研究人物各个不同的人生哲学观，才能通过适当的翻译重现原文人物的性格特征，呈现出生动的人物画面，再现原文之精彩动人之处。
在处理一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形式的方面，可以用对联来分析探讨翻译的策略与可行的方法。对联，亦名“对子”、“楹联”，是一种诗词形式的演变。它是我国人民的一种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而这一似诗非诗、极具特色的独特艺术形式如何翻译，确实值得探讨。本文认为，对联的翻译尤其重要的是求“意美”，其次求“形美”，再次求“音美”。对联有三大特点：对仗严谨、声律和谐、示意完美。曹雪芹对于第三个特点不惜孜孜以求。如在第五回中，宝玉在宁府的上房看见一副对联，此联是朱子理学之座右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比较杨和霍的两种译文，基本无高下之分，两种译文表达完全忠于原文，形式上也基本相同，上下句词性相同、句式一致。试看例句：
杨译：“A grasp of mundane affairs is genuin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of worldly wisdom is true learning.”
霍译：“True learning implies a clear insight into human activities,/Genuine culture involves the skillful manipul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而另一译文（McHugh姐妹的节译本）却提供了反例：
“For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world/Do not neglect the sciences./For knowledge of the human heart/Devote yourself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这个译文与原文意思相差甚远，让人感觉在几百年前的宁府上房竟然贴着培根的名句。
从译者的动机来看，杨氏夫妇长期以来是把弘扬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所以他们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再现原著中的文化艺术价值，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所以为了原汁原味地再现中国文化特色，杨氏夫妇采用了“文献翻译”方法，即译者采用目的语语言再现原文作者与原文读者的交际情境，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李明，2006）。
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古典文学的翻译，译者的翻译伦理观应该体现在译文中重现原文具有文化特色的元素，也就是指译者选择主要体现在既要表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蕴，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这几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让外国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味”，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在平等基础上有了交流的权利。
四 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包罗万象，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部书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何把这些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化特征向海外传播，介绍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弘扬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把差异性伦理作为指导思想，尊重文化差异，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运用适度的翻译方法，既要让中华文化特色原汁原味地再现出来，还要使国外读者真实地感受并接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典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在平等基础上更大意义上的交流和对话。
注：本文系四川理工学院2011校级科研项目“从文化差异性的角度论翻译中的可译性及策略”，项目编号：2011KY16；四川外语应用研究会2011年度科研课题“从认知视角论隐喻思维对翻译教学启发的研究”，课题编号：SW-W201112。
参考文献：
[1] Fernando,C.Idioms and Idiomaticity[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Z].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73.
[3] Long,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London.1979:121.
[4] Russell,Russell,B.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London:Rouledge,2000:683.
[5] Verneer,H.J.Skopos and Commission,in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6] 崔卫：《也谈全球化时代的翻译伦理》，《思考与言说》，2010年第7期。
[7] 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 李明：《操纵与翻译策略之选择——〈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9] 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10] 魏芳：《翻译策略：译者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刘世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杨宪益、戴乃迭：A Dream of Red Mansions[Z]，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
[12]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24期。
[13] 赵侠：《论译者主体性在归化翻译语义化翻译中的呈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何科育，女，1970—，甘肃秦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伦理 文化元素 古典文学作品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译学经历了从西方哲学发起的“语用学转向”角度和从“文化转向”视角的研究方向。后现代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也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翻译观。而近年来，翻译伦理研究正逐渐引起翻译理论界的关注，这种出现的“伦理转向”（the ethical turn）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翻译伦理观
