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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招商引资，感觉像挖人墙脚；现在招商引资，各地都非常欢迎，都是座上宾。”今年“两会”期间，时任江西省合作办主任谭晓林的一席话，颇代表目前中部省份官员的心态。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和企业成本攀升压力，当地产业所受挤压日渐突出，迫使企业规模性地向外转移，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中部诸省，包括湖南、江西、四川等也正在这轮趋势下大量地引进项目和企业。“这对他们地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机遇。”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云平接受采访时说。
从他近两年调研的产业转移情况来看，中部各地政府举措频繁，当地迎接各地转移来的企业的喧嚣景象，像是改革初期的广东。
与此同时，随着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变化，东部地方政府在资源瓶颈的现实下，对本地产业向内地转移也“看得更开了”。由此，就形成了沿海一头疏导、中部一头承接的局面。
改革开放带动了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但也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10年来，中央政府曾提出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但微观企业层面的规模性迁移还是要依靠市场的自身力量去发动。商务部两年来启动的“万商西进”工程，开始得到众多企业的响应。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的情况已不再是政府一厢情愿，而是更多企业为自身发展需要主动西进。这也使得中部招商引资工作真正跃上了新台阶。
推动转移的趋势
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也曾经是产业转移的承受者，只是现在的趋势使转移的角色在发生悄然的转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国家的政策倾斜，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快速发展。
在经济学意义上，产业转移是指顺应竞争优势与劣势的转换，通过产业要素跨区域的流动，把某一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经济现象。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扩大，国际之间，国内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呈现加速的趋势。
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内地供给的充足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内地巨大的市场，抓住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企业，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在那个年代，仅广东就贡献了全国1／10的经济总量、近15％的财政收入和1／3的外贸总额。
但在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中，从宏观层面来讲，东部地区自身也面临着选择。要推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必须转移一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腾出发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加剧。发达国家为了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纷纷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
与此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转移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跨国公司不仅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且正在将地区经济总部、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行新的全球战略布局调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引进外资项目办副处长张建功，近期发表研究观点认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高峰期，也是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不仅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创造条件吸纳国际转移，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都在努力争取吸纳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
面对国际国内这一激烈的竞争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必须痛下决心，为新一轮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腾出发展空间，加速推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在微观层面，王云平说，本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同样是经济因素，各地的资源要素优势发生了转变。如今，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遇到了土地制约，现在那里的用地特别紧张。
其次，中西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纷纷出台，环保和财税的低门槛也吸引着东部企业转移。
据了解，广东目前可供开发土地资源只占总量的7.5％，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要。珠三角地区一些发达的城市，已基本无地可用，对于一些产业层级较高的新建项目形成了最大的障碍，也严重制约了当地产业的升级换代。
中部优劣
除了土地因素之外，劳动力资源短缺也常被有关分析提及。但王云平在调研中发现，劳动力短缺是一个全国的普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王云平认为，所谓劳动力短缺主要是指熟练工的短缺，对于整个国内经济体而言，劳动力供给正在走下坡，劳动力市场不会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充足。
这也使得曾经在沿海风靡一个时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并不一定都愿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他们在寻找更大的劳动力低廉的市场，例如一些东南亚国家。
“两头都在外面，所以沿海的港口优势是他们准备转移的企业不愿意放弃的。”王云平说，这些企业更看重的是综合成本的竞争优势，向处在内陆的中西部省区转移缺乏积极性。
目前，已有趋向表明，有些企业已开始转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加低廉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也就是说，东南亚一些地区可能成为中国中部省份所期待的“迎接东部转移”进程中的竞争对手。
但中部的优势在于能源的供给。近年，国家虽然在沿海地区布局了一些电力项目，同时大力实施“西电东输”和“西气东输”的工程，但东部省份的能源供给与消耗增长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中部相对开发力度小，能源储藏量大。例如江西省，去年统调电力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是近几年全国唯一用电高峰不拉闸限电的省份，承接平台较好。
其次，中部省份更加诱人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政策疏导。目前，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也模仿东部最初的“工业园区”形势，提供优惠的发展政策。所不同的是，这些园区需要通过衔接产业升级来进行规划，并非无序引入。
江西省目前有94个工业园区和22个特色产业基地，园区总数居全国第四，目前正在形成汽车航空、冶金、电子、医药，食品、化工等六大支柱产业，同时在铜，钨、稀土，有机硅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四川省政府也表示，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规划上，要避免大而全、小而全，或者好大喜功的传统习惯，结合全省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按照产业细分的要求培育若干个产业集群作为特色主导产业竞争力的支撑。
王云平介绍，目前，中央层面还没有具体的促进中部发展的财政政策，中部地区已经有了成渝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长株潭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两个试验区。在这样的概念下，地方政府都在自发地形成一些优惠政策细则。他所担心的是，由于各地的竞争，某些地方的项目环保门槛仍然比较放松，给西部原本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带来压力。
