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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小说家兼英文、德文和法文文学翻译家，被誉为保加利亚国宝级作家，195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西部城市佩尔尼克。
她的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法、意、希腊、希伯来等文字，在31个国家发表出版，享誉全球。其短篇小说集《佩尔尼克故事集》（Stories from Pernik）于2013年在保加利亚出版后，荣获有“巴尔干诺贝尔文学奖”之誉的巴尔卡尼卡奖。其中，《重生》（Vassil）入选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度全球短篇小说大赛十佳故事，《鼹鼠血》（Blood of a Mole）被丹麦和美国的中学教科书收录。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保加利亚历史最悠久、成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学校索非亚大学教授写作课，这里也是保加利亚最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之一，为保加利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本文系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全球疫情肆虐之际，以新冠疫情为背景所写的最新作品，由《哈利·波特》中文版译者、翻译家马爱农翻译，在中国首次刊发，以飨读者。
“三月是不是很可怕？”这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想。她的头发确实有些灰白，但还没有完全变白。她那件厚厚的米黄色大衣是孙女玛丽亚送给她的礼物，看上去光彩照人。火车晚点了，也许是因为积雪或狂风。从她住的那栋公寓——一幢坚固的老房子——走到离格林火车站不远的小杂货店，只需三分钟，她只允许自己走这么远。看到他下火车就够了，然后他们俩像云朵一样慢慢地、优雅地走回家。
虽然三月属于春天，却向人们展示了冬天的厉害。天气很冷，雪下得很大，但女人自言自语地说，“没关系。”街道看起来完全不像街道，空无一人，没有汽车，没有孩子，如同一个空荡荡的后院。病毒把人们吓跑了。在她的记忆中，浮现出艳阳幼儿园里的两个孩子：一个瘦瘦的女孩，眼睛黑得像存放牛奶瓶的小黑屋；另一个是男孩，眼睛像她的跑鞋一样蓝。在幼儿园里，他俩的床紧挨着，男孩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女孩却是安静和腼腆的。两个孩子不仅在民族舞蹈课上手拉着手，即使不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手拉着手。当上午慢慢地变成下午，最后傍晚来临时，男孩的母亲来接儿子回家——两个孩子都还舍不得彼此分开。
“这趟火车为什么晚点这么久？”女人担心地想，准备从黑色手包里掏出手机，但最后没有这么做。她哑然失笑，这么做太愚蠢了，因为三月突然生起气来，朝她帽子上扔了一把雪。
兩个孩子在博泰夫小学分别上一年级和三年级。男孩总是层出不穷地玩新花样，女孩却很少搞恶作剧；男孩的保加利亚字母写得不太好看，女孩却写得很漂亮。女孩是一个优等生，男孩不是。教室里他们俩的课桌紧挨着。“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高个子女人想，她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变白。“唉，还是不要仔细数了。”女孩通过了入学考试，就读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英语高中。她每天从他们家乡佩尼克镇乘车前往首都。哦，天哪，她是不是早上跑着赶火车，然后又从学校奔向索非亚的中央火车站？“这就是我长不胖的原因。”女人笑了。
每天傍晚，女孩坐七点差十分的火车，在格林火车站离铁轨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男孩，又高又瘦，像风一样。那个时候，一月有着成堆的积雪，就如同现在的三月一样，女人想。