对“如何翻译”这个命题从伦理学的视野下展开讨论研究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近几年来，提出翻译伦理说法的第一个人是当代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学者托瓦纳贝尔曼，他认为易于助长西方的文化霸权的具有“我族中心主语倾向”的“归化”的译法，完全忽视了“源语文字”蕴含的内容，只是关注到“源语文本意义”的传达。因此，可以看出，他的翻译伦理主张是把尊重原语、尊重原作和文化差异放在第一位，翻译可以设定目标为：用译介非本土的“外来元素”丰富本族的语言文化。另一位学者韦努蒂同样在贝尔曼的思想基础上强调，对翻译的要求是坚持“异化”，主张不仅保留更要突出源语文本中的“异质”的成分，所以，他在审视了出现在翻译活动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基础之上提出了“差异伦理”，也就是指“抵抗式”翻译观，以表示出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抵抗态度和主张。皮姆对于翻译伦理观的关注落实在“译者伦理”上，即翻译伦理应该首先解决译者应该翻译之必然性及究竟为谁翻译等等一系列的涉及到译者的职业伦理方面的问题，应该如何翻译以及怎样翻译好等问题便能迎刃而解。（骆贤凤，2009）可见，三位学者皆把翻译活动提升到了伦理层面，而伦理选择的最高点是关乎翻译中的译者的伦理观点，他们把“异质”和“差异”都作为共同的关注点。可见，如何翻译、怎样面对以及处理“差异”最终落实到译者的伦理选择上，译者怎样处理翻译过程中的差异性决定了文本的伦理价值的实现与否。
在翻译的过程中，赵侠认为译者不仅要表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蕴，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2009）。在《红楼梦》中，众多的文化差异点都反应在这三个层面上，而如何定位译者的伦理道德进行翻译是每个译者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决定着是否能够实现翻译的目的。
三 译者处理文化差异元素的伦理选择及策略与方法
对于译者的在翻译前的活动具有的目的性方面，西方的“动机说”代表人物康德认为，人是出于一种义务感而行动的，这样才存在道德价值（Russell，2000）。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汉斯弗美尔（Hans Vermeer）认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既然翻译是一种行为，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译者关心的是目的能否达到。该理论的核心是译者的责任，也就是译者的道义问题（Vermeer， 2000）。这也为我们从伦理视域中，来认识译者的翻译任务提供了前提。所以明确翻译的活动目的是第一位的。
文化差异是指人们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稳定不变的相对知识、语言、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英汉文化均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各个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差异，如历史文化、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所以，体现在语言中的差异也是非常巨大的。《红楼梦》中包含了不胜枚举的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下面通过对英译本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元素的处理的比较、分析，从译者的伦理选择角度来探讨其优劣得失，探寻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物质层面的文化现象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有出现在对话中的，有出现在描写中的，尤其以出现的习语为特色，如何翻译这些语句确实需要译者慎重选择。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原文：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第六回）
杨译：“Buddha be praised!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sister.”
霍译：“Bless you,my dear,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
刘姥姥家境很困难，来荣国府寻求接济。当周瑞家的答应了要把她介绍给凤姐时，刘姥姥当然非常感激，所以说的“阿弥陀佛”不是在表达求神拜佛的愿望，只是要表达感激不尽的心情，同时也表达出她当时高兴的情绪。“bless you”这一习语在词典中解释为“an expression of fondness,grateful,kind feeling,etc.”这往往暗示说话双方在进行着“亲密”交流。所以，霍译用“bless you”充分体现出了刘姥姥很想与周瑞家的套套近乎，以便拉近他们之间关系的心态。此外，这条习语还“传达了一种‘高兴’的信号”（Fernando,2000：1）。可见，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表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美学意义和思想信息。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的人物语言是根据人物的不同的价值观写的，不同的人物因其不同的社会属性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很自然的，译者的翻译也就应该充分体现出其中人物的不同价值观。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是有着两种不同人生哲学的人，在她们的语言中同样也反映出她们不同的人生哲学观。虽然她们俩的语言都具有知识分子特色，但是因为她们持不同的人生哲学应该译出她们体现不同人生哲学之特色。如林黛玉之语言自然、真实；而薛宝钗之语言则有矫揉造作、刻意卖弄之嫌。林黛玉是反抗传统礼教的，她对传统思想是充满叛逆的，所以她的语言带有强烈的反叛色彩。在文中，有一次宝玉把北静王赠送的香串送与林黛玉，她却不屑一顾地随手扔了，还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第十六回）但是薛宝钗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标准淑女，在大观园里媚上和下，逢源左右。就金钏儿抱屈投井自尽一事，为了安慰、讨好受到良心的谴责的王夫人，她竟然说出：“……纵然有这么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第三十二回）这样缺乏了人性的话。在翻译这句话时，霍克斯和杨宪益做了不同的处理： 霍译：“There’s no earthly reason why she should have felt angry enough with you,if she did,all I can say is that she was a stupid person and not worth feeling sorry for!”
