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制度化被动
制度原先叫民俗。后来地球上有了国家、又有了政府，一些民俗就进化为制度了。比如过年，原先叫民俗，现在也叫民俗，但已融进了国家和政府意志，成了一种制度。政府会安排国民哪天休、哪天补班。顺应民俗要求是政府存在的条件之一；政府意志对过年具有主导作用，也是不争的现实。现在过年放几天假、是哪几天，都由政府来决策，民众说了不算，就是一个证明。这无所谓应该不应该，现代国家理当如此，不然，社会就乱套了。当我们承认了这是一种现实，也就承认了过年是制度化结果。就是说，对于过年，意愿上我们是主动的；但从哪天过到哪天，我们是被动的。原先政府规定过年放假从初一开始，后来改为从除夕开始。你说我们被动不被动？所以呀，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我们是在过年，还不如说我们是在遵守一种制度。普遍来看，个人对制度的遵守，都是被动的。
自觉式准备
要过年了，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自然规律发出的、是月历牌上早就印好的、是一个节气跟一个节气递进的结果、是我你他平时近乎于废话般的提醒。每年都要过年，这种意识已融进我们的骨髓、渗透进我们的血液，由此而派生出的感觉、思维、认知和行为，也就充满了自觉性。我们要提前买回老家的车票、要掂对给家人买什么年货、要定下亲朋好友来家聚会的日子、要盘算好哪天去别人家拜年；要置办食材、要买福字和春联、要买鞭炮和烟花、要新添筷子和碗碟，等等。没人逼你这么做，你这是自觉自愿。这一过程是繁琐的，甚至是很辛苦的，有时甚至逼得你想骂娘，比如打工仔买车票。但繁琐怎么样，辛苦又怎么样，你还得继续做，当把一桌席摆到亲人面前，当跋涉千里后见到了久别的父母妻儿，你觉得所有付出都值了。这就是自觉的力量，只要能把年过好，苦也是甜。
憧憬式跋涉
每每提起回家过年，人们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车站、机场、港口那汹涌的人流，还会想到农民工。“回家过年”若单指农民工，那这种判断相当不完整。应该说，所有人都要回家过年，车站、机场、港口那汹涌的人流里，有农民工、基层官员、白领、明星、学生等等。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就要去哪儿过年。回家过年不仅是农民工一年一次的大迁移，更是全民大奔波。这还是从全国角度看，指的是跨省过年，还有省内跨市过年的，市内跨区过年的，区内跨街道过年的，哪怕你和父母住一个小区，你不也得跨楼过年吗？总之，过年就是一种习惯性跋涉，父母远在千里，儿女要长途跋涉；同住一市，要近距离跋涉。只要跋涉，就要拎大包小裹。长路无轻载啊！但我们不觉沉重，我们心中有那么多美好的憧憬：要见着爹妈了、要见着孩子了、要见着兄弟姐妹了。手上这点沉东西算啥。
愉悦式忙碌
这种忙碌早在腊月某一天就开始了，过年的认知在慢慢变成焦点、心态逐渐到位。当这种认知清晰得不能再清晰、这种心态饱和得不能再饱和时，你自然而然就要行动了。不管你家有无客人要光顾，你总要打扫一下房间、全面洗涮。如果去别人家过年，你得置办年礼，钱要花得合适，礼物也要拿得出手；如果亲朋好友来你家过年，那可就复杂了。人家来了，总不能一进屋就喝酒吧，总得有个暖场时间。你就要预备好瓜子、糖块、水果、茶水、饮料、麻将、扑克。大家唠嗑、喝茶、打麻将时，你在厨房可就忙开了，煎炒熘炸焖，锅碗瓢盆铲，炒锅和炒勺齐飞，蒸汽共香味满屋。忙碌不是从当下开始的，前一天你就开始摘菜、切肉、剖鱼了，之前很多天你就把食材从超市搬家来了。这可是真忙碌，最后累得往往酒喝不下去、菜咽不下去，但你看着大家那么高兴，愉悦一定会油然而生。
疲惫式亲近
疲惫式亲近一般与愉悦式忙碌相伴相生，因忙碌而疲惫，但因亲近而愉悦。愉悦时，我们就更珍惜亲近，进而，也就不在乎忙碌和疲惫了。
文化式重复
对“文化”的定义，据说有好几百个。其中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文化是人类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民生角度看，甚而把过年与文化联系起来看，过年差不多就是中国人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厚度、广度，以及我们是如何享受这两种文明的，在过年那几天里都会淋漓尽致地呈现。过去我们的物质水平相对落后，过年时的集中表现是，放一挂鞭炮、吃一顿年夜饺、炖两条鱼，就算不错了。现在，我们去大饭店吃年夜饭，鞭炮和烟花成百元上千元地往家搬，红包厚重了，年礼也丰富了。再说精神水平方面，那时电影院只有若干家，放的电影也就那么几部，灯笼是自己糊的，没有几个人家贴春联，家里有台半导体收音机就不错了。那时过年的精神水平因物质水平的落后而落后。现在，电视、网络、手机，等等，载体多样化也迅捷化了，由此带来的精神水平也就有了极大飞跃。相对而言，现在过年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已高度合一，我们在改革开放这35年的极大创造，正丰富着我们的过年文化。在文化引导下，我们自觉地以传统的过年为圆心，以物质文明为表现形式，以精神享受为内核，并在每年那一天，做着甜蜜的重复。