男孩在车站等着——那时铁轨上的金属屋顶还没有搭建——女孩则盯着窗外，从上一站——山谷铃兰站——就巴望着瞥见他的身影。她使劲地看啊看，其实心里知道，这么早还不可能见到他。突然，女孩看到了那个闪电般细瘦的轮廓——即使第二天就要参加数学考试，她也早把数学统统忘到了脑后。他总是给她带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半个苹果留给她。她也给他带来了一点东西，把自己的苹果留一片给他。那条通往斯特鲁玛河的古道看上去多么美丽啊！冬天，田野与天空相接，一望无际。春天，水曲柳通体都是金色和绿色，大得无法形容，男孩在格林火车站等她，田野是什么样子，水曲柳在互相说些什么悄悄话，对他来说都无所谓。男孩和女孩希望这条古道永远没有尽头。
如今，冠状病毒在城里肆虐，风刮过街道，他们俩不能去散步了，真可惜。然而她在等待他。一听到电梯“嘎吱”一声停在五楼，她就把门打开欢迎他回家，手里拿着半个苹果。她接过他的外套，仔细地喷上消毒剂。他向她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缓慢得就像那个不着急离开的下午一样。下午的生活只有几个小时，而格林火车站附近的斯鲁玛河看起来那么壮丽。下午一点到六点的那段时光不愿停留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变成那里的另一个下午。和老妇人一起在格林火车站等人的感觉真好。
她每隔三天出门一次，手里提着购物袋，去那家小食品店。她每次买的奶酪太少了，起初女店员生气地瞪着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姑娘理解了。这对老夫妇看上去很有趣。男人上了年纪，又高又瘦，总是喜欢搞恶作剧。如果你仔细留意，会看见他抓起一把雪扔到老妇人的帽子上。如果天气暖和，他煞有介事地慢慢弯下腰，捡起一两根草。斯特鲁玛河边长满了茂密的野草，看不到鲜花，于是老人送给老妇人一束草。女孩想起来了——就在一分钟前，老妇人在店里买了一小盒橄榄。
火车没有来，女人躲在金属屋顶下，把半个苹果压在胸口；她吃掉了另一半，一百年来她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么多年了。年头有那么重要吗？她给那个白发苍苍的瘦竹竿留了一块苹果，那人准是在做保安、销售员或美术老师。谁能说得清那些老家伙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女店员很年轻。她有一个小女儿。她肯定知道老太太步行——甚至不是步行！——在雪地里跋涉到格林火车站是很愚蠢的。然而，姑娘每次看到她，这一整天便都似乎洋溢着喜悦，尽管女店员戴着口罩，尽管她两星期后才能拿到工资。
暴风雪过后，老妇人不再出现在去格林火车站的路上。
逼仄的食品店里的女店员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五点。老妇人在哪儿呢？姑娘已经习惯了她。两个女人有时候会戴着口罩交谈一会儿。老妇人有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女是她女儿的孩子，住在黑海的瓦尔纳，离她们这个小镇六百公里。孙子和他的爸爸——她的大儿子——住在美国，她的儿媳妇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病毒在德国到处疯狂肆虐。
“我为他们担心，”老妇人有一次说。女店员没有对她说一句宽慰的话，现在想来，她感到心头不安。
下午五点半，老先生慢慢地走回家，表情有些严肃，也许有些忧伤。一天下午，女店员走出小店，脸藏在口罩后面，向他挥手。
“您好。”她说道，“我怎么见不到玛丽亚了。她过去经常来我的店里……买一些奶酪，然后在那边的水曲柳树下等您 。”
老先生什么也没说。天气慢慢地开始变暖。阳光从那些公寓大楼后面照过来，公寓的窗户闪着一池池银光。女店员喜欢银色。她戴着一枚银色的结婚戒指。
“她……出什么事了吗？”女店员的声音变小了。她不该问这个问题。她自己的母亲也已年迈。
陌生人没有回答。
“她很好。”他终于说。
“请代我向她问好。”女店员说。
“她不在家。”男人说，“我开车送她去瓦尔纳了。那里安全一些。她在照顾我们的外孙女。那孩子才一岁。”
女店员正要说，“这对您倒也好。我知道，如果身边有个小家伙尖叫着跑来跑去，您准会感到很烦的。”
戴口罩的老先生说，“她不在身边……我感到空落落的。打电话也不管用。”
女店员耸了耸肩，又突然毫无理由地高兴起来。她丈夫会不会有一天说“她不在我感觉空落落的”？
“我给玛丽亚带了半个苹果。”
