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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一种世界文明史上难得一见且独一无二的现象：一个王朝就有一种文化记忆，或称为文化符号。先秦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此来构建一种文化脉络，来伸展一种文明姿态。那些古典，仿佛是盛放在中华文明殿堂高庙的圣经，永远被无限的来者膜拜和景仰。
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然走向人文，便有了先秦的辉煌。那些游走的灵魂，自由而奔放，大气而汪洋。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孙子等等，罕见地拥有了那个岁月的天空。不管谁是谁非，只管尽情无束酣畅淋漓地表达。那是人类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他们，用一样简单而透明的散文体裁，承载了不同的灵魂表达和思想认知。
当多元文化的空气被短暂的、焚书坑儒的大秦帝国横扫，被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集权政治归并之后，先秦的思想灵光逐步暗淡。政论出现了，汉赋出现了，它虽然流畅于文字的华美，洋洋洒洒铺成，浩浩荡荡流灌，但思想的触角已经禁锢，智慧之光渐渐零落。汉赋，便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等政论家的智慧，点缀了那个时代。先秦的人们在寻道的路上爬涉了千年，完成了一次与自然对话的艰苦历程。汉朝的人们则实践了“化道为术”的重大转折，借道还术，将那些被糅合了的思想融化于治国理政之中。只有胆大妄为的司马迁，在疼痛与屈辱中，以文化人的血泪为后世缔造了一座座山脉，从此，再没有人可以比肩、可以翻越，因为那是一部被人类自己认可和接受的历史。
在战乱与抗争中，在融合与分裂中，在出世与隐忍中，那些怀才不遇、大志难抒的文化人，挣扎于王朝与自我，彷徨于梦想与现实，开始选择进与退，斟酌有为与不为。于是就有了“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前者思进，后者思隐。吟诗作赋，对仗比学。骈文，便应运而生，成为了阳春白雪。华丽、铺张、工整、对仗、押韵、生涩等，在反复的酝酿中，形成气候。最终，同那些琳琅的佛堂雕塑一起，成为六朝底蕴中厚重的源脉。
走近了大隋，一统江山之时，注定天地翻覆。科举，让读书人看到了亮光。王者的非凡气度连同荒淫与暴戾，很快消逝在风云际会之中。然而，却酝酿了一个神话——一个文化现象即将应运而生。唐都，屹立在八百里秦川之上，以汇聚东南西北的磅礴襟怀，让读书人，席卷而来。蜕去六朝的浮华虚美，文化人渴望一种心灵的真实，渴望完成淋漓尽致的本真书写。那一声“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感慨，洞开了一个时代的门扉。之后，便看见了“初唐四杰”的卓然而立。从此，在大唐的天底下，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奔涌，始料未及的诗歌雷霆，从边陲到都市，从平民到达官，开始了一次铺卷河山的诗歌接力，诗仙、诗圣、诗鬼、诗豪，名家辈出，大师林立。那是一个被诗歌覆盖了的王朝，也是一个被诗歌搅动和定格了的盛世。
宋朝，是踩着五代十国的废墟走过来的，当陈桥驿上演兵变的时候，就诞生了“扬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于是，上至皇族，下至寒门，吟诗作画，歌舞升平。在悲与喜、忧与乐中，文人的意气被无限张扬和烘托，垒砌了中国文化姹紫嫣红、百花齐艳的高峰。于是，那些读书人，不再局限于古文运动中的散文、辞赋，借着唐诗的余脉，缔造了词坛。这是一块圣地，是一幅画卷，呈现了峰峦竞秀、鸿篇耀宇的壮阔，催生了泪悲古今、气吞山河的豪迈。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王安石、柳永、周邦彦、陆游、李清照等等，都是主角。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在那个时代，似乎成了人们生活中无法褪去的色调。但是，光彩绚丽孕育的不仅仅是文明风姿，更多的却是王朝的安危。这是王朝覆灭悲剧的真正根脉，那一句“还我河山”的呐喊，透着无限悲壮和苍凉。
当金戈铁马如风卷残云，横扫中原之后，大元帝国的气象无法以诗词来承载。在刀光剑影之中，诗词的根系是如此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文化人的文明梦想被切割，那种信仰和底气被彻底动摇。然而，文明的力量虽然零散，但是长存。于是，文化便开始另辟蹊径，从高堂庙宇跌进世俗，去开垦另一片适合生长的土壤，元曲出现了。书写和说唱，被紧紧缠绕在一起，角色众多，表达更实，让阳春白雪联姻了下里巴人。
铁马金戈只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生命常态和终极意境。在元曲的咿咿呀呀声中，人们在嬉笑怒骂之后，越来越理性地思考社会和国家，也越来越懂得选择与塑造。那些文化人，在沉思和反省：人，究竟需要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回答，需要探究。于是，系统地融入和把握社会，并恰到好处地表达思考的结果。诗词，太过简单;散文、辞赋，未免深奥;元曲小调，又嫌小气。于是，便有了小说。读得让人荡气回肠，仿佛身在其中。个中人物，是己非己，已经模糊。但曹雪芹，塑造了一座凄艳绝世的丰碑。
走到了今天，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走过几千年的风雨，文化的肢体在残损中渐趋饱满，在阵痛中得以涅槃。哪怕这种饱满刻录着沧桑，这种涅槃滴尽了鲜血。借着沧桑的筋脉，迎着鲜血的足迹，让我们去感知无可替代、无可跨域的遥远，仿佛在寻找一种印证。