制度原先叫民俗。后来地球上有了国家、又有了政府，一些民俗就进化为制度了。比如过年，原先叫民俗，现在也叫民俗，但已融进了国家和政府意志，成了一种制度。政府会安排国民哪天休、哪天补班。顺应民俗要求是政府存在的条件之一；政府意志对过年具有主导作用，也是不争的现实。现在过年放几天假、是哪几天，都由政府来决策，民众说了不算，就是一个证明。这无所谓应该不应该，现代国家理当如此，不然，社会就乱套了。当我们承认了这是一种现实，也就承认了过年是制度化结果。就是说，对于过年，意愿上我们是主动的；但从哪天过到哪天，我们是被动的。原先政府规定过年放假从初一开始，后来改为从除夕开始。你说我们被动不被动？所以呀，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我们是在过年，还不如说我们是在遵守一种制度。普遍来看，个人对制度的遵守，都是被动的。
自觉式准备
要过年了，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自然规律发出的、是月历牌上早就印好的、是一个节气跟一个节气递进的结果、是我你他平时近乎于废话般的提醒。每年都要过年，这种意识已融进我们的骨髓、渗透进我们的血液，由此而派生出的感觉、思维、认知和行为，也就充满了自觉性。我们要提前买回老家的车票、要掂对给家人买什么年货、要定下亲朋好友来家聚会的日子、要盘算好哪天去别人家拜年；要置办食材、要买福字和春联、要买鞭炮和烟花、要新添筷子和碗碟，等等。没人逼你这么做，你这是自觉自愿。这一过程是繁琐的，甚至是很辛苦的，有时甚至逼得你想骂娘，比如打工仔买车票。但繁琐怎么样，辛苦又怎么样，你还得继续做，当把一桌席摆到亲人面前，当跋涉千里后见到了久别的父母妻儿，你觉得所有付出都值了。这就是自觉的力量，只要能把年过好，苦也是甜。
憧憬式跋涉
每每提起回家过年，人们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车站、机场、港口那汹涌的人流，还会想到农民工。“回家过年”若单指农民工，那这种判断相当不完整。应该说，所有人都要回家过年，车站、机场、港口那汹涌的人流里，有农民工、基层官员、白领、明星、学生等等。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就要去哪儿过年。回家过年不仅是农民工一年一次的大迁移，更是全民大奔波。这还是从全国角度看，指的是跨省过年，还有省内跨市过年的，市内跨区过年的，区内跨街道过年的，哪怕你和父母住一个小区，你不也得跨楼过年吗？总之，过年就是一种习惯性跋涉，父母远在千里，儿女要长途跋涉；同住一市，要近距离跋涉。只要跋涉，就要拎大包小裹。长路无轻载啊！但我们不觉沉重，我们心中有那么多美好的憧憬：要见着爹妈了、要见着孩子了、要见着兄弟姐妹了。手上这点沉东西算啥。
愉悦式忙碌
这种忙碌早在腊月某一天就开始了，过年的认知在慢慢变成焦点、心态逐渐到位。当这种认知清晰得不能再清晰、这种心态饱和得不能再饱和时，你自然而然就要行动了。不管你家有无客人要光顾，你总要打扫一下房间、全面洗涮。如果去别人家过年，你得置办年礼，钱要花得合适，礼物也要拿得出手；如果亲朋好友来你家过年，那可就复杂了。人家来了，总不能一进屋就喝酒吧，总得有个暖场时间。你就要预备好瓜子、糖块、水果、茶水、饮料、麻将、扑克。大家唠嗑、喝茶、打麻将时，你在厨房可就忙开了，煎炒熘炸焖，锅碗瓢盆铲，炒锅和炒勺齐飞，蒸汽共香味满屋。忙碌不是从当下开始的，前一天你就开始摘菜、切肉、剖鱼了，之前很多天你就把食材从超市搬家来了。这可是真忙碌，最后累得往往酒喝不下去、菜咽不下去，但你看着大家那么高兴，愉悦一定会油然而生。
疲惫式亲近
疲惫式亲近一般与愉悦式忙碌相伴相生，因忙碌而疲惫，但因亲近而愉悦。愉悦时，我们就更珍惜亲近，进而，也就不在乎忙碌和疲惫了。
文化式重复
对“文化”的定义，据说有好几百个。其中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文化是人类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民生角度看，甚而把过年与文化联系起来看，过年差不多就是中国人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厚度、广度，以及我们是如何享受这两种文明的，在过年那几天里都会淋漓尽致地呈现。过去我们的物质水平相对落后，过年时的集中表现是，放一挂鞭炮、吃一顿年夜饺、炖两条鱼，就算不错了。现在，我们去大饭店吃年夜饭，鞭炮和烟花成百元上千元地往家搬，红包厚重了，年礼也丰富了。再说精神水平方面，那时电影院只有若干家，放的电影也就那么几部，灯笼是自己糊的，没有几个人家贴春联，家里有台半导体收音机就不错了。那时过年的精神水平因物质水平的落后而落后。现在，电视、网络、手机，等等，载体多样化也迅捷化了，由此带来的精神水平也就有了极大飞跃。相对而言，现在过年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已高度合一，我们在改革开放这35年的极大创造，正丰富着我们的过年文化。在文化引导下，我们自觉地以传统的过年为圆心，以物质文明为表现形式，以精神享受为内核，并在每年那一天，做着甜蜜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