女店员什么也没说。一抹浅浅的微笑从她的口罩后面荡漾出来。她那浅浅的微笑，是银子做的。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小说家兼英文、德文和法文文学翻译家，被誉为保加利亚国宝级作家，195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西部城市佩尔尼克。
她的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法、意、希腊、希伯来等文字，在31个国家发表出版，享誉全球。其短篇小说集《佩尔尼克故事集》（Stories from Pernik）于2013年在保加利亚出版后，荣获有“巴尔干诺贝尔文学奖”之誉的巴尔卡尼卡奖。其中，《重生》（Vassil）入选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度全球短篇小说大赛十佳故事，《鼹鼠血》（Blood of a Mole）被丹麦和美国的中学教科书收录。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保加利亚历史最悠久、成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学校索非亚大学教授写作课，这里也是保加利亚最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之一，为保加利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本文系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全球疫情肆虐之际，以新冠疫情为背景所写的最新作品，由《哈利·波特》中文版译者、翻译家马爱农翻译，在中国首次刊发，以飨读者。
“三月是不是很可怕？”这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想。她的头发确实有些灰白，但还没有完全变白。她那件厚厚的米黄色大衣是孙女玛丽亚送给她的礼物，看上去光彩照人。火车晚点了，也许是因为积雪或狂风。从她住的那栋公寓——一幢坚固的老房子——走到离格林火车站不远的小杂货店，只需三分钟，她只允许自己走这么远。看到他下火车就够了，然后他们俩像云朵一样慢慢地、优雅地走回家。
虽然三月属于春天，却向人们展示了冬天的厉害。天气很冷，雪下得很大，但女人自言自语地说，“没关系。”街道看起来完全不像街道，空无一人，没有汽车，没有孩子，如同一个空荡荡的后院。病毒把人们吓跑了。在她的记忆中，浮现出艳阳幼儿园里的两个孩子：一个瘦瘦的女孩，眼睛黑得像存放牛奶瓶的小黑屋；另一个是男孩，眼睛像她的跑鞋一样蓝。在幼儿园里，他俩的床紧挨着，男孩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女孩却是安静和腼腆的。两个孩子不仅在民族舞蹈课上手拉着手，即使不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手拉着手。当上午慢慢地变成下午，最后傍晚来临时，男孩的母亲来接儿子回家——两个孩子都还舍不得彼此分开。
“这趟火车为什么晚点这么久？”女人担心地想，准备从黑色手包里掏出手机，但最后没有这么做。她哑然失笑，这么做太愚蠢了，因为三月突然生起气来，朝她帽子上扔了一把雪。
兩个孩子在博泰夫小学分别上一年级和三年级。男孩总是层出不穷地玩新花样，女孩却很少搞恶作剧；男孩的保加利亚字母写得不太好看，女孩却写得很漂亮。女孩是一个优等生，男孩不是。教室里他们俩的课桌紧挨着。“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高个子女人想，她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变白。“唉，还是不要仔细数了。”女孩通过了入学考试，就读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英语高中。她每天从他们家乡佩尼克镇乘车前往首都。哦，天哪，她是不是早上跑着赶火车，然后又从学校奔向索非亚的中央火车站？“这就是我长不胖的原因。”女人笑了。
每天傍晚，女孩坐七点差十分的火车，在格林火车站离铁轨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男孩，又高又瘦，像风一样。那个时候，一月有着成堆的积雪，就如同现在的三月一样，女人想。