杨译：“How could she work herself into such a passion?If she did that was very foolish.She doesn’t deserve any pity.”
可以看出，杨把“也不为可惜”译为“She doesn’t deserve any pity”确实译得贴切，充分揭示了宝钗性格中的冷酷成分。而霍克斯的译文过于温和，没有表达出宝钗想要讨好、巴结王夫人的口吻和语气，从而削弱了曹雪芹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可见，要想再现原文的思想信息，译者必须切实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年代、地域的民族文化心态，进行文化移植，还要了解研究人物各个不同的人生哲学观，才能通过适当的翻译重现原文人物的性格特征，呈现出生动的人物画面，再现原文之精彩动人之处。
在处理一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形式的方面，可以用对联来分析探讨翻译的策略与可行的方法。对联，亦名“对子”、“楹联”，是一种诗词形式的演变。它是我国人民的一种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而这一似诗非诗、极具特色的独特艺术形式如何翻译，确实值得探讨。本文认为，对联的翻译尤其重要的是求“意美”，其次求“形美”，再次求“音美”。对联有三大特点：对仗严谨、声律和谐、示意完美。曹雪芹对于第三个特点不惜孜孜以求。如在第五回中，宝玉在宁府的上房看见一副对联，此联是朱子理学之座右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比较杨和霍的两种译文，基本无高下之分，两种译文表达完全忠于原文，形式上也基本相同，上下句词性相同、句式一致。试看例句：
杨译：“A grasp of mundane affairs is genuin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of worldly wisdom is true learning.”
霍译：“True learning implies a clear insight into human activities,/Genuine culture involves the skillful manipul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而另一译文（McHugh姐妹的节译本）却提供了反例：
“For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world/Do not neglect the sciences./For knowledge of the human heart/Devote yourself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这个译文与原文意思相差甚远，让人感觉在几百年前的宁府上房竟然贴着培根的名句。
从译者的动机来看，杨氏夫妇长期以来是把弘扬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所以他们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再现原著中的文化艺术价值，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所以为了原汁原味地再现中国文化特色，杨氏夫妇采用了“文献翻译”方法，即译者采用目的语语言再现原文作者与原文读者的交际情境，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李明，2006）。
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古典文学的翻译，译者的翻译伦理观应该体现在译文中重现原文具有文化特色的元素，也就是指译者选择主要体现在既要表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蕴，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这几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让外国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味”，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在平等基础上有了交流的权利。
四 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包罗万象，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部书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何把这些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化特征向海外传播，介绍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弘扬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把差异性伦理作为指导思想，尊重文化差异，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运用适度的翻译方法，既要让中华文化特色原汁原味地再现出来，还要使国外读者真实地感受并接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典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在平等基础上更大意义上的交流和对话。
注：本文系四川理工学院2011校级科研项目“从文化差异性的角度论翻译中的可译性及策略”，项目编号：2011KY16；四川外语应用研究会2011年度科研课题“从认知视角论隐喻思维对翻译教学启发的研究”，课题编号：SW-W201112。
参考文献：
[1] Fernando,C.Idioms and Idiomaticity[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Z].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73.
[3] Long,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London.1979:121.
[4] Russell,Russell,B.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London:Rouledge,2000:683.
[5] Verneer,H.J.Skopos and Commission,in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6] 崔卫：《也谈全球化时代的翻译伦理》，《思考与言说》，2010年第7期。
[7] 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 李明：《操纵与翻译策略之选择——〈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9] 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10] 魏芳：《翻译策略：译者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刘世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杨宪益、戴乃迭：A Dream of Red Mansions[Z]，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
[12]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24期。
[13] 赵侠：《论译者主体性在归化翻译语义化翻译中的呈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何科育，女，1970—，甘肃秦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