一种记忆就是一种印证，让后来人品尝——不论悲沉还是舒展，不论萧疏还是昂扬。它帮助我们，去回访曾经的时空，那些状态，那些场景，那些人物。
也许，那就是文明的支架。
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然走向人文，便有了先秦的辉煌。那些游走的灵魂，自由而奔放，大气而汪洋。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孙子等等，罕见地拥有了那个岁月的天空。不管谁是谁非，只管尽情无束酣畅淋漓地表达。那是人类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他们，用一样简单而透明的散文体裁，承载了不同的灵魂表达和思想认知。
当多元文化的空气被短暂的、焚书坑儒的大秦帝国横扫，被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集权政治归并之后，先秦的思想灵光逐步暗淡。政论出现了，汉赋出现了，它虽然流畅于文字的华美，洋洋洒洒铺成，浩浩荡荡流灌，但思想的触角已经禁锢，智慧之光渐渐零落。汉赋，便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等政论家的智慧，点缀了那个时代。先秦的人们在寻道的路上爬涉了千年，完成了一次与自然对话的艰苦历程。汉朝的人们则实践了“化道为术”的重大转折，借道还术，将那些被糅合了的思想融化于治国理政之中。只有胆大妄为的司马迁，在疼痛与屈辱中，以文化人的血泪为后世缔造了一座座山脉，从此，再没有人可以比肩、可以翻越，因为那是一部被人类自己认可和接受的历史。
在战乱与抗争中，在融合与分裂中，在出世与隐忍中，那些怀才不遇、大志难抒的文化人，挣扎于王朝与自我，彷徨于梦想与现实，开始选择进与退，斟酌有为与不为。于是就有了“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前者思进，后者思隐。吟诗作赋，对仗比学。骈文，便应运而生，成为了阳春白雪。华丽、铺张、工整、对仗、押韵、生涩等，在反复的酝酿中，形成气候。最终，同那些琳琅的佛堂雕塑一起，成为六朝底蕴中厚重的源脉。
走近了大隋，一统江山之时，注定天地翻覆。科举，让读书人看到了亮光。王者的非凡气度连同荒淫与暴戾，很快消逝在风云际会之中。然而，却酝酿了一个神话——一个文化现象即将应运而生。唐都，屹立在八百里秦川之上，以汇聚东南西北的磅礴襟怀，让读书人，席卷而来。蜕去六朝的浮华虚美，文化人渴望一种心灵的真实，渴望完成淋漓尽致的本真书写。那一声“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感慨，洞开了一个时代的门扉。之后，便看见了“初唐四杰”的卓然而立。从此，在大唐的天底下，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奔涌，始料未及的诗歌雷霆，从边陲到都市，从平民到达官，开始了一次铺卷河山的诗歌接力，诗仙、诗圣、诗鬼、诗豪，名家辈出，大师林立。那是一个被诗歌覆盖了的王朝，也是一个被诗歌搅动和定格了的盛世。
宋朝，是踩着五代十国的废墟走过来的，当陈桥驿上演兵变的时候，就诞生了“扬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于是，上至皇族，下至寒门，吟诗作画，歌舞升平。在悲与喜、忧与乐中，文人的意气被无限张扬和烘托，垒砌了中国文化姹紫嫣红、百花齐艳的高峰。于是，那些读书人，不再局限于古文运动中的散文、辞赋，借着唐诗的余脉，缔造了词坛。这是一块圣地，是一幅画卷，呈现了峰峦竞秀、鸿篇耀宇的壮阔，催生了泪悲古今、气吞山河的豪迈。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王安石、柳永、周邦彦、陆游、李清照等等，都是主角。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在那个时代，似乎成了人们生活中无法褪去的色调。但是，光彩绚丽孕育的不仅仅是文明风姿，更多的却是王朝的安危。这是王朝覆灭悲剧的真正根脉，那一句“还我河山”的呐喊，透着无限悲壮和苍凉。
当金戈铁马如风卷残云，横扫中原之后，大元帝国的气象无法以诗词来承载。在刀光剑影之中，诗词的根系是如此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文化人的文明梦想被切割，那种信仰和底气被彻底动摇。然而，文明的力量虽然零散，但是长存。于是，文化便开始另辟蹊径，从高堂庙宇跌进世俗，去开垦另一片适合生长的土壤，元曲出现了。书写和说唱，被紧紧缠绕在一起，角色众多，表达更实，让阳春白雪联姻了下里巴人。
铁马金戈只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生命常态和终极意境。在元曲的咿咿呀呀声中，人们在嬉笑怒骂之后，越来越理性地思考社会和国家，也越来越懂得选择与塑造。那些文化人，在沉思和反省：人，究竟需要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回答，需要探究。于是，系统地融入和把握社会，并恰到好处地表达思考的结果。诗词，太过简单;散文、辞赋，未免深奥;元曲小调，又嫌小气。于是，便有了小说。读得让人荡气回肠，仿佛身在其中。个中人物，是己非己，已经模糊。但曹雪芹，塑造了一座凄艳绝世的丰碑。
走到了今天，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走过几千年的风雨，文化的肢体在残损中渐趋饱满，在阵痛中得以涅槃。哪怕这种饱满刻录着沧桑，这种涅槃滴尽了鲜血。借着沧桑的筋脉，迎着鲜血的足迹，让我们去感知无可替代、无可跨域的遥远，仿佛在寻找一种印证。
一种记忆就是一种印证，让后来人品尝——不论悲沉还是舒展，不论萧疏还是昂扬。它帮助我们，去回访曾经的时空，那些状态，那些场景，那些人物。
也许，那就是文明的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