男孩在车站等着——那时铁轨上的金属屋顶还没有搭建——女孩则盯着窗外，从上一站——山谷铃兰站——就巴望着瞥见他的身影。她使劲地看啊看，其实心里知道，这么早还不可能见到他。突然，女孩看到了那个闪电般细瘦的轮廓——即使第二天就要参加数学考试，她也早把数学统统忘到了脑后。他总是给她带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半个苹果留给她。她也给他带来了一点东西，把自己的苹果留一片给他。那条通往斯特鲁玛河的古道看上去多么美丽啊！冬天，田野与天空相接，一望无际。春天，水曲柳通体都是金色和绿色，大得无法形容，男孩在格林火车站等她，田野是什么样子，水曲柳在互相说些什么悄悄话，对他来说都无所谓。男孩和女孩希望这条古道永远没有尽头。
如今，冠状病毒在城里肆虐，风刮过街道，他们俩不能去散步了，真可惜。然而她在等待他。一听到电梯“嘎吱”一声停在五楼，她就把门打开欢迎他回家，手里拿着半个苹果。她接过他的外套，仔细地喷上消毒剂。他向她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缓慢得就像那个不着急离开的下午一样。下午的生活只有几个小时，而格林火车站附近的斯鲁玛河看起来那么壮丽。下午一点到六点的那段时光不愿停留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变成那里的另一个下午。和老妇人一起在格林火车站等人的感觉真好。
她每隔三天出门一次，手里提着购物袋，去那家小食品店。她每次买的奶酪太少了，起初女店员生气地瞪着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姑娘理解了。这对老夫妇看上去很有趣。男人上了年纪，又高又瘦，总是喜欢搞恶作剧。如果你仔细留意，会看见他抓起一把雪扔到老妇人的帽子上。如果天气暖和，他煞有介事地慢慢弯下腰，捡起一两根草。斯特鲁玛河边长满了茂密的野草，看不到鲜花，于是老人送给老妇人一束草。女孩想起来了——就在一分钟前，老妇人在店里买了一小盒橄榄。
火车没有来，女人躲在金属屋顶下，把半个苹果压在胸口；她吃掉了另一半，一百年来她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么多年了。年头有那么重要吗？她给那个白发苍苍的瘦竹竿留了一块苹果，那人准是在做保安、销售员或美术老师。谁能说得清那些老家伙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女店员很年轻。她有一个小女儿。她肯定知道老太太步行——甚至不是步行！——在雪地里跋涉到格林火车站是很愚蠢的。然而，姑娘每次看到她，这一整天便都似乎洋溢着喜悦，尽管女店员戴着口罩，尽管她两星期后才能拿到工资。
暴风雪过后，老妇人不再出现在去格林火车站的路上。
逼仄的食品店里的女店员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五点。老妇人在哪儿呢？姑娘已经习惯了她。两个女人有时候会戴着口罩交谈一会儿。老妇人有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女是她女儿的孩子，住在黑海的瓦尔纳，离她们这个小镇六百公里。孙子和他的爸爸——她的大儿子——住在美国，她的儿媳妇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病毒在德国到处疯狂肆虐。
“我为他们担心，”老妇人有一次说。女店员没有对她说一句宽慰的话，现在想来，她感到心头不安。
下午五点半，老先生慢慢地走回家，表情有些严肃，也许有些忧伤。一天下午，女店员走出小店，脸藏在口罩后面，向他挥手。
“您好。”她说道，“我怎么见不到玛丽亚了。她过去经常来我的店里……买一些奶酪，然后在那边的水曲柳树下等您 。”
老先生什么也没说。天气慢慢地开始变暖。阳光从那些公寓大楼后面照过来，公寓的窗户闪着一池池银光。女店员喜欢银色。她戴着一枚银色的结婚戒指。
“她……出什么事了吗？”女店员的声音变小了。她不该问这个问题。她自己的母亲也已年迈。
陌生人没有回答。
“她很好。”他终于说。
“请代我向她问好。”女店员说。
“她不在家。”男人说，“我开车送她去瓦尔纳了。那里安全一些。她在照顾我们的外孙女。那孩子才一岁。”
女店员正要说，“这对您倒也好。我知道，如果身边有个小家伙尖叫着跑来跑去，您准会感到很烦的。”
戴口罩的老先生说，“她不在身边……我感到空落落的。打电话也不管用。”
女店员耸了耸肩，又突然毫无理由地高兴起来。她丈夫会不会有一天说“她不在我感觉空落落的”？
“我给玛丽亚带了半个苹果。”
女店员什么也没说。一抹浅浅的微笑从她的口罩后面荡漾出来。她那浅浅的微笑，是银子做的。