在整个中国面临低附加值产业的转型之下，王云平认为，实现高附加值产业形成需要更多的规划、政策疏导以及与东部地区的衔接，而贸易企业的转移则有赖于国内的内需扩大。如果国内消费市场更大，则以国内为市场扩张产能的企业就会更多地选择留在中国，选择在中部继续发展。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和企业成本攀升压力，当地产业所受挤压日渐突出，迫使企业规模性地向外转移，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中部诸省，包括湖南、江西、四川等也正在这轮趋势下大量地引进项目和企业。“这对他们地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机遇。”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云平接受采访时说。
从他近两年调研的产业转移情况来看，中部各地政府举措频繁，当地迎接各地转移来的企业的喧嚣景象，像是改革初期的广东。
与此同时，随着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变化，东部地方政府在资源瓶颈的现实下，对本地产业向内地转移也“看得更开了”。由此，就形成了沿海一头疏导、中部一头承接的局面。
改革开放带动了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但也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10年来，中央政府曾提出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但微观企业层面的规模性迁移还是要依靠市场的自身力量去发动。商务部两年来启动的“万商西进”工程，开始得到众多企业的响应。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的情况已不再是政府一厢情愿，而是更多企业为自身发展需要主动西进。这也使得中部招商引资工作真正跃上了新台阶。
推动转移的趋势
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也曾经是产业转移的承受者，只是现在的趋势使转移的角色在发生悄然的转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国家的政策倾斜，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快速发展。
在经济学意义上，产业转移是指顺应竞争优势与劣势的转换，通过产业要素跨区域的流动，把某一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经济现象。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扩大，国际之间，国内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呈现加速的趋势。
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内地供给的充足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内地巨大的市场，抓住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企业，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在那个年代，仅广东就贡献了全国1／10的经济总量、近15％的财政收入和1／3的外贸总额。
但在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中，从宏观层面来讲，东部地区自身也面临着选择。要推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必须转移一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腾出发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加剧。发达国家为了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纷纷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
与此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转移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跨国公司不仅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且正在将地区经济总部、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行新的全球战略布局调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引进外资项目办副处长张建功，近期发表研究观点认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高峰期，也是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不仅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创造条件吸纳国际转移，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都在努力争取吸纳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
面对国际国内这一激烈的竞争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必须痛下决心，为新一轮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腾出发展空间，加速推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在微观层面，王云平说，本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同样是经济因素，各地的资源要素优势发生了转变。如今，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遇到了土地制约，现在那里的用地特别紧张。
其次，中西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纷纷出台，环保和财税的低门槛也吸引着东部企业转移。
据了解，广东目前可供开发土地资源只占总量的7.5％，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要。珠三角地区一些发达的城市，已基本无地可用，对于一些产业层级较高的新建项目形成了最大的障碍，也严重制约了当地产业的升级换代。
中部优劣
除了土地因素之外，劳动力资源短缺也常被有关分析提及。但王云平在调研中发现，劳动力短缺是一个全国的普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王云平认为，所谓劳动力短缺主要是指熟练工的短缺，对于整个国内经济体而言，劳动力供给正在走下坡，劳动力市场不会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充足。
这也使得曾经在沿海风靡一个时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并不一定都愿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他们在寻找更大的劳动力低廉的市场，例如一些东南亚国家。
“两头都在外面，所以沿海的港口优势是他们准备转移的企业不愿意放弃的。”王云平说，这些企业更看重的是综合成本的竞争优势，向处在内陆的中西部省区转移缺乏积极性。
目前，已有趋向表明，有些企业已开始转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加低廉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也就是说，东南亚一些地区可能成为中国中部省份所期待的“迎接东部转移”进程中的竞争对手。
但中部的优势在于能源的供给。近年，国家虽然在沿海地区布局了一些电力项目，同时大力实施“西电东输”和“西气东输”的工程，但东部省份的能源供给与消耗增长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中部相对开发力度小，能源储藏量大。例如江西省，去年统调电力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是近几年全国唯一用电高峰不拉闸限电的省份，承接平台较好。
其次，中部省份更加诱人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政策疏导。目前，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也模仿东部最初的“工业园区”形势，提供优惠的发展政策。所不同的是，这些园区需要通过衔接产业升级来进行规划，并非无序引入。
江西省目前有94个工业园区和22个特色产业基地，园区总数居全国第四，目前正在形成汽车航空、冶金、电子、医药，食品、化工等六大支柱产业，同时在铜，钨、稀土，有机硅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四川省政府也表示，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规划上，要避免大而全、小而全，或者好大喜功的传统习惯，结合全省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按照产业细分的要求培育若干个产业集群作为特色主导产业竞争力的支撑。
王云平介绍，目前，中央层面还没有具体的促进中部发展的财政政策，中部地区已经有了成渝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长株潭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两个试验区。在这样的概念下，地方政府都在自发地形成一些优惠政策细则。他所担心的是，由于各地的竞争，某些地方的项目环保门槛仍然比较放松，给西部原本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带来压力。
在整个中国面临低附加值产业的转型之下，王云平认为，实现高附加值产业形成需要更多的规划、政策疏导以及与东部地区的衔接，而贸易企业的转移则有赖于国内的内需扩大。如果国内消费市场更大，则以国内为市场扩张产能的企业就会更多地选择留在中国，选择在中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